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气候在明末进入了一个小冰河期（从1580年开始），我国历史学家的考证证明，这个时期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冷的时期，被称作“小冰河期”。根据有的学者的意见，历次游牧民族的南下均与气候的改变有较大关系。无论何时，生存总是第一位的。一旦气候趋向严寒 ，部族和牲畜的食品供给短缺，这是南朝肥沃的土地，生活的幸福就会无限的扩大，为了自己的幸福，当然无所不用其极了。我国的地震学家也证明，这个时期是华北大地震最多的时期。据英国天文学家蒙德研究证明，公元1595到1645年间，太阳上很少有黑子活动 。这个时期，北欧气候非常寒冷。人们认为这个时期的寒冷和地震与太阳上少黑子有关。
酷寒必将使降雨区域普遍南移。当时随之全国各地几乎连年遭灾。先秦晋，后河洛，继之齐、鲁、吴越、荆楚、三辅，并出现全国性的大旱灾。万历、崇祯年间，旱灾变得越来越频繁，大旱之年的比率也在增加。从万历中叶开始，旱灾竟持继了七十年之久！！这对于一 个以农业为本的国家来说，完全是致命的打击，崇祯年间的农民大起义就不足为奇了。
在频繁的旱灾的同时，鼠疫也随时威胁着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在几次小规模的鼠疫之后，一场波及华北数省的大鼠疫终于在山西爆发。
万历八年（1580年），“大同瘟疫大作，十室九病，传染者接踵而亡，数口之家，一染此疫，十有一二甚至阖门不起者”。同年，在太原府（治今太原）的太谷县、忻州、苛岚州及保德州都有大疫的记载。次年，疫情传至辽州（治今左权），再传至潞安府（治今长治） ，疫情进一步扩大。万历《山西通忘》卷26记载，潞安“是岁大疫，肿项善染，病者不敢问，死者不敢吊”。患者表现为肿项，传染性极强。
万历十年鼠疫传到相邻的河北宣府（治今宣化）地区，这里是军卫密集的军事重镇。疫情发生时，“人肿颈，一二日即死，名大头瘟。起自西城，秋至本城，巷染户绝。冬传至北京，明年传南方。”此疫不仅造成怀来卫城中的人口大量死亡，并且传入北京。
北京周围地区，直到清末光绪年间当地人仍然能够回忆：“万历十年四月，京师疫。通州、东安亦疫。霸州、文安、大城、保定患大头瘟症死者枕藉，苦传染，虽至亲不敢问吊。”“大头瘟症”就是颈项肿大。 在疫区，死亡人口约占总人口的40％，如真定府（治今正定）新乐县，“万历十年春夏大头瘟疫，民死者十分之四”，武强、栾城二县的记载相同。另外，来自各地方志的资料表明，鼠疫还传播到了山东及河南北部等地区。
从崇祯六年（1633年）开始，华北鼠疫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流行。这次爆发地点仍是山西。一条来自山西兴县的报告说：崇祯“七年八年，兴县盗贼杀伤人民，岁馑日甚。天行瘟疫，朝发夕死。至一夜之内，百姓惊逃，城为之空”。“朝发夕死”、“一家尽死孑遗”是对 鼠疫发病迅速，病死率高特点的描述。 崇祯十七年（1644年）秋天，鼠疫南传至潞安府，顺治十八年《潞安府志》卷15《纪事》记载这次疫情，“病者先于腋下股间生核，或吐淡血即死，不受药饵。虽亲友不敢问吊，有阖门死绝无人收葬者”。
山西鼠疫也向周边省份传播。崇祯九年至十六年，榆林府和延安府属县相继发生大疫，如崇祯十年“大瘟，……米脂城中死者枕藉，十三年，夏又大疫，十五年，……大疫，十六年，稔，七月郡城瘟疫大作”。
同样，河北地区也深受鼠疫流行之害。崇祯十三年，顺德府（治今邢台）、河间府（治今河间）和大名府（治今大名）均有大疫，并且是烈性传染病的流行，“瘟疫传染，人死八九”。崇祯十四年，疫情进一步发展。在大名府，“春无雨，蝗蝻食麦尽，瘟疫大行，人死十之 五六，岁大凶”。死亡人口的比率相当高。广平、顺德、真定等府，类似的记载相当多。崇祯十四年七月，鼠疫再一次传入了北京城。
