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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微

吃了没得?

 

我的母亲叫姚均进,长沙人,她不是右派,是右派家属。我母亲从我记事起到她退休都在银行工作,改革开放以前,银行是低工资的行业。

我父亲被打成右派时在成都商业学校教书,“组织”的通知到了重庆,我母亲的朋友劝我母亲离婚。这个朋友的丈夫也被打成了右派,这个朋友就离了婚。我母亲没有离婚。不离婚的原因并非因为我母亲认识到我父亲是被冤枉的,那时候恐怕99.99%的人都没有这样的觉悟。不离婚的原因是因为我父亲对我母亲很好(有感情),每月工资都交给她;而且我们姊弟妹三个,带着我们也难以改嫁。

成都商业学校的领导把我父亲定为“极右分子”,开除了他的公职,还送去劳动教养。我的父亲没能回家就被送进了劳教队。

我的父亲打成右派之前每月有99元的工资,这在1950年代是比较高的工资,我家里因此请得起保姆。父亲的工资骤然失去,就剩下了我母亲每月53元的收入,保姆当然马上就辞退了,4口之家就靠53元生活。

1958年是“火热”的年代,我的母亲每天都要加班,回家很晚。她说,领导说,每天工作8小时不叫“苦战”。当时有一首歌是这样唱的:“五年计划看三年,苦战三年看头年,赶上那个英国用不了十五年!嗨嚯嗨嚯嗨嚯,加油干加油干,嘿嘿加油干!”

1958年当然要大力批判资产阶级右派(每逢有这种“重大政治斗争”,都要翻来覆去地教育“群众”),母亲作为右派分子家属,她肯定得批判自己的丈夫,她如何批判的我不得而知,但我在重庆市市中区文化馆的剧场里看过银行的歌咏大会,母亲站在合唱队里唱:“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江山人民坐得牢。反动派,被打倒,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社会主义社会一定胜利,共产主义社会一定来到,一定来到!”

我母亲把我父亲被打成右派的事情瞒着我们姊弟妹,一直瞒了三年。她这是为了面子,更是为了我们入队、升学。

她一直告诉我们,我父亲之所以没有从成都回家探亲,是“下放”了。1958年,干部下放很常见。但是下放应该在很近的地方,而且下放干部是可以经常回家的。可是我的父亲却去了很远的四川西南角一带,并且一年又一年不回家。我心里逐渐有了怀疑,但宁可相信这是真的。我的小学老师家访,问起这件事,我母亲坚称只是下放。

直到我父亲解除劳教回到家里,我们才被告知了真实情况。告知不是谈话,是父亲写了一张字条交给我们自己看。

父亲结束3年劳教回到家里,家里又增加了一口人,全家的收入仍然是53元。父亲有时候去“打工”,干重体力活,但体力不行,收入微薄。我母亲变得极为节俭。有一次我在菜场买菜,售货员没有1分钱找给我,我就没有要,回到家里被母亲骂得很惨。节俭的习惯后来深入到了我母亲的骨髓里,即便我们有了工作不再需要父母负担,即便我父亲“改正”了有了退休工资,她仍然很节俭。比如,她用牙膏是先挤、再擀、最后剪。

我父亲的右派被“改正”时,原单位成都商业学校补发给他700元工资。我父亲分给我们姊弟妹三人每人100元,作为我们20年“狗崽子”的补偿;给了我母亲200元,作为她20年屈辱、穷困、辛劳的补偿。  

2009-7-17

posted on Wednesday, August 19, 2009 9:15 PM #右派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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