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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微

吃了没得?

Saturday, August 20, 2011 #

水饱——大饥荒的故事之二 曾微 --------------------------------------- “水饱”是我母亲的说法,三年“困难”时期,有几次,她在炒菜的铁锅里倒一点米面,然后加水,锅有多大就加多少,咕嘟咕嘟煮一满锅,比糨糊还稀,全家吃了个“肚儿圆”,我母亲说,吃个“水饱”。 这种饱只能管半小时,几泡尿之后,饱感就消失无踪了。 那三年,除了这种“水饱”,我没有吃过一顿饱饭。 有粮食参与的水饱还是不错的水饱,我还企图用没有粮食的水来充饥,就是在开水里兑酱油喝。酱油不是油,酱油水喝下去肚子的感觉与纯水没有区别,骗不过肚子,于是还没有饱就不想喝了。喝酱油水是偷偷跟我母亲学的,有时候她下班回家我还没有睡着,看见过她兑酱油水喝。 “三面红旗”时代,吃得少,干得还多,我母亲通常要加班到晚上10点钟才能回家。 那时我在重庆市市中区东华观小学读书,我们的校长姓何。何校长通常在二楼的校长办公室窗口对全校师生训话。三年“困难”时期的训话多半都和吃有关。有一次,何校长向大家报告了一个做饭的新纪录,就是1斤米做9斤饭,不是稀饭,是干饭。 我们那时对1斤米能做多少饭了如指掌,通常,1斤米只能煮出3斤干饭,至于稀饭,加多少水就可以做多少斤。 我回家向母亲汇报了校长的话,我母亲说,那肯定是稀饭,我说,校长说的是干饭。我母亲说,不可能。 我央求母亲试验,结果当然是稀饭。 不同的米做出的干饭的体积确实是不一样的,糯米最少,早米最多。但任何米也不可能1斤做出9斤干饭来。1斤米做出的9斤饭,如果坚持不称为稀饭,也得称为“水饭”,对于肚子,这种饭只能吃个“水饱”。 “水饱”不能算饱,如果“水饱”可以算饱,那饱就太容易了,喝水就是。水是那时唯一不凭票供应的食物。 2011-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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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August 6, 2011 #

共产党员的道德水平比“群众”高吗? 曾微 ------------------------------------------------------- 中国 共 产 党党纲说,中国共 产 党党 员是中国人中的“先进分子”,[1]这样,共 产 党员的道德水平就应该比“群众”(有时候称为“普通群众”)高。党为了向“群众”证实这一点,就总是在电视中、报纸上(所有的媒体都是党的喉舌)表扬共 产 党员,焦裕禄、孔繁森、杨善洲……不厌其烦,不厌“群众”之烦。 成年累月的宣传、成千上万次的重复,让人们真的觉得共 产 党员的道德水平比“群众”高。但事实如何呢,本“群众”稍作分析,就发现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共 产 党员的道德水平不比“群众”高,通常还比“群众”低。 共 产 党员的道德水平不比“群众”高的第一个证据,是共 产 党员中的贪污犯比“群众”多。 从总数来看,最少95%的贪污犯都是共 产 党员。如果讲大贪污犯,那么100%都是共 产 党员,“群众”则一个都没有。上述数据并非引用,我还没有看到统计贪污犯的资料,但生活在中国的人想必都不会认为上述数据虚假,因为,在中国,基本上只有共 产 党员才能当官,大官尤其是掌握实权的官全都是共 产 党员,而只有当了官才能贪污,所以,上述数据必不虚假。 有看官会说,“群众”没有贪污的条件啊,当然贪污犯就没有或几乎没有了,如果“群众”有贪污的条件,也一样会贪污。此话不假。但是,许多共 产 党员入党的目的就是当官。有句俗语叫做“入党不当官,等于白逑干”。当官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捞钱啊。官职最小的贪污犯、浙江义乌市廿三里街道活鱼塘村支书金新华说“我们做干部是为什么?不就是为钱吗?”,[2]这是大实话。入党是为了得好处,党说这叫“入党动机不纯”。有多少共 产 党员的入党动机是纯的呢?我教的学生告诉我,他们入党就为了找个好工作。(现在就业有“政治面貌歧视”,他们不得不入党,这应该叫“被迫入党”吧。) “找个好工作”不是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1]吧?不是为了“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克己奉公,多做贡献” [1]吧? 我也有一位同事说,她入党的目的就是为了做好事。具有这样“纯”的入党动机的人我就碰到这么一个,数量上不能跟“入党动机不纯”的相比。而且,这位共 产 党员后来又信了基督教,信教的目的也是为了做好事。所以,做好事并不一定要入党,也可以信教。(当然也可以什么党也不入,什么教也不信。) 所以,想捞非法好处、想贪污的人大部分都到了共 产 党里去了,不想捞非法好处、不想贪污的人大部分都留在了“群众”里面。 共 产 党员的道德水平不比“群众”高的第二个证据,是共 产 党员比“群众”贪图损人利己的享受。 比如公车,坐公车的绝大部分都是共 产 党员(理由如上述)。他们办公事坐,办私事也坐,上下班都坐。他们让“群众”给他们出油钱、出过路钱、出修车钱。“群众”说公车消费不合理,没有公车坐的共 产 党员也说公车消费不合理,迫于压力,坐公车的人同意改革公车,但从1994年改到2011年,改了17年也没见成功。这期间,中小企业改革“成功”了,住房改革“成功”了,医疗改革“成功”了,教育改革“成功”了,凡是不涉及坐公车的共 产 党员的福利的改革都“成功”了,公车改革却不见成功。显然,坐公车的共 产 党员们死缠烂打不愿意取消屁股下面的座驾。“群众”上班、办公事可以坐公共汽车、出租车,共 产 党官员不愿意,这说明共 产 党员的道德水平比“群众”低。 共 产 党员比“群众”贪图损人利己的享受的问题远不止公车一项,还有收入公开、还有离退休待遇公开等等、等等。叫国民党、民进党、共和党、民主党、社会党、工党、保守党……的官员公开收入易,叫共 产 党的官员公开收入难。 即便说到“革命烈士”,共 产 党员的道德水平也不比“群众”高。 江姐、夏明翰等等“革命烈士”为了人民的“解放”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舍己为人是最高尚的道德行为,“革命烈士”道德水平不就高于“群众”了吗? “革命烈士”有两类,一类是如江姐、夏明翰等自觉参加“革命”并甘愿牺牲的,另一类是身不由己被征了兵走上“革命”战场并很不愿意牺牲的。前一类,我们如果撇开他们走的道路是否正确的问题,为了他人牺牲自己的道德水平应该是高的。后一类的道德水平和“普通群众”没有区别,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普通群众”,任何一个“普通群众”都可能成为这类“革命烈士”。 江姐、夏明翰这类“革命烈士”只是共 产 党员中的少部分人,他们的道德水平不能代表全体共 产 党员的道德水平。“革命战争年代”更有许多共 产 党员是为了将来可能“坐江山”而参加革命的,如果没有这个目的,就不能解释为什么有那么多“叛徒”。(有谁能统计一下“叛徒”和“烈士”的比例?)而为了“坐江山”而参加革命,显然不高尚,起码不比“群众”高尚。 江姐、夏明翰这类“革命烈士”属于正义感比较强又勇于抗争的人,具有这种觉悟和品质的人在“群众”中也很多,就“解放”前而言,就有如胡适、如储安平、如梁实秋等等,他们都不顾个人利益、不顾个人安危指斥过社会不公,都批评(不无猛烈)过政府举措失当,都揭露过官员贪污腐败。只不过,胡适等人不认为只有自己才正确,不认为自己是人民的救星,更不用暴力的方式去“解放”谁。胡适他们是公民,而江姐、夏明翰等“革命烈士”欠缺的正是胡适这些“群众”的觉悟和道德。江姐、夏明翰等“革命烈士”的道德水平不如胡适这些“群众”。 另外还有一类共 产 党员,他们约束着中国的走向,对于他们的道德,我就不能评价了,因为如果我评价,我这篇文章就发表不了了。 电视和报纸为党所掌握,但凡做好事的人是共 产 党员就表扬,但凡做好事的人是“群众”的就不表扬或尽量不表扬(汶川地震中的宣传报道就贯彻了这个原则),但凡说到贪污犯的时候则从来不说他是“共 产 党员某某某”,共 产 党员的道德水平就这样高于“群众”了。 资料来源: [1]中国共 产 党章程(中国共 产 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部分修改,2007年10月21日通过) [2]http://www.chinanews.com/sh/news/2009/07-10/1769027.shtml 2011-06-20初稿 2011-07-13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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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January 5, 2010 #

