堤上行
忆昔

Sunday, December 17, 2006

                专访:中国第六代导演贾樟柯——拒绝消逝的风景与人心 
 

                                                      张洁平

贾樟柯的《三峡好人》广受好评,他认为电影的文化作用不在于观影人数;艺术最珍贵的地方是真实表达自己的体验,这正是中国艺术最缺乏的;指出港台延续了中国文化传统,中国大陆导演拍不出《花样年华》和《新不了情》。

煤矿工人韩三明从山西来到三峡,寻找他十六年未见的前妻。当摩托司机带他来到「四川奉节县青石路五号」的时候,两人面前只有茫茫江水。司机指着水中间一片长草的小坡,说,喏,就是那里。外地的韩三明一脸迷茫,本地的司机却露出习惯性的嘲讽:你没看新闻啊,三峡工程,都淹了。

这是贾樟柯在威尼斯赢回「金狮奖」的电影《三峡好人》的片段。用导演自己的话说,这片子吸引西方观众和导演的,并不是三峡工程的背景,而是三峡的人。即使两千年的古城两个小时就被拆毁,但城墙倒塌的回声,仍然迅速淹没在每个居民平淡的新生活里。镜头前的每个百姓都有看来比生活巨变更重要的个人选择。

有批评认为电影淡化了三峡工程的影响。贾樟柯自己这样解释:「我觉得最重要的不是历史本身,而是历史中的人。拿奖的时候我真的很激动,因为我银幕上那些人受到尊敬了。他们是最重要的,他们的爱情、命运、选择是最重要的,但在中国,这些人都被遮蔽掉了。」

十一月,《三峡好人》的亚洲首映礼上的贾樟柯,简单的黑T恤,运动鞋,打招呼时一团和气,笑容温和得好像绵羊。而一旦进入谈话,言语之间显露的坚定和自信,却让人对这个年轻导演,不由肃然起敬。正如国外导演评价的,在他身上,或许真的能看到中国电影未来的希望。以下是亚洲周刊专访的访谈摘要:

以三峡工程为背景的电影,一九九六年曾有一部《巫山云雨》,十年过去了,《三峡好人》不同之处在哪里?

从《巫山云雨》到《三峡好人》,是两个历史阶段。《三峡好人》时候的三峡工程,已经结束。整个中国从七八十年代以来,改革的大格局也已经基本固定了。拍电影十年,我一直在拍一个变化中的中国,这个变化中有很多对未来的憧憬和希望。到现在的《三峡好人》,其实已经到了一个应该务实的时代。这个务实就是说,变革所带来的资源的重新分配、利益的消耗已经趋于完成,就像这个工程一样,留下的只有过去巨变的蛛丝马迹,你可以感觉到变化里面每个人被社会影响的程度,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说,或许这个完成,已经接近结束。

人们常常评价你的电影是小众电影,你自己怎么看?

我一直承认我的电影在观受面上有局限,它不是娱乐类型,我也不期待能有一亿的票房,但它会有一个固定的观众群。比如《世界》,在中国票房只有一百五十万,但正版DVD有三十万张的销量,海外市场单是北美就有四五百万美元的收入,要看总收益,我的电影在中国肯定排前五位。而且我觉得,电影的文化作用不在于能被多少人数来左右。八十年代,《黄土地》全国只卖出一个拷贝,但它日后对中国电影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那时候上海还有一部电影叫《喜盈门》,两毛钱的票,全国票房一亿多,你说它有多少人看?但是时过境迁,就没有什么价值存留了。

你的电影关注普通人的命运,他们其实是中国的最大众,但是片子放出来,却成了小众电影,这本身不矛盾吗?

不矛盾。你知道为什么吗?从今天中国观众看电影的情况来看,电影已经不是一个大众艺术了。本来电影消费应该是无意识消费,就像我买瓶矿泉水,我渴了我就买了。但是现在看电影价钱不同啊,在北京,一家三口,再加小孩儿吃点东西,就好像看歌剧一样了。票价让这个艺术已经不是很大众化了。另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大众在哪?中国最多的大众在哪儿?在城市之外,在小城市,在县城,在农村。但那里根本没有银幕。比如说我老家的那个县城,本来有三家电影院,现在一家变成证券市场,一家是超市,一家卖家具。不是电影无法跟大众接触,而是这个管道被切断了。

再回头看看现在银幕上都是哪些人呢?中国每年生产一两百部电影,表现城市之外的普通百姓的太少太少了。说起来有些世态炎凉,今天我们走在城市里,北京上海广州,随便一个,你问问多少人跟县城、跟农民有关系?五分之三的人。大家的背景是县城,但转身,就没有人再去关心那个地区生存的人,我觉得这是非常不人道的。反过来我到有些轻视所谓城市感受,城市生活,我觉得大家既然都有农业背景,就不要装了。

但看你的电影时,仍有人说你的观点太「个人化」了。

其实我觉得那不是「个人化」,而是自我意识。当你作为发言者,要很真实地表达自己真心的体验,这种自我意识是艺术最珍贵的地方,也正是中国最缺乏的。我们文化里有很糟糕的部分——不把个人当回事儿。比如我上次听报道,说这次矿难才死了两个人,这种说法太让人震惊了,才死了两个人?要死多少才够?人的事都是大事,每个个人的爱情、命运都很重要。

为什么很多年后,我们看沈从文或者张爱玲,仍然这么热爱?因为不管在一个怎样的时代里,他们都是从私人的、个人的角度进入讲述,这是非常珍贵的。现在很多年轻导演是努力在把这样一种语感带回到我们的文化里面。但是观众可能不熟悉,因为观众已经习惯了和主流思潮一致的语态,所谓「宏大事」。 中国观众看完电影习惯问一句,这电影说了什么。这种归纳中心思想的训练我们从小就在进行,但其实这有悖于艺术多元性的表达。观众的习惯,还需要时间慢慢改变。

《三峡好人》是你第二部公映电影,从地下导演走到地上状态,对你来说变化在哪?

我觉得我得到了应有的权力。常会有人跟我说,你现在不要拍这个,两年后再拍,或者你现在应该立刻拍那个,会走红,但我不喜欢。我今天心里有念头要拍这个电影,干嘛要等到两年后。当然电影会有它生不逢时的时候,但是那又何妨呢?就像人不能选择它的出生,我知道现在是文革了,我不出生啊,我等结束了才出生,哈哈,那不可能。该出生就出生,那是他的命运。做导演真的不要有太多算计,纯洁一点,天真一点。

这样的天真会不会带来困难,现实上的?

会有困难。外面阻力很大,我九九年被电影总局禁拍,零三年才解禁,四年。

不能拍的时候怎么办?

我觉得还是想拍就拍……(笑)。大环境的改变是迟早的事情,因为它太不正常了。像今天文学和绘画基本上还能做到表达自由,但是电影很严格,甚至很多电视剧要是换成电影都根本不能拍。而且中国电影没有分级制度,「暴力」和「色情」都是禁忌。但问题是,什么是色情,什么是暴力,我们并没有标准。有些电影不脱衣服也可以拍得很色情,我就能拍(笑)。色情不色情,最后还是领导说了算。现在中国在建立电影工业的体系,所有的政绩就是票房。所以商业电影受到天然的帮助,比如张艺谋的电影,中央电视台从一套到十二套都在宣传,《英雄》在大陆公映的时候,好莱坞电影一个月不让放……呵呵,我《世界》可做不到。

这次你选择香港作亚洲首映,讲讲你对香港的印象吧。

我前阵子去了好几个香港的大学演讲。我一直鼓励香港的学生,你们一定要树立香港自己的文化自信。在大陆长大的人,无形中会有一种概念,所谓地大物博嘛,就说我们是华语文化的主体,这是根深蒂固的概念。但我自己跟香港、台湾、新加坡、东南亚有了长时间的接触之后,我真觉得没有哪个是主体,大家合在一起,才是完整的华语文化的概念。

尤其是中国的文化传统,四九年之后,在中国大陆是断裂的,但它还在香港、台湾延续下来。比如王家卫导演,大陆没有一个导演可以拍《花样年华》,因为那是四九年以前中国流行文化的延续,电影里的生活都是四九年前的流行生活。还有像中国的老电影《马路天使》,对人情世故、世俗生活、家长里短,那样熟练的描写,四九年之后就看不到了。我们突然变成一个单位、一个集体,家庭邻里的东西,啪,一下子断了。但是在香港还有,像尔冬升的《新不了情》。我在油麻地散步,看到很多繁体字的招牌,那种亲近感真是血液里的。

贾樟柯小档案

山西汾阳人,一九七零年生,一九九七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其作品《小武》(一九九七年)在第四八届柏林电影节等七个国际电影节上获得大奖;《站台》(二零零零年)获法国南特三大洲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等六个影展奖项;《任逍遥》(二零零二年)入围今年法国戛纳电影节;《三峡好人》获威尼斯「金狮奖」(二零零六)。

(《亚洲周刊》二〇〇六年第五十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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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访中国剧作家沙叶新:不惧风雨的政治改革剧本 

 
                 江迅

中国剧作家、作协会员沙叶新的《「宣传」文化》、《「腐败」文化》等政治文化文章获网络热评。剧本屡遭禁后,他加入独立中文笔会,自叹作品尽管观点尖锐,却实在是善意的。

被网民誉为「精神巨人」的上海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沙叶新,十一月被吸收成为独立中文笔会会员。沙叶新早些时候接连写了《「表态」文化》、《「检讨」文化》、《「宣传」文化》和《「腐败」文化》等系列文章,本没有打算发表,只是给朋友私人传看,谁知有朋友将这些文章转贴到网上,竟在不计其数的网站上被竞相转载,引起极大反响。

沙叶新接受采访时说:「我写这类政治文化文章,是明知自找麻烦。在《「宣传」文化》的序言中,我表明还要接着写《「崇拜」文化》、《「告密」文化》。果然,麻烦来了。」

写了《「宣传」文化》之后,沙叶新在自己家中迎来一位朋友,闲聊一阵后,那位朋友说:「我这次是奉命而来的。上面要我来给你打招呼,叫你到此为止,别再写下去了。」沙叶新问:「如果不到此为止呢?」朋友回答:「对你不利。」

沙叶新当即正色道:「假如威胁我、迫害我,我将以死抗争。」朋友再三劝他:「你这样,让我如何向上面回话呀?」沙叶新为了不令这位朋友为难,想了想说:「你就说,我可以暂时不再写下去,但不等于我将来不写。暂时不写的原因,只是因为我最近没有时间,没有精力。」回话不久,上海市委一位高官要请沙吃饭。沙当时想,这么快请我吃饭,很可能是那位朋友没把他的原话完整地向上报告,他想在吃饭时再向这位官员表明态度。

可在吃饭时,那位官员竟然只字不提《「宣传」文化》之事,反而对沙说:「现在上海的编剧青黄不接,你是上海的老剧作家,希望发挥作用,可在大学办一个剧本创作研究机构,由你负责」。沙非常意外,想了一想回答:「如果成立这样的机构,我可以做两件事,一是讲课,我会认真地把我在写作上的经验和教训讲给年轻人听;二是可以帮你们看剧本,我也一定认真提出意见。但是,有两点要说明:一我不要你们的任何名誉和名义,二不拿你们的一分钱。」沙叶新觉得,若不如此坚持,就会被利用,会被招安。沙说:「他们或许是好心,让我有个官做,有点事做,免得再写那些让他们提心吊胆的文章了。」有了沙叶新这两点坚持,此事也最终不了了之。于是沙又在二零零六年九月一日写出了一万六千字的《「腐败」文化——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当时,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尚未倒台。

此文在网上引起巨大反响,网民们纷纷下载或者转发,并有大量跟贴。在「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上,有网民写道:「人说『现在知识分子富了,不再为百姓说话了』,『良心良心,多少钱一斤』,看了沙叶新的文章,眼前出现了一个伟大的形象」;「向敢说真话的人致敬」;「中国人中还是有血性汉子的,我们心里想的,不敢说出的话,终于听到沙老师振臂高呼」;「我常为周围人群的麻木和无知感到悲哀,看了沙老的文章,看了众多网友的留言,总算看到了中华民族的脊梁,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总以为文化人都彻底麻木,成为利益集团的代言人,盼望有更多像沙老这样的作家走出来,为大众说话」;「人人心中有,个个笔下无」……

政论文章网友热评

一位署名「百姓」的网民留言说:「拜托有办法的同志将这篇文章推荐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都读一读.,要居安思危。」

对这类政治文化的思索和反省,沙叶新是从十年动乱开始的。他说:「一个自称是最优秀社会制度的国家,怎么会如此堕落、如此混乱、如此残忍!浩劫之后,当时全国,包括中共高层也都在反思。」中国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知识分子对这场浩劫是否负有责任?明哲保身、袖手旁观,是否也是帮凶?反思这些问题,对每一个知识分子都不啻为灵魂的拷问。沙叶新说:「文革对我来说,也是一场灵魂的震荡。虽然我没有参加御用的『写作班』,但我想,假如当时我也有这样的机会,我也可能会去做的。所以我也应该反思。」

沙叶新说:「文革之后,我写戏,写随笔,都离不开这样的思考。在赵紫阳和胡耀邦执政时,我当时的精神是振奋的。但在一九八九年后,我思想发生很大转变,热情和希望逐渐冷落下来。我对改革开放是毫无疑问拥护的,但对改革所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绝不姑息。十多年来,虽然经济增长了,环境污染、官场腐败、贫富不均……社会动荡日趋严重;对知识分子的腐蚀、对新闻传媒的控制、对网络言论的打压也越来越疯狂。我们的民族将为此付出极其惨重的代价。」一个剧作家,为什么热衷写政治文化文章呢?沙叶新讲起有些苦衷:「我的主要工作还是写剧本。但我所写的剧本,如《假如我是真的》、《幸遇先生蔡》、《江青和她的丈夫们》、《都是因为那个屁》等许多剧本,都因为意识形态原因被禁演。」

著名法学家贺卫方谈起沙叶新,也说:「沙被禁的戏之多,也许是全国之最了」。

剧作被禁全国之最

沙说:「写了戏不能上演,我是知识分子,总得写作,从写作剧本转向写作自己根本就不熟悉的政治文化系列文章,虽然是我应尽的道义责任,但也是出于无奈。」

无奈之举,却获得众多民众赞誉,沙叶新说自己看到网民的跟贴「非常感动」,他说:「但我不是『巨人』,没那么『伟大』,我只做了力所能及的事。我更注意的是网民对我的批评,即便带有攻击性的,我也不介意。我甚至从这些极少的不同的声音中还会感到一些温馨。有网民说:你是剧作家,是不是江郎才尽,才写这类文章?我理解他是希望我继续写戏。其实我一直在写戏,我一看到舞台就热血沸腾,只是我的戏在国内舞台难以上演。有人还问我为什么报纸上也看不到你的文章了?一是我的文章在国内发表很难,二是我也不愿意给现在的传媒写。如果让我发表了,我也不愿意让人借此宣传说,你们看连沙叶新都能发表文章了,还不民主?还不宽松?我也不愿意接受官方媒体的采访。我不是清高,也不是低调,我是采取不合作态度,尽量保持清醒,保持自我!」

沙叶新这样一位剧作家写这些政治文化文章,是要探讨在中国政治文化中,有哪些是唯独中国有外国没有的,比如「表态」、「检讨」;有哪些是外国虽有却没有中国那么严重的,如「宣传」、「腐败」。他想将中国政治文化中的这些现象做个分析总结,从而能推动中国民主政治的实现。

沙说:「我的态度是积极的、严肃的、理性的,一些观点虽然尖锐,用词虽然激烈,却是善意的。」从剧作家无奈「转型」到网络生存的政论作者,讲起内心深处的情怀,沙叶新叹一口气:「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沙叶新小档案

沙叶新,一九三九年生,江苏南京人,回族,国家一级编剧,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编剧,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任中国戏剧家协会创作委员会副主任、上海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及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主要作品有《假如我是真的》(与人合作)、《陈毅市长》、《马克思「秘史」》、《耶稣.孔子.披头士列侬》、《江青和她的丈夫们》、《幸遇先生蔡》、《都是因为那个屁》等十多部话剧,以及多部电视剧、电影和一些小说、散文。

(《亚洲周刊》二〇〇六年第五十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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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March 10, 2005

                                              人文的失落令我忧伤

                                                               (余秋雨)
 
 
 
     余秋雨封笔后台湾开坛:人文的失落令我忧伤

     世界如此大,文化的土地却不大,余秋雨为此感到忧伤。2004年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的题目是:“全球化趋势下的文化权力与文化自由”,人文的失落、文化的失落与文化的冲突,既失落又冲突,该怎么办?成为世界各国学者们关心和思考的问题。

     走出学术的城堡,余秋雨近日以此为主题在台湾举行演讲,评述了传统文化的现状和记忆文学的人文价值。

    “秋雨”背后的人生记忆

     对于记忆文学《借我一生》在文坛所引起的强烈反响,余秋雨着重对记忆文学的概念作了阐释:“记忆文学,我把记忆与文学这两个字分开来谈。谁都有记忆,但我们都忘了一点,我们的记忆往往发现到最后不是自己的记忆,这让很多人很惊讶。我们的记忆往往被一种特定的社会思潮、特定的公共话语所左右,好像是我的记忆,其实和自己的生命底层关系并不大。”

     “记忆文学四个字,我自己的理解就是唤醒个人记忆。说它是回忆录又不太对,因为很多关键我没写,例如怎么考大学、谈恋爱的过程,我只是记录下片段情感;而若又要说是小说,它又不虚构,全部是真实的,所以组成了比较特殊的文体。”余秋雨对记忆文学作如是说。

     为什么这么倡导记忆文学呢?其实余秋雨是想引导读者将自己的记忆真正唤醒,从中就可以知道普通的中国人在二十世纪的生态。余秋雨强调,把文学两个字放在记忆上,并不是有很多虚构。虚构确实是文学非常重要的特征,但不是主要特征。“我读了好多文学书,再加上本身从事文学艺术工作,我把记忆做了文学化的选择,文学化选择就是更走向感性。”

     余秋雨举例说:“我的名字‘余秋雨’应该取得不错,这个名字似乎有点意境,却是由不识字的祖母所取的,秋天下雨所生的孩子,随口一叫就是‘秋雨’,不识字的人取了个好名字,这是第一点有趣的地方;第二个有趣的地方在于我们都不知道祖母叫什么名字,连我爷爷也不知道,以前的女人嫁到夫家,就直接冠夫姓,祖母姓毛,就叫‘余毛氏’。她给我取了这个名字,我透过写作让许多人知道,并享受她的智能成果。”

     “还记得祖母晚年腰酸背疼时,我们会帮她敲背,每敲一次背,就讲一个乡村常用的女人名字,我们希望能从祖母的表情窃知其名,但一年年下来,讲了几万个名字的排列组合,祖母表情依旧稳如泰山,无法得知其名。”余秋雨回忆道,“祖母所取的名字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因为里面牵连到一个女性人生的意义与生命的强度,又牵涉到一个哲学与社会科学无法回答的秘密,这个人生之谜最好放在文学当中,这些也都充满文学意味。”

     文人到哪去了?

