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有谁在逼迫我回首1976的日子。
我的眼睛一直在追踪着汶川地震救灾的电视直播。瓦砾里孩子的书包、铅笔盒、球鞋… …失声痛哭的孩子家长；眼泪即将溢出的男子汉，转身背对镜头。还有那个说话稳重却已然明显哑声的总理。
是的，我想起了1976年7月的那个凌晨。那时候我20岁了；我是一个下乡知青。一个必须用繁重的体力劳动养活自己的大孩子。
那年尚未来临的冬天，村里的乡亲告诉我，娃啊，明年不是个好年景，润八月，会有天灾与人祸。我们终是不信的，因为我们的大脑被科学洗礼了，我们称这些是封建迷信。
1976刚刚开始8天，中国一位最具人格魅力的伟人悄悄地走了，十里长街，万众恸哭长相送。他的骨灰回到了大海，他是海的儿子——有山一样的后背海一样的襟怀；他是中国的儿子——沿袭了母亲忍隐宽容的性格。全世界都会被他的微笑倾倒。可是他却劳累而死。
紧接着，是位戎马一生的元帅去世。
那年谷雨的第二天，我们6个女知青晚收工，乘一辆歪歪扭扭的手扶拖拉机，机手是和我们年龄一般的当地姑娘。
我们走在一条可以相对行车的土路上；道路一边是庄稼地。而另一边是一个干涸的深水坑。
我们每天都从这条路出工，再从这条路收工。村里最壮实的那匹红马，几乎天天与我们相遇，咻，咻～地，红马笑。它在笑话我们不懂得土地的温柔吧。可是那天——谷雨的第二天，红马却莫名其妙地惊了，四蹄腾飞横冲而来。
女机手掰转着方向盘，拧麻花似的。
我疯了，嚎叫，狼般地同时仗着力气大，将其他5个同伴从快速跳跃行驶的拖拉机上扔在了土路。留在我脑子里的最后一幕是拖拉机手弃车而跳，我自己怎么跳下来的，不知道或者说记忆丢失了。
等我从土路上爬起来，听到的是惊恐的哭声。她们指给我看那已经粉身碎骨的拖拉机，卡在深坑侧畔一株年轻的树身上。
此后3天，我每天收工后都坐在水坑边看日落。直到天黑得行将找不到回家的路。我没有想过“假如我掉下去了……”我好像什么都不想，可是我知道了人需要一种本领；也许我们的祖先天生有这种本领——先保护别人，后来我们被文明的私有异化了，人之中的很多人丧失了这种本领。
人，不用电，没有灯，他只要有心，就可以找到路。我们也忘了，于是我们向自然宣战，在“胜利”地拥有了诸多能源以后，人病了，有癌有三高有心梗有爱滋有非典手足口V71；人还将病“传染”给地球，好在地球免疫力强，只是感冒咳嗽打喷嚏。
1976夏天，那个7月的凌晨，地球就打了一个大喷嚏。
我正在北京的家里休麦收假 。
剧烈的晃动，先横着晃，然后转着晃再跟着弹跳。
全家人都跑到院子里，记得好像是我的姑姑喊了一声：姥姥呢（我的外婆）。
我返身回屋，背起姥姥往外跑…….大地依然在晃。
邻居一位单身男子，当日就是无名烦躁不能入睡，忍无可忍时出屋，刹那间看见了地光。我们那座老宅全院只塌了一扇墙，就是这个单身男子的睡床倚靠的墙。
天亮之后，我离开了家，执意要返回乡下；乘一段长途车搭一段便车搭拖拉机，辗转多次，天黑时到了村里。又被村里的赤脚医生拉着就跑：xx媳妇要生了！横生！我在村里给赤脚医生做帮手的。xx媳妇我们知道，是结扎的钉子户，有4个女孩了，不生一个男孩不罢休。胎儿的一条小胳膊耷拉在母亲体外。赤脚医生冲我喊：你就是死了，也得按住了她。果然是个男孩，取名大震。
又过了两天，村支书说你们这些城里娃娃我们不敢保你们的命，都回家去吧。
76年我再回村的时候，高粱玉米已经晒在场院上。冬麦都播种了呢。
对，那年的腰上，还去世了一个人，后来这人总不能入土，在玻璃框框里躺着。玻璃框框在一个方盒子里。现在那个方盒子旁边有个金蛋 。
2008年5月12日，32年之后地球又打了一个大喷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