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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微

吃了没得?

 

我的父亲叫简代霖,籍贯四川叙永,19172月出生于四川万县(今重庆市万州区)。1939年,我父亲考入“中央政治学校”(1946年改为政治大学),学习会计。这个学校不要学费,这是我父亲考这个学校的主要原因。这个学校是国民党培养自己的文职干部的学校,相当于共产党的“中央党校”,名誉校长是蒋介石,进入这个学校的所有学生都必须加入国民党。我母亲说,这个学校的学生毕业之后,可以当县长;又说,还好我父亲没有去当县长,如果当了县长,一“解放”就被枪毙了。

“解放”前,我父亲先后在银行、学校、“伪”政府工作,作过天津市“伪”政府会计处的科长。

(“伪”政府不是指抗战时期溥仪和汪精卫的汉奸政府,而是指国民党政府。称国民党政府为“伪”是毛时代的规定,我填家庭出身都得这样写。我因此有很长时间感到不解,如果国民党政府是“伪”政府,那么中国有21年、从1928年到1949年是没有“真”政府的。)

解放后,我父亲先后在西南贸易部和成都商业学校工作。

1957年,我父亲在成都商业学校任教师时被打为右派分子,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1962年,4年劳动教养结束、要摘帽、要解除劳教的时候,管教干部却告诉他,他没有被打成右派!

我父亲问管教干部为什么被劳教,管教干部说给他查一查。临到要离开劳教场的时候,管教干部告诉我父亲是“历史反革命”。我父亲问:“我怎么被定成历史反革命的?”管教干部说:“你在旧社会干了七、八年,哪里会不牵挂上点。”“牵挂上”的是什么,不告诉,也不给认定或者摘帽文件。

但是,1979年春天,成都商业学校“改正”我父亲的问题时是按错划右派“改正”的,不是按历史反革命“平反”的。(文件为:成都商业学校总支部委员会《关于简代霖同志被错划为极右分子的改正报告》、四川省商业局党组《关于改正简代霖同志被错划为极右分子的批复》。)

原来,1956年“审干”的时候,我父亲顶撞了成都商业学校的领导。1957年反右到来,领导决定把他打为右派分子,而且是“极右”,这样就可以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

但是,我父亲平时“牢骚”话虽多,却都是与朋友的私下交谈,而且多是“鸣放”(或者叫“引蛇出洞”)前的言论,“鸣放”期间则没有写大字报、没有发言,也就是没有“鸣放”,这使领导找不到足够的打右派的依据。领导于是就召开批判会,要我父亲自己交待自己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事实”。

我父亲说:“我在交待过程中,最初曾经历几次小会,都通不过……后来经过好几次大、小会议,我才领悟到,群众提出来的意见,就是挤我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朝着反党、反社会主义这个方向走下去,否则就过不了关……于是我被迫承认,我把一切统统包了下来。我所交待的材料,有些是我的观点、看法,有些则是为了过关的违心之言。”(摘自1979220我父亲写的《商业学校57年整风反右情况的回忆》。)

领导根据这些“挤”出来的、真真假假的交待,把我父亲定为“极右分子”,报告打上去,还没等上级批准,就急急忙忙宣布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结果,因为材料实在不足以打成“极右分子”,没被批准。可是领导不愿意纠正。(不能相信“有错必纠”啊!)4年劳教之后,没有打右派的批文,领导只好找一个“历史反革命”的罪名。等到“改正”的时候,没有历史反革命的根据,领导只好仍然按照右派“改正”。

领导整惨了一个人,害苦了一家人。

4年劳动教养,我父亲在四川会理铅锌矿采矿,在内(江)昆(明)铁路工地修铁路。

那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他来信说,吃不饱,有人偷食堂的红薯,他没有偷,不敢,怕不能摘帽。

解除劳教回到家里,他没有工作,全家5口人只有母亲的53元工资。他出去“打工”,干重体力劳动,收入微薄。后来就专门在家做饭,他一辈子从事时间最长的工作就是做饭,做了17年。

历史反革命是比右派分子更可怕的帽子,他在回家的最初几年苦苦搜索自己的“历史反革命”来历,用大量时间写申述信。文革,更蛮横的暴力到来,他才绝了望。

我们姊弟妹三个在那个年代受党的教育,在“思想上”和他“划清界限”,不和他多说话。他也很小心,不敢管我们的生活、学习。他觉得自己没有资格,觉得自己已经连累了我们,担心自己施加了“反动影响”。右派家庭的天伦被破坏。

我母亲作了21年“右派家属”,独自抚养子女4年,以一个人的微薄工资养家。

我们姊弟妹三人作了21年“狗崽子”,上学只能读到初中(并非成绩不优秀),工作没有好的,知青难以返城。

“改正”的时候,成都商业学校给我父亲补发了700元工资,他给了我母亲200元,给了我们姊弟妹三人每人100元,算是我们被连累的补偿。我姨妈在最困难的年代每月给我们家寄5元钱,他把余下的200元给了我姨妈,算是对她的感谢。

19984月我父亲去世。弥留之际,我赶回重庆照顾他。他表示愿意捐献遗体,但后来我母亲不同意,没有捐成。他去世后,他的朋友问我,你父亲有遗憾吗?我说没有。我父亲曾经说,“我总吃了20年的安泰(重庆话,不劳而获)”,指的是他“改正”之后获得退休待遇,有20年。

他去世的第二天,我去《重庆晚报》办理讣告,给了双倍价钱,要求登一个面积大的,结果登出来的是小的。我发现当天的讣告还有原重庆市市中区区长王维岳,想来是《重庆晚报》自律,认为普通人不能比党的领导的讣告大,于是擅自作主把我们的改成了小的。但是我不太明白,王区长的讣告是区D委登的,D为什么这么吝啬,不给自己的干部登个大的?

与我父亲在同一个劳教场、劳教了4年之后也被告知没有被打成右派的还有一人,是四川省话剧团的演员,姓王。

上海师范大学的一位老师告诉我,有右派在1979年“改正”的时候发现没有被打成右派,原单位为了“改正”有名,就旋打一次。

附图:我父亲的《解除劳动教养通知书》。

 

                                       2009-7-15

posted on Saturday, August 1, 2009 9:47 PM #右派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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