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多年前郯城的农民，一如中国绝大部分贫困乡村，世代在生存线上靠耕织勉强度日，生活内容再平淡不过。死人无算的旱涝天灾与兵匪之祸，如康熙四年旱蝗奇荒，七年8.5级的特大地震，崇祯末年绵延到清初的白莲教动乱，以及清军的南下血洗郯城（康熙县志还保存了这段实录，到乾隆修志就已被蓄意抹去），给人以恐怖的感觉，极像雷电暴雨袭过，虽说“惊天动地”，但那是属于他们意志之外的飞来横祸。年年征比、年年交不齐的赋税，已经成了麻木的老故事。“清朝的统治者征服中国许诺恢复秩序和繁荣，结束明朝的腐败与缺乏效率，给郯城没有带来什么巨大的变化：从1640年后期到1650年后期的十年间郯城的状况依然如故。”这何止十年、二十年？没有透析穿心的史眼，是决然识破不了变动的历史在乡村突然被定格的奥秘，由此喊出发自内心的哀吁——这真要羞煞一味热衷戏说康熙、乾隆寻欢作乐的编导大腕了。
史景迁（Jonathan Spence）《王氏之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