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飞骏
（二）
历史的车轮运转到一０六九年，立国一百多年的宋王朝酝酿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的变法运动。
这次变法的总设计师是中国最伟大的政治家王安石。他不但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还是一位天才的文学家，是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
这时的宋帝国和纪元前四世纪时的秦王国处境差不多，沉重的内优外患使他高度疲惫，象一个行将就木的病夫苟延残喘。首先，宋王朝是靠军队统帅发动军事政变建立起来的，因此特别担心别的武将也依样画葫卢调转枪口，不断做着随时被兵变推翻的恶梦。这恶梦使宋政府除了努力防止军队叛变外，其他什么事都不能做。为了防止武将发动兵变或拥兵自重，宋政府把武装部队的精锐——“禁军”全部集中在首都开封；而把老弱残兵——“厢军”驻防各地维持地方治安。遇到战争，即由中央临时委派一位文职人员（甚至由宦官）担任统帅，率军出征。负责实际作战的将领也出于临时委派，他们虽然是职业军人，但对所统领的部众一无所知。战争结束后，统帅把兵权交出，将领调往别的单位，士兵返回营区。这种军事体制虽有效地防止了“陈桥式兵变”，但极大的伤害了军队的战斗力。一旦发生外族入侵，等驻在首都的国防军赶至千里之外的边界时，敌方已取得了足够的战果，我方的军队则疲惫不堪。由于统帅与将领不熟悉，将领跟士兵不熟悉，再多的部队只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不但不能担当攻击，连承
受大的打击都困难。尤其致命的是文官担任统帅，让这些胆小怕事的书生指挥腥风血雨的战争，实在是和他们的“勇力”过不去。因此宋帝国在对外战争中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王朝建立初期，和北方契丹民族建立的辽帝国发生了多次战争，每次都是以宋帝国的失败而告终。一００四年，辽帝国大举南征，一路势如破竹，深入五百公里，一直打到距宋帝国首都才一百公里的澶州。宋帝国朝野震动，群臣们除了想到迁都躲避外别无他法，多亏宰相寇准力排众议，劝皇帝御驾亲征，在澶州和辽帝国签订“澶渊之盟”，每年向辽帝国进贡银币十万两，绸缎二十万匹买得暂时苟安，宋帝国才避免了过早沦为亡国奴。当宋王朝惊魂未定想坐下来喘口气时，西北又出现了更大的威胁。一０三八年，定难军区司令官李元昊被宋帝国对辽战争的丑态所鼓舞，宣布脱离中央，自称西夏帝国皇帝，并对宋帝国发动一连串不停止的攻击。宋帝国对这个小而且贫的叛徒的自不量力自然不能容忍，发动大军讨划。双方的实力是如此悬殊，宋帝国的军事经济实力比对方高出百倍，但战争的结果却是宋帝国以绝对优势的兵力而一败再败。在每战必败的情势下，宋王朝只好在一０四四年正式承认西夏独立，并每年向这个不起眼的小国进贡绸缎十三万匹，银币五万两，茶叶二万斤，但为了面子对外宣称是“赏赐”。到了王安石开始变法时，宋帝国已四面楚歌，国土一天天萎缩，四周全是虎视耽耽的强敌，他们的胃口随着宋帝国的衰落而日益加大。其次，宋王朝为了防患行政和军事将领权力过大，特设置一些职能互相重叠的机构，且一个职位委派几个人互相牵掣，互相监督，造成政府官员数量急剧膨胀，吃“财政饭”的人越来越多，国家的财政负担日益加重，对人民的盘剥也越来越残酷，人民的不满也越来越深，表面平静的帝国成了一座冰雪覆盖下的火山，大规模官逼民反的局面已经形成。再次，宋王朝依靠文人治国，自汉武帝刘彻“罢黩百家，独尊儒术”后，中国文人所学的知识仅限于儒家的“四书”“五经”，知识面相当狭窄。因此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可避免地沾染了心胸狭隘，不辩轻重是非，且勇于内斗的劣质，没有能力包揽富国强兵的重任。儒家思想到了宋王朝已开始僵化，本来就少得可怜的合理内核也变得不合时宜，于是这种本来很保守的思想变得更为保守。用这种思想武装起来的知识分子也因此作茧自缚，安于现状，固不自封，没有进取精神，过一日算一日，过一天算一天，不知道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是什么。当宋帝国已大厦将倾时，这些执掌国家政权的文人还意识不到即将来临的危险，或者意识到了而故意蒙上眼睛，依旧在哪里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争论不休，依旧在哪里结党弄权。