 

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意思很简单,就是自己不想要的,也不能强加给别人。道理也很正确,一般来说,不想要的东西都是对自己不利的东西,对自己不利,对别人也很可能不利,所以别人也不会想要。

但是这句话不能反过来说:己所欲,要施于人。也就是说,自己想要的,也不能强加给别人。

为什么呢?一般来说,想要的东西不是对自己有利的吗?对自己有利,对别人不也有利吗?对别人有利,别人不也想要吗?那么强加给别人有什么不妥呢?

事实上,对自己有利的东西,对别人并不肯定有利。

比如有人患了绝症,想要安乐死,此时,死亡对他是有利的。但显然,死亡对其他人并不有利。

再比如,汉族人喜欢吃猪肉,猪肉对汉族人有利。回族人不喜欢吃猪肉,猪肉对回族人不利。如果汉族人强迫回族人吃猪肉,显然是不对的。

更何况,有些东西只是自己以为有利,并没有证实真正有利(包括对自己),因为自己想要,就要把它强加给别人,就更不对了。比如,某人发明了一种新药,说它包治百病,既无临床试验,也无疗效证明,有人自己相信了,要服用,而且要强迫别人服用,对吗?

MKS 对已有的社会形态进行观察,然后对其中的弊病加以批判,这是正常的研究行为。 MKS 由此认为该社会形态不合理,从法国前辈那里得到启发,“发明”了一种新的、自以为合理的社会形态,这也还算是正常的假想或者憧憬。有些人觉得 MKS 的这个社会形态好,个人喜好,那也很正常。这些人自己想要,于是去实践建立这种社会形态,如果只限于喜好者自己的范围,那也不错。

但是,这些喜好者不是在同好的范围内进行尝试,更不等到实践的结果出来看看是好是坏,就急急忙忙在 1/3 的人类中建立这样的社会形态,不经别人同意,遇到不满和反抗就暴力镇压,地地道道地强加于人。众所周知,这一“人类最伟大的事业”在所有的国家都失败了,而且造成数以亿计的人丧生在这个事业之中。实践证明, MKS 的“发明”并不“科学”,更不“放之四海而皆准”,和他的法国前辈一样,是“空想”。

所以,己所欲,也不能施于人。

如果已所欲经过了检验真的是好东西呢?那也不能强加于人。喜好者只能告诉别人,这东西好哇。别人试试,确实好,就接受了。

       2009-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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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December 29, 2009 #

 

在挽救地球升温的问题上,有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发达国家要为它们用化石燃料而“先富起来”补偿发展中国家,给发展中国家减排技术、减排资金。这个观点现在已经成为共识,发达国家已经答应了出钱,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吵的只是应该拿多少,拿给谁。(当然,哥本哈根吵的还有别的事情。)

此时,我想到了一个问题:假如有些国家要永远处在“发展中”、永远不“发达”呢?“先富起来”的国家是否要永远补偿它们呢?

有看官要问了,哪个国家愿意永远处在“发展中”呢?谁不想“发达”呢?

确实,没有人愿意贫穷,没有人不想富裕。但是,在某些国家,不是老百姓想不贫穷就可以不贫穷的,不是老百姓想富裕就可以富裕的,即便这些国家的老百姓努力工作。因为这些国家“脱贫”的权力不掌握在老百姓手里,而掌握在执政者手里。也就是说,执政者让老百姓脱贫老百姓才可以脱贫,执政者不让老百姓脱贫,老百姓就脱不了贫。

有执政者不让老百姓脱贫的么?口头的没有,实际上却有。

这类执政者一般都认为自己是“伟大的”、“慈父般的”、是“大救星”、“万民之天”等等。他们对老百姓说:我给你们指出一条脱贫致富的道路,这条道路是最“优越”的,是唯一的,是“金光大道”。他们指出了还不够,他们还要强迫。老百姓愿意也得愿意,不愿意也得愿意。于是整个国家就走上他们指引的“金光大道”上去了,一走就是几十年(有走了30年的,有走了60年的,有走了80年的),但是无论走了多久、无论走了多远,老百姓还是没有脱贫,国家还是没有“发达”,仍然是个“发展中国家”。

这样的国家要补偿它们吗?

如果补偿它们,这些国家的执政者十之八九要拿补偿费去搞原子弹,去搞“先军政治”,去进口奢侈品。

不补偿它们吧,它们就满不在乎地低水平排放。而且,这些国家的“伟大领袖”们多半缺乏科学常识,会做用砍树的方法来“大炼钢铁”一类的事情,会做把工厂迁来迁去搞“三线建设”一类的事情,总之,会“折腾”;这就会无谓地增加许多排放量。

更麻烦的是,这些国家的执政者都“鸭子死了嘴壳子硬”,不肯改变道路,要等到他们死了而且没有儿子了,这些国家才可能改变,走上各国“共同富裕”之路。那么,如果补偿,要补偿它们多久才到头呢?