崇祯时人刘尚友追述北京城中的情况时说：“夏秋大疫，人偶生一赘肉隆起，数刻立死，谓之疙瘩瘟，都人患此者十四五。至春间又有呕血者，亦半日死，或一家数人并死。”“疙瘩”是对腺鼠疫患者的淋巴结肿大的称呼。崇祯十六年夏秋间北京城中的人口死亡率大约为4 0％甚至更多。
北京郊区的疫情也很严重。在通州，“崇祯十六年癸未七月大疫，名曰疙疽病，比屋传染，有阖家丧亡竟无收敛者”。昌平州的记载中称为“疙疽病”，而且“见则死，至有灭门者”。又如河间府景县，“崇祯十六年大疫，病者吐血如西瓜水立死。”
当时北京实际已是一座恐怖的疫城。如一份清代档案就提到崇祯十六年北京城的大疫情：“昨年京师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抱阳生在《甲申朝事小计》卷6中提到崇祯十六年二月的北京城，“大疫，人鬼错杂。薄暮人屏不行。贸易 者多得纸钱，置水投之，有声则钱，无声则纸。甚至白日成阵，墙上及屋脊行走，揶揄居人。每夜则痛哭咆哮，闻有声而逐有影”。死人太多，白天已可见城中处处鬼影，真令人毛骨悚然。
谷应泰在《明史纪事本末》卷78中说当时“京师内外城堞凡十五万四千有奇，京营兵疫，其精锐又太监选去，登陴诀羸弱五六万人，内阉数千人，守陴不充”。京营兵士在遭受鼠疫侵袭之后，元气大伤。以至于北京城墙上，平均每三个垛口才有一个羸弱的士兵守卫，怎么 能抵挡李自成精锐之师的进攻。事实上，北京城是不攻而克的。
崇祯十六年，天津爆发肺鼠疫流行，上引同一份清代档案说：“上天降灾，瘟疫流行，自八月至今（九月十五日），传染至盛。有一二日亡者，有朝染夕亡者，日每不下数百人，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排门逐户，无一保全。”……一人染疫，传及阖家，两月丧亡，至今 转炽，城外遍地皆然，而城中尤甚，以致棺蒿充途，哀号满路”，一片悲惨凄惶。奇怪的是，李自成的军队转战南北，文献中不见这些人死于瘟疫的记载。
河南北部也是崇祯年间的鼠疫流行区，在汝州郏县、开封府的阳武、荥阳、通许、商水以及河南府、彰德府、归德府等地都有鼠疫流行的记载。如在阳武县，“瘟疫大作，死者十九，灭绝者无数”；在荥阳县，“春大疫，民死不隔户，三月路无人行”。人口死亡也是相当惊 人的。
据估计，明代万历和崇祯二次鼠疫大流行中，华北三省人口死亡总数至少达到了l000万人以上。由于鼠疫的流行与旱灾、蝗灾及战乱相伴随，所以，这一时期华北人口的死亡数应当更多。因此清兵能顺利入主中原就不足为奇了。
顺治元年（1644年），即清兵入关的次年，华北日趋风调雨顺，大范围的鼠疫流行也已熄灭。社会开始复苏。
不仅如此明朝的民间思想活跃开放也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前所未有的。包括某些人称羡的唐朝和宋朝，思想活跃状况也比不上明朝的万分之一。
当时反传统的异端思想家李贽活到了七十岁，这在以前的任何朝代都是不可想象的，不仅如此，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李贽的书在当时是畅销书，几乎人手一本，以至于某些书店印刷工厂，为了赚钱，居然把一些书冒充为李贽写的，拿来卖，其盛况可想而知
明朝党争之所以如此剧烈，这和明朝思想活跃也是分不开的，而反过来思想的活跃党争的激烈又促使更为先进更为激烈的思想的出现
大家看看明朝的大思想家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就可以知道明朝思想界的活跃和进步已经达到了什么样的地步
