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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先生的歌

D 先生的歌

 

--發於太平洋標準時間2010年6月3日--

 

廿一年前,此時此刻,路燈黯淡樹影憧憧的校園裏,突然響起了《國際歌》的聲音。那是一個男人蒼老的聲音。D先生,青年時代就皈依了那個主義,又被那個主義毀了青年時代的老人,用獨唱國際歌,再搭上來之不易的政治地位和前程,表達了自己的憤怒和抗爭。

與16小時後杜憲女士在熒屏上的黑衣和語氣一樣,這抗爭顯得單薄、無助,但就當事人的地位和處境而言,這是他們所能發出的最強音--發自良心和使命感的最強音。像人們記住佐拉的《我抗議》和伏契克《絞刑架下的報告》一樣,其後的年代裏,總會有一些中國人記住D先生和杜憲女士,哪怕人數再少。

同樣的歌聲,D先生獨唱前數小時,曾在被袁騰飛先生最近重新命名爲“大屠殺紀念碑”的地方響起過。那是數千人合唱,伴奏是柴油發動機的轟鳴,AK-47的密集射擊,鋼制履帶在混凝土路面上的碾壓,背景是初夏夜空上掠過的暗紅色曳光彈,猩紅的宮牆和金碧輝煌的太祖廟。

身在南池子口的我,清晰地聽到了那海潮一樣的歌聲。那聲音是浩大的,是悲壯的,但我已經不再感到悲壯,卻只有悲涼。這不但是因爲預料中的慘烈結局就在眼下,不但是因爲此刻人們居然再也沒有其他歌來表達心聲,更是因爲想起了太多太多伴隨著這首歌而來的血腥歷史。

 

30年代初,一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牌子被挂起在一塊三不管的地區,《國際歌》被定爲國歌。

不識字的農民老俵,除了中華二字還算耳熟外,對於“蘇維埃”、“英特納雄那爾”等等,茫然無知。好在那個主義的信徒們大多是讀過點書的,他們告訴農民,只有把中國大翻個兒,農民才會有好日子。蘇聯的今天,就是你們的明天。“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行動。”

暴動,那就要殺人。於是,先從身邊殺起。不同的資料指出,這個以毛爲政府主席的國中之國,以所謂AB團名義被處決的有7萬多人,以改組派名義被處決的有2萬多人,以社會民主黨名義被處決的有6千多人,這只是楊尚昆給高層傳閱的“不完全統計”,也是無數自相殘殺事件中的冰山一角。(見司馬璐-中共歷史的見證)

在這場血腥的清洗中,各種駭人聽聞的刑法有120多種,一萬多名毛手下的紅軍被他們的袍澤幹掉,死到臨頭也弄不懂什麽是AB團,更不用提“英特納雄納爾”了。

 

後來,紅軍要“北上抗日”了,這一“北上”就到了陝西北部,要不是西路軍數萬官兵被毛白白送了死,恐怕還要“抗日”抗到與蘇聯接壤的新疆去。在延安,大顯身手的不是抗日名將,倒是全盤移植蘇共“契卡”的康生一夥,歷時3年的搶救運動和整風運動,開刀的對象不再是大老粗,而是讀過些書,思想不和毛一致的知識份子和政見不同的黨徒們。王實味因揭露高層的腐化、森嚴的等級制度和那個主義在言、行方面的巨大反差,先是在逼成精神失常的狀態下被囚禁了六年,最後被中世紀的斬首刑處決,屍體被扔進一口枯井。在這場令許多老共幹數十年後仍談虎色變的大恐怖中,連周、彭都未能倖免,更甭提底下那無數被整死和自殺的小幹部了,而他們絕大多數是接受了宣傳,唱著國際歌投奔延安的熱血青年。儘管用各種刑訊逼供的正式監獄只有幾所,歸康生的“社會部”管,但實際上每個單位都有班房。無休止的刑訊,互相揭發,“坦白”大會(中共元老任弼時說,這種神經戰比刑法還厲害),人們就這樣被“搶救”著,“風”就這樣被整著。毛比他的爪牙康生之流技高一籌,在整人和唱黑白臉方面,史達林的博格烏(克格勃前身)和希特勒的蓋世太保都望塵莫及。他的重大發明是把所有的單位變成監獄,每個人都可能成爲囚犯,同時又有成爲獄吏的希望,最後,每個還活著的人都成了極權主義機器上的螺絲釘。這一套把人整得生不如死的體制,到文革時發揚光大,普及到了全國每一角落。