有一个出席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发展中国家”代表说,美国看人给钱“有政治企图”。我想,有点儿政治企图是好事,对那些至今仍不被允许致富的国家的人民是好事。

该“发展中国家”的代表还斥责美国代表不给钱“没有常识”,我也要提醒这位代表,你的常识中也应该包括 “辉煌六十年”的头三十年,因此不要把自己 “折腾”的费用算到别人的帐上去。

    2009-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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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December 18, 2009 #

 

共和,指国家元首和国家权力机关定期由选举产生的一种政治制度。共和国,就是实施共和政体的国家——《现代汉语词典》。

因此,法兰西共和国是共和国;

因此,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共和国;

因此,波兰共和国是共和国;

因此,印度共和国是共和国。

这些国家有共和国的名称也有共和国的实质,是挂羊头卖羊肉。

有些国家没有共和国的名称,但有共和国的实质。

比如,美利坚合众国是共和国;

比如,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是共和国;

比如,以色列国是共和国;

比如,瑞士联邦是共和国。

这些国家是挂狗头卖羊肉。

有些国家有共和国的名称,但没有共和国的实质。

比如,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不是共和国;

比如,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不是共和国;

比如,古巴共和国不是共和国;

比如,**人民共和国不是共和国;

这些国家是挂羊头卖狗肉。

 

下则辩正词语预告:什么叫反华。

                                      2009-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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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December 11, 2009 #

 

反动就是逆人类社会发展方向而动。(指思想上或行动上维护旧制度,破坏新制度,反对革命的。——《现代汉语词典》)

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是从专制走向民主。

那么,

在当今, 用暴力夺取政权就是反动;

用暴力镇压非暴力就是反动;

坚持专制、不推进民主就是反动;

用专制代替民主更是反动。

 

当然,反对民主也是反动,支持专制也是反动。

因此,

希望美国在伊拉克建立民主的努力失败的,是反动;

不希望阿富汗老百姓都去投票而希望塔利班捣乱成功的,是反动;

支持朝鲜金正日政权而把“脱北者”送还给君的,是反动;

不支持昂山素季而支持缅甸军政府的,是反动。

 

相反,顺人类社会发展方向而动就是进步。

因此,

不懈努力争取民主的韩国总统金大中是进步的;

把政权交给人民的不丹国王旺楚克是进步的;

把终将实行民主(宪政)写在自己的党纲上的国民党是进步的;

开放党禁报禁、使台湾走上民主道路的蒋经国是进步的。

 

下则辩正词语预告:什么叫共和国。

                                      2009-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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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December 5, 2009 #

 

二十年前,我和我的朋友放了一挂鞭炮。那天不是过年,那天大概是1228号。那天之前三天,1225号,苏联垮台了。放鞭炮就是庆祝这件事。

那一年,不在过春节的时候放鞭炮是忌讳的事情。所以,鞭炮是偷偷去市场买的。晚上我偷偷把鞭炮挂在教学楼栏杆上,用香延缓了点着时间的(有时间离开现场)。果然,第二天保卫处就查找放鞭炮的人。当然,什么也没查出,也有可能根本就没有认真地查。

那几天,我看见我们学校党委书记的脸是青黑色的。实际上,她那个时候还不知道,后来苏联的许多党委书记和政治课教授都只能做看门人。

戈尔巴乔夫1999年在土耳其说:“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灭对人民实行无法忍受的独裁统治的**主义……世界没有**主义会更美好……我消灭了苏联和所有欧洲的**主义国家的**主义……然而,阻挠人类在全世界实现自由理想的亚洲的**主义也应当被消灭。”戈尔巴乔夫因这一消灭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戈尔巴乔夫给人类带来的决不仅仅是和平,他给苏联和东欧的人民带来了解放。

这么大的好事,而且是紧跟在那么大的、叫人恨恨不已的坏事之后,当然值得庆祝,值得放鞭炮。

    2009-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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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November 28, 2009 #

   

报载,陕西省志丹县县委书记祁玉江捡垃圾,捡了三年,把志丹县捡成了省级卫生县城、国家级卫生县城。

有人说,书记捡垃圾不务正业,是在其位不谋其政。

书记的“位”我知道,单位、县、省……都有书记,一把手;但有谁知道书记的“政”?或者,书记的职责是什么?哪个单位、哪个县、哪个省规定了书记的“岗位职责”?

书记是没有职责的,书记是没有“政”的。说白了,但凡当了书记(或指导员、教导员、政委)就没有事情可干。

书记没有事干,可是书记的钱拿得可不少哇,与单位的“长”、与县长、与省长一样多。

拿了钱不干事不好,怕秘书议论,怕“长”们议论,怕群众议论。

于是,不少的书记就找活干。

找得好的,比如昆明市的仇书记,架设二环高架、建设标准学校、治理入滇河道、拆除临违建筑、种树种草种花,简直可以树碑立传了,可这是越权,作了市长的事情啊。

找得不好的,比如重庆的薄书记,发红色短信、唱红歌、给下属送焦裕禄像,这是开历史倒车啊。(至于“打黑”,蹊跷得很,目的不好说,效果嘛,等尘埃落定再说。)

找得一般般的,就给下属读报纸,学习“某某大精神”;就干涉干涉某主任的任命,表示“管了干部”。就这样,也不讨好。群众说,把我们当文盲了。群众说,工会法规定要选举。

啊,终于有个祁书记找到了书记应该干的工作 —— 捡垃圾。不尸位素餐,不越俎代庖,不螳臂当车,不得罪群众。虽说把清洁工的位子占了一个,虽说纳税人给这位清洁工付的工资高了一点,但是放眼书记们在中国的作用,值啊。

祁书记,你给中国的书记作出了好榜样。

    2009-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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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November 15, 2009 #

 

钱学森老去世了,钱老的爱国是最受高层表扬和低层夸赞的。但是我觉得我们对钱老的爱国的理解还有肤浅之处,所以这里往深处拟了两个问题,向看官君调查。

问题一:

如果钱老当初不是“冲破阻挠”回了大陆,而是回了台湾,而且在台湾同样发挥“火箭之父”的才华,帮助台湾制造导弹,蒋氏父子也像大陆一样让老百姓勒紧裤带,于是台湾的导弹先于大陆制造出来,并且至今领先于大陆。那么,钱老是爱国的,还是不爱国的?

爱国         不爱国

选择提示:不能搞“两个中国”,更不能搞“一中一台”。

问题二:

如果钱老生活于 19 世纪末,钱老决定不“冲破阻挠”回国,而是留在美国帮助美国制造导弹,并且在导弹制造中发挥了主要作用。 1898 年戊戌变法的关键时刻,“世界人民的爹”——美国决定帮助康、梁推翻当时中国“腐败”的慈禧太后政府(当时人类道德已经发展到凡未经人民授权的政府都是不合法的政府别国都可以“干涉内政”的地步),用导弹打向中国的颐和园,炸死了慈禧太后,同时由于准确性远不如 1999 年南斯拉夫“炸馆事件”时的巡航导弹,炸毁了大半个颐和园,炸死清军 30 ,炸伤清军 300 ,炸死平民 10 ,炸伤平民 100 。但是,戊戌变法因此成功。此后,中国建立了君主立宪的共和政府,不要说后来的极左思潮、连孙中山的“中左”的理论都没有施展的机会,中国就顺利走上了各国共同的发展之路,成为亚洲数一数二、世界数十数二十的富裕国家,所有的中国人——包括慈禧太后的后代、被美国导弹炸死炸伤的军民的后代的生活都很滋润,比如,到了 2009 年人口也只有 7.5 亿,是现在人口的 57% ,春运根本没有一票难求之说。(请各位暂且接受以上荒诞情节。)那么,钱老是爱国的,还是不爱国的?

