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ted on Sunday, December 26, 2004 4:39 PM
据中国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报道，常州市常务副市长俞志平对此的看法是，"我感觉到这是一种选择的问题。假如说这个企业不让它生存下去的话，那它造成的损失是100%。"在国务院严厉处分众多涉案官员后，未受处分的官员口吻竟然如此强硬，颇令外界惊诧。采访中，常州市政府反复向中央电视台强调，"对铁本项目的资产进行重组、尽量减少损失是国务院提出的一个明确要求"。
4天后，...再赴华东。在5月25日苏、浙、沪两省一市负责人座谈会上发言。他指出，要看到中央宏观调控效应不明显，阻力还是很大，有一些地方的领导干部在会上表态很好，回到地方又搞自己的一套；中央批评了，也下达文件纠正了，可还是这样搞。
针对一些领导以"个人乌纱帽不要"的辩解，...总理反诘道："个人来负责？我说你个人负责不起，大局利益的得失，个人或某个部门能负责、承受得起吗？我劝不要把自己抬得太高，不要自以为是另搞一套，不要知错再错，不要再搞不实用、不切实际的政绩工程，不要认为在经济建设上、政策上出格，造成恶性后果是工作方法问题，别忘了自己的公职身份，自己对国家、人民要负职责。"
温度终于开始下降了。
从5、6月份的数据来看，4月以来的这一系列措施显然起到了作用。尤其是"铁本事件"的威慑作用，使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得到了遏制。一直节节高攀的投资出现了明显的下滑，由4月份的34.7％高位迅速降至5月份的18.3％。贷款的增幅也出现下滑。市场上的钢材价格明显回落。来自发改委、央行、国家统计局等各部门的通报都强调："宏观调控已见成效。" 但不能不承认，对于调控双方来说，都是一场惨胜。以江苏为例，上半年全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同期增长33.5%，较一季度回落30.3个百分点。其中，工业投资增幅比一季度回落67.1个百分点。一季度平均每月新增贷款300多亿元，4月份骤降为158.99亿元，5月更探至54.59亿元的低谷。纵向比较，该省2003年贷款年增长率接近30％，2004年4、5月份，新增贷款年增长率已猛然低至12％左右。江苏盐城甚至出现了贷款负增长。 有媒体将江苏的这个场景描述为"宏观调控下的喘息"。 赢家
11月1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兼职教授的身份，在该院发表演讲。在这位身陷调控工作最中心的强势部门主脑以非官方身份，对2004年中国实行的宏观调控政策所做的系统回顾中，首先逐条批驳了许多批评宏观调控的意见，然后马凯也不无忧虑地坦陈："当前宏观调控仍处在关键时期。如果稍有放松，就可能出现反复，甚至前功尽弃。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仍是当前经济工作的重点，必须充分认识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
这几句话从一个侧面证实了中国经济10余年的市场经济建设，没有因为宏观调控的不断出现而逃脱"松紧带"经济的怪圈，地方与中央的利益争夺也没有因为宏观调控的高压而失去其背后强大的利益驱动--按照经济学家杨小凯的说法，这算得上是"没有宪政制衡国家权力结构所不得不承受的代价"。
实际上，目前遭受的体制困境，早在1994年的分税制财政改革上就种下了"因果"。作为"槛内人"，北京市政协委员蔡金水解释了其中的奥妙，"那次税改中，作为第一大税的增值税按75∶25比例中央和地方共用，这部分税款对于地方财政开支举足轻重。如果争取到更多的投资项目，当地的财政收入自然扩大，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就能得到较大的改观，同时也凸显出政府的政绩。"
各地方政府为了确保财源，自然是想方设法加大投资上项目，而且争取的都是大项目，造成各地在招商引资方面引发竞争。他以铁本事件举例说："铁本是个自有资金只有3亿元，却要投资100多亿元、占地6000多亩的项目，没有地方政府从中将项目化整为零办理审批手续，没有地方政府动用行政资源参与征用土地，没有地方政府协助获得项目所需银行贷款，这一切不可想像。"
政府出手的现实根源，还是财政税收。大部分地方政府其实只是吃饭"财政"，要加速当地经济发展和投入城市基础建设，很难有巨额资金来源，而另一些资源，比如土地、银行贷款和国债，无疑成为可以最快捷获得的资源和财源。
据《人民日报》报道，近3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收入累计达9100亿元，而1998－2003年全国实现积极财政政策发行的国债总额一共是9300亿元。也就是说，过去3年全国土地出让金的收入接近过去5年的国债总额。
而且，一些市县区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已经占到财政收入的一半，有的作为预算外收入甚至超过同期财政收入。蔡金水认为，这9100亿元的巨额土地收益基本上都作为地方政府的小金库在体制外循环，为遍地开花的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
"地方政府通过以土地批租为核心的经营城市带动固定资产投资的快速增长，加上获得土地是计划经济，用地上是市场经济。巨大的利益空间使地方政府成为巨大的'地主'。"蔡金水说，也因此，一面是中央政府强调保护耕地，另一面地方政府的真正动机是获得土地双轨制的巨大利益，"结果就是地方政府甘冒违法乱纪、农民失地的危险，也要大力圈占土地。" 这一利益分割的"潜规则"，经过10年的固化，已经形成了难以冲破的制度"死结"。至少在目前，这种"诸神之争"的机制仍然看不到结束的前景。