     余秋雨在他的《山居笔记》里的一篇文章《抱愧山西》,讲的是清代大概从康熙皇帝开始,山西省一帮商人曾经创造过惊人的财富,但没有文化资源,文人、思想家出来为这个富可敌国的财团提供有关经济学的帮助,他们不知道自己的生态、目标,及自己的人文价值,结果就产生了内在的矛盾,再加上太平天国、辛亥革命,种种原因造成这些山西商人破落得非常凄惨。

     这个反面的例子可以说明,不论你有多大的财富、势力,如果没有足够的人文资源,生存状态将会产生严重的失衡,失衡造成衰落,衰落到破败,破败的结果比没有发生过这种财富奇迹的地方更为贫困。

     在这个现象上余秋雨看到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中国文人到哪里去了?他说:“就是如果没有人文坚持,无论是个人或企业,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处于什么状态,最后都进入到文化意义上的‘丧魂落魄’,魂和魄都没有了。”

    “我们所说的人文,往往都是靠某种个人修养、教育背景、审美情趣来制约,这不能成为公民社会的普遍秩序。”余秋雨认为,没有必要回到贫困的时代,因为贫困会制造大量的邪恶,但是当富裕起来时,如果没有足够相映衬的东西作精神平衡时,事情就可能会比较麻烦。

   “一个王朝的背影”和代价

     没有人文准备是一个方面。到了近代,中国社会虽富有但开始了剧烈动荡,中国文化的力度埋没在尘土下已太久了。余秋雨曾经写过其家乡余姚的几位思想大师,从王阳明到黄宗羲,比较具有力度,不过最后还是于事无补,因为明代产生了一种流氓政治;清代又由于满族与汉族间的族群分裂,产生了很多灾难,导致中华文化的整体力度慢慢地走向黯淡。

     很多年前余秋雨讲过一篇关于清朝的文章《一个王朝的背影》,这篇文章产生一个结果,“有人说我是清宫电视剧的始作俑者,清宫电视剧写得很好,但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大家突然感觉到中国文化确实走上宫廷权术之路,而宫廷权术的时代绝对不是文化昂扬的时代。”余秋雨说,在清代中国文化的力度已不够,乾隆皇帝想弥补此缺憾,编了四库全书,尽管非常宏大,但此总结性的东西不足以产生往前走、创新式的力度。中华文化走到清代、走到近代,已失去它的力度,这是我们无法回避的现状。

     若用文化的语言来说,经济建设往前发展,但文化的破坏机制力量大于建设机制。“文化的建设成本很高,例如考察与中国文明同年龄的古文明,首先得冒生命危险到中东、北非、中亚、南亚,这成本很高的,对我来说,付出的最大成本就是我太太每天在家里哭,担心我的生死。”余秋雨直言其为考察文化而付出的代价。

     余秋雨认为,之所以造成目前中国文化现状的原因主要有三个:第一,我们缺少西方在经济跨越与时代转型时的精神文化准备,这个准备我们几乎一个也没做;第二,中国文化到了清代与近代时,其实已经失去它的活力;第三,整人文化与虚假文化大行其道,这些东西加在一起使我们新时代的经济发展与企业活力造成非常大的损害,正面的东西没有积累,反面的破坏力却非常强大,在这种情况下,想要优秀、成功、杰出,等去吧!

    “我所谓的‘忧伤’正在于此,因为它来得遥远,且根深蒂固,这一切都不是能靠一个人或几个人的力量,就可以改变的。”因此,余秋雨才不断要呼吁:重新打理文化基座,才可能使我们的社会更有希望。 
 
来源:绿土地 : 转自《新闻午报》2005年3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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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February 15, 2005

                                   谢泳:   我在学院之外

                                                       (陈远)


     少年丧父勉强完成师专学业,机缘凑巧踏上学术之路 , 学者谢泳回忆成长和学术经历  

     在当今学术界,谢泳的出现是个异数:我们很少在国内主流学术刊物上看到他的名字,他也从来没有写出过一部大部头的学术著作,但是他的知识分子研究却对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他所挖掘的《观察》周刊和西南联大,依然是理解过去那批知识分子的最佳入口。如何理解谢泳和他的研究?从他的成长经历中,或许可以找到与他至今还在研究的领域的某种曲折的关联。

    在三联书店的咖啡屋里,谢泳这样回忆他的童年。

    谢泳认为与主流学术界的学者相比,他的研究不够完整、系统、专业,但更强调历史研究的趣味。他觉得学术研究可以各种风格并存,而不应该都是一个模式的。
 
    少年丧父,右派记忆影响一生

    在我早年记忆中,我是一个右派的孩子。虽然对于右派还没有什么概念,但这个记忆可能会影响我一生。

    我上小学以前,隐隐约约记得和母亲去看过一次住学习班的父亲。现在回想起来大约是文革的初期。父亲穿着一件背上印有右派字样的衣服,我很奇怪。后来还看到过父亲游街。不久我的父亲就在一次车祸中去世了,时间是在1967年,我只有七岁。

    少年失怙,对我最大的影响是知道家里很穷,我上小学时连三块钱学费还是在入学半年以后交给学校的。我在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开始产生与别人不一样的感觉。

    那时我的学习还可以,每次评三好学生的时候,老师总要问我:“你家里有没有问题?”我回答:“没有问题”。小学里面,一个人的出身和父母的成分好像还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到了中学,要入团,问题就来了。在这件事上,我才第一次感觉到父亲的影响是一个真实的存在,而那时我的父亲已经去世好几年了。在中学里,我本来可以第一批入团,但因为父亲是右派,最后我还是没有迈进团组织的大门。

    我父亲是一个药材公司的小职员,他成为右派只是因为他比自己的上级稍微有些文化,其实所谓文化,也只是他的领导是个文盲,而他还读过几年小学。

    谢泳说:记忆其实是很不可靠的。他又笑着说:中年就开始回忆,好像有预支生活的意味。有了这两句话,让我觉得,谢泳的记忆还是比较可靠的,因为他有自省意识,而记忆也还没有走得太远。

   “靡靡之音”陪伴了中学时代

    1978年,谢泳还在高中读书,有一天,谢泳的历史老师冯彬把他叫到办公室,交给一张从他父亲单位里寄来的右派平反通知,这让谢泳意识到:一个新的时代快要开始了。在发生了重大变化的新时代里,谢泳一个强烈的记忆是当时听到了邓丽君的歌声。

    今天四十岁以上的人,在他们的少年时代,很少没有邓丽君的影子。那时没有影像,但她的声音是我们那一代人无法忘记的。许多年以来,我都想写一篇文章,专门研究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港台流行音乐对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贡献,可惜没有用力收集材料。此言可能夸大了邓丽君的作用,但她对一个在封闭社会中成长的青年的影响,可以说是颠覆性的。

    我本来是一个没有音乐细胞的人,但在初次听到邓丽君的歌声时,还是为她的声音所倾倒。那是一个国门刚刚开启的时代,外面的一切,对于我们来说都是新的。

    我那时读高中,有一段时间,我每天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到管理广播室的校工那里,我帮助他做一些体力活,然后,求他在学校的播音室里,用一台老式的磁带录音机,为我放几首邓丽君的歌。这些事还不能让人知道,因为在那个时代,听邓丽君的歌是不被允许的,那是典型的靡靡之音。一个中学生,要是沉迷于那样的歌声中,几乎就是不可救药了。好在我那时很谨慎,没有让老师发现,所以也没有被认为是中毒的少年。我那时有一个梦想,就是特别想知道邓丽君的模样,那种期待,也许和今天的追星族是一样的心情。那时很难见到一盘原装的盒式磁带,所能见到的,都是转录过来的,那时,转录邓丽君的歌带,是青少年的时尚。

    我还想到了琼瑶和金庸。一个出在台湾,一个出在香港,不是没道理的,我们这里,至少在我看来,出他们这样的作家,还不到时候,因为那种以市民为消费对象的都市文化还没有形成。我们本来有非常好的才子佳人小说传统,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我们有鸳鸯蝴蝶派,这种都市消费文学的传统,后来因为革命文学的打压,终于没有能在我们这边修成正果,而到了海峡的那一边。

     补习考上师专英语专业勉强毕业

     我参加高考时,家里没有一个人把那当回事。高考完了,我就去一个建筑队做了临时工。

     一个多月以后,我的一个中学语文老师见到我,说你还是应该回来上学,我和妈妈说,我要上学,她说,那你上去吧。当时的补习费,好象是五元钱。我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第二年考入师专。

     1980年,我进入山西榆次市晋中师专英语专业读书,虽然读的是英语,但我对这门专业并没有太大的兴趣,三年后勉强毕业。

    我在这里遇到过一个教政治的老师,叫黄学诗,是北大哲学系的毕业生,后来他告诉我,他和美学家叶朗是同班同学。他不是一个会讲课的人,思想也不是特别开放,但因为经历的关系,他在课堂上对于当时的政治偶有涉及,特别是对毛泽东的评价,他常常有一些让我感兴趣的看法。黄学诗先生后来调到了山西省委党校,在副教授的位置上退了下来。前些年我还见到了他,说到他的职称问题。真是别有感慨。评教授时,学校要他考外语,他不去,不是因为不会。而是因为他不愿意和那些根本就不懂外语的人在一起考,他以为那是对他的侮辱。他是上海徐汇中学的学生,英语本来很好,就因为那一点点尊严,就没有评上教授。说实话,在地方上,就以他北大哲学系的学历,当教授是完全说得过去的,可他就是一个副教授。说来有趣,他是因为不考外语而失去了教授职称的,可他退下来以后却被当地一家师范学院请去教英文了。

     自费订阅《批评家》 从此踏上学术之路

     毕业之后,谢泳留校做了校报编辑,在那里工作了不到两年,因为机缘巧合,谢泳到了山西省作家协会,成为《批评家》杂志的编辑。

     智效民先生在《谢泳:从呐喊开始思想》一文中说:“据说《批评家》创刊后,做过一次读者调查,发现只有两个人自费订阅。其中一个是省委宣传部的一个主管,另一个就是谢泳。于是,谢泳何许人也,竟成了编辑部关注的一个问题。”这大概是最早的机缘。

    那时我除了作编辑之外,还写一点文学评论。不过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的研究方向已不是小说,而主要是当时的报告文学。我研究报告文学的角度和当时文学界不一样,我选择的是知识分子的角度。

    作为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研究,起步的时间其实并不太早,基本上是在1985年前后。1988年夏天,由郑也夫等人发起的关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讨论会在北戴河召开,在那次会议上,集中了国内后来从事知识分子研究较早的一批人,有许纪霖、郑也夫、黄万盛、陈明,还有一批研究近现代史的学者。我当时也参加了这个讨论,在那里,大家形成了一个共识,即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应该是在专业之外保持对社会关心的人。这个会议其实对后来中国学术界的知识分子研究有很大作用。

    我在研究了国内大部分知名的报告文学作家之后,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自费印刷过一本书:《禁锢下的呐喊——1976至1989年的中国报告文学》,只印了一百本送朋友。我把这本书寄给了国内一些作家和学者,他们多数给我以鼓励,像邵燕祥、谢冕和陈丹晨先生,都给我写了信,但名作家没有一个理我的。那是1993年,我还没有从波动中平静下来,这本书最后给我的生活带来了许多不便,直到今天还没有完全消失。

    那时我已做好准备专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先想研究鲁迅,写了几篇文章,不久又放弃了。转而想研究张爱玲,但也只写了一篇论文。后来我下决心要研究储安平和《观察》周刊。我在《禁锢下的呐喊》后记里写了这个想法。

  “用自己的研究证明自己”

    国内最早研究储安平的不是我。但是我觉得,我比较早地找到了《观察》周刊和西南联大这两个对于研究现代知识分子来说算是概括性的群体。我注意到《观察》的撰稿人和抗战时期西南联大的教授群体有很大程度的重合。1993年,我完成了《观察》周刊的专题研究。我写完《〈观察〉研究》以后,有一年朱正先生来太原,我把已订成书的稿子托他送一本给一位最早研究储安平的学者指正。后来朱先生告诉我,她不以为然。朱先生是一个爽快的人,他对我说,别管其他,用自己的研究来证明自己。

    我以后在很困难的条件下能坚持自己的研究,是朱先生的话起了作用。《〈观察〉研究》一直没有出版。

    我是个业余做研究的人,不是科班出身,所以也不在学院之内。这些年如果说我在学术方面做了一些研究,基本上都集中在知识分子研究方面,主要的途径也是通过自学。我只上过三年师专。我在国内的主流学术杂志上没有发表过文章,比方说《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我从来没有投过稿。在上世纪90年代,我的文章大多在《二十一世纪》上发表,《二十一世纪》的主编刘青锋是个很有热心的人。我想,刘青锋老师大概觉得:在山西那样一个偏远的地方,还有一个人给香港的媒体投稿,很不容易。她对我的帮助很大。从1993年(那时《二十一世纪》刚刚起步)开始到2001年,我基本上每年都要给《二十一世纪》写稿。从给《二十一世纪》写稿开始,我觉得自己的研究开始接近于职业的学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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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

     谢泳

    1961年出生,山西省榆次市人。1983年毕业于山西晋中师专英语专业,毕业后留校任校报编辑。1986年调入山西省作家协会《批评家》杂志社任编辑。1989年后在山西省作家协会理论研究室工作,1995年起在黄河杂志社任编辑,现为黄河杂志副主编。已出版书包括《旧人旧事》、《学人今昔》、《教授当年》、《中国现代文学的微观研究》、《杂书过眼录》、《没有安排好的道路》、《大学旧踪》等。代表性研究专著为《逝去的年代》、《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血色闻一多》等。

  ■学术简历

  1989年前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评论工作,这一时期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当代报告文学。著有《禁锢下的呐喊———1976至1989年的中国报告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的微观研究》1989年后主要从事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问题研究,主要方向是储安平与《观察》周刊。著有《〈观察〉研究》一书。1996年后主要从事西南联大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问题的研究,著有《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并撰写《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史———1951至1952年》


<<学术批评网>>转发自www.thebeijingnews.com ,2005年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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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January 27, 2005

                                          上海话式微9宗罪
 
                                                            (杨彪)
 
 
     上海话被亮红灯!上海人曾经引以为豪的上海话正渐趋式微,越年轻越不懂得上海话,宝宝学说话喊出的第一句“爸爸”或者“妈妈”竟然是字正腔圆的普通话,年轻人抓耳挠腮竟想不出如何用上海话表达“柔软”一词。再这样下去,上海话离消亡的一天也不远矣。

    “大力推广普通话”当然是十分必要和正确的,奈何上海人却因噎废食,遗忘了根本。虽说为了发展,大家都说普通话是正道,但有的东西消失了便永远会回不来。老房子要保护,老的方言又怎可让它逝者如斯。正当我们炫耀着多国外语技能的时候,却唯独缺失了自己的乡音。罪过,罪过。

     罪过1 :   普通话的强势

     20年前的中小学生要掌握普通话似乎有点难,因为那时的老师基本上都说不好普通话,讲话不会翘舌,弄得小朋友们一开口都是“老丝,偶要搡次所(老师,我要上厕所)”,现在那些老师差不多都退休了,年轻一代的教师的普通话水准要高出许多。而推广普通话似乎早已不只是学校的事,现在,大家都说上海话的办公室已经很少见,上下班高峰时乘坐地铁的人深有体会:在拥挤的车厢里,很可能听到的都是带各地口音的普通话。大商厦里的营业员小姐对顾客也自觉地讲普通话。尽管四五十岁以上的上海人说不好普通话,但是他们已经长大的孩子一定都能说比较标准的普通话。记得以前上海人去北京,问路或者坐出租经常遭到北京大爷的傲慢态度,因为北京人看不上上海人那口蹩脚的普通话,一听就是上海人,那情形好比是英国人到了法国用英语问路,多半遭冷遇。现在可大不同,经常是上海人坐北京出租和司机唠嗑,普通话说得遛,唠半天司机问哪儿人,猜来猜去就是想不到是上海人。

     罪过2:   上海话地位低

     普通话与上海话在海纳百川之地的运用之争由来已久,但是普通话作为官方语言的地位牢固不可动摇,领导讲话即便有上海口音,但是依然会坚持用普通话,比如某位市领导每每在电视上出现作重要宣布“我宣布———某某节———开幕!”,假设他是用上海话宣布,那庄重的效果将大打折扣。上海闲话最根本的气质就是“闲”,既然是“闲”,就决定了它天生的不重大,是属于市井百姓的,虽然上海人一贯趾高气扬在公共汽车上用上海话骂好欺负的外地人,虽然他们有一种优越心态,仗着上海话背后的上海人身份。但是上海话永远无法代表精英阶级,它在一些商贸谈判、官场的正式场合下无资格被操用,它始终是不上台面的。

     罪过3: 崇尚格调的“文化”心态

     在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眼里,说普通话代表着有文化有格调,上海话就代表着市井与俗气。这样的现象在文艺圈更加普遍,许多上海的文艺青年聚集在一起时,基本上没人敢说上海话,因为大家都偷偷地觉得说普通话更具备文艺腔,尤其是使用国骂的时候,比用上海“标点符号”更有爆破力。另外,一口动听的国语能给人产生身份的联想,如果一位长发飘飘的男青年说着标准国语,你会很愿意去猜想他是来自遥远西北的诗人、音乐人、画家……对他肃然起敬,但是如果他一开口就是 “阿拉一歇歇去听音乐好口伐?”你多半会想:一个上海小男人做作来。当那些80年代的上海大学生结婚生子后,在家多半和子女用普通话交流,于是,90年代出生长大的上海小孩渐渐把普通话当做了母语。