爱国         不爱国

(各位不会真的去点击“○”吧?)

        2009-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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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November 13, 2009 #

 

“解放”就是解除束缚,得到自由或发展。——《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

那么,

如果“解放”后比“解放”前受到的束缚更多,肯定不叫解放。

如果“解放”后比“解放”前失去的自由更多,肯定不叫解放。

如果“解放”后比“解放”前受到的压迫更多,肯定不叫解放”。

如果“解放”后比“解放”前更不能发展,肯定不叫解放。

如果“解放”后比“解放”前的生活更差,肯定不叫解放。

因此,让美国人民过中国人民的生活不叫解放(有人想要去“解放”)。

因此,让台湾人民过大陆人民的生活不叫解放(哪怕是过现在的生活)。

因此,不让大陆人民过台湾人民的生活不叫解放。

因此,让韩国人民过朝鲜人民的生活不叫解放。

因此,让朝鲜人民过现在的生活也不叫解放。

因此,让柬埔寨人民在波尔布特政权下生活不叫解放。

是解放的有:

让东德人民过现在的生活是解放;

终止南非的种族歧视是解放;

推翻萨达姆的统治是解放(请拭目以待);

可以不穿长袍、不戴面纱是解放;

在中国,是解放的有:

不“割资本主义尾巴”了是解放;

不“打击投机倒把”了是解放;

不“阶级斗争天天讲”了是解放;

不“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了是解放;

不剪牛仔裤了是解放;

所以,有些“解放”不是“解放”,有这些“解放”不如没有这些“解放”。

所以,明明没有“解放”却硬说“解放”了还要让庆祝“解放”,这是“被解放”。

 

下则辩正词语预告:什么叫反动。

                                      2009-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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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August 26, 2009 #

 

国家体委已经叫国家体育总局了,但因为老百姓熟悉旧名,所以这篇文章仍旧。

柏林世界田径锦标赛结束,黑人选手仍然在短跑、长跑项目中称霸世界。因为径赛的牌子多,所以奖牌榜前列的国家都有黑人或干脆就是黑人国家,如美国(第一)、牙买加(第二)、肯尼亚(第三)。中国队仅获 1 块金牌,列第十三,这应该是没有黑人的结果。

黄种人和白种人径赛都不如黑人,这是身体条件决定了的。中国人擅长的是技巧,田径赛没有什么复杂的技巧,这就让中国人难以拿牌了。

明白了这个道理, 13 万万中国人比不过 262 万牙买加人也就很能想得通了。

国家体委的官员当然也明白这个道理,但他们负有“为国争光”的使命,更有保住自己饭碗的动力(如果竞技体育不归他们管了,国家体委的大部分人都要失业),所以他们常常对不明就里的指责不加辩解,有时候还违心地自责几句以宽慰人心。

为为国争光计,我建议国家体委引进黑人。

牙买加的黑人不好引进,因为他们的生活水平高于中国。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的黑人应该很容易引进,因为他们的生活水平低于中国,尤其埃塞俄比亚,是世界最穷国之一。

非洲黑人短跑不如美洲黑人,但长跑比美洲黑人行,他们一定会为中国拿好几块牌的。这回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合起来光金牌就有 6 块呢。

当我们有一天看到,瘦精精、黑黝黝的人披着用鲜血染红的、一颗大星永远领导着四颗小星的旗绕运动场一周的时候,那是怎样的一种景象!  

2009-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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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August 19, 2009 #

 

我的母亲叫姚均进,长沙人,她不是右派,是右派家属。我母亲从我记事起到她退休都在银行工作,改革开放以前,银行是低工资的行业。

我父亲被打成右派时在成都商业学校教书,“组织”的通知到了重庆,我母亲的朋友劝我母亲离婚。这个朋友的丈夫也被打成了右派,这个朋友就离了婚。我母亲没有离婚。不离婚的原因并非因为我母亲认识到我父亲是被冤枉的,那时候恐怕99.99%的人都没有这样的觉悟。不离婚的原因是因为我父亲对我母亲很好(有感情),每月工资都交给她;而且我们姊弟妹三个,带着我们也难以改嫁。

成都商业学校的领导把我父亲定为“极右分子”,开除了他的公职,还送去劳动教养。我的父亲没能回家就被送进了劳教队。

我的父亲打成右派之前每月有99元的工资,这在1950年代是比较高的工资,我家里因此请得起保姆。父亲的工资骤然失去,就剩下了我母亲每月53元的收入,保姆当然马上就辞退了,4口之家就靠53元生活。

1958年是“火热”的年代,我的母亲每天都要加班,回家很晚。她说,领导说,每天工作8小时不叫“苦战”。当时有一首歌是这样唱的:“五年计划看三年,苦战三年看头年,赶上那个英国用不了十五年!嗨嚯嗨嚯嗨嚯,加油干加油干,嘿嘿加油干!”

1958年当然要大力批判资产阶级右派(每逢有这种“重大政治斗争”,都要翻来覆去地教育“群众”),母亲作为右派分子家属,她肯定得批判自己的丈夫,她如何批判的我不得而知,但我在重庆市市中区文化馆的剧场里看过银行的歌咏大会,母亲站在合唱队里唱:“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江山人民坐得牢。反动派,被打倒,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社会主义社会一定胜利,共产主义社会一定来到,一定来到!”

我母亲把我父亲被打成右派的事情瞒着我们姊弟妹,一直瞒了三年。她这是为了面子,更是为了我们入队、升学。

她一直告诉我们,我父亲之所以没有从成都回家探亲,是“下放”了。1958年,干部下放很常见。但是下放应该在很近的地方,而且下放干部是可以经常回家的。可是我的父亲却去了很远的四川西南角一带,并且一年又一年不回家。我心里逐渐有了怀疑,但宁可相信这是真的。我的小学老师家访,问起这件事,我母亲坚称只是下放。

直到我父亲解除劳教回到家里,我们才被告知了真实情况。告知不是谈话,是父亲写了一张字条交给我们自己看。

父亲结束3年劳教回到家里,家里又增加了一口人,全家的收入仍然是53元。父亲有时候去“打工”,干重体力活,但体力不行,收入微薄。我母亲变得极为节俭。有一次我在菜场买菜,售货员没有1分钱找给我,我就没有要,回到家里被母亲骂得很惨。节俭的习惯后来深入到了我母亲的骨髓里,即便我们有了工作不再需要父母负担,即便我父亲“改正”了有了退休工资,她仍然很节俭。比如,她用牙膏是先挤、再擀、最后剪。

我父亲的右派被“改正”时,原单位成都商业学校补发给他700元工资。我父亲分给我们姊弟妹三人每人100元,作为我们20年“狗崽子”的补偿;给了我母亲200元,作为她20年屈辱、穷困、辛劳的补偿。  

2009-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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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August 14, 2009 #

 

一、小骗子的招:

现在报纸(哪怕是D的喉舌)上经常有卖假货的广告,没有人整治,没有人追究,因为和“稳定”无关。昆明的《**晚报》最近(20097月)经常有卖医疗内裤的广告,有一种是“英国内裤”,整版,广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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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内裤进入中国大陆市场后,都市男人亲身体验到‘当天扔掉壮阳药,当月穿好前列腺’的奇效,时下挡不住新老顾客‘弃药换裤’的热潮,越来越多的家庭‘房事’升温,大大方方走进二次‘蜜月’!

