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逢连战访问大陆，突然想起，写写这个题目。
我来美国第一个星期就遭遇了台独分子。那是学校的国际学生欢迎会。会上笑容可掬的主持人，请各国留学生轮流起立，用自己国家的语言向大家说一句“Good Morning”。一时间，满屋鸟语纷飞，让我恍然觉得又回到了北外的晨读园。
大陆学生自然说的是“早上好。”香港同学用粤语说的“早上好”。可轮到台湾同学的时候，他们集体起立，居然异口同声的用英文说：“Good Morning”……主持人老师脸上的微笑僵了一下，很知趣的让他们坐下。大陆学生面面相觑，当时很有那么几个男生愤愤不平，想去找台湾同学打群架。可最终，还是忍住了。
紧接着，我开始上课。修了一门法语。法语课上碰到一台独女生，成了我最不爽的经历。法语刚开始，说的话都很简单。比如，你从哪里来，你讲哪国话等等。台湾同学每次都说，我从台湾来，我讲taiwanese。满屋的亚洲学生只有我们两个，塞内加尔老师就经常这么问我们。
“你是从中国来的吗？”
“不，我是从台湾来的。”
“blancanieves也是从台湾来的吗？”
“不，她是从中国来的。”
“台湾是一个国家吗？”
“对，台湾是一个国家。”
……
我每到这个时候都很不舒服，但是，却毫无办法。这是课堂，不是据理力争政治的地方。更有甚者，这个台湾同学尽管说得一口标准的国语，但她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从来不说，宁可讲非常蹩脚，磕磕绊绊的英文。可偏偏她态度还很和蔼，班上跟我尤为亲切。搞的我不知不觉间竟然也对她亲切起来。尽管我们在一起上了一个学期的课，她一句中国话都没有跟我讲过。
我开始，对这些人自然十分看不惯，虽然表面和气，可内心却是划清界线的。然而不久之后，几件事情让我改变看法了。
那天下雨我没带伞，一个人抱着书包往回跑。这个时候突然有个男生跑上来对我说，我们打一把伞吧！我抬头一看，原来就是当时带头喊“good morning”的那个台湾男生。只不过这一回，他用的是标准的国语。我没有拒绝他的好意，跟他打着一把伞回去，路上有说有笑，说得很亲切很投机。他说他是数学系的，还认识我的roommate。说来说去原来我们共同认识好多人，一时间倍感亲切。于是那一段下雨的路，也就因为他的一把伞，变成了一段很温暖的记忆。
另一件事，是我的好朋友告诉我的。主角就是我那个法语班上的台湾女同学。我的好朋友又一次从图书馆出来，已经非常的晚了。途中她碰到了台湾女同学。台湾同学很热情的问她，这么晚了一个女孩子走很不安全，需不需要叫保安？
我同学很客气地说，不麻烦了，再说，她没有保安的电话。
台湾同学马上说，我有。你不要走开我帮你叫保安。然后自己掏出手机帮她打通了电话，然后一直陪着她，直到保安过来了，她才离开。当然在此过程中，她说得还是很蹩脚的英语。
后来，我在美国的一位熟人阿姨告诉我，跟台湾人交往，只要不谈政治，其实比香港人要亲切熟悉的多。
也就是在她们家做客的时候，一对台湾邻居拜访。原来我这阿姨逛中国超市，顺便为他们买了一袋包子，晚上他们来拿。然后一坐下来，家长里短说个没完没了。谈话中讲到了台北的美食，更是津津乐道。特别记得那个台湾阿姨说，台湾最好吃的东西是烤鸡屁股。接着就开始有滋有味的形容那鸡屁股是如何如何的鲜美，让我目瞪口呆。
两人呆到很晚才走。走后我阿姨告诉我，这夫妻两个是坚定的台独分子。台湾大选，两个人专门买了机票，从美国飞到台北投票，热诚可见一斑。
当然并不是所有台湾人都台独。Gary叔叔就不是。
Gary叔叔是我老爸的朋友，住在洛杉矶。哈佛建筑系毕业，是个小有名气的建筑师。Gary叔叔人很好，热情，健谈，说话幽默而有机锋。他在中国有很多客户，经常大陆美国飞来飞去，忙得不亦乐乎。
Gary叔叔告诉我，虽然他是台湾人，但他们家是1949年才过去的。所以台湾本土人并不认为他们是真正的台湾人。他说他对台湾没有很深的感情，因为在那里，他们这批人经常受本地人歧视，他对台湾的记忆是很“painful”的。所以他的思想跟我们很像，维护统一，以和为贵。极端讨厌陈水扁和吕秀莲。记得又一次跟他谈话，偶尔提了一句武力解放台湾，他竟然没表示出丝毫的反对，一派无动于衷，好像在谈论很遥远的事情。我估计就是真打起来，他也八成会站在大陆一边的。
我接触的台湾人就这么多。总之，人品都很好。举止文雅，有礼貌，真诚也爱帮助人。真的就像我那位阿姨所说，只要不谈政治，他们会是非常难得的朋友。可世界上的事情就这么奇怪，偏偏同宗同祖，这么亲近的关系，却非要有一道海峡来隔着，如同万水千山般的遥远，还不排除兵戈相见的可能。有时候想想，真是觉得挺悲哀的。
所以，连战的来访，这是一件大好的事情。血浓于水，没有别的。这是我读到他中山陵演讲之后，唯一的，却也是最深刻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