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引自：我在調景嶺的日子，http://tkoweb.info/tkohistory/tiukenglenghistory/
看完了拉拉雜雜的「台灣的外省賤民階級」，本篇才是我要導出的主題－台灣吊頸嶺。
在此之前，先提一下「吊頸嶺」（見 調景嶺- Wikipedia，我在調景嶺的日子）。
「吊頸嶺」，是香港的一個地名，現在的地名是「調景嶺」，有不少台灣人知道吧？其來由是國民黨到台灣後，一群國民黨軍隊的「遺少」無法或不願來台，他們就在香港年年紀念雙十國慶，時時掛著中華民國國旗。
而幾十年後，「遺少」變成了「遺老」，像「異域」一樣，他們被「中華民國」遺棄了，然而，即使遺世獨立，卻仍心心唸唸「中華民國」，直到「調景嶺」拆遷。
現在，留下來的只有那些「老兵」，直到生命結束。
台灣也有「吊頸嶺」。
我在「台灣的外省賤民階級」一文提到台灣的「底層外省人」，特別是老兵，我感覺他們與「吊頸嶺」的人們很像。
這裏的「老兵」，我指的是當過「兵」的「老兵」，按照軍中的規定，兵最多只能昇為「士官長」，軍官則是由少尉一路昇，到退伍時起碼也有校級的階級，就這個差別，兩者命運大不同。
眾所周知，「官」是管人的，以往的軍官，不肖的會「吃空缺」，有些甚至不把這些外省兵的命當命，演習死了，管他，反正沒有家人；出任務死了，管他，反正沒有家人；更惡劣的還會整人，有的會苛扣老兵的工錢等。
我在一年準備，兩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下的可憐外省人有提到有不少外省老兵，他們被蔣介石騙了或被蔣介石管制不能結婚（有一段時間老兵不能結婚，因此誤了婚期），更加上沒錢因而沒有成家，但在軍官來說，他們「錢多多」，也不會被蔣介石管制，命可好的很。
而那些誤了婚期的老兵，年齡大，只能進行買賣式婚姻，但也不會有年輕女孩願意下嫁，只有些是帶拖油瓶的、或再婚的、或身有殘疾的才願意嫁這些老兵，而這些老兵若晚年得子，好命的生下四肢健全的，運氣差的生下身心障礙者，老兵只好拖老命照顧他們。
但，這種事多只有在「底層外省人」身上會發生，統治階級的公務員與將校級外省人很難發生，台大教授駱明慶寫過一個論文「誰是台大學生? — 性別、省籍與城鄉差異」指出，就人口比率而言，外省人成為台大學生的比率比本省人高，但他所沒有做出的研究是：在他說外省人因軍公教資源優勢下，較容易成為台大學生前，即使他說他有成就是因為有較多資源，他都不知道他們成就的來源是站在「外省賤民階級」與本省人的犧牲之上。
國民黨、親民黨、新黨的外省政治人物就是這麼一批喝國民黨奶水長大的人，至今活躍的人大多如此，民進黨以狹隘的種族優越主義起家，泛藍無法對抗，只好以國家主義對抗，外省貴族階級此時想起了這些所謂的「鐵票」，既不必為過去對他們所做的錯悔改，也不必為「拉伕」、限制婚姻自由等侵害人權的事道歉，接受數十年黨國教育的「底層外省人」無法抗拒，只好把票投給國民黨，我在台大法律系是不是台灣的亂源中提到「我曾看過民進黨的人寫的一些書，他們說要爭取「底層外省人」的支持來台獨，這就是看到了台灣的一些根本問題」。
國民黨、親民黨、新黨樂此不疲的「保衛中華民國」吸票機真的百試百靈？
我鄰居的「底層外省人」不樂衷政治，我老爸也頂多看看報而已，「底層外省人」在乎你什麼「中華民國」？
我看到的是許多沒有表情日復一日坐在椅子上的他們，我看到的是好幾天沒出門「終於」被朋友發現而送醫急救的他們，我看到的是「等死」的他們。
2004年320抗爭時，我聽到耳語，連報紙也有登，「老兵不要上台講話」，原來，「民主」是不包括這些「民」的？
當然，「鐵票」的要求很少，雖然付出的很多，而那些藍橘外省貴族政治人要的很多，卻從來不願「施捨」一絲一毫給他們。