“穿英国内裤,全效提升男性战斗力,给男人征服的力量。”

“补肾三年,不如换内裤三天。”

“老公一穿腰不酸,激情燃。”(小娟,某影楼摄影师)

“老公晚上精力足,很美满。”(艳萍,某商厦管理人员)

“‘妻管严’把身翻,真强悍。”(王琳,某琴行老板)

55岁娶妻生子,有颜面。”(李玉玲,私营老板)

“‘娘娘腔’粗犷,很强健。”(妙蔓,某企业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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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内裤1501条。

按:作为老百姓,我们没有办法查考真假,但常识告诉我们,内裤不可能有如此“强大”的功效,否则官员和老板们早就全穿上了。大谈疗效的“女人”连“托”都不是,只是骗子的编造。

 

二、老骗子的教:

这种招数不是骗子的发明,是骗子学来。老师呢,近在眼前,总在言传身教。请看最近的一次传授:

搜狐网2009年6月22日有下面一则新闻:

(http://news.sohu.com/20090622/n26468463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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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家长 建议“谷歌中国”屏蔽国外色情网站

焦点访谈“谷歌中国”色情链接遭谴责

针对“谷歌中国”网站存在大量传播淫秽色情和低俗信息的内容,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于6月18日对其提出了强烈谴责,国家有关部门也对“谷歌中国”网站进行了处罚,暂停该网站境外网页搜索业务和联想词搜索业务,并责令其立即进行整改,彻底清理淫秽色情和低俗内容。

此消息经各大媒体报道后,在社会产生强烈反应, 很多学生家长和互联网网民 在互联网上留言表示支持。

“谷歌”网站的链接确实存在大量低俗内容。对于媒体所曝光的事实,很多网友和家长表示认可和支持。几位家长在人民网留言:“我们是孩子父母,‘谷歌’太不像话了,哪有这样联想的,输入‘儿子’都会出现下流的内容。”

我是一个孩子的父亲,我坚决支持。”“坚决打击黄色网站,坚决抗议低俗网站腐蚀青少年。”“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我支持政府的决定。”

对于有关部门处罚“谷歌中国”的行为,有网友说:“支持,政府早该如此了。”“好!坚决打击淫秽色情信息对我国青少年的毒害!”“坚决打击,不管是谁,决不放过。”“需要制定严厉的处罚标准,进行严厉的处罚!”

中国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主任李家明则表示,尽管“谷歌”的总部在美国,但是“谷歌中国”是在中国土地上的一个公司,应该受中国法律法规的约束。

一位家长 表达了他的愤慨:我很气愤,一些不良网站为了提高自己的浏览量,真是无所不用其极,这对我们的孩子是多么大的伤害啊!思想被这些低俗内容严重影响,注意力被引到这些恶心的东西上面,他们如何健康成长?

“传黄”事件被曝光后,“谷歌中国”相关责任人迅速表达了歉意并表示,将严格按照政府执法部门的要求进行整改,对所提供的所有互联网搜索服务进行彻底检查,努力摈除网络低俗信息,并及时将整改情况报告有关部门。

不少家长和网友 对此表示:“黄网”害了多少人?希望“谷歌中国”拿出实际行动,迅速改正。还有学生家长和网友提出:建议“谷歌”与相关部门合作,将国内色情网站一网打尽,并且有效屏蔽国外色情网站。(记者赵亚辉)(来源: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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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很多 学生家长和互联网网民 ”、“几位 家长 ”、“ 一个孩子的父亲 ”、“ 有网友 ”、“ 一位家长 ”、“不少 家长和网友 ”,他们是谁?他们叫什么名字?他们住在哪儿?卖英国内裤的骗子还编几个名字,喉舌连名字都不编。

 

三、老百姓的觉悟:

这一招用得很多,用了60年,用多了效果就很差了。请看搜狐网网友对上面报道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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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原创评论425条显示11条第1

对于不讲道义,危害我国青少年的一切行为都应该扫出国门!要为祖国的未来作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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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谷歌,并提醒国民自觉抵制黄网!这才是最关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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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里低俗内容黄色内容比谷歌还多,怎么没人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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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酱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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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烈建议封杀谷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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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杀绝如谷歌这样传播“黄色”的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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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不使用谷歌搜索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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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支持我国政府对谷歌采取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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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谷歌表示强烈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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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1页就足够说明问题了,中国老百姓已经不是那么好骗的了。

我们都知道,“谷歌”事件是央视《焦点访谈》的造假,找一个有求于央视的实习生来举报“谷歌”,然后口诛笔伐。

 

四、我给骗子的话:

你们为什么不找个问心无愧点儿的工作?

 

2009-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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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August 7, 2009 #

说明:

多年来,但凡远行,均应老婆之请留一遗嘱,以下讣告即为遗嘱之一部分。

“组织”撰写之讣告,千篇一律,没有个性,更强人所不愿,不能表达个人思想经历之万一,因此自拟。可以公布则用,不可以公布则罢。但请“组织”千万不要代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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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启贤已于×年×月×日辞世。

简启贤194961日出生于重庆市。

因家庭成份不好(父亲为摘帽右派),初中毕业即失学(当年中考,数学无一错误)。

16 岁入铁道部大桥工程局五处工作,分配为混凝土工,在雅砻江、金沙江、安宁河、沅江、酉水、渠水、湘江、浔阳江上参与了12座桥梁的修建,主要工作是扛水泥、抬石头。

29 岁逢改革开放,遂改行做教师,由小学而中学而大学。

33 岁读广播电视大学,37岁读硕士研究生。

辞世时,为云南师范大学退休教师。

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

简启贤弱冠之年深受蒙蔽:崇拜M,服膺G

而立之年自书云“一朝闻道死何难”:盖因亲历的文革乱象动摇了对MG的信仰,目睹的公有制弊端促发了对制度的怀疑。

不惑之年始而闻道:ML承认社会发展乃自然过程却以暴力建立和维持自以为是之制度,G在全世界的实践以失败告终只给人类留下空前灾难。

知天命之年存道坚定:如果人类自利的本性不能改变,那么以利他为基础的G主义社会就是空想;如果承认人的权利生而平等,那么民*主就是必须实行的制度。

耳顺之年悟道更加深入:中国大陆三十年来的所有成就无一不来自“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国大陆三十年来的多数积弊(腐败、不公、污染)全都由于排斥“资本主义”政治制度。

呜呼!感谢上苍,让简启贤知道如此,夕死可矣,夕死可矣!