     罪过4: 年轻夫妇爱用小保姆

     上海的年轻夫妇有很多因为工作忙,没时间亲自带孩子,也有的因为自身娇生惯养,尤其是70年代末以后出生的独身子女,自己都照顾不了自己,怎么照顾孩子呢?于是,来自外省的小保姆们就肩负起带孩子的任务,小孩学什么都快,没多久,很多上海小孩就有了苏淮口音,上海街头一些穿进口衣服喝进口奶粉的小囡张口闭口“吾……吾(我)”。考究一点的家庭会让孩子去中外合办的双语学校,但是这样的家庭出来的小孩更爱说英语。

     罪过5: 七十二家房客的失散

     上海城市建设的迅猛大大改变了上海人的住房条件,也影响了适合上海话生存发展的空间。三年大变样使老城原有的格局被打破,那些最适宜上海话家长里短“轧三胡”的旧空间,比如公用灶头间、弄堂、亭子间、晒台,以及浴室、小菜场,这些都是上海话赖以生存与流传的土壤,如今却渐渐从城市消失,上海阿叔不用再去浴室“混堂里”,上海阿姨买小菜是去大超市要什么拿什么没有讨价还价,代替那些旧的塞满七十二家房客的老房子的,是厨卫独用的高层住楼,各家独门独户不相干,上海话原有的语境被改变了。以前倒个痰盂也可以和张家李家说半天,如今抽水马桶坏了直接打电话让物业来修,一句废话也没有。

     罪过6 :   港台流行文化的入侵

     从80年代初开始,港台流行文化就对内地有种强势的冲击,流行歌曲、电影、琼瑶阿姨是其主要攻力,这样的情况一直延续到现在。作为信息接收快的上海,自然看得快学得也快,学说粤语或者讲一口台式国语在年轻人眼里是一件很时髦的事情,但是人们在模仿的同时就很容易失掉自己原本的语言习惯,以至于在上海大街小巷你随便找个男孩女孩说话,他们一开口往往上海话不说,却只说港台腔国语,好像是口齿不清的谢霆锋或者闽南阿妹。这样的情况不仅仅发生在普通人身上,许多在媒体中频繁亮相的演员、主持人也有这个嗜好,仿佛不用港台腔开口就对不起自己的身份,在他们的带动下,上海小孩更不以为自己应该说上海话,而是长了别人的威风灭自己志气。

     罪过7: 海派传统曲艺的没落

     能够代表海派传统曲艺的是沪剧与滑稽戏,它们也是承载上海话的艺术形式,如今却渐渐衰落。过去看沪剧与滑稽戏在上海人的娱乐生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记得80年代还将一些沪剧或者滑稽戏套拍成电视剧,收视率可以很高。沪剧和越剧一样受上海的一些中老年妇女欢迎,但是近些年似乎少有好的剧目与好的演员,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滑稽戏,双字辈的滑稽名家们渐渐引退后,滑稽戏就很难再有以往的辉煌了。在很多人嘴里还流传着一种说法,说上海的滑稽戏太庸俗,不比北方的相声雅趣,所以眼下的年轻人如果要看戏,一定会选择花钱去看话剧,即便从头到尾看得很乏味,也觉得是件有档次的娱乐。现在虽然有王汝刚的红茶房与老娘舅在电视荧屏上撑出一小块沪语节目的地盘,但充其量只是摆个小摊,很难再回到老字号店面了。

     罪过8: 涉外婚恋

     这里所指的涉外婚恋包括上海人与外籍或者外地人士结婚或者谈恋爱。

     随着上海外来人口的增多,上海人的婚恋观念有了很大的变化,以前上海人不要说和外地人,就是静安区的和闸北区的谈恋爱,双方父母也会觉得不门当户对。上海人的地域观念实在太重。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很多上海人在工作或者学习中有机会接触到其它地方的朋友,他们并没有受父母辈所灌输的地域思想的束缚,而是爱情至上,甚至走入婚姻的殿堂,这样的情况比较多的是发生在上海女孩的身上。而俗话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通常的情况是,嫁给老外自然学会了一口流利的英语,嫁给外地人呢,可能或多或少学会对方家乡的语言,如果不结婚只是恋爱呢?不用说,就是普通话练得越来越好。这都要怪很多年前舆论争论的一个话题,说什么用上海话谈情说爱不浪漫,无法表达“我爱你”的情义绵绵,于是很多人迷信这个,喜欢和普通话说得好的人谈恋爱,以为那样就浪漫。甚至两个明明都是上海人,却也凑热闹相互说普通话。不过上海话不善于表达一些煽情的情话倒是真的,随便举个例子,“我的灵魂被你深深吸引”这句话用上海话来说,怎么说意思也都碎了,即便说出来也感觉是在嘲人。

     罪过9: 被全国人民骂怕了

     上海人过去因为向来看不起外地人,把其它省市的兄弟姐妹一概叫作“乡下人”,这使上海人的“排外”恶名在北京之上。这笔仇外地人是一直记着的。而这些年上海的经济建设又在中国前列,这又多少引来了其它省市的兄弟姐妹的嫉妒,新账老账加在一起,使得全国人民都在找尽一切机会骂上海人,骂上海人崇洋媚外、势利、小家气、门槛精……搞得上海人自己都开始对自己的身份不自信起来,于是在有外地人的场合格外小心,不敢轻易说上海话,生怕遭到一阵白眼。

     <<绿土地>>转自:申江服务导报2005年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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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January 26, 2005

 

                                         你也要注意:足以一分钟毁灭公司的30个细节

当你读这篇文章的时候,全世界又有2个企业因为信息安全问题倒闭,有11个企业因为信息安全问题造成大概800多万的直接经济损失。本文通过对100个经理人的调查总结30个致命细节,让您快速成为信息安全专家。 

这是一个以1%、2%决胜负的商业时代,一个信息就可以左右企业的成败。这个信息在自己手里是王牌,在对手手里是炸弹。如此重要的信息,可能在老板的大脑里、公司电脑里、一个打印稿的背面,甚至在一个垃圾筐里。随时都有泄漏的可能,泄漏的结果轻则使公司蒙受损失,重则毁灭公司。你要怎么防备?让信息安全 “不就是安装杀毒软件,在电脑上设设密码吗?”当你这样想,你就和全世界95%的人一样,都错估、低估了信息对公司的致命影响;好在全世界还有 5%的人,恐惧、震慑、急着应变于信息对商业世界爆炸性的影响力,他们是谁———诺基亚、微软,还有可口可乐……

当你读这篇文章的时候,全世界又有2个企业因为信息安全问题倒闭,有11个企业因为信息安全问题造成大概800多万的直接经济损失。本文通过对100个经理人的调查总结30个致命细节,让您快速成为信息安全专家。

1、打印机———10秒延迟带来信息漏洞。即使是激光打印机,也有10秒以上的延迟,如果你不在第9秒守在打印机的旁边,第一个看到文件的人可能就不是你了。大部分的现代化公司都使用公用的打印机,并且将打印机、复印机等器材放在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里。于是,部门之间的机密文件就可以从设备室开始,在其他部门传播,当部门之间没有秘密,公司也就没有秘密了。

2、打印纸背面———好习惯换取的大损失。节约用纸是很多公司的好习惯,员工往往会以使用背面打印纸为荣。其实,将拥有这种习惯公司的“废纸”收集在一起,你会发现打印、复印造成的废纸所包含公司机密竟然如此全面,连执行副总都会觉得汗颜,因为废纸记载了公司里比他的工作日记都全面的内容。

3、电脑易手———新员工真正的入职导师。我们相信,所有的职业经理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如果自己新到一家公司工作,在自己前任的电脑里漫游是了解新公司最好的渠道。在一种近似“窥探”的状态下,公司里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尽收眼底”,从公司以往的客户记录、奖惩制度,甚至你还有幸阅读前任的辞呈。如果是其他部门的电脑,自然也是另有一番乐趣。

4、共享———做好文件。局域网中的共享是获得公司内部机密最后的通道。有的公司为了杜绝内部网络泄密,规定所有人在共享以后一定要马上取消。实际上越是这样,企业通过共享泄露机密的风险越大。因为当人们这样做的时候,会无所顾忌地利用共享方式传播信息,人们习惯的方式是在开放式办公间的这边对着另一边的同事喊:“我放在共享里了,你来拿吧———”没错,会有人去拿的,却往往不只是你期望的人。

5、指数对比———聪明反被聪明误。在传统的生产型企业之间,经常要推测竞争对手的销售数量、生产数量。于是,人们为了隐藏自己的实际数量,而引入了统计学里的指数,通过对实际数量的加权,保护自己的机密信息。唯一让人遗憾的是,通常采取的简单基期加权,如果被对方了解到几年内任何一个月的真实数量,所有的真实数量就一览无余地出现在竞争对手的办公桌上了。

6、培训———信息保卫战从此被动。新员工进入公司,大部分的企业会对新员工坦诚相见。从培训的第一天开始,新员工以“更快融入团队”的名义,接触公司除财务以外所有的作业部门,从公司战略到正在采取的战术方法,从公司的核心客户到关键技术。但事实上,总有超过1/5的员工会在入职三个月以后离开公司。同时,他们中的大部分没有离开现在从事的行业,或许正在向你的竞争对手眉飞色舞地描述你公司的一草一木。

7、传真机———你总是在半小时后才拿到发给你的传真。总有传真是“没有人领取”的,每周一定有人收不到重要的传真;人们总是“惊奇地”发现,自己传真纸的最后一页是别人的开头,而你的开头却怎么也找不到了。

8、公用设备———不等于公用信息。在小型公司或者一个独立的部门里,人们经常公用U盘、软盘或手提电脑。如果有机会把U盘借给公司的新会计用,也就有可能在对方归还的时候轻易获得本月的公司损益表。

9、摄像头———挥手之间断送的竞标机会。总部在上海的一家国内大型广告公司,在2004年3月出现的那一次信息泄露,导致竞标前一天,广告创意被竞争对手窃取,原因竟然是主创人员的OICQ上安装了视频,挥手之间,断送的或许并不仅仅是一次合作的机会。

10、产品痕迹——靠“痕迹”了解你的未来。在市场调查领域,分析产品痕迹来推断竞争对手营销效果和营销策略是通用的方法。产品的运输、仓储、废弃的包装,都可以在竞争对手购买的调研报告中出现,因为“痕迹分析”已经是商业情报收集的常规手段。

11、压缩软件——对信息安全威胁最大的软件。ZIP、RAR是威胁企业信息安全最大的软件。3寸软盘的存储空间是1.4M,压缩软件可以让大型的WORD文件轻松存入一张软盘,把各种资料轻松带出公司。

12、光盘刻录——资料在备份过程中流失。如果想要拿走公司的资料,最好的办法是申请光盘备份,把文件做成特定的格式,交给网络管理员备份,然后声称不能正常打开,要求重新备份,大多情况下,留在光驱里的“废盘”就可以在下班后大大方方带出公司。

13、邮箱——信息窃取的中转站。利用电子邮件转移窃取的公司资料占所有信息窃取的八成以上。很多企业不装软驱、光驱、USB接口,却没有办法避免员工通过电子邮件窃取信息,相比之下,以上方法显得有些幼稚、可笑。

14、隐藏分区——长期窃取公司资料必备手法。长期在公司内搜集资料,用来出售或保留,总是件危险的事情。自己的电脑总是不免被别人使用,发现电脑里有不该有的东西怎么行。于是隐藏在硬盘分区就成了最佳选择,本来有C、D、E三个虚拟分区,可以把E隐藏起来,只有自己可以访问。当然,如果遇到行家,合计一下所有磁盘的总空间,可就露馅了。

15、私人电脑——大量窃取资料常用手段。压缩软件的作用毕竟是有限的,如果把自己的笔记本电脑拿到单位来,连上局域网,只要半小时,就是有1个G的文件也可以轻松带走。

16、会议记录——被忽视的公司机密。秘书往往把会议记录看得很平常,他们不知道一次高层的会议记录对于竞争对手意味着什么,公司里经常可以看见有人把会议记录当成废纸丢来丢去,任由公司最新的战略信息在企业的任何角落出现。

17、未被采纳的策划案——放弃也是一种选择。策划人员知道被采纳的策划是公司机密,却往往不知道被放弃的策划也是公司机密。有时还会对客户或媒体谈起,而竞争对手可以轻松判断:你没有做这些,就一定选择做了那些!

18、客户——你的机密只是盟友的谈资。经常可以在网络上看到着名咨询公司的客户提案,这些精心制作的PPT,凝聚了咨询公司团队的汗水和无数个不眠之夜,在一些信用较差的客户手里可能只是一些随意传播的谈资。

19、招聘活动——你的公司竟然在招聘总监?在招聘过程中,成熟的企业不会把用人的单位登在一张广告里,因为那无异于告诉你的竞争对手:刚刚发生过人事震荡,人力匮乏。

20、招标前两分钟——最后的底价总是在最后“出炉”。如果投标的底价内部公开越早,出现泄露的风险越大,在招标开始前两分钟,面对关掉手机的参会者,可以公布底价了!

21、解聘后半小时——不要给他最后的机会。如果被解雇的员工是今天才得到这个消息,那么,不要让他再回到他的电脑旁。半个小时的时间,刚好可以让他收拾自己的用品,和老同事做简短的告别,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半小时足够了,为了离职员工的清白,更为了信息安全。

22、入职后一星期——新人在第一个星期里收集的资料是平时的5倍。只有在这一个星期里,他是随时准备离开的,他时刻处在疯狂的拷贝和传送状态,提防你的新员工,无论你多么欣赏他。

23、合作后半个月———竞争对手窃取情报的惯用手法是:假冒客户。在初次合作的半个月里,你对信息安全的谨慎只能表明企业做事的严谨,可以赢得大部分客户的谅解和尊敬。除非,他是你的竞争对手。

24、离职后30天——危险来自公司以外。一般情况下,一个为企业服务半年以上的员工,离职后30日之内会和公司现有员工保持频繁的联系,并且对公司的资料和状况表现出极度的热情。如果是被限时离开,那么,在离职30天内通过老同事窃取公司信息的可能性就更大。

25、明确对外提案原则——能不留东西的就不给打印稿,能不给电子档的就尽量给打印稿,能用电子书就不用通用格式。

26、保密协议———无论作用大小,和员工签定清晰的保密协议还是必要的。无规矩不成方圆,明确什么是对的,人们才可以杜绝错的。保密协议的内容越详细越好,如果对方心胸坦白,自然会欣然同意。

27、责任分解———明确每个人对相关信息的安全责任。所有的机密文件如果出现泄露,可以根据规定找到责任人,追究是次要的,相互监督和防范才是责任分解的最终目的。

28、设立信息级别———对公司的机密文件进行级别划分。比如合同、客户交往、股东情况列为一级,确定机密传播的范围,让所有人了解信息的传播界限,避免因为对信息的不了解而导致的信息安全事故。

29、异地保存———别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所有备份资料尽量做到异地保存,避免因为重大事故(如火灾、地震、战争等)对企业信息带来致命的打击。

30、认为自己的企业在信息安全上无懈可击。

也许你会认为,“9·11”这种事情离自己太过遥远,发生的几率为0.1%。可是在“9·11”之前,谁又能想到世界标志性建筑世贸大厦竟然在瞬间被毁灭。“9·11”使美国许多企业遭受重创,同样,纽约大停电也给美国经济造成300亿美元的损失。

·从《商业周刊》看保护信息安全

美国时间2003年8月14日下午四点,北美大部分地区突然停电。谁也没有料到这一停就是20多个小时,而8月15日恰好是麦格劳希尔公司旗下《商业周刊》的出版日———麦格劳希尔公司全球首席信息官MostafaMehrabani讲述了他们纽约大停电时的亲身经历。

“当时情况非常紧急,许多人不断询问公司的业务情况,而且第二天《商业周刊》能否正常出版更是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而实际上,在停电瞬间,我们已经把出版业务全部转移到新泽西州,因为在那我们有一套备用设备。”

“我们的电力系统很稳定,备用发电机可以在没有电的情况下持续工作好几天,所以我们的出版工作没有受到任何影响。第二天,《商业周刊》如期出版。”麦格劳希尔公司作为信息服务提供商,保护信息安全成为头等重要之事。

对于中小企业来说,出于成本考虑建立一个数据备份中心并不是最恰当的解决方案,但在离自己电脑一段距离的地方做一个数据备份,花费的成本几乎为零,而许多企业尚没有这种意识,直到一场意外的雷击摧毁了公司CEO的电脑为止。

·那些即将离职的员工是极度危险的

因为不论出于什么原因,他们都希望能够为自己以后的工作获取必要的资源。“实际上,离职员工通过各

种手段从原公司拿走一些资料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当然这些资料只是方便以后工作,而不是直接用来出售。”一位离职员工很坦然地说。“我们的雇员可以在下班之后申请加班两小时,两小时后他们会去刷门卡,让电脑系统显示此人已经离开。但是实际上,员工却可以通过通向卫生间的那道不锁的门出入公司,而不留下在公司超时逗留的证据。于是,他们会以最快的速度从同事的电脑上找到自己所需要的资料,就可以大大方方的带走了。”这位离职员工毫不避讳地讲到。

有些员工为了在应聘时博得新雇主的喜爱,总是很积极地回答雇主的每一个问题,而其中有许多问题都是新雇主为了获取竞争对手的资料故意设置的。

·微软公司查看资料会被严格记录

微软、西门子等公司则是从硬件设备上防止员工拷贝公司资料,因为根据级别区分,他们大部分的员工电脑是不能安装软驱和移动硬盘接口的。这在跨国公司内是非常普遍的做法。另外,IBM公司规定每个员工只有三次查阅同一文档的机会,并且这三次查看的时间、地点、原因都会被严格记录下来。

<<文学城>>(文章来源: 信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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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January 16, 2005

           新闻出版总署称近期原则上暂不批准新期刊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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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成立以来所有正式发表的各类学术著作和学术论文都将上网。昨天,全国新闻出版局长会议在长沙闭幕。新闻出版总署署长石宗源在会上部署了今年该部门的重点工作。

  发表的学术著作都上网   

  石宗源表示,从今年起,在5到10年的时间里,我国新闻出版单位将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已出版的各类学术著作和发表的学术论文进行分类整理,最终形成“中国网络学术文献出版总库”,建立一个超大规模的网络学术文献数据库。

  原则上暂不批新期刊报纸

  石宗源透露,近一段时间内原则上不再批准新建出版社、期刊和报纸,提倡用经济手段和调整结构的方式实现出版单位的优胜劣汰。各地要规范所属出版单位与文化公司和工作室合作的行为,坚决杜绝买卖书号现象,防止出版权失控。

  拟建四个动漫产业基地

  石宗源称,“中国民族网络游戏出版工程”今年将继续实施,我国将建立4个国家级网络游戏动漫产业发展基地、5个国家级网络游戏技术创新工程中心,建立1所培养游戏动漫开发高级人才的学院(机构)、10所具有游戏动漫相关专业的定点院校,增强我国游戏动漫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来源 : <<东方网>>摘自 <<京华时报>>,  (2005年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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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January 15, 2005

                                            梅派乎没派  
 
                                                    黄宗江

    京剧先师梅周110华诞之际,陡见《文汇·笔会》翁思再文《京剧流派弊端》。老而未朽拜读深悦。此等言论如发之昔日,在梨园界可称“欺师灭祖”,然实为尊师敬祖,重道之途之徒也。

    犹忆尤忆往昔的京剧世界是多么多么的美妙!余生也晚在192l,谭鑫培殁于1917,我只得闻“百代公司特请谭鑫培老板演唱——”《卖马》《洪洋洞》《战太平》……今之泰斗观众,已故朱家、健在刘曾复均生于1914年。朱未得见谭;刘见,于三岁时,在奶妈怀里睡着了。我幸在20、30年代得见余言高马谭(小)杨奚……梅尚荀程徐张……郝金侯……杨尚盖……萧慈马……当然更有麒派周公!

