2005年到来之前，很多媒体和政府高层人士把它称为“改革年”，列入改革日程的有两税合一、汇率改制、投融资体制改革等等。现在来看，很多改革都没有实现，把2005年称为“改革年”有点勉强，称为“改革反思年”倒是恰如其分。
引发改革反思最重要的事件或现象是“看病难”问题。2005年8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发布一份报告，报告称中国的医疗改革基本失败，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事实上，中国民众对高昂医疗费用的抱怨由来已久，并且越来越普遍。哈尔滨550万元“天价医药费”事件披露后，有人评论，在中国，不仅是穷人，包括一般的富人，只要患上大病，就面临无钱医治而死亡的危险。
与“看病难”并存的还有上学难、购房难、就业难等问题。面对这些关系自身重大利益的问题，广大民众既担忧、又愤怒、又迷惑。很多人在问，既然中国的改革一直在推进，中国经济不断高速增长，为什么自己的今天过得如此艰难，明天又如此渺茫？一时间，“房改把人淘空、教改把二老逼疯、社保让你明天喝西北风、医改给你提前送终”的说法在社会上广泛流传。
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舆论中出现了一股反对市场化改革的思潮。这种思潮的基本逻辑是：市场化要求人们通过金钱去购买自己所需的物品，而住房、医疗、教育成为商品之后，它们的提供者就可以任意提价，以至于普通人根本无法负担。因此，政府应该更多地干预市场，通过政府力量来保证每个人对重大商品的需求，以实现社会公平与和谐……更有甚者，开始怀念中国改革开放前的赤脚医生、平价住房、免费教育等等。
这样的社会思潮与政策调整会把中国民众带到一个更加平等和幸福的境地吗？
2005年末，经济学家陈志武发表了一篇题为《国有制和政府管制真的能促进平衡发展吗？》的长文。文章指出，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之前的贫富差距比改革开放之后以及建立国有制经济之前的时期更大。而且，这种差距随着政府权力的增大而增大。他还通过国际比较指出，在实行政治代议制的国家，国内的地区收入差距都会趋同，而趋同的速度与政府对经济的管制有关，政府管制越多，收入趋同的速度越慢。因此他得出结论：民主政治是实现经济平衡发展的关键，经济自由化对此也有促进作用。要减少中国的贫富差距，应该推进而不是中止市场化改革。
在陈志武之前，已经有一些经济学家指出，中国的贫富差距以及教育、医疗问题不能归咎于市场化，而是权力介入市场、市场化改革不到位的结果。但是，像陈志武一样，以充分的数据为支撑，以清晰的逻辑为框架，对此作出深入实证研究的并不多。这篇文章发表后，在很多学者和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有网友评价，这是一篇“一针见血”的文章，有人称他是“有能、有德、有胆”的学者。
陈志武的经历与另一位广受尊敬的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已故)非常相似：都是理工专业出身，上世纪80年代到美国留学，在美国一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并以自己的研究成果在美国学术界占有一席之地，最后，又反过来把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作为自己的研究重点。而且，在研究中国问题时，都倾向于从史料中发现问题和论据，并且长于计量分析方法，因此得出的研究成果具有很强的冲击力。
杨小凯和陈志武的经历使我认识到：一个优秀的中国经济学家，一定是关注社会现实、关心民生疾苦的；他一定可以把他的理论转化为通俗语言，去影响和引导舆论，从而影响社会变革。
中国与美国不同。美国是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不需要太多的经济学家去研究它的社会体制，而中国的市场经济还在建设之中，需要更多的学者去探索和推动。因此，对那些自诩学术水平高深，但从来不会讲通俗语言，或者只关心在国际学术刊物发表多少论文，却从来不关注现实经济问题的经济学家，我从来不屑一顾。所以，当我听到一位在世界银行任职的“中国最低调的经济学大师”邹恒甫说，中国经济学家是“做学问做不下去了，没有办法才入世”的时候，我感到不可理喻。
二
杨小凯和陈志武研究中国经济的另一个共同之处是：强调政治改革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中的决定性作用。在杨小凯生命的最后几年，他把大量精力用于研究英国宪政的历史，为中国的政治改革寻找出路。他所有的重要论述，几乎都围绕政治体制改革展开。陈志武也是如此，2001年以来，他对中国的金融市场、法治环境、产权改革等问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其最终指向还是政治体制改革。
为什么政治体制改革如此重要？简单地说，几乎所有的社会经济问题，都与政治体制有关，或者说是政治问题的具体表现。
以教育和医疗问题来说，一般人总以为费用高是学校和医院任意提价的结果，只要政府管制价格，就不会有上学难、看病难问题。但事实上，任何物品的价格都是供求决定的。上学的费用高，一定是学校供不应求的结果。如果政府强行压低学费，学校就会巧立名目，通过其他方式收费，如赞助费、择校费、补习费等。而医院就会出现医生收红包、滥开高价药等现象。有人怀念改革开放前的低价住房、免费医疗……殊不知，那时候这些物品同样要通过权力或关系进行分配，最终只有少数人能享受到。
要真正降低这些物品的价格，唯一的办法就是大量增加它们的供给。换句话说，要允许一切社会资本自由进入教育、医疗行业，创办更多的学校和医院。随着供给增多，竞争加剧，学费和医疗费自然会降下来。但如此一来，原来依靠审批获取利益的主管部门就会无利可图。所以，即使国家名义上放开学校和医院的创办权利，主管部门还是会运用种种手段阻挠这种权利的落实。
另一方面，有人希望通过政府补贴和增加财政投入来解决教育和医疗问题。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政府的钱来自企业和社会，要增加财政投入，就必须增加企业和社会的负担。况且，在增加财政拨款的过程中，一定会出现资金截留和贿赂主管官员的情况，这正是过去计划经济医疗和教育模式的弊端。
也可以说，出现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是某些政府主管部门的利益与广大民众的利益不一致。不一致的原因，就在于主管部门的权力并非自下而上得到，而是自上而下得到的。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建立自下而上的权力传导机制。这就需要政治体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