专此敬告。

                                          简启贤(曾微) 自拟

2007 730 初稿

                                           2009年8月3 修改

附注:

此处的“资本主义”不是ML教科书中的“万恶的”资本主义,此处的“资本主义”有人民当家作主、管理者由人民授权的政治制度,有人人可在不损人的前提下自由追求个人利益的经济制度,有全民皆可获得基本医疗、教育、住房保障的人道制度,因此特加引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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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August 1, 2009 #

 

我的父亲叫简代霖,籍贯四川叙永,19172月出生于四川万县(今重庆市万州区)。1939年,我父亲考入“中央政治学校”(1946年改为政治大学),学习会计。这个学校不要学费,这是我父亲考这个学校的主要原因。这个学校是国民党培养自己的文职干部的学校,相当于共产党的“中央党校”,名誉校长是蒋介石,进入这个学校的所有学生都必须加入国民党。我母亲说,这个学校的学生毕业之后,可以当县长;又说,还好我父亲没有去当县长,如果当了县长,一“解放”就被枪毙了。

“解放”前,我父亲先后在银行、学校、“伪”政府工作,作过天津市“伪”政府会计处的科长。

(“伪”政府不是指抗战时期溥仪和汪精卫的汉奸政府,而是指国民党政府。称国民党政府为“伪”是毛时代的规定,我填家庭出身都得这样写。我因此有很长时间感到不解,如果国民党政府是“伪”政府,那么中国有21年、从1928年到1949年是没有“真”政府的。)

解放后,我父亲先后在西南贸易部和成都商业学校工作。

1957年,我父亲在成都商业学校任教师时被打为右派分子,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1962年,4年劳动教养结束、要摘帽、要解除劳教的时候,管教干部却告诉他,他没有被打成右派!

我父亲问管教干部为什么被劳教,管教干部说给他查一查。临到要离开劳教场的时候,管教干部告诉我父亲是“历史反革命”。我父亲问:“我怎么被定成历史反革命的?”管教干部说:“你在旧社会干了七、八年,哪里会不牵挂上点。”“牵挂上”的是什么,不告诉,也不给认定或者摘帽文件。

但是,1979年春天,成都商业学校“改正”我父亲的问题时是按错划右派“改正”的,不是按历史反革命“平反”的。(文件为:成都商业学校总支部委员会《关于简代霖同志被错划为极右分子的改正报告》、四川省商业局党组《关于改正简代霖同志被错划为极右分子的批复》。)

原来,1956年“审干”的时候,我父亲顶撞了成都商业学校的领导。1957年反右到来,领导决定把他打为右派分子,而且是“极右”,这样就可以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

但是,我父亲平时“牢骚”话虽多,却都是与朋友的私下交谈,而且多是“鸣放”(或者叫“引蛇出洞”)前的言论,“鸣放”期间则没有写大字报、没有发言,也就是没有“鸣放”,这使领导找不到足够的打右派的依据。领导于是就召开批判会,要我父亲自己交待自己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事实”。

我父亲说:“我在交待过程中,最初曾经历几次小会,都通不过……后来经过好几次大、小会议,我才领悟到,群众提出来的意见,就是挤我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朝着反党、反社会主义这个方向走下去,否则就过不了关……于是我被迫承认,我把一切统统包了下来。我所交待的材料,有些是我的观点、看法,有些则是为了过关的违心之言。”(摘自1979220我父亲写的《商业学校57年整风反右情况的回忆》。)

领导根据这些“挤”出来的、真真假假的交待,把我父亲定为“极右分子”,报告打上去,还没等上级批准,就急急忙忙宣布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结果,因为材料实在不足以打成“极右分子”,没被批准。可是领导不愿意纠正。(不能相信“有错必纠”啊!)4年劳教之后,没有打右派的批文,领导只好找一个“历史反革命”的罪名。等到“改正”的时候,没有历史反革命的根据,领导只好仍然按照右派“改正”。

领导整惨了一个人,害苦了一家人。

4年劳动教养,我父亲在四川会理铅锌矿采矿,在内(江)昆(明)铁路工地修铁路。

那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他来信说,吃不饱,有人偷食堂的红薯,他没有偷,不敢,怕不能摘帽。

解除劳教回到家里,他没有工作,全家5口人只有母亲的53元工资。他出去“打工”,干重体力劳动,收入微薄。后来就专门在家做饭,他一辈子从事时间最长的工作就是做饭,做了17年。

历史反革命是比右派分子更可怕的帽子,他在回家的最初几年苦苦搜索自己的“历史反革命”来历,用大量时间写申述信。文革,更蛮横的暴力到来,他才绝了望。

我们姊弟妹三个在那个年代受党的教育,在“思想上”和他“划清界限”,不和他多说话。他也很小心,不敢管我们的生活、学习。他觉得自己没有资格,觉得自己已经连累了我们,担心自己施加了“反动影响”。右派家庭的天伦被破坏。

我母亲作了21年“右派家属”,独自抚养子女4年,以一个人的微薄工资养家。

我们姊弟妹三人作了21年“狗崽子”,上学只能读到初中(并非成绩不优秀),工作没有好的,知青难以返城。

“改正”的时候,成都商业学校给我父亲补发了700元工资,他给了我母亲200元,给了我们姊弟妹三人每人100元,算是我们被连累的补偿。我姨妈在最困难的年代每月给我们家寄5元钱,他把余下的200元给了我姨妈,算是对她的感谢。

19984月我父亲去世。弥留之际,我赶回重庆照顾他。他表示愿意捐献遗体,但后来我母亲不同意,没有捐成。他去世后,他的朋友问我,你父亲有遗憾吗?我说没有。我父亲曾经说,“我总吃了20年的安泰(重庆话,不劳而获)”,指的是他“改正”之后获得退休待遇,有20年。

他去世的第二天,我去《重庆晚报》办理讣告,给了双倍价钱,要求登一个面积大的,结果登出来的是小的。我发现当天的讣告还有原重庆市市中区区长王维岳,想来是《重庆晚报》自律,认为普通人不能比党的领导的讣告大,于是擅自作主把我们的改成了小的。但是我不太明白,王区长的讣告是区D委登的,D为什么这么吝啬,不给自己的干部登个大的?

