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每天都在与数字打交道，而我对数字“三”印象特深。50年代学校学习前苏联考试采用5分制，一旦考了个“三”分，那就等于不及格；后来57年“大鸣大放”，上面下了个“三不”：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让大家畅所欲言，一下子“风云突变”，“三不”变成“三要”；以后就是背老三篇，全民都得背（当然有点权就可以免背），要不然就是不忠；老人常说：“富不过三代，穷不过三代”，富与穷与三也挂上了钩，事不过三。三大纪律、三座大山、三驾马车、三长两短、三番两次、三顾茅庐、三头六臂、三令五申、三心两意、三言两语、三思而行、三五成群、三位一体、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三句话不离本行、三人行，必有我师、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如此等等
        数字三算不算吉祥数？上海女人的口头禅，出口就是“十三点”，有的指责对方是“三八”货，许多人都在回避十三这个数字，就连“小三子 ”也成了学徒工的代号；面对数字三，数不尽的悲与喜，政治人物争做老大，不当老二，那就不用提老三了。
        且看共产党已故领袖人物的“三原则”：
        1、毛泽东的“三不谈”，即：“不谈金钱；不谈男女关系；不谈家庭琐事。”
        2、任弼时的“三怕”，即：“一怕工作少；二怕用钱多，三怕麻烦人。”　　
　　3、谢觉哉的“三自”，即：“把自我批评当作与自己打官司，自己当‘被告’，自己当‘律师’，自己当‘法官’。”　　
　　4、陶铸的“三不准”，即：“不准请客，不准迎客，不准送礼。”　　
　　5、彭德怀的“三原则”，即“自己不贪，别人不送，敢将上司熟人挡回去。”　　
　　6、董必武的“三不许”，即：“不许向地方要东西，不许接受礼物，不许以他的名义在任何地方搞活动。”　　
　　7、徐特立的“三个第一”，即“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　　
　　8、陈毅的“三不要”，即：“把两位老人直送到家，不要惊动省委；找普通民房住，不要向机关要房子；安家事宜自己解决，不要向国家伸手。”　　
　　9、罗瑞卿的“三不原则”，即：“第一不居功”、“第二不重官衔”、“第三不计待遇”。 
        已故领袖们为后人树立了榜样，为什么到了后来的官场里，这些光荣传统是那么难以继承下去？莫非与“三”有关？
        已故黄炎培老先生与毛泽东的对话说的好：“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于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如何跳出这周期率，其时53岁的毛泽东肃然相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