在这本书里黄宗羲明确反对君主专制，提出君为天下之大害，他反对的已经不是某一个昏庸暴君的统治，而是对整个君主专制制度提出了彻底的批判，说“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为了避免大家认为我断章取义，可以看看他的原话说“为人君者不然 ，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於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於己，以天下之害尽归於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汉高帝所谓“某业所就，孰与仲多”者，其逐利之情 不觉溢之於辞矣。”
“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末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 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
黄宗羲明确的说臣和君是完全平等和独立的人之间的关系，臣不是君的仆妾，相反，只是平等的同事关系，或者路人关系，甚至说臣是皇帝的师友。他的说“君臣之名，从天下而有之者也。吾无天下之责，则吾在君为路人。出而仕於君也，不以天下为事，则君之仆妾也 ；以天下为事，则君之师友也”
他提倡法制，并且明确指出皇帝的所谓法律不过是一家之法，是非法之法，而不是天下之法。“後之人主，既得天下，唯恐其祚命之不长也，子孙之不能保有也，思患於末然以为之法。然则其所谓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此其法何曾有一毫为天下之心哉 ！而亦可谓之法乎？”
黄宗羲强调只有先实行法治，然后才能有人治，用皇帝的非法之法，就算有能人，也要受到这个非法之法的束缚而不能成就功业。“ 即论者谓有治人无治法，吾以谓有治法而後有治人。自非法之法桎梏天下人之手足，即有能治之人，终不胜其牵挽嫌疑之顾盼，有所设施，亦就其分之所得，安於苟简，而不能有度外之功名。”
而实行了真正的法治之后，有一个好皇帝，固然不错，但就算这个皇帝不好，同样不能危害天下。用他的话说“莫不有法外之意存乎其间。其人是也，则可以无不行之意；其人非也，亦不至深刻罗网，反害天下。故曰有冶法而後有治人。”
黄宗羲还提倡设立有实权的首相（就是宰相）位置，和皇帝之间的关系完全平等，并且互相牵制，宰相可以选择贤能来担任，就算世袭的皇帝不好，也不要紧。他主张
“君之待臣也，臣拜，君必答拜”
他认为“宰相既罢，天子更无与为礼者矣。遂谓百官之设，所以事我，能事我者我贤之，不能事我者我否之。设官之意既讹，尚能得作君之意乎？古者不传子而传贤，其视天子之位，去留犹夫宰相也。其後天子传子，宰相不传子。天子之子不皆贤，尚赖宰相传贤足相补 救，则天子亦不失传贤之意。”
黄宗羲还提出设立学校，作用一是养士，二是议论天下是非
他说“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於学校。”
他主张学校应该起到牵制朝廷的作用，他驳斥那种明朝是亡于党争的说法，相反他认为正是对党争的遏止，对学校的遏止导致明朝的灭亡：
“东汉太学三万人，危言深论，不隐豪强，公卿避其贬议。宋诸生伏阙搥鼓，请起李纲。三代遗风，惟此犹为相近。使当日之在朝廷者，以其所非是为非是，将见盗贼奸邪慑心於正气霜雪之下！君安而国可保也。乃论者目之为衰世之事，不知其所以亡者，收捕党人，编 管陈、欧，正坐破坏学校所致，而反咎学校之人乎！”