台灣，對「底層外省人」來說，像不像香港的「吊頸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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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人口 by王浩威（精神科醫師）
【2004.04.15／中國時報／時論廣場】
http://www.cyberbees.org/blog/archives/003402.html
民國八○年代我在東部工作，經常隨著＜慈濟＞基層醫療服務隊到每一個偏僻的聚落，四處訪視，接觸到許多曾沒被人討論過或報導過的現象。當時，對我的衝擊，一位自以為已經十分關心台灣社會的精神科醫師，實在是無法形容。擔任領隊的王英偉醫師，當時的＜慈濟醫院＞家醫科主任，現在的＜國民健康局＞副局長，經常安慰我們這些基層醫療服務隊的新兵，用十分體恤的口氣說：「沒關係，能做多少算多少。」
花東的偏僻村莊不是只有原住民聚落。不少客家或閩南的聚落，隨著農村的凋敝和伐木場的關閉，經常只有安靜的老人還羈住村裡，直到午後放學才聽見小孩的聲音。至於成年人，除了極少數甘心務農的，幾乎都看不到。我負責追蹤家訪的慢性精神分裂病患，「剛好」都是由西部新嫁來這裡的新娘。
還沒來東部以前，從沒看過這麼多慢性精神分裂或智障的新嫁娘住在同一農村。不過，在桃園或西部其他地方的眷村，這情形反而經常可見，特別是在上一輩的人口裡。
女人的婚姻，原本就像買賣一樣地充滿著交易色彩。做生意的過程中，買賣雙方彼此掂量著斤兩和價錢的形式，在婚姻中變成了是否「門當戶對」（在上層社會）或是「條件相合」（中產階級），甚至是直接的金錢買賣（在貧窮人口）。
光復以後，蔣介石政權率領來到台灣的眾多兵將，原本要反攻大陸的年輕歲月，隨著一年又一年的等待，不知不覺地開始各自娶妻生子。這麼多男人，如何找到妻子，只好各靠本事。所有可能婚嫁的女人就像是被挑選的貨品，從最上層的社會開始往下流，那些將軍或校官們挑走了最好的對象，剩下的再繼續往下漂流。於是，所有重度精神病和智障的女性患者，最後都留給了最基層也是最貧窮的小兵。
然而，智障也好，重度精神病也好，雖然不少是家族裡的偶發案例，但也有不少個案其實是很容易基因遺傳的。於是，多年以後，在台灣各地的精神科門診或病房，往往可以看到患者的榮民父親，帶著他生病的妻子，來探視剛剛發病住院的子女。榮民雖老矣，不再保衛國家，卻仍然負責照顧這個社會的精神病患或智障患者。多麼諷刺呀！
蜂報評註：這些外省老榮民默默承擔著照顧被壓迫在底層（或用主流語言的最弱勢）台灣婦女與子女的責任，遠比更多本省人對台灣付出更多的犧牲與奉獻（有誰比他們更愛台灣？），卻在晚年遭到政權帶頭的法西斯化屈辱與威脅－－如中國豬滾回去！試問，究竟是誰不愛台灣呢？
後來，榮民們越來越凋零了，再加上兩岸開放可以回鄉娶親，這些女性精神分裂病患者，也是婚姻市場中最不受歡迎的滯銷品，失去了原來最底層的也是站立在最後一條防線的「買主」。
民國八十年，在花東偏遠的農村，我才愕然發現，原來不再有榮民可作為婚姻對象的精神病或智障患者，許多都嫁來這裡了。在凋敝的農村裡，自農村長大的女子，幾乎都不願留在這個既偏僻又辛苦難維生的地方，在成年以前就早早離開，再也不回來了。至於男性，個性外向，對新事物的刺激是正面反應的，也全離開了。在我拜訪的這些家庭，西部精神病患新嫁的少年郎，全都是木訥寡言的古意人。
十年又過去了，台灣開放外籍新娘，從大陸、越南各地湧進我們這個社會。不論是西部的美濃或東部的富里，所有的農村都是外籍新娘。然而，這些新一輩罹患精神分裂病或智障的女性呢？在台灣這個沒有太多社會福利制度的國度裡，我們似乎再也看不到她們的出現。然而任何人都知道，她們還是存在於這個社會裡。只是，此時此刻，是誰在照顧她們？沒有人知道，似乎，也沒人關心這問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