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鸣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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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法与文明

——李银河教授《最后的严刑酷法》及相关论战之观感

对当事人,这是个惨痛教训:少数人的通奸引发了多数人的口水,而多数人的口水,强奸了他们的自由和命运;对李先生来说,有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却要誓死捍卫你说话权利的严重性;而多数人,并未意识到以公共感情的名义,扼杀个别人非实质公害的私人言行,其实是在扼杀自己走入文明社会的契机。
愤而杀人者,古籍记载较多,一为礼教护法,二为豪侠之义,三乃暗隐之利,多借“见义勇为”之名。
看不惯辄欲杀之,与刑场边义愤的旁观者何异?每逢不同意见,就问候、推理别人家中女性,何其不自觉心灵的肮脏?起码程度上,这也至少已是前哲所言酷爱自小腿往上联想的猥琐之徒。
联想到我们新时代的见义勇为现状,公众、媒体每每责备旁观者的冷漠。可旁观者为什么多不冷漠于此刻?如果我们参考一下美国的见义勇为法(Good
Samaritan law)——参见维基百科,或许能得到很多启发。我总结了以下几条:
1、目的在助人,而非伤人或制裁他人;
2、动机,是同情心,而非泛道德的好坏判断;
3、前提,是欲助人者有足够的能力(含专业技能);
4、必要,取决于受助者自愿(若非极端危险中);
5、见义勇为法的意义,首先是合乎上述原则情况下对施助者的豁免法(以降低施救者无法律保障下的可能犹豫);其次,是对施助者可能受损害的补偿法(而非等值赔偿承诺或额外奖励);
6、需特别说明:专业人员(含执法、医护、救援者)非工作时间、非负责空间,遇到类似情况亦适用此法(不完全满足前面条件时,应参照相关行业守则和其他专门法)。
对照这些,我们的某些专家所呼吁的本国版《见义勇为法》及见死不救罪,实乃《道德杀人法》和现代版连坐罪——即使提供“见义勇为”这一说法出典的我们的至圣先师,至少同时还说了句:“以不教民战,是为弃之”呢!“见不义”而群情激愤的旁观者,即使不参考美国的经验,严格说来也非“见义勇为”,而只能称之为“见不义而勇为”。而这个“义”与“不义”,法制社会的裁判权在法而非在人。故而,法制社会才会下放且只下放“助人”的见义勇为法。至于裁决他人是否有罪,这个权之所以不能随便授受,既因为法的神圣性、专业性,也反证了神圣之法为何有其神圣的根源。
这对我们,其实是一个老问题:如何认识法制——of the
law——人归属于神圣的法,还是法治——by the law——法只是人的工具?而包括易中天老师,都曾将of the
law与“依法治国”、by the law与“法之制度”乱点了鸳鸯谱。易老师肯定不知道,“by-law”不过是“次要法”罢了。
一部良法的尊严,首在保护人的尊严,其次才是惩治恶的力量。离了这个认识,所谓“惩恶扬善”,最终往往不能回归“护善”的本源。至于这个“恶”的判断,良法的谨慎之所以必须远高于道德判断,或许在于法的无情,不仅仅体现在无情的威力,也在于神圣的法,不以群情激越为借口而坚持事实伤害确定性的裁决公正。若其不然,则可将全部男性,都预判一个“强奸未遂罪”——“既拥有强奸凶器(身藏凶器)、一生中不能保证心理上、生理上从不产生对合法配偶外的一个或多个美丽女子的性冲动(心有动机、身已启动),虽因各种理由未最后完成行动(未完成侵害行为),但从某种程度来说从心理上、感情上、“人格上”已侵害了相应女子(置当事人及当事人家人、朋友于何地?)”!果真如此,我国将再也不会发生新的性案,必将在全人类的历史上留下一座“后无来者”的丰碑。
从大鸣大放,到万马齐喑,只不过一步之遥的必然。苦难的民族,不应再沉沦于“运动”的泥沼。
而文明的意义,既有人类追求普遍价值观共鸣的需求,也在于人类自身能意识到,以裹胁的方式用力量来扼杀少数人的不配合,这种狂暴对人类本身的摧残,往往甚于少数人可能的危害。

posted on Wednesday, May 26, 2010 5:44 AM #书斋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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