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幾天看到了兩篇文章,分別是假台灣人出匭與假台灣人──台灣的第五大族群(皆引自國際邊緣.島嶼邊緣),讓我想起我之前看的一本書,高格孚所寫的一本書「風和日暖:台灣外省人與國家認同的轉變」。
台灣外省人的國家認同一直是一個被炒作不已的話題,特別是選舉期間,然而,選舉過後大家又裝成沒事的樣子,我特別不明白的是,何以選舉期間頭等重要的「大事」,危害台灣安全的「大事」,選後卻「沒事」?
不過,無論如何,台灣外省人的國家認同是值得討論的,第一個要深思的是,為什麼有人要懷疑「台灣外省人的國家認同」?
我看了高格孚寫的「風和日暖:台灣外省人與國家認同的轉變」,如果我沒有理解錯的話,他認為台灣外省人欠缺「台灣認同」,或者說,台灣外省人比一般「台灣人」的「台灣認同」少。
由於這本書是高格孚博士論文的大要,而他本人又是法國人,他又是以「口述」的方式完成此書,我的評論只代表我對他這本書的看法,並不代表我對他博士論文的看法,畢竟我沒有看到他博士論文的全貌。
首先,高格孚把幾個概念解釋的不夠清楚,我感覺他有把「國家認同」與「台灣認同」混合的想法,也或許「民族自決」的概念深植於他的心中,但我不認為台灣人普遍存在這個概念,而他完全不提「國家分裂」的看法,也沒有相關論述。
就「國家認同」來說,雖然我不是專家,但我的想法是,中國人的「國家認同」恐怕是不斷轉變的吧?中國的歷史充滿著分裂與統一,「改朝換代」與「分裂」大家都很習慣,並沒有一個較穩定的「國家認同」,這會不會是民主經驗的不同呢?以政體來說,我懷疑大陸會認為共產黨會一直統治中國下去,台灣的民主經驗也不長,但在西方來說,我會認為他們會認為自己會以民主制度的政體繼續下去,這對「國家認同」會不會有影響?
而且,就高格孚所定義的台灣人來說(以呂秀蓮與李登輝為例),他們竟然會脫口而出「我們中國人」一語,我身邊的極端主張台獨的人也會說「我們中國人」,這不得不讓人疑惑所謂的「台灣認同」。主張台獨的人甚至於熱愛「三國誌」的電腦遊戲,我問他,這個遊戲的目的是「統一中國」,你怎麼玩得下去?他回道「這只不過是遊戲」…
但他們顯然忽略了重要的一點,「文化中國」是阻礙台獨的一個關卡,舉例來說,在他的書中提到一個人與他聊天的話「那些外省人那麼想統一,他們為什麼不回去呢?」(p.35)
在今天,非正式的統計,經常在上海停留或短暫居住的台灣人至少有50萬,他們卻不盡是「外省人」,他們甚至有購屋長住的打算,「文化中國」讓台灣人接受大陸,「回大陸」的人是「本省人」為多,如果按高格孚的一些看法,這些台灣人是否已增加了「中國認同」了?更進一步的說,他們的「台灣認同」是否已小於「中國認同」?在本省人中,「台灣認同」與「中國認同」如果不互斥,突顯外省人的「中國認同」目的是什麼?
高格孚認為「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外省人給自己的「安慰」(p.120),我認為這正是文化差異讓他低估了文化的力量,而他西方的民主經驗也讓他高估了台灣人對「國家認同」的認知。
其次,高格孚對他的採訪取樣似有過度解讀之虞,他常用的口吻是「我特別去分析…」(如p.141),然後冠以「最統派」,他所訪問的對象也不能具有相當的代表性,他還放大了某些人的地位,以他常提及外獨會來說,根本與草根外省人無關(見評「外省台獨」(與外省政治)by 賴義雄),外獨會或台教會的一些外省人與我所接觸的人來說,根本有階級上的差別,台大教授駱明慶寫過「誰是台大學生」表示了一些特定族群外省人的階級(也包括他自己),但如高格孚自己所說「在台灣許多角落,也存在很多來自窮鄉僻壤、孑然一身的軍人,在退役後過著窮困潦倒、晚景堪憐的生活…」(p.31),這卻是他們所忽略的!還記得嗎?前幾年把軍校資格給聯招榜首的雷家佳就是一個著名的例子,而且還為數不少。
最後,還是要對高格孚表示敬意,如他引述蕭新煌教授對馬以工所說:「她當了沒有權力、沒有身分的外省人代言人」(p.53),高格孚畢竟是做了一些事,他講的一些話也蠻有道理,如「台灣的政治給大家帶來相當大的壓力,其中外省人更是如此」(p.149),但我還要問,外省人的「國家認同」或「台灣認同」問題很大嗎?
民進黨李應元的弟弟及許多台商帶著錢到大陸,曾支持台獨的許文龍盛讚反分裂法讓他心裏很踏實外還投資大陸幾百億,如果大陸對台灣是「明顯而立即」的危害,為什麼有那麼多的民進黨拿著「矮化」自己為「中國人」的台胞證到大陸?