“嗟乎！天之生斯民也，以教养讬之於君。授田之法废，民买田而自养，犹赋税以扰之；学校之法废，民蚩蚩而失教，犹势利以诱之。是亦不仁之甚，而以其空名跻之曰“君父，君父”，则吾谁欺！郡县学官，毋得出自选除。”
黄宗羲还驳斥那种贬抑工业商业的说法，主张工业商业皆为本。他说“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於途者，盖皆本也。”
从黄宗羲的思想可以看出明朝的思想活跃激进到什么样的程度，有人说什么黄宗羲的思想是明朝灭亡以后发表的，如果明朝不灭亡，就未必有这样的思想。这种说法纯粹是想当然，稍微看一下明朝思想史，就很容易发现，黄宗羲的思想不是他自己发明，不是从天上掉下 来的，相反正是整个明朝思想界的发展趋势导致的必然结果。李贽这样异端思想的书籍在明朝能够成为畅销书，党争能够连绵不断，李时珍，徐光启，徐霞客等科学家能一个接一个的涌现出来，等等事实本身就能问题
最有说服力的，可以拿宋朝来对比，宋朝被许多人称道，据说还是资本主义经济萌芽最发达的时代，比明朝要好，可是事实如何呢？宋朝出产的基本上都是最保守最反动的思想家，什么存天理灭人欲的货色都出在宋朝，宋朝灭亡以后，又有哪一个人能提出和黄宗羲类似 的思想？一个都没有！！！而明朝的思想家倒是对程朱理学那一套糟粕进行了最严厉的批判，大量的思想家都提倡发扬人的个性。
两相对比，就明白究竟哪一个朝代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开放，最进步的时代，我们印象中明朝那种阴暗僵化封闭的感觉，完全是某些别有用心者刻意灌输得来的结果，和真正的历史事实完全背道而驰。
再看看满清吧，这个朝代完全是把明朝开始的思想进步，科技进步进程来了一个腰斩，来了一个拦腰截断，使中国丧失了再一次领先于世界的机会
明朝有郑和七下西洋，被满请的走狗文人丑化成了完全是炫耀面子满足虚荣心无益之举，现在许多人也附和这种荒谬的说法。
那好啊，你伟大的满清，什么据说伟大的象圣人一样的康熙，乾隆，也给我来这么七次炫耀国力的大规模的下西洋的活动啊？你们不是把什么康乾盛世，吹的天上有，地上无，天花乱坠，远超汉唐吗？来这么七次下西洋的活动，应该不成问题吧！被人贬斥的一文不值明 朝都能做到的事情，你伟大满清就做不到么？可惜的是，一次也没有！
究竟是不屑于为，还是不能为，就不得而知。如果满清的什么康熙乾隆也能象明朝这样来这么一次下西洋的活动，哪怕仅仅是一次，那真是应该磕头感谢他们了，中国也绝不至于那么闭塞，那么落后。
所以所谓的康熙，乾隆不过是一些把中国拖入落后深渊的历史罪人，一些最可耻的跳梁小丑而已。下西洋，他们不干，说是那是明朝皇帝虚荣心旺盛的无聊有害的举动，可是劳民伤财，象蝗虫一样搜刮百姓供自己寻欢作乐的下江南，他们到是来了一次又一次，每次都如 蝗虫一般，将沿途百姓的民脂民膏吸剥干净。可笑的是一帮满请的御用走狗文人还吹为美谈！！
两相对照，康熙乾隆之流真是给永乐皇帝提鞋都不配
看了上面这些言论，大家就应该明白一点，明末的反清并不是民族斗争，不是什么捍卫明朝一姓私利的斗争，而是文明与野蛮的斗争，进步与落后，是关系到中国后来几百年命运的一场斗争。
在这场斗争中那些坚定反抗满清侵略，为此流尽最后一滴鲜血的英雄，他们的每个人的名字永远值得我们铭记在心，他们不仅是中国的英雄，同样也是世界的英雄，他们捍卫的不仅是中国的利益，同样也是整个世界文明进步的利益，他们虽然最后失败了，但是如果因此 相信满请的谎言来污蔑他们，那只能说是丧尽天良的行为
而那些投靠满清，甘为鹰犬的人，则只配受到最黑暗的诅咒，他们只配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永远受到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