    如梦如梦,梦中仍见仍闻那听不尽的“十八张半”,那一声声三同大不同的“一轮明月……”,大同又大不同的四大名旦的“来至在都察院……”,架子并铜锤的“将酒宴摆置在……”……难再难再!俱往矣!或曰京剧已衰亡,或曰衰而未亡,或曰未亡未衰,仍在成长!且观且聆李胜素、董圆圆……于魁智、王佩瑜……尚长荣、孟广禄……一个个日益峥嵘!

    这或而又或的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不由得想起了不远的当年事,也不过是文革后,我在一次“京剧流派座谈会”上发言,我翻了出来,发表在1983年第一期《戏剧报》上。光阴似箭也二十二载了!当日且斗胆题做《京剧发展史观》。这里抄两段自己文章的绪语与结语以呼应翁君的呼吁。

    绪语曰:“我生长北京,是一个从20年代开始的京剧老观众,可称‘戏迷’,自幼跟着大人上戏园子,兼收并蓄——梅、程、荀、尚……余、高、言、马、谭(富英)……均得一一欣赏,美不胜收,绕梁至今。这些位表演大师,他们的艺术风格、艺术个性如此强烈,均有所师承,有所发展,有所流传,乃形成各种流派。我是在流派成长中成长起来的观众,我感到解放前的京剧发展史,也可以说就是一部流派发展史。”

    结语则曰:“大多数流派是在解放前形成的,只有张(君秋)派、裘(盛戎)派是在解放前奠定的基础,解放后蔚然成风的。我感到这是例外,是余风。新的流派或还有可能产生一、二,但可能不大。这难道是‘今不如昔’吗?难道是艺术个性、艺术风格的消亡吗?显然不是。今天的艺术家和观众们所追求的却是编、导、演以及舞台各部门极其协调的艺术风格,包括演员的艺术个性。简单一句话:观众要看的是一台整戏。最直接呈现观众耳目的演员的表演,首先是从剧中人物出发而不是从流派出发。流派乃至一腔一调一招一式,都是前人留下的极其丰富的遗产,必须继承,然又必须发展,力求突破;如果拘泥于流派反会成为改革的一种阻力。我是非常爱好裘派的,但对目前舞台上的‘无净不裘’,也产生一种寂寞之感。总之,我感到这一页以流派发展为中心,一切以‘角儿’为中心的京剧发展史,已经掀过去了,京剧作为一种综合艺术正在更完整地向前发展。”

    说了多少不如兰芳大师二字一句。史传询梅“梅派”事,梅答:我是“没派”!梅王真是英明,一语到地!

    我乃山呼三呼:继承流派,突破流派,创造没派! 
  
   <<文汇报>> 2004/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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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京剧告别革命
 
                                                      (翁思再)

     中国京剧节在上海的举行,让京剧如何发展又一次成为一个热门的话题。京剧现在所面临的,一方面是在努力振兴,另一方面则是演出市场日益萎缩,剧团逐渐减少。这就使人们不得不反思,以往对京剧的认识及其理论基础,是否都符合实际?

     王元化先生常说:“在我们文化传统中,传统因素越来越稀薄了”。京剧这门艺术,原是最能体现传统文化的,然而它的传统因素,在今天却越来越被稀释了。在这次京剧节中,我们看到一些好戏,也看到一些不甚得法的所谓“改革”,诸如:花脸取消脸谱,改韵白为普通话;传统戏取消水袖,满台民歌不同皮黄接轨等等。此类情况甚至出现在获奖剧目和大演员身上,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倾向。

     京剧的本质是什么?虽然诸家所述有所不同,但我们把它概括为“写意型、虚拟性、程式化、皮黄腔”12个字,则不会有太大的争议。评论界翻来覆去在“雅俗循环圈”里转悠,莫衷一是,其实在整个艺术结构里,不能只有一个层次。“五四”时提倡平民文学当然很好,但如果认为其他都是给贵族看的,都要打倒,就不对了;如果进一步认为传统文化中所讲的含蓄、蕴藉、戒直戒露也是贵族的东西,也要摒弃,就更不对了。京剧的继承与革新,我们首先要考虑的不是要不要改革,而是怎样对待京剧。在整体定性的指导下,具体的京剧改革才不至于“移步”而“换形”。

     传统文化的文化基因比起特定社会的政治经济形态来,更具恒久性和持续性,何必非要传统艺术品洗心革面脱胎换骨呢?欧洲舞台上今天仍上演着和过去一样的《天鹅湖》和《田园交响曲》,那些经典作品是历久不变的。正如我们现在有了电饭煲不必将博物馆里的青铜鼎镬加以现代化改造,有了冲锋枪不必将越王剑加以现代化改造一样。从历史、审美的角度看,青铜鼎、越王剑所具有的价值,不是电饭煲和冲锋枪所能代替的。在艺术领域中,如果以为只有与时更新的一面,而没有历久不变的一面,那就是庸俗进化论的观点。马克思曾经感叹希腊艺术一去不复返,但它的艺术价值和艺术魅力永远不会消失。

     诚然,京剧史是一部不断创新的历史,但创新不能脱离它的根,那就是京剧文化本质,或者说传统基因。上世纪中叶曾经流行过一个观点,叫“京剧革命”。今天,我认为应该明确地说:让京剧告别革命。或曰:京剧可以革新而不能革“命”;可以提倡:“迈小步不停步,积小胜为大胜”。

     传统戏、新编历史剧、现代戏“三并举”,是戏曲工作的既定方针,然而对于具体剧种来说,侧重点应该有所不同。这是因为剧种之间,历史、来源不同,风格、样式各异,适应性也不同。如果任何剧种都去“三并举”,就难免会削足适履。比如作为曲牌体的昆剧,历史最悠久,在敷演从元杂剧到明清传奇的文本方面,有其不可替代的优势,因此可以抢救遗产、继承传统为主,不必去搞新创甚至去编什么现代戏。沪剧、评剧等剧种相对比较年轻,没有程式的束缚,生活气息较浓,则可以创排现代剧目为主。至于京剧,应该“两条腿走路”,一边继承、一边创新。现在她的观众面已经比较狭窄了,能够切实恢复、提高她的艺术水平,保护、保存她的艺术火种,就是对弘扬民族文化的很大贡献了。我认为,应该把我国三百多个戏曲剧种看做是一个整体,而在其内部实行分工。即总体上的“三并举”,但各剧种各自扬长避短,突出重点。这是“戏曲三并举”和“剧种分工论”的统一。

     本世纪京剧的盛衰历程,启发我们正视她的经验教训。振兴京剧的理想,只有靠顺从其自身的规律才能实现。

    来源:文汇报 2005-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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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January 8, 2005

                                                  书中乾坤大 
 
                                                           (余英时)

    从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雅克·巴尔赞 著/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10月版

    读书的经验因人而异,介绍公认的“必读书”是很难的。从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到1920年代胡适和梁启超开列的“国学书目”,都曾热闹过一时,但在专门研究国学圈外究竟产生过多少影响却不容易估计;即使在专门圈内,其效果也难说得很。所以1925年鲁迅答《京报副刊》关于“青年必读书”的问卷,便讽刺地说:“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我并不想学鲁迅的笔调,不过对他的窘困却是同情的。

    现在只说我个人的经验。我对于历史、文化、思想之类的知识发生了追求的兴趣,大概是1947至1948年间的事。当时阅读的范围很广,但都是浅尝辄止。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我在1952年从香港新亚书院文史系毕业还没有大变化。每一个人都受时代的影响。在我成长的岁月中,中国文化思想正处于最冲突、也最混乱的状态。所以中国传统的、西方的书刊我大致都接触过。《围城》小说中的方鸿渐,读书“兴趣很广,心得全无”,大概也是我早年的写照。现在回想起来,惟一可报告的是我是带着许多困惑和问题去泛观群书的。而这些困惑和问题则都起于我必须解答关于自己的价值抉择和人生取向。我不愿意为当时混乱的思潮所淹没,总想找到一条可以心安理得的道路,使自己可以清醒地走下去。这点想法是我们当时东摸西看的主要动力。但是在阅读过程中,并没有某一部或几部书对我起过“顿悟”的作用,也没一位或几位古今中外的大师使我崇拜到五体投地的境界。在读书世界中,我是一个“多神论者”,我观赏许多名著,也佩服许多杰出的大师,从不敢存一丝狂妄的念头。然而我要追寻的毕竟是自己的精神归宿,这不是任何别人能给我的,无论他是多么伟大。所以我的经验可以用杜甫“转益多师”这半句诗作为总结。不过读书必须取法乎上,在任何一门学问中都要选取第一流的著作。青年人的兴趣各有不同,只能各就所需,向识途径者请教。这在今天并不是难事。

    上面的说明虽是我的早年经历,其实大体上也通用于中年以后进入专门研究领域的阶段,不过有“多惑”与“少惑”之别而已。总之,我一生读书只不过是一个多方面摸索的过程,“困知”、“日知”的感受很深,大彻大悟的境界则从未到达过,这也许是学术研究不同于宗教信仰的缘故,始终支持着这个摸索过程的动力则是一种与日俱增的求知乐趣。

    最后,我也愿意介绍一部书,但不是我早年所读的名著,而是本偶然读到的新作。公元2000年美国出版了欧洲文化史大师巴森的《从黎明到衰颓:五百年来的西方文化生活》(中文版猫头鹰出版社发行,郑明萱译),写的是五百年来西方文化生活的演变史。这不是一部普通的史书,更不是教科书,而是一位93岁高龄的博雅老人一生读书和反思的最后结晶,他面对着西方文化价值受到全面质疑的今天,提出了他个人的观察。我不可能在这里介绍这部800页的大书,有兴趣的读者必须自己去发掘它丰富的内容。此书深入浅出,大可雅俗共赏。后现代派的读者也许会觉得其中某些论点不甚相契,但这是不相干的。我推荐它是因为它可以让我们窥测西方人文修养深厚的学人究竟是像什么样子。此书出版是当年美国文化界一件大事,报章和电视都有评论和访问。中国人如果真要想重振“人文精神”,这是一块大可借鉴的他山之石。顺便介绍一下巴森,他出生在法国,十三岁移民美国,一直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史学教授和文科领袖,但已退休二十多年了。

    这部令人百读不厌的《从黎明到衰颓》,现在有中译本了,这是使我十分兴奋的事。这部中译本完全对得起原著。我抽阅了译本的有些篇章,并与原书比勘之后,我发现译者的巧笔很能尽原文的曲折。这是一部很难译的书,因为其中充满着西方文化史上各方面的专门名词和典故。但译者都能反复推敲,最后以流畅的文字表达出来。读了这部译本,不懂英文的人也可以对五百年来的西方文化演变,获得一种有深度的认识。

    余英时,1930年生于天津,曾任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现任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著有中英文著作数十种,包括《汉代生死观》、《汉代中外经济交通》、《士与中国文化》、《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方以智晚节考》、《论戴震与章学诚》等。

(责任编辑:沙白)  
 
  来源: 新华网 (2004年11月26日 来自"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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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December 31, 2004

                           情系江河敢献身--读《长河孤旅》

                                                          (曾昭奋)

  
    2000年,赵诚先生一篇《但教莫绝广陵散》,以区区5000字的篇幅,完成了黄万里教授的一幅素描速写(刊《老照片》第15辑,2000年9月;又刊美国《中美论坛》2001年第2期),证世人第一次比较全面地看到一位历尽坎坷、求真务实(华中科技大学张承甫、鲍慧荪教授2000年《遥寄黄万里》诗:情系江河早献身,不求依附但求真。)百折不屈、正气浩然的中国科学家的简单而真实的身影。后来,《老照片》发过一次读者问卷,征求读者意见,表示喜欢赵诚这篇文章的读者高居榜首。

    2001年8月20日,万里先生在病床上渡过了自己的九十华诞,未能出席亲人、同事和弟子们为他举行的生日聚会,七日之后驾鹤西归。
    赵诚先生身罹癌症,几年前动过手术,与万里先生和清华大学非亲非故,在万里先生逝世之后,用了两年时间,以充沛的热情、毅力和勇气,完成了重现"黄万里九十年人生沧桑"的一部新著《长河孤旅》。作者走遍黄河、长江南北,访问了万里先生的老同事、老朋友、亲戚和学生(有的老人在接受访问之后不久仙逝),在万里先生家人的大力支持下,好不容易才推出了这本传记。

    这是一部充满坎坷、充满感情、宣扬科学、反对专横、宣传爱国爱民精神的人物传记,上下一百年,纵横千万里,从一个侧面展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艰辛奋斗和不幸的命运。

    全书19万字,附有近200帧照片,大抵有三方面的内容:

    一、从万里先生的父亲黄炎培、岳父丁惟汾、兄弟姐妹、同行师友、受业弟子以至他们的后辈,几代人、近百人的行迹悲欢,一一融汇在百年中国的严峻的政治氛围中,虽则只系于一人一家,却有着同样的广阔深远的时间背景和空间视野,读之令人触目惊心,令人肃然起敬,令人思绪万千,令人铭记不忘。

   这里有:黄炎培与毛泽东的多次对话;二兄黄竞武在解放前夕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活埋;1957年,兄弟姐妹中竟有5人被打成"右派";小弟黄必信一家5口,文化大革命中有3人死于非命;为小女黄肖路受株连未被大学录取而"老了十多岁";虽身遭困厄,但浓浓的亲情、友情、诗情却伴随着他的一生┅┅。

    二、万里先生与黄河╱三门峡。半个世纪中,万里先生为之呕心沥血,为之     ,为之泪流成河,为之负罪受难。作者以史家之笔,细细道来,纪录着:黄万里为反对三门峡工程上马舌战群儒;戴着右冠在有人监视之下踏勘黄河;以戴罪之身仍大胆提出治黄方略,方略横遭批判仍然矢志不移;大声疾呼,我们的母亲河不是害河而是利河;三门峡大坝引发的灾难一如先生所料,但先生的右派帽子一戴就是二十多年;作为一个诗人,为黄河的命运慷慨悲歌┅┅。

    三、黄万里与长江╱三峡。这位从20世纪30年代从美国学成归来即把自己的智慧和生命托付给长江的水利专家,在世纪之末却只能从边縁以外关注长江,关注三峡。多少事,欲哭无泪,欲告无门,欲罢不能!