与我父亲在同一个劳教场、劳教了4年之后也被告知没有被打成右派的还有一人,是四川省话剧团的演员,姓王。

上海师范大学的一位老师告诉我,有右派在1979年“改正”的时候发现没有被打成右派,原单位为了“改正”有名,就旋打一次。

附图:我父亲的《解除劳动教养通知书》。

 

                                       2009-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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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July 26, 2009 #

 

如果麦当劳有了书记,就会发生以下事情:

书记在中国是一种职业,是“七十三”行之一,书记虽然不能“脱离群众”,但一定要脱产,否则怎么能算官?于是,麦当劳就增加了人员。

书记当然还要有办公室,而且不能和别人共,必须单间。于是,麦当劳就扩大了店面。

书记得有事做,不说别的吧,起码要组织政治学习,每周一个下午,学习**大报告之类,读报纸。于是,麦当劳就减少了营业时间。

书记不能是光杆,手下起码得有两员干将,组织部长和宣传部长。

组织部负责挑选“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D管干部嘛。于是麦当劳的职工想当店长的就向部长、书记送礼,想不扫厕所也向部长、书记送礼。送礼多的(不一定是能干的)当了店长,送礼少的(不一定是不能干的)扫了厕所。

宣传部管舆论导向,扫黄打非。于是不久,麦当劳的字母“ M ”就改成了汉字“麦”,因为“ M ”会导致低俗联想。“麦”字还不能是繁体,否则有向台湾投降之嫌。再不久,“麦”字的黄色就改成了红色。

于是,麦当劳的炸鸡腿每个提价1.25元,汉堡包每个提价2.15元,可乐每杯提价0.45元……麦当劳的书记说,这是与国际接轨。

吃饭的人不满意了,问麦当劳:你们为什么要有书记啊?  

2009-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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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July 22, 2009 #

 

二十年前的7月,刚刚研究生毕业的我被召回四川大学接受审查。因为毕业证书还没有给,学位证书还没有给,我只好回去。

一到学校,我就向负责老师报道,说,我没有带行李。他喜出望外,说,好哇,你就住新*栋吧,被子蚊帐都有。我问,要钱吗?他说,免费。这下我有点喜出望外,有这等好事?来到新*栋一问,才知道这里专门安排被审查的学生住,属于隔离。负责老师的喜出望外是因为不好齐齿让我住到这里来而我却“自投罗网”了。

不过这隔离既无行动限制,更无看守,来去自由。那负责老师完成了对我的接待任务后就再也没有出现。我觉得,他不喜欢这任务。

我住一个单间,不是优待,是被隔离者实在不多。

隔壁是一个“难友”,本科生,天天拿着收音机收美国之音。714是法国国庆,攻占巴士底狱的纪念日,他很激动,说总有一天什么什么的。

所谓审查,没有人来“审”,就是自己写,写过程、写检查。以我的经验,没有个把星期、没有两稿三稿是不会放人的。所以就慢慢写。隔壁的“难友”没有经验,急急忙忙写了上交,想早早走人,但总是被打回来,说“不深刻”。我把经验告诉他,他也就不急了。

有学生来拜访我,本科生,陕西人,他说,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就写,只有你知道的事情就不要写。这是来指导我写作的,我说,知道知道。

第二次他来,说,坦白从宽,把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我说,知道知道。他问,你怎么被审查的?我说,有人揭发了我。他说,谁?我帮你揍他。我很感动。当然,后来并没有去揍人。

大概一个星期后,我被“释放”。毕业证书给了我,但是学位证书被发誓要“处理”我的学生工作部部长去研究生处扣了下来。该部长在学潮期间当着学生的面撕大字报,被学生勒令修补粘贴,所以他对学生恨恨不已。

大概一个半月后,研究生处的老师设法把学位证书寄给了我。

我觉得,我的审查待遇和我的父辈有天渊之别,时代还是进步了一些。  

                                         2009-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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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June 23, 2009 #

 

这里的学习指的是“政治学习”,不是知识学习,是学习“马义”、“毛思”、“邓论”等,不是学习语文、数学、自然、公民常识等。

我这个月退休,于是我名正言顺地可以不去政治学习了。退休的最大好处就是可以不去政治学习。

我被强迫政治学习了一辈子了,学习了一些什么呢?

一开始我学习:资本主义国家劳动人民受剥削受压迫,水深火热,社 * * * 义国家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生活幸福。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等着我们去解放。

——结果事实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都比社 * * * 义国家的人民生活好,受穷受压制的正是社 * * * 义国家的人民,社 * * * 义国家的人民才需要解放。

后来我学习:大跃进,人民公社是金桥,万斤稻、千斤猪。三年困难是“特大自然灾害”造成的,是苏修逼债造成的,三年没有饿死一个人。

——结果事实是:万斤稻、千斤猪是违背常识的“浮夸”,三年大饥荒正是大跃进、人民公社造成的,根本就没有什么“自然灾害”,更不要说“特大”了,“苏修”不但没有逼债反倒给了援助,饿死的人至少有 3600 万(见杨继绳《墓碑》),他们死于人祸,而非天灾。

再后来我们“早请示、晚汇报”,每天政治学习两次,“《老三篇》天天读”,我学习:毛 * * 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把邓 * * 平永远开除出党,无 * * * 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

——结果呢,毛“亲自选定”的接班人林彪背叛了毛,毛的左膀右臂被打成“反党反革命的四人帮”,而刘少奇被“平反”为“伟大的马 * * 思主义者和无 * * * 级革命家”,邓 * * 平则成了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无 * * * 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还只是官方结论,不是人民的结论、历史的结论),阶级斗争再也不能讲,现在讲的是“和谐”。

再后来我学习党史:湖南农民运动,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建立中央苏区,二万五千里长征,共 * * 党领导抗日,毛 * * 席的革命路线“引导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等等。

——后来我知道:湖南农民运动确实是不得人心(包括湖南农民之心)的“痞子”运动,“四一二大屠杀”是得到舆论支持的“肃反”行为,“中央苏区”是在国难当头的时候分裂国家,二万五千里长征是打着“北上抗日”旗号流窜求存,“领导抗日”则是“一分抗日,两分反蒋,七分发展”,“毛 * * 席的革命路线”就是为达目的(夺取政权)不择手段的厚黑路线。

再后来我学习马 * * 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剩余价值被“剥削”者全部占有,土地和资本不能产生价值只有劳动才产生价值,市场经济必然出现经济危机并导致资本主义灭亡。

——现在我知道: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不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而是人类追求幸福的欲望,“剩余价值”并非都被“剥削”者享受而是大多数被用于扩大再生产,土地和资本并非不能产生价值只有劳动才产生价值,市场经济虽然不能避免经济危机但也会克服经济危机,而计划经济必然导致经济衰退且无法克服。更重要的是,市场经济符合人类追求幸福的本性而计划经济压制这种人性。今天中国的所谓“改革开放”就是搞市场经济,中国这三十年的经济成就全都得归功于市场经济。

我还学习马 * * 思主义社会发展史: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法院、监狱、警察等就是这种压迫的机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领袖是“经过革命斗争考验的权威”,人类社会形态的发展在资本主义之后就是社 * * * 义、共 * * * 义。

——现在我知道: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并非“阶级斗争史”而是追求幸福史,现代和将来的国家并非“阶级压迫的工具”而是在同一地域生活有共同文化的人群形成的有主权的实体,现代和将来的国家领导人不是“经过革命斗争考验的权威”而是人民授权执行管理国家机构服务人民的人,法院、监狱、警察等不能用于阶级压迫而是人民授权用于制止违法(损人)保护守法(不被损)的机构,现代和将来的军队不是用于夺取政权的工具而是保卫本国公民生活不受外来暴力侵犯的武装(因此军队不能是某个集团的,必须是国家的),人类社会形态的发展并非资本主义之后必然是社 * * * 义、共 * * * 义,因为人类社会形态不能人为设计。