情势发展到这个地步，宋王朝已不可能按先前的办法统治下去了，摆在他面前的路只有两条，要么变法自强，要么坐以待毙。这时帝国的掌舵人是宋王朝的第七任皇帝赵顼，这个生长在深宫的皇帝，属于极少数杰出的英明君主之一，他选择了变法。一０六九年，赵顼任命王安石当宰相，变法步入实质性的启动阶段。
王安石的变法是全面的，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各个领域。因为宋帝国百病丛生，必须动大手术才能解决问题，才能救国家于水火，拯黎民于倒悬。下面我们把变法的重要措施归纳为十项，作一简要叙述。
一、确立预算制度，并控制预算。王安石设立一个“计划部”，自兼部长，对行政管理作合理的改进，严厉制止私人挪用公款，结果每年为国家节省开支百分之四十。
二、建立政府储备粮制度。过去，各行政区向中央政府每年缴纳以一定数额食粮为主的赋税，丰收之年不多缴，歉收之年不能少缴——全靠向贫苦的农民搜括；而且还要千里辗转，运输到首都开封，费用巨大。王安石颁布“均输法”，用货币代替实物纳税，以免去运输上的困难。由各行政区在首都设立仓库，丰年时大量购入，歉年时就可不必强迫搜括农民。
三、建立政府贷款制度。中国农民最困苦的日子，大都发生在“青黄不接”之时，即稻麦刚生出青苗，还未变黄成熟，农家存粮往往用尽，新粮又未收获，需钱最是孔急。王安石命政府贷款给农民，收
取他们向地主贷款时低得多的利息，等到收获之后再行归还。因为这项贷款是用田中的青苗作信用保证的，所以称青苗法。
四、清查漏税耕地和整理田赋。官僚地主兼并农民耕地时，往往隐没田籍，不缴纳赋税。王安石对全国耕地加以清查，结果清查出三百六十万亩之多。又颁“方田均税法”，重新评估全国耕地，依照肥沃贫瘠分为五等，比照交纳赋税。
五、建立平抑物价制度，设立平抑物价机构“市易务”。首先在首都开封施行，物价低廉时由政府购入；等到物价上涨时再行售出。“市易物”这个机构还兼营银行，人民用金银绸缎或不动产抵押就给予贷款。这是一个经济性的大进步，称“市易法”。
六、建立公平劳役制度。王安石颁“募役法”，规定全国每个成年男子，都有为国家服劳役的义务。如果申请免除劳役，必须缴纳免役钱，由政府雇人顶替。
七、加强国防军训练，淘汰老弱残兵。宋帝国的国防军，一部集中首都，一部集中边疆，轮流更换，目的是使兵将不相熟悉，防止叛变。这些国防军平时就有八十万人，仅军饷开支就占国家总收入的三分之二；可是出征作战却不堪一击。王安石强迫老弱退役，废止更戍法，国防军不再轮调，而把他们永久分屯到重要地区，委派专任司令官，平时负责训练，战时带兵出征，使上下互相了解，如臂使指。王安石选拔出宋帝国开国以来第一位统帅人才王韶担任洮河军区司令官，于一０七三、一０七四两年之间，收回陷入吐蕃王国二百余年，面积达二十万方公里的中国故有领土，包括熙洲、河洲和全部河湟地区，使宋帝国第一次品尝到了那种久违的胜利滋味。变法后的部队跟变法前的部队比较，好象是来自两个星球，
八、更新武器，国防军装备全部现代化。国防部队的腐败，在武器方面尤为严重，不但数量不够，而且大都锈烂。王安石设立中央兵工厂，建造新式武器，淘汰全部落伍装备。
九、建立并加强国民基层组织，集合“管”“教”“养”“卫”于一个称为“保”的单位。王安石颁“保甲法”，规定十个家庭组织一个“保”，五十个家庭组织一个“大保”，五百个家庭组织一个“都保”，守望相助，随时纠察有没有违法乱纪的人和事。一家有两个青年时，选出一个充当“保丁”，利用农闲时期集中军训。
十、改进考试课目和学校课程。自唐王朝以后，考试课目主要有二：一是诗赋，一是帖经——即对五经的填空白试法。这样选拔出来的人才跟国家所需要的行政人才毫不相干，但已实行了四百年之久。王安石把它一律取消，改为考试议论文，培养青年独立思考的能力。学样里除教授王安石所著的“三经（诗经、书经、周礼）新议”外，还教授地学、史学、法学、医学和经济学。
