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地

（60）2006.6.4.

不少人认为生物的本性就是“自私”的，我认为这不合乎生物进化规律。千千万万的具体生物，为了本物种的生存和进化，慷慨地贡献了自己，他们才是本物种的英雄。我曾在报纸上读到一篇目睹“悲壮的牺牲”的文章：一群野山羊被猎人们追赶到深深的峡谷前的绝路上，一只年老的山羊和一只年轻的山羊便共同跳下悬崖，在落到离对面山崖较近处，年轻山羊在年老山羊背上一蹬，借反作用力到达了对面山上，于是，分成两群的山羊一对一对地全部跳下了悬崖，一半老羊义无反顾地献出了自己，终使得羊群逃脱了人类的追杀，也使追杀的人们目瞪口呆。我不知猎者的心灵是否也会震颤。

（61）2006.6.6.

君不见，常有中国学者写表态式文章，声称要“永远高举改革的旗帜”、要“永远坚持改革大业”，那语调倒是铿锵作响。但我不明白，改革不是呼吸喝水，怎么能够永无休止地做下去呢？显然，改革只是手段，而不可能是目的。人们为达到某种目的而改革，这才说得通。改革后，就要建立一段时间里相对稳定的、较改革之前更好的制度。所以，改革本身，不可能成为一个“大业”。如果永远改革，永不停息，永远手忙脚乱，那么改革后的“新制度”怎能稳得下来呢？莫非“目的是没有的，运动就是一切”么？我太笨拙了，实在弄不清爽。

（62）2006.6.29.

所谓“发挥积极性”，其实和“严格法制”方向相反。毛泽东时就曾使劲鼓吹“两个积极性”；到了邓时代则鼓吹“四个积极性”。好像中国人民的主要问题就是头脑太疲倦。其实“积极性”的自私性质是不容置疑的。“发挥积极性”就是鼓励人们在谋取私利或小集团利益时更加不择手段。该国策对于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有很大破坏作用。其实，防止有人“积极”地设法抛弃或绕过“规章制度”才是更重要的。再说，积极只是人们的一种精神状态，而不是生产技术。自建国以来，领袖和政府太喜欢干预人们的精神自由了，使人民疲倦。

（63）2006.7.

温总理为农民工“讨工资”，曾经成为头条新闻。但这里，让我首先看到的，还是农民工的艰辛和痛苦，而不是领导人的恩情。总理能为农民工“讨工资”，但却不能为农民工“涨工资”，所以农民工还不能成为“不低收入”的一群。怎样使“农民工”工资不至于如此之惨？我想，在他们尚没有“集体争议工资”的权利时，有一个简便的办法，那就是国家强行大大提高“最低法定工资”的底线，并强行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国家有这个行政权，这是文明，我们不要把中国变成农民工的炼狱！

（64）2006.8.14.

过去，在周恩来时期，他对于国家机关的管理相当严格。那时，不能想象，例如电力行业赚的钱，可以在电力部门内给职工发津贴，更不要说被领导人贪污。无论是铁路部门，邮电部门，钢铁部门，还是纺织部门，任何部门都没有给自己发一点津贴的权利。但是现在，周恩来时期的廉洁政府，早已被“改革”撕成了碎片。各种“暴利行业”所以层出不穷，其根源，在我看来，就在于各级政府主管部门可以从中捞到大量好处。

（65）2006.8.20.

公务员的概念，国内外大不一样。西方所谓文官制度，即公务员制度，我的理解是：把政府文官同“执政党”“军队”“司法机构”等隔开来。政党可以竞选轮替；军队国家化、而不是政党的，因此它们不能干涉政府文官；司法是独立的，而司法人员并非公务员。该制度的好处是，公务员只是国家政治运作中一个工具，它不受执政党的干涉，只为执政党的政策而工作。哪个党上台，也不能撤换公务员，或安排自己的亲信。政客们干政客们的事，公务员（即文官）做公务员的事，才可能把事情做好。

（66）2006.9.5.

据公布计算，2004年的官方消费2.43万亿元，其中大量腐败性支出且不说了。该年私人消费5.84万亿元，加居民储蓄增加额私人所得共7.43万亿元。其中：职工工资有多少？城里的临时工和散工、包括所谓“农民工”工资有多少？乡镇企业的工人和农民所得有多少？“少数先富起来”的贪官污吏和资产阶级所得又有多少？所有这些情况，国家统计局心里应当是清清楚楚，也一定会有数据。只是现在，我们一般人都不知道，而国家统计局也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