政權到手了,整人的步子、規模和頻率就可以隨心所欲了。“忠誠老實”、鎮反、肅反、三反、五反、反右、四清,光是文革十年,就套著紅八月、破四舊、造反奪權、反二月逆流、一打三反、抓5.16、清理階級隊伍、批林批孔、反投降、反右傾翻案等等無數大小運動。每次開大會,都要唱國際歌,有時還由毛親自打拍子,而每次大會後,照例又是一大批人被整。古人以“重足而立,側目而視”來形容被整的恐懼,可是到了20世紀中後期,已經連這點自由都沒有了,被整到死還得喊萬歲呢。中國人在歷次運動中付出的生命代價,比八年抗戰還多。而中華民族在奴化、洗腦中所受的精神創傷,更是亙古未有。

D先生不幸正是千萬個受害者之一,被這些運動整了近20年的時間,而且是最寶貴的那20年。我不禁想問,他在暗夜的校園裏唱道“最可恨那些毒蛇猛獸,吃盡了我們的血肉”時,想到的是金發藍眼的洋人資本家,還是身邊那些同文同種的馬列信徒?

當這首歌發源地的人們早就不唱它的時候,中國人卻要在那鋼筋混凝土大廟階下唱著它,面前是武裝到牙齒的毛的繼承人,胸膛對著的是坦克和整個野戰軍, 我除了悲涼,還能說什麽!

悲涼之餘,希望那天的歌聲成爲挽歌,讓中國人唱著它告別那個悲劇的時代,那個名不副實的烏托邦,那場血流漂杵的荒謬實驗,那個最終被證明只屬於極少數人的地上天國。

當歌聲最後被射擊聲驅散,當履帶把僅存的一點虛假溫情碾碎時,全世界都看到了這個主義給人們帶來的到底是什麽,而信奉這個自稱放之四海皆准的終極真理,又會讓人們付出什麽樣的代價!

 

 

謹以此文獻給耄耋之年仍爲信念筆耕不輟的D先生,他是我心目中真正的長者,不但行輩如此,人格更是如此。祝福他。

也獻給那些無端被強奪生命的人們和他們的親屬,包括堅強的天安門母親。我沒有、也不會忘記他們。而永不遺忘,幾乎就是一個普通人所能獻給他們的全部了。

 

 

補記

1.關於國際歌

19世紀歐洲工人運動中産生的第一國際和第二國際,都以國際歌爲會歌,但是不久,他們徹底抛棄了暴力革命政策,改行議會道路,一點一滴在憲政體制中用法律改革社會,一小步一小步地爭取勞工權益,而這種漸進式的改革,最終也改變了原有的憲政體制,在歐洲許多國家中建立了以社會黨(各國名稱不同)爲左翼,與各種右翼政黨輪流坐莊的政體。二戰後,這些西歐國家裏的勞工權益和生活境況,已經不是祖師爺馬克思恩格斯所能想象于萬一的了。

而專好走極端的馬克思門徒,痛詆第二國際爲叛徒、工賊、修正主義者(然後他們一夥裏面又用這幾個罪名互相指控,甚至大打出手,兵戎相見)。宣稱自己才是正統,一定要用世界革命的火海,徹底毀滅西方資本主義。1917年,一個受德意志帝國政府資助的禿頭男人,從德國潛回俄國,用近乎兒戲的一場陰謀政變,推翻了剛剛取代帝制的民主共和政府,然後以屠殺、囚禁數百萬人的代價,建立了一個橫跨歐亞的龐大帝國。這個曾以《國際歌》爲國歌(1918-1944)的紅色帝國,一度是世界兩大超強之一,內擁能把整個地球摧毀十幾次的武力,外有8個衛星國,西方資本主義的覆滅,似乎指顧之間就可完成。

但是,極權主義畢竟不是人類天性的選擇,不管那個主義有著何等自圓其說的能力,其信徒們的組織又是多麽嚴密、高效而無情,歷史終究沒有給那病入膏肓的體系自我更生的機會。人們,包括曾經信仰那個主義的領袖們,從無休止的暴力循環、自相殘殺、奴化洗腦中深深體會到,是改變的時候了。人,是能夠以另外一種方式生活的。人,是擁有選擇另外一種生活的權力的。而這一漫長的改變過程,其實始於青萍之末,1956年蘇共20大的秘密報告,就預示著33年後的結局。 隨著廿一年前柏林牆在這個主義的老家轟然倒塌,那個比羅馬帝國還要龐大的帝國聯盟幾乎一夜之間便土崩瓦解了。而國際歌,除了少數沈浸在往日榮耀中的前朝遺老偶爾唱唱,已經是乏人問津了。

2.前塵往事

由於隔著整個紫禁城和北京中心區特有的千年古樹,那數千人合唱的國際歌聲,甚至密集的點射聲,都沒能傳到2公里開外的沙灘兒--五四運動的啓始處。

那裏的居民,還站在馬路牙子上交頭接耳,一看到從南邊來的人就打聽:那兒到底是怎麽回事兒?