可以看出，王安石的改革是一项伤筋动骨的浩大工程，和纪元前四世纪公孙鞅的变法具有同等规模，一旦成功就会使积弱不振的宋帝国从侏儒变成巨人。王安石最引人嘱目的战略是：要在中国传统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更多地注入商品经济的成份，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开劈道路。这在把重农抑商作为立国根基的中国不但要有过人的见识，还要有巨大的道德勇气。宋帝国虽然国防力量积弱不振，但经济发展速度却超过先前的任何一个朝代，生产力水准在当时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商品经济也初具规模，甚至发行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纸币。这时继续采取重农抑商，限制商品经济发展的国策不但不合时宜，还会极大地减缓经济的发展速度。王安石是中国历史上极少数有超凡胆识能够预见百年兴衰的政治家，看到了商品经济在中国的发展趋势和对中国的正面影响，因此制定了一套推动商品经济的大政方针，为中国开辟了一条更为广阔的富国强兵之路。王安石在与司马光争论时，提出“不加赋而国用足”的理论，其方针乃是先用官僚资本刺激商品的生产和流通。如果经济的额量扩大，则税率不变，国库的总收入仍可增加。这正是刻下现代国家理财者所共信的原则，王安石独具慧眼地施行于十一世纪的北宋，真不愧是大
智大勇的杰出政治家。王安石早在十一纪就提出由政府采用行政手段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这时的欧洲尚停滞在中世纪的黑洞里），在中国推行现代化的改革，比十七世纪西方才开始的资本主义化要早六百多年。如果这项改革成功，今天的中国在人类世界的位置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令人痛心疾首的是：王安石的真知灼见不为当时的无聊政客和平民百姓所理解，他就象一个寂寞的智士仁人一样在朝野找不到支持力量。要完成这样浩大的的政治工程，改革者必须具备三个要素：一是拥有推进改革的无限权力；二是坚定的意志；三是很高的个人声望。后两个要素王安石都具备，大诗人的气质和政治家的胸襟给了他多彩多姿的个人魅力，但恰恰缺少第一个也是致关重要的要素。他的政治后台赵顼虽然大力支持他的改革，但支持力度比秦孝公嬴渠梁对公孙鞅的支持力度要小得多。嬴渠梁敢于把抵制变法的儿子也是帝国继承人施以重惩，赵顼则连把破坏变法的普通官员逐出政府都办不到，只是把他们贬出中央，贬到地方上担任地方政府行政首长。问题就发生在这上面，因为新法所有的改革，要完全靠地方政府执行。由一批反对新法的官员负责执行新法，不可避免地，他们用种种方法加以破坏，故意迫使农民痛恨新法，以证实新法的罪恶。如变法开始时，中原地区恰巧发生一连串旱灾（中国人太不幸了，这样的悲剧性巧合在中国历史上一再出现），这本是不可避免的天灾，与新法的实施无关；但反对新法的旧党却认为与新法有关。在他们的精心策划下，开封安上门官理员郑侠把饥民流亡的情形绘成图画，呈送给赵顼和他的母亲高太后，宣称这就是变法改革的结果，如果不马上停止变法改革，旱灾还要扩大，饥民还要增多。
王安石遇到的阻力比公孙鞅要强大百倍。公孙鞅的对手只是分散的没有被腐朽没落思想毒害的个人，反对变法多半出自本能，一旦从理论和事实上加以说服疏导容易转换思想，从新法的反对者变为新法的拥护者。王安石则不同，他的对手是一个用儒家思想武装起来的庞大群体，他们不仅从本能上反对新法，而且有一套系统完备的理论作武器，振振有词地把新法的拥护者污为祸国秧民的“小人”，而把自己誉为忠君爱国的“君子”。宋王朝的官僚政客尤其喜欢拉帮结党，有着相同利害关系的权力人物结成一个超越于国家民族利益之外的帮派。他们评判人物的标准不是是非曲直，而是是否属于本帮本派，帮派之内纵坏也好，帮派之外纵好也坏。反对新法的官僚集团被称为“旧党”，少数拥护新法的官员因此被称为“新党”，王安石面临的是整个“旧党”群体的合力对抗。
下面有一则事例可以说明宋王朝的士大夫官员只讲党性不讲原则。