看看,我学习的东西无论巨细,一无是处。

我学习的效果适得让我学习的人之反,让我学习的人希望把我学习成一个“驯服工具”、一颗“革命的螺丝钉”,却把我学习成了一个对于上述错误的觉悟者、反对者。

美国前总统里根说:人们因为不了解共 * * * 义而相信它,因为了解共 * * * 义而抛弃它。

书记们、宣 * * 部的人们并不比别人思想高明,这些人没有权力教育别人。

政治学习的目的无非是控制人们的思想,历来只有独裁者才试图控制别人的思想。人的思想是无法控制的,也是不应该控制的。控制思想窒息活力、抑制生机。

凡有政治学习的时代都是落后的时代,凡有政治学习的地方都是落后的地方,凡被政治学习的人群都是落后的人群。 1949-1976 时代八亿中国人只编写出一本《新华字典》就是一证。  

                                            2009-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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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May 30, 2009 #

 

我的岳父叫柴全德,河南人,文盲,1998年去世,享年80。“解放”前,他当过政府的兵,炊事兵,背着锅跟着部队跑。后来被“解放”了。“解放”可能是被俘,而不是“起义”,因为他后来是退休而不是“离休”。“解放”后,他进了开封市公安局,仍然是做饭。退休前的最高职务是炊事班班长。一个“蒋匪兵”怎么进了森严壁垒的“无产阶级”专政机关的?这应该托他的文盲文化的福。毛**席最不喜欢知识分子,“知识越多越反动”,毛的警卫战士都是文盲,毛**席掰着指头教警卫战士学文化的故事我们都知道。文盲叫毛**席放心。上行下效,各级领导都喜欢文盲。当然,各级领导自己的文化就不高,高了,就当不上领导了。毛时代,文化越低越光荣,好多人都喜欢自称“大老粗”。不过,我岳父的大老粗不是自诩的,是真的。

1970 年代,我的妻弟参了军,申请入党。部队一“外调”,说我的岳父当“解放”前的政府的兵的时候“抢”过老百姓的门板,不能入党。我的妻弟回家,对我的岳父埋怨不已,问,“为什么要去抢人家门板呢?”我的岳父说,“连长的老婆来了,没有床,让下门板,能不下么?”

我很想知道,我的岳父给连长下门板是“抢”还是“借”,后来是还了还是没有还。如果是后者,那么应该是遵守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这件事在胜利者的纪录中,多半会被写成拥军。可惜,当我想问这些问题的时候,我的岳父已经去世了。

我的岳父“下”(权且用一个中性词吧)门板的事情怎么会被“组织”知道的呢,当然是自己“交待”的,不交待,鬼才知道。早年的共**党的一大本事就是让人说出自己的最隐秘的行为(今天叫“隐私”)和思想,然后据此批判你。君不见苏联的布哈宁同志在斯大林陷害他的法庭上高呼,“枪毙我吧!”布哈宁的文化多高呀,还是“无产*阶级*革命家”,都被整晕了头。

连长想睡门板还得老婆来探亲的时候才行,可见当年战事之激烈,军人之艰苦(今天叫“奉献”)。

我常常臆想,假如我的岳父他们打赢了多好!如果打赢了,我和其他数千万中国人就不会成为狗崽子(我的父亲是右派)而沦为贱民了。因为台湾没有“地****右”,而且父母即便有错也不株连子女。

如果打赢了,我和六亿中国人就不会在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中吃不饱一顿饭甚至饿死了,因为台湾没有“三*****害”。

如果打赢了,我和八亿中国人就不会被“伟大领袖”运动,为了他个人生前中意、生后还想保持的“红色江山”“永不变色”而彼此打斗十年、让“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了。因为台湾没有“无********命”。

如果打赢了,所有中国人都会比现在富裕得多了。因为台湾的人均收入是大陆的七、八倍(2008年),而且是均富(20064月连战北京演讲所说),不像大陆0.4%的人掌握了70%的财富( 波士顿咨询公司(BCG)发布的《2006全球财富报告》 ),99.6%的人只有30%的财富。

更有甚者,如果打赢了,所有中国人今天就都享有民*主了,领导人就由人民来选择了,官员就会巴结老百姓了,老百姓就不会被非法或被恶法侵犯了。台湾陈水扁目前的遭遇就是很好的说明。

如果打赢了,连愤青也会高兴不置呢,因为台湾和大陆就不会分*裂了。  

                              2009-0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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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May 26, 2009 #

 

上个世纪 90 年代有个关于中国公民的民谣,说“一等公民是公仆,子子孙孙都享福……十等公民是百姓, 学习雷锋干革命 。”

重庆市现任市委书记薄熙来先生无疑属于“一等公民”,薄书记的父亲薄一波做过国务院副总理,薄书记的岳父做过总政治部副主任。薄书记的儿子小学读的是北京景山学校,初中读的是 英国哈罗公学,现在还在英国读牛津大学。

薄书记在重庆大力提倡唱“红歌”,如 共产儿童团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等。看起来,薄书记很有共产主义信念。但是,薄书记的最大政绩即大连的建设却靠了资本主义的方法,即“吸引外资”。按照标准的共产主义理论,资本是不创造价值的,只有劳动才创造价值,“吸引外资”就是请资本家来剥削工人。再者,薄书记的儿子去英国显然不是学习共产主义,因为英国是资本主义的发祥地,至今实行的仍是资本主义制度,学习原教旨的共产主义应该到朝鲜或者古巴。

薄书记不至于希望回到唱红歌的时代,因为,那时薄书记虽然有“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好日子,但也有因父亲被打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成员而沦为狗崽子的坏日子,薄书记的生母更在文革中自杀。

所以,我怀疑薄书记会相信红歌里说的东西。

但是薄书记希望老百姓唱红歌。

老百姓大多数是“十等公民”。确实,许多中老年的“十等公民”怀念唱红歌的那个时代,觉得公平、清廉。但是,唱唱就能回到那个时代了吗?青年的“十等公民”是不喜欢红歌的,“超女”、“快女”都不唱红歌,只有少数拿红歌来出名、牟利的年青人才唱。

让“十等公民”和他们的孩子唱红歌的结果是什么呢?或者说希望是什么结果呢?无非是一代又一代地 学习雷锋干革命 ,这样,就“红色江山万年长”了。

己所不欲却施之于人是不道德的。

其实,作为“不差钱”的“一等公民”,薄书记如果真的希望“子子孙孙都享福”,就应该为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如英国那样的社会)做点儿事情, 90% 的千万、亿万富翁都是“一等公民”的社会不是和谐、安定的社会,在不和谐、不安定的社会过日子任何人都不会有安全感。

 

附注:

据中共中央研究室、国务院研究室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共同完成的《当前社会各阶层经济状况》(2004)报告,至2001年,中国有500万人 拥有千万元以上财富,这 500 万人来自高干子女、亲属的占 90% 或以上。

据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部门2006年关于社会经济状况的调查報告,至2006年3月底,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一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其中2932人是高干子女。  

                2009-0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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