但其结果却可以预见。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讲述了这个"神话"的中国结局：西方的"诸神之争"有两个前提，一是"上帝存在"，也就是说司法体系是通的，而中国还不习惯用法来约束政府，常常是政府用法约束百姓；二是"灵魂不灭"，也就是说这个国家多少还是有传统道德的，而中国经过文革后，很多传统规范已经荡然无存了。在钟伟的眼中，中国版的"诸神之争"，最后只能是没有赢家的"战争"。
11月29日，在中央财经大学举办的"中国财经法律论坛"上，我国经济学和法学界的两位泰斗级人物--吴敬琏和江平，上演了一场经济学家和法学家的"双高"对话，话题是"改善宏观调控需要法治基础"。
吴敬琏直言批评道："现在有人把投资项目的审批也叫做宏观调控，这不对，这是行政对微观主体的干预，已经超出了市场经济意义下宏观调控的范围。"他认为，宏观调控必须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上，首先是要界定政府的职能，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
江平则运用"公权"与"私权"的法学概念解读了宏观调控："只有私权已经危害到公共利益时，公权才可以去限制私权。而且，公权对私权的限制和剥夺，程序要合法、透明，要有统一的准绳，适用于任何人。"他打比方说，地方政府批准的项目，又让更高一级政府叫停了，风险最终转嫁到企业等市场主体身上，这就应当由政府给企业家损失赔偿。
对于此次宏观调控出现的种种问题，江平感慨地说，"吴敬琏以前讲过一段话，大意是经济学家在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有一个天真的想法，我们只要搞了市场经济，就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后来才发现，市场经济有好的市场经济，也有坏的市场经济。我曾回应他说，我们搞法律的人也曾有过天真的想法，以前中国的法律是一片空白，以为只要更多地制定法律，一切问题也就解决了。后来才发现，法律也有好也有坏。所以说，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法治，而不是法制。"
脆弱的"哑铃"社会
7月2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研究"课题组推出他们最新的报告《当代中国社会流动》，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社会）已经形成的十大阶层中，该缩小的阶层还没有小下去，农业劳动者还占44%；该扩大的阶层还没有大起来，如社会中间阶层只占约15%；几个处于较为优势地位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中，子女代际继承性明显增强，而同代内的流动明显减少，出多进少；可处于经济社会位置较低阶层的子女进入较高阶层的门槛明显增高，两者间的社会流动障碍在强化；社会的经济资源、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有向上层积聚的趋势。"
这显示出中国社会结构正在呈现出一种"哑铃"趋势，一头是财富，另一头是贫困，中间是没有长大的中间阶层。加上基尼系数超过0.4的警戒线、接近0.5，扩大的贫富差距使得中国社会积累着严重的不稳定因素。
一位社会学家告诉记者，第一轮改革之所以漂亮，是因为"交够政府的，留下的都是自己的"，谁的利益都没有缩小，都同步扩大了。城市改革后，多了两级政府，地级都变市了，乡变得有财政了，养活的人多了。"1994年税制改革，提高'两个比重'后，中央和省里多拿一些，再由他们承担转移支付的平衡调剂，但一个代价是，总有一部分人的获得少了。"在他看来，无论是去年南京因强制拆迁导致的翁彪"自焚"，还是最近四川等地发生的民众聚集事件，虽大都触发原因属于偶然，但从根本上都是利益分配不公造成的必然结果。
全球最大投资银行之一美林集团与凯捷资讯刚刚联合发布的《2004年世界财富报告》显示，中国内地的富裕人数比2002年增长了12％，人数达23.6万人，总财富达到9690亿美元，成为亚洲地区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百万富翁聚集地。
对着这份报告，一位经济学家惊叹道："中国富豪们在短时间内积累数亿元的财富，在世界资本史上都是不多见的，资本主义国家早期的原始积累大都经历了100多年的努力，而他们只需十几年便完成了。"
对这种神速的财富积累的合法性持怀疑态度的，还有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学教授郎咸平。
8月上旬，格林格尔老总顾雏军以诽谤罪将郎咸平告上法庭。事因郎咸平的分析报告指责顾雏军巧取豪夺国有资产。3年前，郎咸平初入内地，便以"炮轰"德隆扬名股市；3年后，郎咸平又将枪口对准新目标，三叩TCL、四问海尔、七敲格林格尔，同时北大方正、清华紫光、三九、复星悉数受其关注。此次"郎顾之争"，更是将郎推进了社会舆论中心。
在宏观调控最紧张的时刻，谁也没有想到这件事竟然将几乎中国所有"有头脸"的经济学家都卷了进来。事件发生后开始还少有人说话，有媒体即发难说"经济学家集体失语"。此言一出，天下大乱，赞成不赞成郎咸平竟然成了经济学家的道德标杆，"郎顾之争"像"导火索"一样引爆了社会对财富分配不公正的声讨。