变法开始后，辽帝国曾提议重新划定太行山以西代州一带边界，。皇帝赵顼命大臣们发表意见，属于旧党的退休宰相韩琦提出著名的“七项奏折”，声称“我们有下列七事触怒敌人：一、高丽王国早以脱离中国，成为辽帝国藩属；我们却利用商人跟它恢复旧有关系，辽帝国当然认为对它不利。二、我们用武力夺取吐蕃王国的河湟地区，辽帝国当然认为下一个目标就是它。三、我们在代州沿边大量种植柳树，目的显然在阻挡辽帝国骑兵奔驰。四、我们又在国内实行保甲制度，寓兵于农，教人民战斗技能。五、黄河以北州县积极修筑城郭，掘深护城河渠。六、我们又建立兵工厂，制造新式武器，更新武装部队的装备。七、我们又在黄河以北重要的各州设立三十七个将领，加强驻屯的国防军训练。以上七项都是刺激辽帝国的措施，使他们反感。我们只有一个方法才可以使辽帝国相信我们的和平诚意，跟我们继续友好相处，那就是立即把这些措施全部废除。——（跟高丽王国断绝通商，把河湟地区交给吐蕃王国，铲除沿边限制敌人骑兵深入的榆树柳树。解散保甲，停止人民军事训练。黄河以北州县城池随它颓塌，护城河渠也随它淤塞。撤消兵工厂，停止制造武器，停止更新装备，停止军队现代化。撤消黄河以北三十七个将领，停止军队训练。）等到上述七项措施全部废除之后，辽帝国自然心悦口服。”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能看出韩琦的建议是在瞎扯谈，他反对的恰恰是关系帝国千秋命运的善政；但因为他属于旧党，所以整个旧党对他的奏折报以热烈的欢呼。
宋帝国的内部危机，人人皆知，人人都认为必须改革。不过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必须在不损害自己既得利益之下的改革。士大夫反对改革，固然是一种本能反应；但更主要的是，改革伤害到他们本身。象预算制度，使国家开支减少百分之四十，则这百分之四十所豢养的官员，或被淘汰，或不能再行贪污，自然愤怒。象青苗法，士大夫就是依靠农急时放高利贷，才能合法地兼并土地；现在政府用低利放出贷款，阻塞了他们的兼并之路，自然怒上加怒。象募役法，过去实行差役法时，士大夫家根本不服劳役，筑城筑路以及地方供应任何劳役，征调民夫时，全部由平民承当。现在把这种他们一向轻视的劳动加到自己身上，使他们与平民相等，自然更加怒不可遏。他们当然不会傻到明目张胆为维护既得利益而呐喊，但他们却可以为维护“祖宗法度”而呐喊。到了最后，旧党更渗透到皇宫之中，使赵顼的老娘高太后也站在他们一边，不断向儿子发出警告：新法祸国秧民，祖宗法度不可更改，使一代明君赵顼的态度发生了悲剧性的动摇。
王安石变法还遇到了来自队伍内部的困惑：新党并非铁板一块，人员莨莠不齐，在推行新法的措施和策略上发生了大的偏差，给了旧党攻击的把柄。这是中国传统人事制度的恶果。宋王朝的官僚多数是靠不尊严手段达到尊严地位的人，官僚集团中只有极少数的政治家，其余都是政客。政客没有任何原则、信仰和情操，只有个人的短期利益。王安石无法跳出宋王朝立国的传统，不能从民间去发掘未被污染的政治人才，高高在上的皇帝也不允许他这样做；他只能从政客集团中去挑选自己的同盟军。因此新党的整体素质也就高不到哪里去，里面不可避免地隐藏着投机钻营的机会主义分子。象隶属新党的开封市长蔡京就是一个卑鄙的变节分子。当新法失败旧党掌权时，旧党领袖司马光下令以五天时间为限，撤消“募役法”恢复“差役法”时，大家都担心时间短促，不容易办到，可蔡京却如期完成，以致司马光呼吁旧党人士向蔡京看齐。等到八年后旧党失势时，蔡京又以最快的速度投入新党。后来蔡京官至宰相，把宋帝国推下了万丈深渊。
在一个腐朽没落的社会里，具有超人智慧的人总是寂寞的，甚至是悲哀的，王安石的变法终于失败。一０七六年，王安石下台，他只当了六年宰相；而他的前辈公孙鞅却掌权二十多年，因此他来不及全部实现他的政治主张，变法只开了个头就草草收场。王安石辞职后，由他的助手吕惠卿继续主政，可不久就被攻击去职，只靠皇帝赵顼一人坚持下去。一０八五年，赵顼去世，冰山倒塌，旧党得势，变法停止，一切恢复原状，甚至比原状更糟。王安石等三十多位主持变法改革的人物被列为“奸党”，公告全国皆知。
变法不彻底的国家乱，宋帝国自此乱成了一窝粥，各地民变风起云涌。一一二五年，北方新兴的金帝国乘机向动乱的宋帝国发动进攻。奉命去抵抗的国防军好不容易攀上马鞍，却两手紧抱着马鞍不敢放开，一望见金军旗帜就一哄而散。旧党反对王安石训练国防军，这正是他们胜利的成果。一年后，金帝国攻陷首都开封，把包括皇帝、太上皇在内的全体赵姓皇族三千余人和那些得胜的旧党官僚用一队牛车载往三千公里外朔风怒吼的遥远东北，在四面透风的破烂草屋里啼饥号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