    作为一个博士,一个水利专家,黄万里不当教授不当官,于20世纪30年代,即投身于长江上游的水文勘测(有三位伙伴在勘测过程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为几十年后论证三峡工程积累了第一手资料;为力阻三峡工程上马,六次上书,提出科学论证;"讨论三峡问题,水利部叫各单位不要请我参加,因为我反对三峡";临终之前,向自己的学生提出了"治(长)江四策"和"汉口固堤"的最后遗言┅┅。这一部分,因为牵涉到三峡工程的敏感问题,令读者感到有欲说还休的遗憾。作者在"后记"中写道:"黄万里还有一些言行事迹,因为另外的原因,这里没有入传。"我想,读者们对此是能够予以谅解的。

   《长河孤旅》,这是一部大书,写着一个大的为。

   长江,黄河,密西西比河,还有多少条河流,何止万里,都留下黄万里的行迹。但是,万里先生的行迹,早已不是"孤旅"。早年他考察美国河流水灾、考察长江文水时,都是一些集体行为。只是在反对三门峡工程的时候,他自己孤军奋战着,确实成了"孤旅",后来他戴着右冠考察黄河水文时,则有为跟着监督着,也不是什么"孤旅"。在三峡工程问题上,黄万里已经有了很多同道;1992年4月,全国为大2633名代表表决三峡工程时就有177票反对,664票弃权,25人未按表决器。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说:"孤旅"已经不孤。

    面对着万里先生的坎坷人生,那些厚领着人民提供的俸禄和奖金、在名字后面有着一串光荣与头衔的人,有勇气翻开《长河孤旅》这一步大书,倾听它的朴素的动人的言说么?在堂堂清华学府,像万里先生这样光明正大的学者,遭受着长期的苦难和扭曲,成为清华大学最后一个(或最后第二个)改正的右派;他的学术专著,由同事们出钱、出力、赶时间,在他九十华诞时印出,却是一本由街道小厂承印的没有书号、没有出版社、没有发行单位、没有定价的"四无"出版物,只印了四百多册。而个别见风驶船、投机取利之徒,却是左右逢源,高谈阔论,风光无限。学者命运的强烈反差,个人利益的权衡得失,掺入于学府之风中,其在一代代青年学子心灵中所播下的污染,堪令国人担忧。

    7月14日,当我在阅读《长河孤旅》这本书时,偶见报纸上一则有关新闻,"日前,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在一份最新报告中警告说,大肆建坝已对地球上一些最大和最重要的河流造成威胁,中国的长河、南美的拉普拉塔河和中东地区的底格里斯河与糼发拉底河可能是受害最深的河流。"这样的警告,已经安息的万里先生是听不到了。但是,黄万里的学生、工程设计大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三一,在纪念文章中转述他最后见到老师时老师的一席肺腑之言,读者却可以在《长河孤旅》中听到,"┅┅我针对兴建三峡工程提出意见,屡屡上书中央,先后六次屡挫屡上,我要求领导给我三十分钟时间,听我汇报就可以把问题讲清楚,可惜无此机会。当年三门峡还让公开辩论七天,现在没有人和我辩论,杂志上也不登我的不同意见。我是看不到三峡建成的后果了,你们还能看见,帮我记着看看,但愿我的话不要言中,否则损失太大了。"王三一院士曾把这篇纪念文章的复印稿于2002年8月份寄我。2003年8月,他病逝于湖南长沙。

    三天前,我到9公寓拜望夫人丁玉隽大夫,此时距我在2001年6、7月间拜望黄先生和夫人已是时隔三秋。我向丁玉隽先生问安致意。我主要想听听她对《长河孤旅》一书的评价。她行走不便,但健康情况并不比三年前差。思维敏捷清晰,十分健谈。她一开头就说:"还有一些错字,我想给它弄一个勘误表。"我说:"这件事不用您老人家来做,出版社和印刷厂的人会做好的。"她说:"这本书很好,大家都能接受。不是专业的人也看得懂,也能够接受。另外一些人,我看也能接受吧。"所谓"另外一些人",她没有具体指出,我体会是指一些在黄河╱三门峡和长江╱三门峡问题上与万里先生意见相左的人士。"听说这本书写成之后,有几个出版社都不愿意出。三峡问题也谈到了,但多数人还是会接受的。"她特别强调了"接受",声音里则充溢着宽慰。话盒子一打开,范围就扯广了。我们谈到了万里先生对康有为女儿康同壁老人的访问;谈到为万里先生和家人拍照的程应铨先生;谈到1957年批判万里先生时,先生的学生党治国、胡家博、李亚莉等挺身而出为老师辩护,在万里先生被扣上右派帽子以后,张  竟于晚上去敲老师的门,说着英语,对老师表示支持,他们都被打成右派┅┅。这些事例,有的已纪录在《长河孤旅》中,有的则还没有提及。最后,我提到:"赵诚先生曾亲自对黄先生说,要写黄先生的传记,但当时黄先生说他自己要写。"丁先生说:"他还以为有三四年时间呢。其实已经不行了。你上次来我家时,她的癌细胞已经扩散,要按摩,还要贴狗皮膏止痛。没过几天,他就住进医院了,昏迷了。"记得我是在6月21日和7月2日两次来到黄家。那是我与万里先生此生的第一次和最后一次见面和交谈。我是读了赵诚先生《但教莫绝广陵散》之后,受了它的引诱和驱使,以一个邻居的名义冒昧拜望万里先生的。真想不到只过了一个多月,万里先生就盍然长逝。

(  2004.7.23)
(《长河孤旅》,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7月出版)

来源: <<五柳村>>, 04/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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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December 9, 2004

                    悼中國的「百老匯」 

                                      丁證霖

                         (一)
 
美國紐約市曼哈頓,自42街至67街間,沿百老匯大道兩側及兩廂,星
羅棋佈的影劇院形成一蜈蚣型陣勢。這就是全球聞名的劇院文化區,
俗稱百老匯。

其實,中國也有個「百老匯」。它處於上海鬧市中心,大致範圍﹕北
起新閘路和北京路,南至淮海路,東始江西路,西及陝西路,方圓約
3平方公里許,呈長方形陣勢,東西向為長。這個演藝場所高度密集
的戲劇文化區,堪與曼哈頓的百老匯媲美,可謂中國「百老匯」。

這個現代劇院文化區,開發始於10年代,快速發展於20和30年代,成
型於40年代。中共建政後,坐享現成。在59至62年間,為斂財急救深
度崩潰的經濟,上海當局強化了「百老匯」演藝優勢,贏得它短暫的
反常繁榮。挨餓飯的「三年困難」時期熬過了,63年起毛江以
土包子文藝打擊洋、古、名的正規文藝,逼得「百老匯」演出不足、
票房虧損和部份演藝場所退役。「文革」,「百老匯」進入休克狀
態,劇院或空置,或改倉庫,或作造反派會場。尚保留作宣傳的影
院,炒不完冷飯地放映什麼《地雷戰》、毛接見紅衛兵和「樣板
戲」之類的影片。不過,「百老匯」的那些建築倒還是留存下來。80
年代,重開傳統演藝,「百老匯」似有復甦之勢。誰知到了90年代,
老鄧南巡颳起的經濟狂飆,把中國戲劇文化的寶貴財富「百老匯」徹
底摧毀。嗚呼,哀哉,中國「百老匯」!

中國「百老匯」死了,難道連對它的歷史回顧都死了不成?為長話短
說起見,對「百老匯」的悼念就以59至62年間的概貌作為主要祭詞。

中國「百老匯」內,計有遊樂場6處,並非迪士尼式樂園,而是以戲
曲為主的娛樂中心。

◆大世界﹕17年成立,中國遊樂業之龍頭老大。龐然四層大廈,除有
 哈哈鏡系列、各種小遊戲攤位、小賣部和餐廳外,演藝場子達10幾
 處,每個場子可容500至1,000餘人不等,所涉劇種有﹕京、越、
 滬、錫、揚、淮、黃梅戲、歌舞、評彈和木偶。中央露天大劇場專
 演魔術雜技。均日夜兩場,劇目不重。
◆大新遊樂場﹕20年代大新公司(現中百一店)旗下。
◆先施樂園﹕17年先施公司開辦,60年代改黃浦區文化館。
◆新世界遊樂場﹕15年創辦,「解放」停業,「困難時期」恢復演藝
 業。

上述3家都與大世界相似,唯規模居次。

◆上海工人文化宮﹕「解放」後由東方飯店改營而來。設有咖啡茶
 座、棋室、桌球房、圖書館、文藝指導室、電影、戲曲和評彈場
 等。持工會證免費入宮,無證者購門票亦可入內。
◆青年宮,與工人文化宮雷同,服務對象以青年學生和工人為主,樓
 房是利用收繳的洋人豪華建築。

中國「百老匯」內,音樂廳一座﹕

◆上海音樂廳﹕30年建,名南京大戲院,中共建政避諱改北京電影
 院,後改音樂廳。歐古典式建築,豪華、富麗而典雅。座約
 1,500。
 
                                         (二)
 
中國「百老匯」內,計有戲院24家。

◆天蟾舞台﹕25年建,四層樓廂,後改為三層,可容觀眾3,900餘,
 歷來是京劇泰斗薈萃之地。

具三樓的大型劇場有3處﹕

◆大舞台﹕05年建,32年改建,座2,400,50年代初歸國營,多供各
 地一流劇團巡迴演出,日本歌舞伎曾借此獻藝。
◆中國大戲院﹕40年代建,座約2,000,京劇為主。
◆大眾劇場﹕30年建,原名黃金大戲院,座近1,500,影劇兩棲。台
 灣京劇名伶顧正秋少年即成名於此

有花樓的劇場12幢﹕

◆共舞台﹕26年改建完成,曾為大世界一隅,後獨立,座1,800。京
 劇江南一條腿王少樓曾常駐,演7本《封神榜》連續爆滿數年之
 久。
◆瑞金劇場﹕嗣46年開張,原名金都,座1,300,越劇戚雅仙、畢春
 芳曾常駐演出,偶演昆劇,兼電影。
◆兒童藝術劇場﹕39年建,名金門大戲院,「解放」改延安電影院,
 後又改為演兒童劇為主,兼電影。
◆黃浦劇場﹕原名金城大戲院,淮、揚劇為主,日場電影。
◆麗都大戲院﹕26年建,越劇為主。
◆藝術劇場﹕原31年開張之蘭心大戲院,話劇、歌舞或昆劇,日場電
 影。
◆長江劇場﹕23年建,名卡爾登,37年起,周信芳率移風社連演4
 年,後以話劇為主,兼電影。
◆新光劇場﹕30年建,座1,200餘,由京昆改為專演滬劇,楊飛飛等
 常掛牌於此。
◆明星大戲院﹕建於「解放」前,越、滬劇居多。
◆中央大戲院﹕建於「解放」前,曾演京劇,後多演滬劇,偶有滑稽
 或魔術等。
◆龍門大戲院﹕建於「解放」前,越劇。
◆市府禮堂﹕60年代初落成,係普通劇場性質,曾演呂劇、芭蕾、歌
 舞、電影等等。

無花樓戲院,一般座在700上下,計有8爿﹕

◆光華大戲院﹕建於「解放」前,(未親臨過,有無花樓存疑),滬
 劇、滑稽或昆劇。
◆寧波大戲院、國泰、國聯、天宮4家﹕建於「解放」前,分別多演
 滑稽、甬劇或越劇。
◆老閘大戲院﹕建於「解放」前,紹劇。
◆新都戲院﹕隸屬26年新新公司(現食品公司)辦的新新遊樂場,
 「解放」後遊樂場解散,一部份成立新新溜冰場,另一部份50年代
 後期復出,即新都,演越劇。
◆長樂戲院﹕位夾福建路和湖北路間之福州路,座北朝南約六開間門
 面清季式大茶園,二樓後進便是劇場,錫劇為主,好個文物茶樓戲
 館,在60年左右被拆,可惜得很!另有麗都花園劇場和天韻樓(永
 安)劇場在「自然災害」時期演出活動時隱時現,本文未將它們計
 入數字。
 
                                      (三)
 
中國「百老匯」內,計有電影院15家,多由戲館改營,因「解放」後
電影觀眾數成長很快。

◆大光明﹕40年代建成,曾譽為亞洲第一影院。
◆美琪﹕41年落成,建築摩登,座1,600。
◆和平﹕41年建,名皇后大戲院,座1,400,光復後黃貴秋曾長期在
 彼演出,大紅大紫。
◆大上海﹕「解放」前演京劇或越劇,後改電影。
◆滬光
◆新華﹕50年代初建。
◆國泰﹕建於「解放」前。

上述諸影院均屬大型並設備先進者。較次等者有﹕

◆淮海
◆西海
◆浙江﹕建於「解放」前。
◆嵩山﹕建於「解放」前。
◆青年會電影館﹕原基督教青年會舊址內。
◆自然博物館電影館﹕佔用原洋人大廈,電影館「文革」後曾演過越
 劇。
◆紅星﹕原九星大戲院,20年建,曾關閉,「困難時期」重開。
◆平安﹕建於「解放」前。大公寓樓下。

中國「百老匯」內,有書場約20餘。

◆靜園、仙樂、西藏、大華﹕此四大書場均由「解放」前大舞廳改造
 而成,開書場劇院院化之先河,其中靜園和仙樂尤其環境幽雅、設
 備先進。

其餘大大小小書場有

◆新成﹕60年代改為紅旗新聞電影院。
◆大美﹕60年代忌「美」改福州,在福州路上。
◆滄州﹕座椅全部藤製品。
◆新華﹕咖啡廳樓上,上海音樂廳隔壁。
◆滬光﹕美味齋飯店樓上。
◆青蓮閣茶樓﹕原小廣寒,京劇坤角老生張文涓成名於此,她「文
 革」後定居美國。
◆匯泉樓﹕弄堂內。
◆時懋﹕60年代改為音樂書店。
◆金山飯店書場
◆大方飯店書場
◆安樂﹕公寓內。

還有5、6家小書場,已無法憶起它們名號。它們不登廣告,恐難從舊
刊中查到。遺忘之處約有1、2。最具文物價值的是

◆新樂書場﹕民初走馬樓式棧房新樂旅社中央天井內,天井上空搭建
 玻璃天棚,購票入內者就座品茗(凡書場必供茶),房客在弧型長
 走廊上可憑軒白聽書。如今不存,失此歷史文物,太可惜!

可惜,可惜,嘆不完的可惜!如今,中國「百老匯」已葬身無數新興
摩天高樓之下。戲劇文化在權臭、銅臭和淫臭薰天的惡性「改革、開
放」運動中,成了大牆背後的棄物。昔日輝煌的中國「百老匯」,今
天,書場蕩然無存;戲館僅存2座,加新建2座(其中逸夫舞台係港人
捐助),而且都使用率極低;影院僅存5家;遊樂保留了大世界和工
人文化宮,前者內容嚴重萎縮,後者供跳交際舞等活動。華人值得驕
傲的中國「百老匯」逝去了,痛哉!怪哉!「百老匯」區外的劇院文
化同樣奄奄一息,痛哉!怪哉!

歷史告訴我們,商業、城市和人口的成長一定推動戲劇文化的繁榮。
曼哈頓的成長孕育了百老匯的發展;曼哈頓的高樓越多,百老匯越是
昌盛。無論東京、巴黎和台北等等都市,文化走勢概不例外。看看紐
約市長朱利安尼如何重整時代廣場和42街的雄風,如何讓百老匯今天
大放異彩!可中國怎麼啦?上海怎麼啦?國民經濟總值不是說一直在
高成長嗎?上海城市不是大大拓寬了嗎?上海人口不是多達2,000萬
嗎?為什麼文化反而隕落了,「百老匯」消亡了呢?其中必有積弊很
深的歷史原因和現狀危機。想想吧,想想吧!
 
   来源:www.asiademo.org/gh/2002/06/20020616c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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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December 4, 2004

              人民日报:中国器乐创作为何面临尴尬 
 
                                     (赵纲 张卉) 
 
  第四届中国音乐金钟奖日前在广州落下帷幕。本届金钟奖设荣誉奖、作品奖和表演奖3项,在作品奖里,琵琶作品金奖空缺,而上一届金钟奖也出现了小提琴作品和钢琴作品金奖空缺的现象。作为中国音乐的权威奖项,连续两年没有器乐类作品的最高奖,是件颇为尴尬的事情。尴尬背后的原因是什么,需要我们认真思考。

  创作收益微薄

  “这是利益问题”。作曲家徐沛东直截了当指出。的确,作曲者创作时,应该更注重表现一种艺术精神,而这种精神往往能深入人心。而反观当前的音乐创作环境,市场逐步建立起来,歌曲特别是流行歌曲的创作相对于器乐作品,会带来更加丰厚的回报,作曲者的知名度也会迅速提升,于是众多器乐创作人才的流失也就成为不可避免的现象。另外,现在器乐创作也同样面临着窘境,作曲者得到的回报很少,辛辛苦苦写出了一个曲子,还需要请一个名家来演奏。如果不是名家,在音乐的表现上就要受到制约,但请名家就要多花钱。如何理顺音乐创作与市场的关系,这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社会关注不够

  社会关注程度的严重不足也是中国器乐创作面临的难题之一。没有群众的关注,艺术就没有生命力。歌星的奇闻逸事连篇累牍,各种名目的模仿秀充斥荧屏,优秀的创作作品却鲜为人知。就拿交响乐音乐会来说,能在市场上卖出票已经是破天荒的事了,因为大家对这些新东西完全陌生。这还不算有很多获奖作品老百姓连名字还没记清,就已经被请进了仓库。针对这种情况,有关方面也计划采取一些措施,如先录音推广,再进行评奖活动等。不过在我们看来,最根本的还在于整个社会形成一种爱音乐、懂音乐的氛围。比如这次在广州采访就发现了一些令人欣喜的现象:金钟奖比赛的1500张门票免费送到了市民手里;开展约27场系列音乐文化活动,市民可免费观摩;市民可免费参加5场专题音乐讲座;媒体上发表大量关于金钟奖及中国音乐的报道。通过此举,老百姓不仅知道了金钟奖,也参与到金钟奖的各项活动中去,感受优美音乐带给他们的快乐。

  时代创意匮乏

  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作品才会有影响力,但有些作曲者在创作器乐作品的时候仍然片面强调现代技法,漠视社会生活所展现的多彩画卷,于是就产生了指挥不愿意指,乐团不愿意演,观众不愿意听的“三不”作品。面对交响乐创作的现状,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傅庚辰曾疾呼:“一演就是《梁祝》,一演就是《黄河》,一演就是《红旗颂》,这三个是很好的,但是光演这三个是不够的,我们这么波澜壮阔的改革,就不应该表现一下吗?”时代在发展、在进步,社会生活日新月异,如果作曲者创作之前多走走、多看看,真正了解社会,那么,创作出富于生命力、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优秀作品就为时不远了。
 
       来源:<<华音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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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December 1, 2004

改进学风 净化学风
邓伟志(上海大学教授) 


“天下莫大于学术”。(陈建:《学蔀通辨》)学术界愈是受人重视,学术界愈是要自重,愈是要净化自己的学风。 

多年来,中国学术界在物质条件并不宽裕、学术生态环境并不宽松的条件下,以天下为己任,艰苦奋斗,兢兢业业,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为改革开放,为祖国的建设做出巨大贡献。没有“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就不会有后来所有制的调整;没有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生产力问题的讨论和对“生产力论”的批判,也不会有今天“代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提出。理论是实践的开路先锋。不少国家的消亡,不是因为自然科学落后,而是出在社会科学理论的僵化和失误上。理论是治国的武器。“天下之治乱,由人心之邪正;人心之邪正;由学术之明晦……所好在正学,则正学明,正学明则人心正,人心正则治化淳”(李顒:《李二曲全集》)。 

可见,学术也有个“明晦”的问题。应当说,我国学术界的主流是“明”的。学术界同别的界别相比更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学术界的天是明朗的天。不过,也应该承认:学术界也有“晦”的一面,在有些地方甚至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 

学术界之“晦”主要表现在,学术机构行政化。有些人把学术水平的高低等同于行政职务的大小:谁的官位大谁手里的真理多,谁的官位大就由谁担任课题领衔人。拉大人物担任课题领衔人,课题经费就可以翻一番,再翻一番。小人物磕破头申请来的课题费充其量三两万,大人物一个电话打过去就给百万甚至更多(多到何等地步,恕我姑且不表,留给当事人自省、自言)。拉大人物担任课题领衔人,课题验收和评奖时容易顺利通过。官位大的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机会多如牛毛,官位小的便与国际学术会议无缘,论文被国际学术会议录取了,也去不成。 

学术界之“晦”还表现在学风不正上。有些学人是“学‘奴’”,讲课、写文章通篇是老话、套话、上司的话。洋洋万言没有几句是自己的肺腑之言。有些学人是“学‘霸’”,“罢黜百家,独尊‘己’术”。谁不赞成他的观点,他就以势压人,拉着自已的“近亲”哄人家,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还有些学人的论文水平很高,可就是不知道出于谁人之手?有秘书代劳的,有请人代笔的,还有东抄西抄抄来的,也有变“译”为“著”变来的。文抄公过去就有,可是像今天这种上万字、十万字地大量抄袭却是有史以来罕见的。 

学术界之“晦”最严重的,是出现了学术腐败。有的学校变成了学店。校长成了老板。过去只听说校长因为保护学生的革命行动而坐牢的,没听说校长因经济犯罪而坐牢的。如今有小学校长贪污、大中学校校长因受贿而锒铛入狱的,前“腐”后继。此外,还有院士成为阶下囚的——当然,院士不会是从事社会科学的——文凭有按“质”(即学位等级)论价买卖的。人们深感对付“真的假文凭”好办,而对“假的真文凭”难办。博士分三类:官博、款博与学博。做了官再读博,本是大好事,可是这些人学费公家缴,论文别人写,博士帽自己戴。官博的泛滥也不能全怪官儿,这也是学界的需要。学界的费用要官来批。学界不跟官场拉好关系怎么行?行贿的事干不得,送大礼也有点肮脏,送他(她)一个博士既雅又俗,雅俗共赏,双向互动,权学交易,该多好! 