也許民進黨或更多更多人要問「外省人,你的國家認同是什麼?」,這些選擇留下來的人可能說乾了嘴,民進黨還是要罵,但,什麼對台灣危害最大?
如果台灣非常民主,如果台灣經濟非常發達,如果台灣與大陸差距很大,台灣真有人願意「統一」嗎?陳水扁與民進黨拼命「拉進」兩岸的差距,反而讓更多的台灣人「看重」大陸,民進黨知道嗎?重要的是在島內找敵人嗎?問題是「國家認同」嗎?
讓外省人感覺「風和日暖」不重要,外省人增加多少「台灣認同」也難以「風和日暖」,給民進黨的建議是,與其在意識形態糾纏不清,不如痛改前非,那時再談「風和日暖」也不遲。
Written by blackjack 2005/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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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人口 by王浩威(精神科醫師)
【2004.04.15/中國時報/時論廣場】
http://www.cyberbees.org/blog/archives/003402.html
民國八○年代我在東部工作,經常隨著<慈濟>基層醫療服務隊到每一個偏僻的聚落,四處訪視,接觸到許多曾沒被人討論過或報導過的現象。當時,對我的衝擊,一位自以為已經十分關心台灣社會的精神科醫師,實在是無法形容。擔任領隊的王英偉醫師,當時的<慈濟醫院>家醫科主任,現在的<國民健康局>副局長,經常安慰我們這些基層醫療服務隊的新兵,用十分體恤的口氣說:「沒關係,能做多少算多少。」
花東的偏僻村莊不是只有原住民聚落。不少客家或閩南的聚落,隨著農村的凋敝和伐木場的關閉,經常只有安靜的老人還羈住村裡,直到午後放學才聽見小孩的聲音。至於成年人,除了極少數甘心務農的,幾乎都看不到。我負責追蹤家訪的慢性精神分裂病患,「剛好」都是由西部新嫁來這裡的新娘。
還沒來東部以前,從沒看過這麼多慢性精神分裂或智障的新嫁娘住在同一農村。不過,在桃園或西部其他地方的眷村,這情形反而經常可見,特別是在上一輩的人口裡。
女人的婚姻,原本就像買賣一樣地充滿著交易色彩。做生意的過程中,買賣雙方彼此掂量著斤兩和價錢的形式,在婚姻中變成了是否「門當戶對」(在上層社會)或是「條件相合」(中產階級),甚至是直接的金錢買賣(在貧窮人口)。
光復以後,蔣介石政權率領來到台灣的眾多兵將,原本要反攻大陸的年輕歲月,隨著一年又一年的等待,不知不覺地開始各自娶妻生子。這麼多男人,如何找到妻子,只好各靠本事。所有可能婚嫁的女人就像是被挑選的貨品,從最上層的社會開始往下流,那些將軍或校官們挑走了最好的對象,剩下的再繼續往下漂流。於是,所有重度精神病和智障的女性患者,最後都留給了最基層也是最貧窮的小兵。
然而,智障也好,重度精神病也好,雖然不少是家族裡的偶發案例,但也有不少個案其實是很容易基因遺傳的。於是,多年以後,在台灣各地的精神科門診或病房,往往可以看到患者的榮民父親,帶著他生病的妻子,來探視剛剛發病住院的子女。榮民雖老矣,不再保衛國家,卻仍然負責照顧這個社會的精神病患或智障患者。多麼諷刺呀!
蜂報評註:這些外省老榮民默默承擔著照顧被壓迫在底層(或用主流語言的最弱勢)台灣婦女與子女的責任,遠比更多本省人對台灣付出更多的犧牲與奉獻(有誰比他們更愛台灣?),卻在晚年遭到政權帶頭的法西斯化屈辱與威脅--如中國豬滾回去!試問,究竟是誰不愛台灣呢?
後來,榮民們越來越凋零了,再加上兩岸開放可以回鄉娶親,這些女性精神分裂病患者,也是婚姻市場中最不受歡迎的滯銷品,失去了原來最底層的也是站立在最後一條防線的「買主」。
民國八十年,在花東偏遠的農村,我才愕然發現,原來不再有榮民可作為婚姻對象的精神病或智障患者,許多都嫁來這裡了。在凋敝的農村裡,自農村長大的女子,幾乎都不願留在這個既偏僻又辛苦難維生的地方,在成年以前就早早離開,再也不回來了。至於男性,個性外向,對新事物的刺激是正面反應的,也全離開了。在我拜訪的這些家庭,西部精神病患新嫁的少年郎,全都是木訥寡言的古意人。
十年又過去了,台灣開放外籍新娘,從大陸、越南各地湧進我們這個社會。不論是西部的美濃或東部的富里,所有的農村都是外籍新娘。然而,這些新一輩罹患精神分裂病或智障的女性呢?在台灣這個沒有太多社會福利制度的國度裡,我們似乎再也看不到她們的出現。然而任何人都知道,她們還是存在於這個社會裡。只是,此時此刻,是誰在照顧她們?沒有人知道,似乎,也沒人關心這問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