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醉墨卷秋澜
庄子说：“钓鱼闲处，无为而已矣；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闲暇者之好也”。渔父也罢，钓翁也罢，在庄子看来都是值得推崇的，因为这正好体现了他的无为思想。纵观中国数千年的渔文化，或者说是钓文化，的确都体现了无为与非功利的特点。由此，作为一种精神寄托，一种情趣所在，帝王将相、文人豪士、贩夫走卒，诸色人等，都有过“江海情趣”；可以说，自古名人，没有不钓的，自古隐士，没有不渔的。
在古典文学与古代文献中，渔父与钓翁，都是隐逸与智慧的象征。钓翁，是没有完全出世的渔父。渔父，才是彻底隐逸的士人。但他们精神实质是基本一致。
东汉高士严光，拒绝光武帝刘秀高官厚禄的盛情邀请，甘愿回到富春江当一名逍遥的渔父，由是清高之名流芳千古。范仲淹一生有两处题记最为出名，一是《岳阳楼记》，以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流传于世；二就是在严子陵钓鱼台题的《严先生祠堂记》，有“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的名句，不但写出了钓鱼台的山水胜景，而且写出了严子陵高风亮节。
由于对严光的这种钓与隐的价值观的认同，以后无数文人墨客都对他抱着景仰之情。譬如李白，虽然他是个功利主义极强的人，但同时也放达不羁，向往自由人生与独立的人格。于是他也对严子陵“长揖万乘君，还归富春江”的行为极为推崇。当他仕途受挫时，还狂傲地自称“东海钓鳌客”，气魄之大，堪称渔父中的“楷模”。
文人骚客与极位官宦，虽然都喜欢经常垂钓，但他们多数还不属于纯粹意义上的渔父；古代典籍中记载的了许多纯粹的渔父，他们几乎都是些世外高人。他们不仅生活充实闲雅，而且对为人处世、治国安邦有着颇为精道的见解；表面上不问世事，寄情于山水，但实际上都是博学深邃，藏而不露。
屈原在楚辞《渔父》中，描绘一个与自己意见不同的渔父。虽然屈原不赞同渔父的主张，但在现代人看来，渔父其实也道出了一个哲理。“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那就是惟有适者才能生存，人们应该审时度势，适当改变自己的人生策略。在渔父看来，屈原的行为是消极的，适度改变自己还能有所作为。
庄子也有《渔父》一文，文中的渔父是个懂“道”的人，他批评了孔子的礼乐仁义等主张，指出只有“道”才是为人处世、治国安邦之妙方。孔子虚心请教，终于明白很多困惑心头良久的问题。他心悦诚服地接受了渔父的“道”，拜渔父为师。
还有很多关于渔父开导君主、阐述治理国家道理的故事。这类故事史载甚多，下面随便举一例：
楚国有一个渔父献鱼给楚王，并说：“我今天捕了很多鱼，吃不完，卖不掉，扔了又可惜。所以特地献给大王”。旁边的大臣立即说：“你这乡野匹夫真的不会说话，自己吃不完的东西拿来让大王吃，成何体统！“楚王听了，笑笑说：“你不知道，这个渔父可是一个仁人贤士。你没听说过国家仓库中有余粮，而百姓中饿死的人；后宫多宫女而百姓中多单身男子；内庭府库多余财，而百姓多穷困之人？有这些现象，都是国君的过失啊。我早想改变这些而没有付诸行。今天渔父献鱼，即‘献馀’，是用‘损不足以补有馀’的方式来开导我啊。”
于是楚王开仓放粮，发布钱财，救济穷困的百姓；同时把后宫多余的宫女遣还民间，嫁给那些单身男子。楚国百姓欢欣鼓舞，临国的百姓也纷纷前来投靠。楚日益强盛了。
有趣的是，在先秦时代渔父还是侠义之士的化身。《吴越春秋》记载伍子胥与渔父的故事。当时伍子胥受楚平王的迫害逃奔吴国，在前有大江、后有追兵的紧急关头，一个侠义的渔父拒绝悬赏千金的诱惑渡他过河。伍子胥告别渔父时再三叮嘱他，不要把自己行踪说出去。渔父面对伍子胥的不信任，感到自己的人格和自尊受到莫大的侮辱，毅然拔剑自刎，证明了自己的人格的高洁，同时也告诉伍子胥可以永远放心了。
中国的渔父，是一种独特的文化景观。这些混迹渔樵的“渔父”，实际上都是避世的文人，他们是由传统士人转化而来的。也许是仕途失意、怀才不遇，也许是奸佞当道、不满现实，也许是追求放达、向往自然……最后他们就变成了江河上来去自由、飘忽不定的渔父。
但是他们士的属性决定了他们不能完全超然世外。他们的行为与作品，时刻在表露着他们的初衷与抱负、追求与情怀。同时也影响着其他世俗中的士人，给他们一种精神的庇护与安慰。
与魏晋名士、竹林七贤一样，他们是消极的逃跑主义者，但他们捍卫了独立自由的精神，留下了光辉灿烂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