当然,在对学术腐败程度的评估上,看法还不尽一致。非学界的,看得重;学界的,看得轻。在学界中,学者看得重;管学界的,看得轻。看得重的,有看得重的道理;看得轻的,自然有看得轻的理由。观察有角度。认识有过程。在对学术腐败程度的掂量上,应当容许人们有个认识过程。 

轻也好,重也好,不管怎么说,改进学风已是刻不容缓的了。依我之见,当务之急应该抓四点: 

1.专家应该专心。学科在分化。自然科学有两三千门,社会科学有一两千门。在社会科学当中,文、史、哲、经、法、社,每一类里的子学科都是数以百计。排在最后的社会学,也有170种分支。任何一位大社会学家,倾毕生精力,也只能占有一两种,至多三、五种。正如再大的物理学家也成不了完整的物理学家一样,再大的社会学家也成不了完整的社会学家。这就要求学者不能心猿意马,朝秦暮楚,要专心,要全力以赴。既要做学问,又要做大官,还要赚大钱,对绝大多数学者来讲,几乎是不可能的。17年前,我在《淡化“当官心理”》一文中提出:“做官与做学问之间有个函数关系,二者是成反比例的。”(见《文汇报》1985年6月27日)说实在话,现在官场的诱惑力太大。学者应挡住官场以及商场的诱惑,沉下心来做学问,甘坐十年、几十年冷板凳,写出振聋发聩的作品来,而不是写那些不痛不痒、不错也不可用的急就章。 

2.专家应该致志。做学问是艰苦的思想劳动。有人说,搞理论研究是专吃批评饭的。因此,从事理论研究的更要致志。古人云:“为学非道,立志为难。志既坚定,则寒暑晦明,贫富夷险,升沈通塞,均不足以夺之矣。如此而学,有不成者乎?”(《朱舜水集》)志,是学成的力量,是理论的勇气,是一往无前的坚定性。毋庸讳言,如今有些学者的骨头是软的。“安‘于’低眉折腰事权贵”,左顾右盼,东倒西歪。“老板”一声吼,吓得抖三抖。对“老板”固然要尊重,但万万不可盲从。盲从是理论研究之大忌。柳宗元说:“聪明正志者为神。”此言有点夸张。世人孰能成神?可是,不想成神的也得“正志”。(当然,把“神”理解为精神是完全正确的。)我倒很欣赏关汉卿的一句话:“我是一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 铜豌豆容易普及。多数学人都可以成为铜豌豆。 

3.学人要博学。这本来是不成问题的问题。可是,我发现近来有些没读那书的在谈那书。不少没读世贸文件的,到处做应对入世的讲演。不少连《资本论》有多少卷都不知道的,在大批《资本论》。韓愈说:“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遗”是难免的。然而,你在批判人家的时候,是一定要解读人家的。先解读而后评论,这是学界的规矩。“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也是学人的成功之道。 

4.学界应增强创新意识。一说创新,无人不喜创新。中国人从来主张一日新,又日新。不创新,毋宁死。可是,这里也有真假之别。有些“创新专业户”在否定别人时,高喊“创新”;在遇到人家否定自已时,又把人家的创新斥之为“胡来”,主张“继承”。其实,“继承”与“创新”是统一的,在探索真理中统一。“创新”是探索真理的必须;“继承”也是探索真理之必备。可怕的是玩“创新”。可喜的是真创新。 

“良马不念秣,烈士不苟营。”愿我们的理论工作者都成为时代的千里马,永远站在时代的最前列! 

来源:邓伟志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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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November 27, 2004

    今天下午,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协副主席杨福家在学术年会主会场作《从2004年诺贝尔奖看一流大学》,从一位曾当过国内名牌大学校长,又当过国外大学校长的视角,剖析了一流大学必须具备的条件。

  要有年轻人日夜奋斗

  杨福家介绍,2004年物理诺贝尔奖为美国三位科学家所得:加州大学圣达巴勃拉分校的葛洛斯、加州理工学院普利泽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威塞克。获奖的依据是1973年发表的两篇论文,其中一篇由当时在普林斯顿大学任助理教授的32岁的葛洛斯和他的博士生、22岁的威塞克所写,另一篇为当时在哈佛大学做研究生的24岁的普利泽所写。

  普利泽在21岁时即在计算杨振宁的密尔斯规范场论时发现了"渐近自由"现象,后来依此解决了"夸克禁闭"

  2004年物理诺贝尔奖得主名字的公布,再次证明了诺贝尔奖的历史是年轻人的创业史。

  至今获得诺贝尔奖者最年轻的纪录保持者是英国的小布拉格,在1915年获奖时仅25岁,剑桥大学的学生......

  世界上的一流大学,之所以称为一流,除了有大师外,最重要的是有一批从世界范围挑来的、风华正茂、思想敏锐的优秀博士生。他们在充满好奇与激情、充分发挥民主的欢乐集体中,沉醉于科学前沿的难题林海中,日夜奋斗。

  一流大学、一流科研院好像是一个旺盛的炉子,好铁进了这样的炉子就会炼成好钢,有了这样的炉子,有了好铁,我们离诺贝尔奖就不远了,离一流大学也不会太远了。

  要有平等竞争的机制

  杨福家说,葛洛斯在做出重大成果时只是一个讲师。美国高等教育的一个亮点是:教授、副教授、讲师在学术上是平等的、独立的,谁也不领导谁。讲师不是终身职务,但只要他向国家有关部门,像自然科学基金或国家健康研究院等单位申请到研究基金,他就可以独立开展科研,就可招博士生、博士后(无博导这一称呼)。教授是永久职位,但是如果申请不到研究基金,那么就难以生存,恐怕也不好意思再呆下去了。讲师升副教授,就面临着与全世界各地希望得到这一副教授的人们的竞争。成为名校的研究生也好,讲师也好,副教授、教授也好,都面临同样的竞争。这就是世界一流大学的活力所在。世界上一流大学的教授都是世界上同一领域内公认的杰出专家,副教授则是本国国内在这一领域公认的佼佼者。

  不看大小齐全 看人不看高楼

  杨福家说,2004年三位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涉及的大学包括: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加州大学圣达巴勃拉分校,它们是世界的一流大学。含医学院的综合大学只有哈佛大学,学生人均在2万以下,其中三所更不到一万。其中研究生人数比大学生有多的,也有少的。一流大学"必须大""必须有医学院""研究生人数必须超过大学生""必须有一流的人文学院",这些论点在这里都不适用。

  这几所大学的占地面积也不大,大多少于2500亩。

  这几所高校高楼稀少,更没有超高层建筑。但无论哪个学院都人才济济,如加州圣达巴勃拉分校就有诺贝尔获奖者7名。这些名校里的大师们哺育了富有大爱的学术环境,培育了人才,丰富了人类宝库。

  杨福家院士作完报告后,大会安排了20分钟的提问时间。现将部分问答内容集纳如下:

  听众:您认为"以人为本"的评价尺度是什么?

  杨福家:每个人都得到尊重,能够让每个人的积极性得到最大发挥,就是"以人为本"

  听众:您对研究型大学怎么看?

  杨福家:一般研究型大学是指能够招收硕士生、博士生的大学。应该有一批研究与教学并重的大学,但不一定每所大学都成为研究型大学,不同的大学应该有不同的功能。

  听众:您如何看大学排名?

  杨福家:世界上对于大学排名的评价组织很多,其评价标准不一。排名是一回事,但不要太认真,关键是使自身的办学质量得到社会的承认,拿了纳税人的钱去花费去建设,要问问自己有没有原创性的成果,有没有培养出杰出人才,有没有对学生关爱。

  听众:中国一流大学的校长应如何产生?

  杨福家:世界一流大学的校长都是由具有代表性、权威性的组织选出来的,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只有大家公认的好校长才是真正的好校长。 (<<海南日报>> 博鳌11月20日电, 翁朝健)

来源: <<五柳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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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November 25, 2004

       新华网11月25日电(记者 陈知春)厚厚的一叠照片记录着一位党的优秀领导干部,一位人民的儿子呼和浩特市委书记牛玉儒的身影:有他生前在与台商洽谈招商引资项目谈笑风生,有他视察呼市赛罕区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有他在贫困户家中慰问嘘寒问暖,也有他在城市建设工地中奔忙汗流浃背,还有他临终前一个月在呼市九届六次全会上发言振奋人心……

  一张张旧照片让我们看到牛玉儒同志平日里生动鲜活的形象。如今阴阳两隔,玉儒能否知道,在他去世后的日子里,人民是怎样地怀念他……

  一位残疾老人含泪告诉记者:“牛玉儒是好人”

  挽联、花圈、黑纱。在牛玉儒骨灰安放的日子,天下起了雨,好像在哭泣。灵车走过呼和浩特的大街小巷,公园绿地,这里有他在呼和浩特担任市委书记400多个日日夜夜为城市改造付出的心血与汗水。沿途是上千名自发来为他送行的呼和浩特市民,胸戴白花,手持横幅“沉痛悼念我们的好书记牛玉儒同志!”。在牛玉儒的追悼会上,仅能容纳500人的悼念大厅却挤满了800多人。门外更多的是几千名冒雨前来悼念的普通群众,他们伫立在雨中默默无语,他们眼含泪水在心中祝福他们的好书记一路走好。

  前往吊唁大厅吊唁的人群中拄着拐杖的肢残老人尤其引人注目,他手扶双拐,摘掉帽子,用一条腿勉强站立,仍然艰难地在牛玉儒的遗像前三鞠躬。

  这位残疾老人叫孙震世,当他回忆起与牛书记的一面之缘时,混浊的双眼泪光闪烁。

  2003年春节,身材高大的牛玉儒踏雪走进了孙震世老人的家门,他先问老人“老人家,您家过年有肉有菜吗?”孙大爷家里一向很少来客人,听到这样的问话,他毫不犹豫说出了实情“没有”,牛玉儒掀开了孙大爷家的米柜和抽屉,里面空空的,什么都没有。他对随行的区领导说:“我们没有办法改变他们的贫困生活,可是我们要让他们过一个欢乐祥和的新年。”接着他对老人说:“老大爷,我叫牛玉儒,是呼和浩特的市委书记……”听到这个名字老人眼前一亮,马上接过话头;“我知道,我知道,我从半导体里听说过您……”一听老人说半导体,牛玉儒反应极快,“老大爷,你家里没有电视机吧?”他当即指示随同的民政部门领导立即摸清全市所有看不上电视的贫困户,要求民政部门拿出专项资金统一购买电视机,一定要在除夕夜让全市所有的贫困户看上春节联欢晚会。

  这个春节,全市近500户贫困户与孙震世家一样吃着饺子、看着电视度过了一个和美团圆的节日。

  当孙震世回忆起牛书记在春节前走进家门,向他询问生活上的困难的情形时,他又重新摘下帽子,郑重地面对前方鞠了三个躬,“牛书记,好人呐!”

  在亲人眼里,牛玉儒是个 “六亲不认”的人

  牛玉儒在包头市任市长和在呼和浩特市任市委书记期间,他想尽一切办法解决了几万人的下岗再就业和“4050”困难群众就业问题,可是他却几乎拒绝了所有兄妹、亲戚、同学和朋友帮忙找工作的请求。牛玉儒家兄妹6人,5个是普通百姓。二叔从小将他抚养成人,可二叔家的孩子大多在农村务农,唯一的姑姑是厕所清扫员,姑父和大侄儿至今在通辽市蹬三轮儿。牛玉儒的妹妹牛继红说,“多少年来,三哥为素不相识的老百姓办过无数实事儿、好事儿,可亲戚们却认为他是个‘六亲不认’的官儿。”

  1993年开始,二妹妹、三妹夫先后下了岗,大哥的退休金也发不下来,这是关系到几家人生活的大事,牛玉儒却在电话中就拒绝了妹妹们的请求,“这事儿我不能管,下岗是一个普遍问题,我想的是怎么让更多的人实现再就业,而不是咱家那几口,你们自己要多想想办法,给别人带个好头儿。”

  牛玉儒的妻子谢莉说,“玉儒这个人真是太傻了。”牛玉儒每天工作繁忙,回家晚,可是早上又起得特别早。经常妻子醒来时,他人早走得没影了。上班前、下班后、休息日到城市各个角落“微服私访”是他的惯例。对此,妻子常常疑惑不解,他这样当领导是不是有点傻啊?可他却对妻子说:“请你多体谅我一些,我现在必须得这么干,上有组织重托,下有对老百姓的承诺,我这个市委书记别无选择。等我将来退休了,一定好好在家陪着你,给你做饭,干家务活……”

  在领导和同事眼中,牛玉儒是个敢作敢为,具有优秀领导与决策能力的能人。

  2003年4月,正值“非典”肆虐,牛玉儒临危受命到呼和浩特任市委书记。突如其来的疫情煎熬着这位新上任的市委书记。他学习各地抗击非典先进经验,将“防”与“治”紧密结合,果断地提出建立占地500亩,拥有800张病床的“SARS救治中心”,为全市最终取得防控非典的决定性胜利迈出了关键一步。

  在防控非典过程中,他坚决贯彻中央、自治区党委关于防控“非典”的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坚持一手抓抗击非典一手抓经济建设,最终夺取了抗击非典和经济建设的“双胜利”。

  抗击非典的攻坚战结束了,住在办公室里40多天的牛玉儒终于拖着疲惫的身子走进了家门,这时的他整个人已经整整瘦掉了6斤。

  在牛玉儒和市委市政府一班人的带动下,呼市上上下下形成了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的浓厚氛围。一大批带动力强、发展前景好的大项目相继落地,乳业、电子信息、电力、生物制药、有色金属和冶金工业等支柱和优势产业进一步壮大,初步形成了极具竞争力的产业集群。经过艰苦努力,今年上半年全市经济继续保持了近年来的良好发展势头,GDP增速在全国27个省会城市中位居首位。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城乡居民收入进一步提高。在牛玉儒去世前的今年上半年,这里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4940元,增长25.6%,;农民人均现金收入达到1788元,增长33.7%。

  有人说,牛书记的病是因为繁忙的工作给累出来的,牛书记是被“累死的”,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奋斗的激情和活力支撑着他,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完)

<<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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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November 21, 2004

杨振宁质疑博导制度 中国本科教育世界一流

 

<<新华网>>( 2004.11.21)

 

     这种制度使冲锋陷阵在科研第一线的人不能带研究生,是错误的。”1120日下午在中国科协2004年学术年会特邀报告会上,谈起国内的博士生导师制度,世界著名理论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直言不讳。

  按照会议议程,杨振宁并非大会报告人。但中国科协副主席、院士杨福家的一场报告,令他有些坐不住了,主动向大会主席要求发言。杨福家20日下午在《从2004年诺贝尔奖看一流大学》的报告中,针对近几年高校建设一流大学过程 中出现的一些热点问题发表了看法,特别谈到诺贝尔奖百年历史是年轻人的创业史。

  以杨福家的报告为由头,杨振宁称谈点感悟。

  年轻时代是发展科技最好的年代,现代国内博士生导师这个制度不好。话题一转,杨振宁直接抨击当今的博导制度。

  为什么一个讲师就不能带研究生呢?讲师活跃在科研的第一线,这样在最前线冲锋陷阵的年轻人是带研究生最好的人,而像我这个年纪已不是最好的人,因为我所作的研究已不在最前线。杨振宁再次明确地说,这一制度使冲锋陷阵的人不能带研究生,这是错误的。他还透露自己就此观点已和清华大学校长沟通过,他希望通过大会,能有更多的大学一起来讨论这个问题。

  建设一流大学的问题,最近在全国教育界广受关注。杨振宁说,大学承担着三大任务:本科生教育、研究和社会服务。如果仅仅讨论研究工作,中国所有大学都离世界一流大学有很大差距,而且这种差距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弥补的。但中国大学在另两个任务方面,很多大学处于世界一流的地位,像清华、北大、复旦、南大等,无论是与美国还是欧洲的大学相比,中国的本科教育世界一流。杨振宁还说,中国大学几十年来训练出来的本科生人才非常成功,对于社会贡献很大。没有各个大学训练出的本科学生,就没有今天的新中国。

  这位82岁老人话语中的坚定,激起了全场热烈的掌声。但杨振宁说:不能自满,要更进一步。


  曾被记者问及中美两国的差异,杨振宁认为:今天的中国社会不管是什么场合,都有一个现象——全民都对中国前途非常关心,这与美国社会不一样,美国整体并没有对民族和国家如此关注。这是在座的每一个人值得骄傲的。


  话音刚落,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因身为中国人骄傲,更被这位82岁老人的爱国热情所折服。(姚莉莉 翁朝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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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November 17, 2004

〖上影集团投巨资在全国兴建影院〗

拥有国内最大电影院线的上海电影集团加快向全国进军。在上海电影制片厂55周年庆典上,上影集团宣布将投资2亿元在全国兴建先进的多厅电影院。

目前,上海拥有中国电影市场的三项“冠军称号”。上海已多次蝉联全国城市票房冠军,去年上海电影总票房达到1.8亿元。在全国36家电影院线中,上海联和院线去年以1.42亿元的票房成绩位列第一。截至今年10月,联和院线票房已超过去年。此外,由美国时代华纳公司和上影集团联合投资的上海永华电影城,也是全国影院中的票房冠军,去年票房为2700万元。

影院市场被称作电影业的“零售市场”。虽然中国电影票房常年徘徊在10亿元人民币的门槛上,但是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其潜在的影院市场空间十分可观,被国际电影业一致看好。而国内影院政策的放开,外资的涌入,电影院线的新一轮合并,都令影院成为中国电影产业化浪潮中的“焦点”。

绿土地转自<<新华网>>2004年11月17日(记者孙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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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November 16, 2004

借助副书记影响获取利益?

