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煤矿事故，查了7个月，惊动了中央机关，才水落石出。按说，这起事故不难查。据新华社报道，1月6日湖南省郴州市宜章县罗卜远煤矿“瓦斯突出”引发爆炸，地面闻得响声如同“放炮”，井口附近地面“一片火光”，当班绞车司机被烧成重伤，可谓众目睽睽。县救护队赶到现场救火，矿主、股东、驻矿安监员、镇政府官员悉数尽知，派出所开具死亡证明，可谓家喻户晓。到了这步田地，竟还要瞒。

不可思议之一，矿主何以要瞒？井下肯定炸废了，地面设备烧光了，死的10个人给了8.5万元到19万元高额赔偿，加上伤者的医疗，一个年产3万吨的小煤矿已倾家荡产。况且，“瓦斯突出”引发的事故，国内外并不罕见，如实上报，又能怎样？

不可思议之二，当地政府何以要瞒？私营煤矿“瓦斯突出”事故，政府未必负有直接责任；就算负有直接责任，家喻户晓的事故，常识也会告诉当事人，是绝对瞒不住的；再说，非典期间因瞒报疫情，一批官员被处分才过了几个月。与其瞒报，何如实话实说？

百思不得其解，只能认为，“说假话”已经成了一些人，尤其是部分官场中人的行为习惯。此等习惯养成，非“一日之寒”。纵观几千年来官场文化，“闻过则喜”乃凤毛麟角，直面现实的“风险管理”更闻所未闻。而常见的是，下级报喜得喜、报忧得忧，上级闻喜则喜、闻忧则怒。

比如1958年前后，敢于吹牛皮、说大话的，哪个不是春风得意？老老实实，包括牛皮吹得不够大的，哪个不是灰头土脸，甚至身败名裂？彭德怀元帅等人，就是报忧得忧的典型。他们在充分肯定“成绩很大”的前提下，讲了问题，一夜之间就沦为反党集团。当年报喜得喜的，后来不但没见有什么坏下场，后人还要“为尊者讳”。当代某些大事，几成一团迷雾；耳濡目染之下，完全可以实话实说的事，也非来两句假的不行。多年前，有座立交桥出了点毛病，暂停通车。本来告知民众即可，有关人士却宣布，立交桥是“被太阳晒坏了”。天灾、人祸，中外何处没有？失误、挫折，古今谁人不遇？编造这类自欺欺人的假话，能将自己塑成永不犯错的“神”吗？

再向前溯，更是如此。沙俄财政大臣维特伯爵写的《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中记载：1896年，清政府钦差大臣李鸿章应邀参加沙皇加冕大典。典礼即将开始，人们拥挤于广场，一度失控，有人挤压死伤。李鸿章问伯爵：是否要把这一事件报告皇帝？伯爵答：“当然要报告。”还算开明的李鸿章“谆谆教导”伯爵，不应如此冒昧。李鸿章说，他任中国直隶总督时，发生瘟疫，死人数万；然而他给皇上写奏折时，一直都称直隶平安无事。他说，为臣没有必要告诉皇上而让皇上担心。怕“皇上担心”是假，怕自己报忧得忧、皇太后闻忧则怒，才是真的。

伯爵在文章中写道：“当时我想，看来，我们毕竟走到中国前头了。”我不相信沙俄的臣子们天天讲真话，但极赞同这位伯爵对讲真话的评价：讲真话，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进步的重要标志，而不仅仅是诚实不诚实的个人品质问题。换成今天的词汇表诉，讲真话就是政治文明，或是政治文明的必备要素。

只讲真话、不讲假话，需要有制度保证。这个制度起码要确保，谁也不会报忧就得忧、报喜就得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