2公里外尚且如此,200公里外的人們又從何得知當天夜裏發生的一切?

這就是爲什麽,事後那些軍政頭目和媒體喉舌可以信誓旦旦,可以聲色俱厲,可以指鹿爲馬,儘管袁木先生的目光始終閃爍,從來不正對著各國記者(臉不對著交談者,我看了都替袁先生不自在)。他們很自信:在人類史上空前的大規模宣傳和洗腦機制下,任何事實,只要極權統治者想掩蓋,就沒有不能掩蓋的。任何謊言,只要極權統治者想編造,就沒有編造不出來的。而遺忘,又是人類共有的本能,所以大可高枕無憂,我行我素。

3.D先生

中年學者丁抒先生的《陽謀》,以如椽巨筆把毛及其幫兇的罪孽攤在光天化日之下,57年那場中華民族的災難,來龍去脈,一覽無餘。

大右派的女兒--章怡和女士--寫的《往事並不如煙》,怨而不怒,哀而不傷,用細膩的筆觸爲我們留下了幾個高貴的身影,他們被滔天的濁浪吞沒了,卻依然爲華夏民族保存了一點稀缺的高貴。

而80多歲的D先生,今天卻在同齡人唯恐不能盡享落日餘輝的時候,仍然不辭辛勞,受盡白眼,屢遭打擊,碶而不舍,一字一句地收集著那50萬底層受難者的血淚史。 這種精神和風骨,就是與古往今來的志士仁人比肩而立,也當之無愧!

有了這幾位的拒絕遺忘,一手遮盡天下人耳目還能辦得到嗎?

4. 建議

想知道“中華蘇維埃”的紅都瑞金和“聖”地延安實況嗎?想知道當年唱著國際歌的人們都幹了些什麽嗎?曾志(曾在中共第四把交椅上坐了幾個月的陶鑄是她最後一任丈夫)寫了本回憶錄《一個革命的幸存者》,對這國中之國的前後首都發生過的事,有生動的描寫。下面是一小段摘錄:“爲了粉碎敵人的進攻,省委特派員席克斯、湘南特委特派員何舍鵝提出了一個極“左”的堅壁清野的“焦土政策”。即把從宜章至耒陽一線400多裏長的沿途兩側各5裏內的城鎮及農村的人和財物一律撤至偏遠的農村,然後把搬空的房子燒掉,片瓦不留。”(按:焦土政策其實是實行了的)

蘇聯人彼得·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記》也值得一讀。作者身份是共產國際駐延安聯絡員兼塔斯社記者。該書記錄了1942年5月到1945年11月期間,作者在延安的見聞、感想。有延安整風部分情況,也有該黨如何“抗”日及種植、販賣鴉片以換取經費的情況。

當然,如果不在乎作者身份和立場,不帶先入之見的話,《毛-鮮爲人知的故事》、《中共歷史的見證》、《龔楚將軍回憶錄》和《張國燾回憶錄》所提供的資料更爲完整和扎實。

5.太祖廟

京師向有兩座供奉皇帝牌位的廟。一座是南池子西側的太廟,誰拿下了中原大地,就供誰家的一代代皇帝靈位。另一座是西四牌樓西側的歷代帝王廟,雖說同行是冤家,但前朝那180多位幹得還不錯的皇帝們多少也給自己壯壯門面,自己也可以吹吹德越堯舜禹湯,功高秦皇漢武等等。所以明清兩代,也都很大度地把前朝歷代皇帝的牌位供在那座大廟裏(民國和50-70年代,這廟是北京女三中校舍,從那裏走出來的妙齡少女們,大概都多少沾了點兒帝王的氣度吧)。

到了70年代末,終於出現了又一座更宏偉的大廟,與前兩座鼎足而三。而且這回供的不再是那些乾巴巴的木頭牌位了。

爲保存那具屍首,得把五臟六腑掏空,放在密封的水晶棺裏,一年365天用冷氣吹著。棺材外面少不得還要蓋一座大廟。1976年,筆者在工地“義務”勞動時,先聽了一場施工設計單位專人作的報告,稱:鋼筋的密度達到其間僅能容一根手指的程度,水泥和其他建材也是最上等的,蓋成後,8級地震不怕,原子彈轟擊,只要不是直接命中,照樣扛得住。至於花多少錢--那年頭,有提錢的嗎?

壓在中軸線上,地處皇城中心位置,這後起的大廟,無疑令前兩座相形見絀。

 

posted on Thursday, June 3, 2010 11:49 AM #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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