    首届深圳文博会会刊招标过程有玄机  妞妞母亲公司中标又将其转包

    近日本报披露"《时差7小时》女主角妞妞名下有数百万资产"一事引起了各方关注。昨天出版的《中国青年报》发表了妞妞父亲、深圳市委副书记李意珍对此事的回应,他表示自己对中Ji委规定的"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不能在该领导干部管辖的地区及管辖的业务范围内经商、办企业",认识上有局限性、片面性,并已就此向深圳市委作出深刻检查--这也是处于舆论旋涡中心的他第一次回应媒体和公众的质疑。

    记者了解到,除了拍摄电影之外,妞妞和她母亲名下的"梦想隧道"公司还经营"企业形象策划"和"广告业务"。妞妞父亲在深圳主管宣传、文化方面工作,而在首届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以下简称"深圳文博会")会刊招标中,妞妞母亲的"梦想隧道"公司是惟一中标单位,但是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梦想隧道"公司在中标后却又将其转包给了其他公司,这又是为什么?

    深圳文博会会刊曾"公开招标"  妞妞母亲公司成惟一中标单位

    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是由国家文化部批准、由深圳市承办的一项大型文化产业交流项目,宗旨是"搭建集国内外文化内容产品博览、文化产业要素交易和文化产业论坛为一体的平台"。首届深圳文博会即将于今年11月18日开幕,而《文博会会刊》则是大会惟一正式会刊,然而这份会刊在操作过程中存在不少疑问。

    今年5月12日,深圳有关部门在北京举行了首届文博会新闻发布会,作为主管宣传和文化的妞妞父亲、深圳市委副书记李意珍也赴京参加了新闻发布会。此后,文博会会刊进入实质操作阶段。今年5月下旬,文博会组委会在深圳电视台、深圳广播电视报连续发布了"《文博会会刊》(系列)招标公告",对该会刊的编辑出版和经营发行业务进行公开招标。

    记者设法找到了当时参加投标的十余家公司名单,其中不仅有妞妞当法人、母亲赖新平为董事的深圳"梦想隧道"公司,还有南京英龙影视文化公司深圳分公司(下简称"深圳英龙公司")、深圳森之源广告公司等多个企业参与投标。当记者向森之源公司负责投标的靳海龙询问,他说:"我们的确参加了投标,但是直到现在我们也不知道哪家公司中标了。"

    "没有人通知你们结果么?"记者问。靳海龙说:"没有。按照正常程序,招标人会在投标单位中选择几家条件不错的,再进行最后竞标,我们以为自己第一轮就被刷下来了。"记者随后又向参与投标的其他几个公司进行了询问,情况与森之源公司类似。

    今年7月,文博会会刊承办单位揭晓,"梦想隧道"公司惟一中标。

    中标后将业务转包给竞争对手  并要求其支付"押金15万元"

    11月5日,记者得到一份于今年8月正式出版的《文博会会讯》(会刊系列之一)第一期。在该刊封底不仅列有承办方梦想隧道公司的名字,还有"会刊广告独家代理:南京英龙影视文化公司深圳分公司"的字样--而英龙公司也参加了此前的竞标。

    11月6日,记者采访了深圳英龙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李金珠。"当初贵公司参与会刊竞标结果失败,为什么后来又成了会刊广告代理单位?"李金珠回忆当时参加投标的情景时说:"我们对这个招标很看重,所以对会刊编辑、市场拓展都做了很充分的准备,写了厚厚一本竞标材料。后来中标的是梦想隧道公司,我们本来准备放弃,后来是梦想隧道公司主动提出想把会刊的广告代理业务让我们承包。"

    李金珠拿出一份与对方于今年7月21日签订的《文博会会刊广告代理协议》,上面除了有梦想隧道公司将会刊广告交由英龙公司独家代理的内容,还要求英龙公司在规定期限内再交"15万元人民币押金"。李金珠说:"本来按广告行业惯例,代理业务并不需要交这么大一笔押金,但是梦想隧道公司的人说,如果不是他们在市里有关系、能中标,我们也不会有代理广告业务的机会,所以必须要交押金,而且他们还要获得22%的利润。"

    "签了广告代理合同后,他们又提出连会刊的编辑都让我们来做。"李金珠对记者说,"这让我觉得有点奇怪,按道理他们是惟一中标单位,把广告代理出去还能理解,但是连会刊编辑业务都有点说不过去,既然这样何必去投标?"

    为了证明自己的说法,李金珠拿出了英龙公司保存的第一期会刊编辑草案和文稿,上面全是修改过的痕迹,改后内容与记者手中的正式会刊完全一样。她还让记者查看了公司保存的原始电子版面。"实际上这第一期会刊的编辑和制作都是我们在做。"

    因未交押金双方合作破裂  相关业务转由第二家公司承包

    记者了解到,由英龙公司负责制作的会刊只出了第一期,双方合作就因为押金出现问题,最后破裂。据李金珠介绍,第一期其实获得的评价很高,而之所以没交那笔押金,除了资金周转问题外,还因为她后来发现梦想隧道公司在提供给英龙的广告认刊函上盖的"文博会会刊编辑委员会"公章,与文博会组委会确认使用的公章不一致。

    记者看到,两个公章尽管内容都是"文博会会刊编辑委员会",但经组委会授权使用的是椭圆公章,而另一个则是圆形公章。而在双方签定的协议中,编委会的公章只能由梦想隧道公司保管。"我有点疑虑,提出能否把押金存入一个共管帐户,反正是要退还的,但是被对方拒绝了。"李金珠说。

    由于英龙公司没有在规定时间内交上15万元押金,梦想隧道公司在今年8月16日、第一期会刊出版不久就送来了一封律师函,宣布解除广告代理协议。"不管怎么样,客观上没交押金的确违约,所以我们后来还是签字同意解除合作。但是因为第一期会刊的编辑工作让我们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我们希望对方支付这部分费用,比如设计、制版花费、印刷几千册的成本等等,当时我们花了近八万元钱。但他们连这个要求也拒绝了,后来我找到文博会组委会宣传部何部长,费了很多功夫才拿到两万块钱。"

    记者问:"当时你知道梦想隧道公司负责人是谁么?"李金珠说:"知道。当时与我签代理协议的人也说过,他们在市里有关系,还可以很容易地拉来广告。"今年8月18日,梦想隧道公司又给深圳市金榜在线广告公司发放了授权书,宣布对方成为"会刊发行征订和广告征集工作的惟一合作单位"。

    昨天晚上,记者拨通了当时负责招标工作的文博会郭先生的电话。听到记者问到会刊的事情,他答复说:"我们是按程序办的,进行了公开招标。"记者问:"中标的梦想隧道公司为什么又将业务转包给了其他公司?"郭先生说:"他们包出去的只是广告部分。"

    记者追问:"您确认会刊编辑工作没有被包出去?"郭先生表示,自己现在并不是组委会工作人员,让记者与组委会宣传部联系。记者又拨通了文博会组委会宣传部何部长的电话,他的回答是:"当时我不在这里工作,你说的情况我并不清楚。"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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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November 14, 2004

  东方网1114日消息:以抗战时期一段上海生活经历凸现京剧大师梅兰芳民族气节的大型交响剧诗《梅兰芳》,将于124日、5日在美琪大戏院演出两场,这也是今年文化部在上海举行的第四届中国京剧艺术节的重点参评剧目。

 

  该剧以梅兰芳大师一个艺术家的抗战的心路历程和惊心动魄的现实抗争为贯穿主线,一反起承转合的传统套路,独创交响剧诗样式,以《散花》、《别姬》、《祭江》、《蓄须》、《醉酒》五个乐章,勾勒出一代宗师的高风亮节和情感波澜。

 

  对于新创交响剧诗样式,不以场次顺序而以乐章划分,该剧的导演陈薪伊强调师出有名。出生在西安的陈薪伊从小就坐在父亲的怀里去看梅先生的演出,印象最深的是13岁时,一出《醉酒》一出《别姬》看得年少的她瞠目结舌,心里满是尊敬。没想到人到中年,自己有机会去合作一部关于梅兰芳的舞台作品,便遍读所有能搜集到的关于梅兰芳的书籍。在反复阅读中,有了一个令陈薪伊振奋的发现:我们看京剧,布景简单,往往是一桌两凳,底下几个乐师敲敲打打,以为京剧就是应该这样子。我在梅先生的一些文章里发现,他到国外去,看一些演出,其实是很羡慕人家大乐队的,还叫儿子梅葆玖学人家花腔女高音。他只要手头宽裕,必定是添置布景,说到底,他心里也是想做得更大更有场面气势的,只不过条件有限罢了。观众对于交响剧诗样式,也甚为认可,今年五月北京首演之时,整台演出惊爆剧坛,有媒体盛赞之京剧化的大歌剧

 

  演出阵容上,该剧荟萃了众多当今演艺圈最富号召力的实力派艺术家,包括六位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六位中国戏曲学院研究生班高材生、十六位国家一级演员和演奏员。其中,余派老生于魁智出演梅兰芳,时尚歌坛的当红明星胡文阁出演戏中戏的梅兰芳,梅派优秀传人李胜素出演梅夫人福芝芳,深得真传的梅兰芳幼儿梅葆玖还在最后便装登场,以一曲《天上人间》为整台演出完美收场。

 

        余派老生于魁智出演梅兰芳     梅派优秀传人李胜素出演梅夫人福芝芳

 

  对于此次献演申城,出品方北京京剧院相当重视,并笑称只有上海观众认可才算成功。因为演出内容的背景就发生在上海,从构思到公演的两年以来,所有主创人员都不止一次地到当年梅兰芳全家移居上海时马斯南路的寓所采风,确保细节与感觉的到位。

  

 来源:东方网      作者:黄丽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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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November 12, 2004

 

 

 

 

(新华网  作者:李南玲)  

  东方网1112日消息:中共深圳市委11日上午召开全体会议,通报了对近期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电影《时差七小时》及相关问题的调查和处理意见。

  近期,互联网和新闻媒体有报道指:深圳有关部门联合发文推荐观看由市委副书记李意珍女儿李倩妮主演的电影《时差七小时》,并提及其它一些相关问题。对此,深圳市委成立了调查组,对网上反映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调查。关于深圳市有关部门联合发文推荐观看电影《时差七小时》的问题,深圳市委的调查称:虽然市有关部门是按正常程序和惯例向学生们推荐,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有不当之处,如有的部门变相指令性要求学生观看、一些学校调课组织学生观看等。尽管李意珍对发文一事没有打过招呼,没有过问影片发行工作,但作为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干部,李意珍的敏感性不够强,对有些问题没有把好关,制止的态度也不坚决

  关于李意珍的配偶、女儿经营三家公司的情况,深圳市委的调查称:李意珍的配偶和女儿所经营的梦想隧道影视公司、仁和公司和参股的披克电子公司三家公司中,有两家由于没有资产,属于接受空壳转让,其配偶和女儿没有实际投入资金,参股的披克电子公司实际投资150万元人民币,分三次投入。

  深圳市委指出,李意珍对中纪委、省纪委关于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不准在其管辖的区域或者业务范围内从事可能影响其公正执行公务的经营活动的规定,在认识上有误区,理解上有片面性,没有认真执行。深圳市委常委会要求李意珍要严格按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有关规定,尽快让其配偶和女儿从其分管领域的企业中全部退出,并由市有关部门监督执行。据悉,李意珍已按有关规定和市委常委会的意见,督促家属从这些公司中全部退出。

  电影《时差七小时》改变自主演妞妞(真名李倩妮)写的小说《长翅膀的绵羊》,讲述了一个16岁中国少女留学英伦的青春故事。

关于《时差七小时》的制作投资情况,深圳市委的调查称,该片的制作实际投资1200万元,媒体公布该片投资2100万元,是推介商出于宣传需要所作的包装炒作。该片按市场化运作,目前没有发现违法违规行为。深圳市委在调查和处理意见中称:李意珍在市委常委会上做了认真的检查,态度诚恳,认识深刻,表示要认真听取群众意见,虚心接受群众监督,诚恳接受组织批评,深刻反思,吸取教训,坚决纠正,做好工作。深圳市委常委会议认为,此事不仅对李意珍,对市委、对市几套班子领导人和全市领导干部都是一次深刻的廉洁自律教育。全市各级领导干部都要从中吸取教训,管好自己的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主动接受群众的监督、新闻媒体的监督,依法办事,严格要求,努力做好各项工作。

来源:<<东方网>>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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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November 11, 2004

 

亚洲时报

 

深圳市委副书记李意珍涉“滥用职权”事件,继续有发展。深圳市盛传该市有线电视1111日以“线路检修”为理由,预示中央台的《讲述》栏目有的讯号可能受到影响。巧合的是,该栏目当天访问的,原来正是曾报道李意珍女儿李倩妮资产问题的记者。与此同时,有中国媒体开始公开呼吁李意珍下台。

中央电视台将于1111日晚上945分在中央十台首播《南方都市报》记者傅剑锋的专访,中央一台将于1112日□晨140分及早上1030分重播该节目。今次的节目题目为“绝对内幕”,内容是傅剑峰的“深度调查报道”。

傅剑锋于118日曾于《南方都市报》发表题为“妞妞资产大起底”的文章,内容跟据亚洲时报在线113日报道相若,指出又名妞妞的李倩妮虽然年仅25岁,却已坐拥资产769万元(人民币,下同)。在这个基础上,该文又详细交待了李倩妮公司的股份转让情况。

非常巧合的是,根据一名网民在中央电视台“网评天下”中发言,深圳市有线电视将在中央电视台首播及转播《南方都市报》记者傅剑锋的时段进行线路检修,可能受影响的节目有中央十台及中央一台。据称,是次线路检修的原因是“为了给用户提供更好的收看效果”。

另外一个看点是,中央电视台的“网评天下”在1111日并没有封杀批评李意珍的相关帖子,现时仍未知这情况是否跟中央电视台中人不满深圳市有线电视将在中央电视台首播及转播《南方都市报》记者傅剑锋的时段“巧合地”进行线路检修有关。有关李倩妮拍电影的事件在网路上继续遭到封锁,深圳的论坛上有关该事件的讨论都被遮罩。

事实上,深圳市当局如果是为了害怕中央台节目又再碰到李意珍这个伤口,可能会捉错用神。因为这个节目的焦点,据称将是关于传销问题而已。

不在深圳的中国传媒,似乎仍然关注李意珍事件。总部位于江西省南昌市的《江南都市报》于1110日发表题为“妞妞事件说明了什么”的文章,是首个要求李意珍引咎辞职的中央媒体。

该文章提到:“我认为李副书记仅检查、道歉是不够的,还应采取更进一步表明自己清白的行动---引咎辞职”。

文章又进一步解释要求他下台的原因,“辞职将使随后展开的调查更具公信力。如果调查结果证明自己确实白璧无瑕,则不仅可以重返工作岗位,而且还将因此获得更高的威望和更广泛的爱戴。文章指出,如果调查证明自己是有问题的,那么这一举动也至少为在官场中创建一种新的政治伦理做出了贡献,也将会载入史册。”

200484日《北京晨报》报道,《深圳市预防职务犯罪条例》(草案代拟稿)完成第四稿。《条例》草案规定,单位主要负责人有以下情形的应当引咎辞职:一是违反条例规定,致使班子成员或者下属连续或多次出现严重违纪违法行为,造成恶劣影响,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违反条例规定,对配偶、子女、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知情不管,造成恶劣影响的。

《条例》草案还规定,担任领导职务的国家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利用职权违反规定干预包括经营等市场经济活动,为个人和亲友谋取私利,情节严重的,可以由相关部门给予免职或辞退处理。

另外,《条例》草案明确规定“对新闻媒体揭露出来的问题,主管部门应当在7日内进行全面调查,并向社会公布调查结果。”据116日《中国青年报》报道,李意珍115日表示,他已向市委作深刻检查,是次为李意珍首次就事件作出表态。以116日起计算,7日之期即将于1112日届满,未知李意珍能否遵守《条例》草案的规定,于届满之时给公众一个交待,让公众了解李意珍的“深刻检查”查出了什么来。

亚洲时报在线于20041027日曾经报道深圳市市委组织部下达文件,组织全市学生观看一出关于16岁中国少女留学英伦的电影《时差七小时》。艺名 “妞妞”的女主角李倩妮1031日接受中央电视台访问,回应了一些外界的传言。不过,由于李父就是深圳市委副书记李意珍,负责文化艺术的发展,当中会否牵涉利益冲突或滥用职权,目前依然是外界关注的热点。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76条指出:党员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违反有关规定在该党员领导干部管辖的区域或者业务范围内从事可能影响其公正执行公务的经营活动,或者在该党员领导干部管辖的区域或者业务范围内的外商独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中担任由外方委派、聘任的高级职务的,该党员领导干部应当按照规定予以纠正;拒不纠正的,其本人应当辞去现任职务或者由组织予以调整职务;不辞去现任职务或者不服从组织调整职务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source: http://news.wenxuecity.com/BBSView.php?SubID=news&MsgID=19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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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时报记者陈颖慈11月9日撰文:深圳市委副书记李意珍涉嫌滥用职权事件仍然是余波未了。虽然李意珍日前曾公开道歉,但亚洲时报在线于11月9日调查所得,李意珍女儿李倩妮(妞妞)的新书《触电伦敦》继续在《深圳特区报》刊载;另外,现在仍然有学校在上课时间组织学生观看《时差七小时》。中国官方《法制晚报》日前就曾刊文批评:李意珍11月5日的“道歉表态”毫无诚意。

李倩妮的第二本著作《触电伦敦》在9月出版,内容是记述拍摄电影《时差七小时》的日志。现在,李倩妮的新书《触电伦敦》又在《深圳特区报》刊载。可是,就亚洲时报在线记者在深圳书城所见,存货极之充足,甚少人有兴趣问津。同是李倩妮的著作,销量却有天壤之别,未知是否因为此书未有学校“支持”所致。