在"新左派"、"新自由主义者"等等派别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国资委研究中心战略部部长赵晓呼吁，"不要贸然引爆仇恨国资流失的情绪"。但不管"郎顾之争"谁对谁错，事件演变到超出学术争议的地步，已经从侧面证明分配不公引发的社会情绪，成了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张晓山在一次内部研讨会上称，以往的发展模式公平严重失衡。"在不同的利益集团之间，政府应起协调作用，但20多年的实践是，当资本肆无忌惮地挤压劳动力的时候，有些政府没有起到仲裁和协调的作用，反而带有鲜明的倾向性，站在强势群体一边。"他批评道。
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家的资本权力化也全面启动，一是在政府内寻找代言人，二是本身参政--这或许并不为错，但相应的弱势群体却没有代言人，博弈的公平性失衡。
但对社会伤害最大的还是权力的资本化。2月12日，河南省人民检察院证实，河南省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童言白外逃。这是河南省交通厅三任厅长出事后，最新的一个交通官员落马。
这还只是一个开始。2月13日，江苏省十届人大常委会八次会议上，章俊元被宣布免去江苏省交通厅长职务，同时，江苏京沪高速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文锦停职接受调查。
2月20日，"鉴于安徽省交通厅厅长王兴尧有重大经济违纪等问题"，经安徽省委批准，安徽省纪委决定对其立案审查。
8月15日，北京市交通局原副局长兼首都公路发展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毕玉玺，因涉嫌受贿罪被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批准逮捕。
有媒体将2004年定义为"交通厅长的事故发生年"。事实上，1997年至今，国内已有14名交通厅长"落马"，涉及10个省市自治区，而交通行业中被查处的大小官吏更多。
频繁落马的原因非常清楚。当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开始侧重于交通系统，而其投资结构又以地方融资为主，交通部门的权力就是以"投资额"数目的多少来判断其大小了。尤其交通系统对外融资长期采用统贷统还模式，意味着资金全部集中于交通厅，由交通厅决定投向什么项目什么地市县。而交通厅的决定，很大程度上又是交通厅长的决定。
这种权钱结构安排的结果，不应让人感觉意外。以河南为例，2001年河南省高速公路通行费收入比2000年翻了一番，但由于建设质量事故需要大面积维护，致使两年来河南省高速公路仍然处于亏损状态。更为严重的是，2001年虽然年投资额比上一年翻了一番，实际新增在建公路里程却没有翻番，其主要原因就是把资金大量投入到了无休止的维护中，维护资金高达40亿元左右。
许漯高速公路1999年投入使用，耗资9.57亿元。在远未达到设计规定的大修年限内，就出现了严重的质量问题，不得不进行大规模整修。最严重的地段，开挖长度20公里，而该条路的总长不过48.95公里。
张晓山感叹，世界上可能没有哪个国家像我国这样，不同部门、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的民众，因为接近资源的情况不同，因为本身所处的位置不同，所享有的经济利益差别很大。"这种分配格局下，只有靠自身的利益驱动，通过垄断、管制来保护自身的既得利益，"他说，"现在总在讲规范和转移支付，但常常贯彻不下去，就是因为有既得利益在其中。扭曲的分配格局背后都是利益关系。"
但另一方面，在他看来，简单地企图用"均贫富"的办法也不可能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反而会使"富人"、"穷人"乃至整个社会陷入整体性的不安定状态。"如果要转变，短期内经济增长会受到影响，收入分配矛盾会更为突出；如果要矫正，会在顾及公平时损及效率，影响中国的劳动力资源优势。也就是说光着眼于分'蛋糕'，'蛋糕'做不大，分也分不好，结果必然是这条路走不通。"他认为，改变问题的惟一之途是，"有不同声音，有不同利益的相应代言人，彼此达到对话、妥协"，而这其中一个重要前提是，"要有质询、问责，不仅有自上而下的监管，也要有自下而上的监督机制"。 渐进改革道路何处去？
"我们的改革走到哪里去？我感觉，现在的改革不是经济改革，而是权力改革。如果只讲经济，经济学可以现学，大家可以讲很多意见。但是，我担心的是经济生活中有许多深层次的问题，现在最深层次的问题是社会问题比经济问题还大。收入分配在城乡中的扩大，在城市中的扩大，预示着不同利益阶层的出现。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怎样照顾弱势群体的利益。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国家就不能长治久安。
"大家都讲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滞后就应该改。政治体制改革就是民主法治，或者宪政民主。中央提出积极地、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下一步怎么办？
"政治体制改革如何启动，是否从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作为突破口？对于群众上访，我们的观念要转变，不要认为是群众闹事，而是公民争取自己的权益。我们应该同情他们，帮助他们。"
原中顾委委员、中国体改研究会名誉会长安志文在2004年的一次讨论会上脱口而出了这番话，整个会场一阵沉默，而后爆发出长久的掌声。这位中国改革的亲历者和观察者已经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年龄，他直言了自己对这场改革步履艰难的焦灼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