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4北京结束的文化高峰论坛上，著名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提出“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一时在各种媒体上得到披露掀起酣然大波。在这里我又看到了一次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交锋。
《易经》和《圣经》一样都是一部久远年代的著作，它们在东西方的发展中处于完全不同的地位。
《圣经》在西方朝野遍地开花，《易经》在中国只在于一些过去的一些士大夫或仕途不大如意的文人士大夫之流中流行，它也有一些既得利益者，就是君子不齿的巫医乐师百工之人（现在的文化人处境也有些尴尬）。中国的统治阶级并没能从《易经》中获益，相反却因很多道士而致祸。虽然很多道士之流以《易经》为幌子，但中国的神怪主义并不发源于《易经》。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统治阶级以神怪的原因横征暴敛，除了可以为他所用的长命百岁和得道升天等来自人性贪婪的本性的所谓的道学修炼和《易经》扯得上关系（但如果仅就《易经》思想来说却是南辕北辙的），其他更深的影响应是来自儒释文化和官家权谋。
《易经》的不当道使得传播《易经》的人步入自我封闭的境地而神秘化，所以很多人把《易经》当作一种出世的哲学。《圣经》之初在英伦诸岛亦是大众的禁脔，要命的是当时的宗教还拥有无尚权利（亦即当时的既得利益者），然而，工业革命和文艺复兴并没有抛弃《圣经》，而是以另一种姿态欣欣向荣。如果仅就唯心和唯物来说值得我们的科学家深思，个人认为更应值得统治阶级和广大管理和权谋人士（亦即国内的很多比较成功的知识分子们）深思。
中国有过唐宋的繁荣，亦有过明清的衰败。有意思的是《易经》的发展自明清以降几乎嘎然而止，倒出现了不少贩卖《易经》的江湖贩子。唐宋科学和艺术的辉煌和大气并非都是《易经》之功，同样，明清的腐败昏庸也难以《易经》而辞其咎。有意思的是在科学艺术日渐没落的明清年代，明显病态的文人士大夫书画却大行其道并带有很深的道学意味，他们在艺术上的成就也得到很多人士的首肯，即使在现代也不无可借鉴之处。
繁荣与衰落，《易经》都不在中国统治体系中占决定地位。中国的“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轻科技重艺术（仅指文学，如果还算文学的话）和御民之术并非源自《易经》一脉，如果把中国历史中科技和艺术的畸形发展归咎于《易经》一源，是否有些力不从心？
《圣经》和《易经》，两部唯心的著作，处在两个不同的社会，有些想象值得我们深思：是否该将科技的发展归功于上帝，归功于《圣经》？还是将科技的落后归咎于“大道废，有仁义”的老庄，归咎于《易经》？
唯物还是唯心？这是一个问题。一位科学家说得好：“要批判它，先要了解它”。如果没有了解就胡乱批判，只能说明自己的无知和不完善。再说，这是一个哲学范畴的东西，它可能在理论创新的时候给你智慧的火种或引你误入歧途，但在日常科技研发和运用中不是它的问题，而是我们现在称之为科学的管理和控制论范畴的问题。
《易经》只是一步朴素的哲学著作，它肯定在我们理解的范围来说有它的不足与缺陷，它不是统治者，也不是我们现在的统治者顶礼膜拜的宗教。中国的出路更多的应该关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低级原理，中国的科技也是如此。
中国现在不缺反思（个别领域除外），因为中国现在就没有自我欣赏，只有崇洋。很多人常以古代的中国为荣其实是一种阿Q似的心理平衡，他们崇拜的还是工业革命。君不见人人追奥斯卡、个个论诺贝尔？就中国目前的现状来说，诺贝尔倒是一个好的方向，但中国的问题不在这里。也许这些不是一心搞科研的科学家能够左右的问题，但作为管理和控制理论领域的科学家们来说，这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挑战性课题，值得深思。
如果有些改革者觉得现在中国的体系太过根深蒂固、不能动摇，如果有些革命者需要一个起点冲破中华腾飞的坚冰，他们需要一个起点但是他们找不到真正的起点，那么以《易经》为题推动一个东方的文艺复兴就象《圣经》带给英国工业文明的兴旺一样？也许，《易经》的批判能够作为一个起点，促使中国人民更成熟的思维？
Nov. 13, 2004
参考：
杨振宁：《易经》与中华文化
中国新闻周刊综合报道：《易经》阻碍科学的诞生？
杨振宁指《易经》阻碍科学启蒙众学者质疑
杨振宁称《易经》阻碍科学启蒙 易学专家提质疑
陶世龙：亏得有个杨振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