跟李倩妮前作在2002年5月出版《长翅膀的绵羊》一样,《触电伦敦》也是由海天出版社。海天出版社是中国国家新闻出版署和深圳市政府共同领导的一家出版实体;而李意珍在深圳市掌管的,正好是文化、教育、宣传及意识形态。

李倩妮的前作《长翅膀的绵羊》曾在深圳各大书店均全数售罄,据深圳书城的记录,现在仍有多人订购该书。据悉,李倩妮的著作,能够如此“畅销”,其中一个原因是有学校规定学生必须购买电影《时差七小时》的原著《长翅膀的绵羊》。有些学校更让出版商海天出版社到学校收取买书的费用。

李意珍于11月5日的公开道歉中透露,“去年9月起他分管意识形态工作,对贯彻中纪委有关规定没有及时学习,没有让家属、子女回避利益冲突,客观上造成不良影响,他已要求家人尽快从他分管范围内的经营业务中退出来。”有意见指,李意珍的“道歉表态”已经过了4天,但对于中纪委的有关规定,至今仍然未有“及时学习”,实是缺乏诚意的表现。

现时深圳只剩下4间电影院放映电影《时差七小时》,当中金盾影剧院、天鹰电影院及妇儿电影院的票务员表示,电影于10月22日上画之后,一直有学校组织观看该电影,上星期仍然有学校组团观看,但是11月8日和9日已经没有学校组团观看,恰巧就是李意珍在11月5日公开道歉后的首两个上学天。

不过,位于南山区文体中心广场的南山剧院,却仍然有学校组织学生观看《时差七小时》。据南山剧院的票务员表示,北大附中深圳南山分校于11月9日下午2时30分组织300多名学生前往观看,每人收费20元(人民币,下同)。亚洲时报在线记者致电该校查询有关事件,校方表示确实于11月9日组织全体初中生共300多人一同前往电影院观看该电影,是为学校活动之一,是次组织电影学生团的收入最少为6,000元。

深圳市委宣传部、深圳市教育局、深圳市文化局、共青团深圳市委、深圳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等五部委日前联合颁发文件,要求该市学校组织学生集体观看《时差七小时》,学校因此组织学生观看该电影。

据一名在妇儿电影院大楼工作的深圳市居民表示,有很多学校组织学生观看这部电影,他认为“如果没有学校的支持,这部电影一定亏本。”据一些报道指出,现时该部电影在全国只有60多万票房,制作成本则为2100万。

据11月6日《中国青年报》报道,李意珍11月5日表示,他已向市委作深刻检查。据报道,李意珍坚持自己“没向有关部门打过招呼”,但同意“作为领导干部,应该用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

中央电视台国际互联网站11月8日有批评指,“作为市委副书记的李意珍,这一回,对部下送来的一顶轿子,他丧失了起码的警惕性,舒舒服服地坐上去了,终于酿成大错。”即使李意珍“没向有关部门打过招呼”,但是,他本身不避嫌的处事手法,已经是一个错误。

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76条指出:党员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违反有关规定在该党员领导干部管辖的区域或者业务范围内从事可能影响其公正执行公务的经营活动,或者在该党员领导干部管辖的区域或者业务范围内的外商独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中担任由外方委派、聘任的高级职务的,该党员领导干部应当按照规定予以纠正;拒不纠正的,其本人应当辞去现任职务或者由组织予以调整职务;不辞去现任职务或者不服从组织调整职务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李意珍在11月5日公开表示“要求家人将经营业务退出他分管范围,有违规行为,愿意接受组织的处理。”

中国高检官方刊物《法制晚报》日前却刊文批评:李意珍的道歉毫无诚意。(http://www.dajiyuan.com)

source:http://www.epochtimes.com.au/gb/4/11/9/n71301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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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November 7, 2004

台湾出版大家沈登恩
2004-10-15

    在两岸三地甚而全球的华文读者眼里,李敖、金庸、林行止莫不是响当当的名字。却不知,在20年前的台湾,他们的作品休提“畅销”,还悉被当局列为“查禁目录”不得出版。最终冲破重重阻碍,将他们的著作还给台湾民众的,是台湾远景出版事业公司创始人沈登恩。今年5月12日,沈登恩病逝,享年54岁。《人物》杂志今年第九期刊登了钟兆云的文章,回顾了沈登恩生前所做的这几件轰轰烈烈的事。——编者

    推动李敖重返“江湖”

    李敖于1976年底服刑5年多期满出狱后,做了两年半的“蛰龙”。就在人们要慢慢淡忘他的时候,“一个最有眼光的出版家”(李敖语)三顾其门,这人就是沈登恩。当时基于政治考虑,沈登恩的构想是重版李敖两本当年未被查禁的书——《胡适研究》和《胡适评传》。李敖却说:“李敖十四年被封锁,如今重返江湖,只出版两本出过的书,未免太寒酸了,总该出一本台湾没发表过的。我在受难期间,在香港出版过一本《借古不讽今》,如加以增补,改名《独白下的传统》出版也不错。”

    沈登恩不愧是“在出版界反应一流的人”,他立刻赞成,于是两人便秘密筹划出版事宜。沈登恩做事认真而雷厉,很快找来苏宗显为李敖秘密拍照,再由黄金钟设计封面,梁正居封面摄影。末了,沈登恩又想了个点子,请李敖在扉页来段夫子自道般的题词。意气风发的李敖也不推辞,一气呵成:

    五十年来和五百年内,

    中国人写白话文的前三名是

    李敖,李敖,李敖,

    嘴巴上骂我吹牛的人,

    心里都为我供了牌位。

    ——李敖

    沈登恩看后,拍案叫绝,又请李敖写篇全书简介。李敖于是再次命笔:

    《纽约时报》说李效——“受人欢迎的青年作家”,“以写讽世文章出名”,“当地标准下的一个野人”;《圣路易邮讯报》说李敖——“中国传统的著名批评家”;伦敦《中国季刊》说李敖——“一个得人心的英雄”;香港《星岛日报》说李敖——“有才气有勇气,还有挟才勇俱来的流气”,“四十一岁了,盼他重新执起笔来。”

    李敖自写《传统下的独白》闯祸起,被追诉多年,一直翻不了身,这本《独白下的传统》,是书名翻身,不是他。李敖大隐于市,常常几个月不下楼,神龙首尾皆不见。这本重新执笔的新书,聊可如见其人,并为仇者所痛,亲者所快。

    远景过去没有李敖,李敖过去没有远景,现在,都有了。

    沈登恩极为欣赏李敖写的图书广告文字,认为图书广告文字必须浓缩而奔放,李敖在这方面得心应手。在他的要求下,李敖遂又亲自为远景版的《胡适研究》、《胡适评传》也写了简介:

    罗丹为萧伯纳塑像,结果塑像本身比萧伯纳还动人;李敖写《胡适评传》、《胡适研究》,也正如此。胡适对李敖说:“你简直比我胡适之还了解胡适之!”

    李敖了解胡适,并把胡适分色,泼墨出一代风云。

    所以,评传不是胡适个人的评传,研究不是胡适个人的研究,而是时代的评传与研究。李敖不单写出胡适曾怎么样,同时写出胡适该怎么样,不但写出胡适的理想,同时写出理想的胡适。

    正如李敖所言:“沈登恩不但是一流的出版家,并且是一流的李敖推销家。”书出版后,该怎么来推销,以达周知并致效益呢?沈登恩颇有炒作之方。在出书前夜,他找到好友、《中国时报》副刊主编高信疆,密告自己要为李敖出书,明日就可上市。见地过人的高信疆对李敖也是慕名已久,从报纸抢新闻角度恳请沈登恩延后一日发书,使他有机会说动《中国时报》“余老板”配合宣传。这正是沈登恩所希望的。最后,在《中国时报》老板余纪忠的默许下,书出之日,《中国时报》不但在副刊版大幅刊出李敖的《快看〈独白下的传统〉》,还派人专访李敖,旋于1979年6月6日社会版刊出《李敖变了吗?看他怎么说!》。这是台湾报纸首次图文并茂地大胆介绍从牢狱出来后的李敖,反响极大。历经“告别文坛”、坐牢、隐居的李敖,以震天动地的方式复出了!

    为金庸武侠小说“解禁”

    远景出版的“金学研究丛书”多达30种,每本书的封底,都有沈登恩亲撰的广告词:

    世界之大,只有中国才有武侠小说。

    天下武侠作者奇多,繁星满天,独有金庸才是侠之大者,众星拱月。

    每一个人都需要童话,每一个人也都将长大。长大的大人要看成人童话。除了金庸的武侠,天下没有第二家成人童话。

    曹雪芹写成一部《红楼梦》,道尽中国的人生,后人读红楼,感慨系之,生出千百部“红学”研究丛书。

    金庸作品集,一十四部,三十六册,读者遍布全世界各个角落,中国人一读再读,左看右看,还是金庸。

    这段话,精辟地道出了世界众多华人读者对金庸武侠小说的普遍感受。上世纪50年代以降,金庸的武侠小说即开始风靡港澳,但因种种原因,在内地和台湾的中国人,除个别得自地下渠道者,几乎不知其名,更遑论读其大著了。

    刚办“远景”不久的沈登恩当时心里有个疑问:世上既然有这么好看的小说,台湾怎么竟然没有出版?他四下打听,才知台湾当局一直视金庸为“左派”而将其所有小说列入“查禁目录”。至于原因,却几乎无人知道,反正“上峰”是这样规定的,一切都照章办事,至于“上峰”是谁,却模糊不清。颇耐玩味的是,时任国民党“新闻局长”的宋楚瑜,私底下竟向沈登恩借阅《射雕英雄传》。沈登恩坐不住了,拿出第一个吃螃蟹的勇气,先和金庸签下出版合同,接着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应当解禁金庸作品之议。在游说当局时,他向“新闻局长”宋楚瑜作过一个精到的说理;明末,在《水浒》争议甚大并遭主流文化禁忌时,文学批评家金圣叹却大胆地把其文学价值拿来和《庄子》《史记》相比,这种超卓见解和胆量,当时吓倒了许多读书人。不仅如此,这位怪杰还摆脱当时“诲盗”的道德批评,亲授此书给10岁之子,让儿子知道此书的好处……费尽周折,沈登恩终于在1979年9月得到“上峰”的一纸公文,言“金庸的小说尚未发现不妥之处”,同意远景出版社在台湾出版金庸的小说。金庸从此在台湾有了出头之日。

    沈登恩争取解禁金庸小说进而率先引进出版,犹如一颗炸弹响彻台湾文化、出版界的天空。另一位在华人世界享有盛誉的武侠小说家温瑞安曾如是评价彼时的沈登恩:“沈登恩人很年轻,个子并不高大,故台北文化界朋友称他为‘小巨人’。”

    当金庸热在全球华文读者中持续升温之际,沈登恩又油然想到了当年金圣叹首肯和拔擢《水浒》文学地位的盛事。从一个文化人和出版家的眼光来看,沈登恩深感自己印行《金庸作品集》的初衷并不仅仅是供人消遣,他希望世人也不要仅仅把金庸的小说当做纯娱乐、消遣的快餐,而低估了其文学价值。1980年10月,在考虑推进金庸武侠小说学术化,进而让武侠小说由在野变在朝大放光芒的计划后,沈登恩首倡“金学研究”一词,并策划出版一系列“金学研究丛书”,公开向海内外征集金学研究稿件,使金学研究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在沈登恩的大力鼓吹下,海内外探究金庸作品的文章书籍,很快就洋洋大观。

    身为出版人的沈登恩,对金庸文学地位的早日形成具有特殊作用,他也由此和金庸成了好友。新加坡武侠小说家温瑞安曾披露一事:有段时间港台盛传“远景”周转不灵,有些出版人便开始打金庸作品版权的主意,他拿此事相询金庸的看法,金庸截然道:“我跟沈先生是好朋友,除了出版我的书外还有一份情感,我不想在这时候做任何对他不利的事情。”

    为林行止造了一座“高山”

    在远景出版的书目中,有为数70多本的林行止(林山木)著作。林行止是香港《信报》创办人,被誉为“香江第一健笔”。近年,他的著作在内地渐见增多,影响日大,这背后,有沈登恩的努力。

    早在1975年,沈登恩偶然在香港得到林行止的第一本结集作品《英伦采风》,一见如故,从此成为林行止的固定读者。当时《信报》还不能空运台湾,他就托朋友每周给他寄《信报》上林行止的社论“政经短评”剪报。由于林行止的政经评论常常批评台湾当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其书在台湾一直被禁止出版。沈登恩心爱林行止的著述,决心冲破禁忌,为此向“上头”展开游说。几经争取,远景公司终于1989年抢得先机,率先在台湾推出《林行止作品集》,立即受到台湾地区读者的极大欢迎。

    2000年,沈登恩带着林行止的几十种著作参加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诚恳地说:“我是想帮祖国大陆打开一扇窗。”如今,这扇窗无疑已经开了。林行止著作在内地读者中已有渐领风骚之势。

    作为林行止作品最大的出版商,自1989年以来,远景出版以每年四到六种之速推出林行止作品,至今已造成一座“高山”,可见沈登恩搞出版的非凡气度。对此他有个夫子自道:我就是这样一以贯之的人。认定了林行止价值的他,还亲自主编了一册由数十位学者评说林行止的文集《行止行止》。

    “林山水这人呐,可爱到极点!”因为要极力推荐林行止其人其书,沈登恩每逢新朋友,便少不得要谈林行止的趣闻逸事。譬如:林行止年轻时在金庸的《明报》工作,和女友首次约会,本来说好去看电影,到了约会时间他却先带着女友去报馆交社论再去影院;从周一至周五,他躲在家里闭门不出,埋头读书写作,早睡早起——凌晨两点睡觉,早上六点起床;他离开金庸报馆自创《信报》以来,一贯低调,鲜有召集手下开会之事,偶尔去办公室都是“偷偷摸摸”的,以至于不少报馆职员甚至不认识老板。一讲到林行止,沈登恩精神毕现,坦陈自己的钦佩之心。他平时也给《信报》写稿,林行止所开稿酬为数不菲,但他从不领取,时间一到便让酬金自动退还林行止账户,而他独保存林行止别具一格的签名支票。他专门让我欣赏了林行止签名的一张面额上万港币的支票,“林山木”三字龙飞凤舞,如林像山,使人对这位留学剑桥、善写一手洋溢时代慧见的政经时评、且能抱琴而歌的知识精英充满倾慕之情。

    沈登恩尝言“给作家出书就是交朋友,就如同种树需要常常施肥。”他和林行止从陌生到熟悉,到成为经常互发传真道晚安的朋友,也正是从出书开始的。

    在林行止眼中,沈登恩是“热心的出版家”。他曾在一篇题为《江东子弟之卧虎藏龙》的文章中提及:沈登恩在香港看了电影《卧虎藏龙》后,马上奔赴内地,在茫无头绪之下寻找《卧虎藏龙》原著作者王度庐的后人购买版权,几经周折,终于如愿以偿。文中对沈登恩的作为和敬业精神甚表心仪。林行止还由衷地感叹:“远景出书如造林,总有一天会开花结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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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November 6, 2004

     深圳高官李意珍涉嫌滥用职权,要该市学生为其女儿主演的电影买票事件,近日在全中国闹沸沸扬扬。之前深圳本地网站对此事实行“舆论封锁”,但今日大洋网的“大洋论坛”在首页显着位置刊出该事件评论文章。有意见认为,这是广东方面舆论风向标已转向“深挖到底”的民意这边。 (博讯 boxun.com)

    深圳市市委组织部下达文件,组织全市学生观看一出关于16岁中国少女留学英伦的电影《时差七小时》。该片女主角艺名“妞妞”,真名李倩妮,其父是深圳市委副书记李意珍。

    因为李意珍主管教育文艺宣传文化,而李倩妮又被证实在拥有三家公司近七百万元人民币的股份,这位深圳领导是否滥用职权,以及中央和地方政府对此做何反应,已经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

    虽然该事件在各大网站都已是热门话题,诸如《中国青年报》等中央媒体也有表示支援“追查到底”的民意的评论文章。广州本地主流网站──大洋网的“大洋论坛”首页,今日终于在显着位置刊出题为《透视“长翅膀的绵羊”神话的背后》的评论文章。

    该文署名“云淡水暖”,题为《李副书记与妞妞头上的“伞”究竟有多大?》。文章认为:《时差七小时》的原型小说,也是李倩妮撰写的《长翅膀的绵羊》,写得“空洞低俗”。作者对该书居然可以在获得多个奖项,大表质疑。

    文章作者认为,李意珍女儿小说的获奖以及其影片的票房,都与李父是深圳市委副书记、李母是深圳市委的海天出版社的负责人的身份不无干系。

    该文还提到:现年才25岁的李倩妮,竟是3家注册公司的董事或法人,几家公司中其个人出资总额竟达769万。

    文章又质疑,公司法人代表为李倩妮的深圳市梦想隧道影视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与深圳市仁和海外投资服务有限公司的地址一样,实为一大疑点。作者以为,外界会怀疑李意珍有“灰色收入”,才能让女儿注册这一系列公司。

    此外,文章不但批评了李氏家族,而且还毫不客气地批评央视名牌节目《面对面》,称该节目“为妞妞提供了一个更为招摇的平台”。该文认为该节目作出“有失公允的结论”,又表示对此“感到极大愤慨和失望”。文章的结语还指:“李副书记和妞妞们如此露骨和嚣张,他们头上的那把‘伞’究竟有多大?”

    这篇文章一出,点击率一路狂飙。“首发帖不到8个小时以来,有246条跟帖,平均每小时多于30帖,每2分钟一个跟帖;5370次阅读,平均每小时多于671位阅读者,每分钟10位网友阅读。”

    因此有意见认为,虽然目前广东报纸对此至今仍未置评,但网路的舆论风向标已转向“深挖到底”的民意这边。舆论正目不转睛地关注此事的发展。

    另外,《面对面》主持人王志原来曾在深圳工作,外界有一种意见认为,他应该澄清他较早时访问李倩妮,是否与此有关。据2003年5月9日《北京晨报》,王志曾被被借调到深圳有线电视台做记者。1994年2月进入中央电视台,1996年2月进入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在《新闻调查》栏目中任记者和主持人。2002年5月开始筹建《面对面》栏目,2003年1月在《面对面》栏目中任制片人、主持人和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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