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day, June 12,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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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第一次走进赵王城遗址还是三年前夏秋之交时节，一家人拿着邯郸地图，骑着新买的自行车，一路打听着，沿着坑坑洼洼的乡间小路，好不容易才摸到了赵王城，但与我想象中的赵国王城及国家级文物单位大相径庭，我找不到丝毫的城郭痕迹和王城应有的恢弘威仪，出现在我眼前的仅仅是一片望不到边际的农村耕地、丘陵梯田和遍布的荒草荆棘。若不是邯郸市政府在高大的土台边缘上立的文物警示牌子，我无论如何也猜不出它会是战国七雄中唯一可与强秦对抗的赵国王城。
赵王城遗址偏安于现在的邯郸市区西南一隅，默默无闻地淹没在茂盛浩瀚的青纱帐中，与荒冢和蒿草为伴，如我一样慕名来访的人寥寥无几，倒是有不少在田间耕作的农民身影。两千多年的岁月峥嵘就这样真实无奈地裸露在我的眼前，曾经的辉煌在洗尽岁月的千年铅华之后袒露了其朴素、真实和无奈的容颜。
但作为一个邯郸人，在感情和心里上不忍心、也不甘心赵王城从一国之都落魄到如此惨淡光景，从巍峨王宫到僻壤荒野，从金壁辉煌到衰草起伏、黄土一抔，该是怎样的天壤之别和心里落差？可现实就是如此残酷！可能很多邯郸人都会有和我一样的感受。
每当这时，文姬归汉时带来的《胡笳十八拍》就会在心底悠悠奏响，凄凉的胡笳声久久回荡在赵王城旷野寂寥的瑟瑟秋风中……
从那时起，赵王城便成了我永远的心痛和牵挂，成了我永远也放不下的心事，它似乎是我一位念念不完的落难朋友。一有空，我就会独自、或三五朋友结伴到赵王城看看，心里对赵王城越积越多的郁闷才能舒缓坦然一些。
也曾多次心潮涌动，拿起笔准备为赵王城写点儿什么，可是多少次都是只开个头，就不知道写什么了，一次次不了了之。是写它曾经的辉煌吗，还是古老的历史，抑或是它背后曾经的故事？我一直不得要领，觉得这些都不是我要写的。所以，对于赵王城，我一直耿耿于怀，郁郁不爽，大凡看到有关赵王城的报道和资料，就非常在意和关注，渐渐地，赵王城成了我永远去不掉的心病！
二
权威资料说，赵王城遗址是当年赵国王宫所在地，也称宫城，位于现在邯郸市复兴区彭家寨乡西大屯村南，由西城、东城、北城三部分组成，平面呈“品”字形分布，总面积512万平方米。城址周围至今仍保留着高达３至８米蜿蜒起伏的夯土城墙，状如岗峦，尉为壮观，有城门阙遗迹多处。城墙内有布局严整的十几处夯土台，整个建筑面南朝北，左右对称，层次分明，三个高出地面的夯土台构成一条南北中轴线，反应了东周以来的城市布局及营造特点，这一建筑布局奠定了我国封建社会初期都城建筑讲究对称的基本格局，对后世都城建筑风格产生了重要影响。西城最南部的龙台是赵王城的主体建筑基址，现遗址底部南北长296米，东西长264米，高19米，近似于正方形，呈梯级层次，是战国时期最大的夯土台基。当年它是一组回廊环绕、重檐迭嶂、高耸入云的高大建筑。它是同时期国内保护最为完好的战国王城遗址，是邯郸能够成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镇城之宝。
三国时魏国文学家刘邵在《赵都赋》中用豪放的笔墨描绘了赵王城的盛况：
“尔乃都城万雉，百里周回。九衢交错，三门旁开。层楼疏阁，连栋结阶。峙华爵以表甍，若翔凤之将飞。正殿俨其天造，朱棂赫以舒光。盘虬螭之蜿蜒，承雄虹之飞梁。结云阁于南宇，立丛台于少阳。”
虽然我不能完全读懂刘邵的这些描写，也不知道刘邵在赵王城被毁四五百年之后，他是怎么知道王城当年的模样，但可以通过这些词句想象赵王城当年的巍峨气象。如今的我们也只能从刘邵的文字中去陶醉赵王城的辉煌了。
据专家考证，在赵敬侯公元前３８６年迁都邯郸之前，赵王城就已经有了西城，后来又进行了东城、北城扩充建设，前后经历了１８０多年的繁华历史。公元前209年，秦将章邯攻下邯郸后，“皆徙其民于河内，夷其城廓”，这里说的“城廓”便是赵王城。这就是说，古赵人被迁徙，赵王城被毁，至今已2200多年了，两千多年以来，它就这样一直风雨飘摇、寂寞无助，从王城贵族变成了农田布衣。我现在看到的是它的废墟2200多年后的光景。
在它曾经辉煌的近二百年的峥嵘岁月里，扮演了春秋战国历史上的重要角色，奠定了邯郸能够崛起成为秦汉时期中国五大都市的雄厚物质基础，这里上演了不知多少流传千古的故事，曾是多少豪杰展示英雄本色的舞台。赵武灵王曾在这里舌战群儒，力排众议，推出胡服骑射的改革壮举；文臣蔺相如不辱使命，完璧归赵；武将廉颇攻城野战，所向披靡；毛遂自荐，联楚抗秦……真是将相云集，英雄辈出。鼎盛时期的赵国，疆土扩至千里，远达今天的内蒙古一带，是战国后期唯一能与强秦抗衡的东方大国。
赵王城、沙丘宫、丛台、信宫，沉沉殿阁，说不尽赵国当年的恢宏气势；胡服骑射、完璧归赵、毛遂自荐，济济英豪，挟裹着猎猎战国雄风，逐鹿群雄，不可一世。可王城辉煌的历史同它衰落的时间相比，仅仅是昙花一现啊！在近2400年的岁月长河中，仅仅辉煌了180来年就淹没在了历史的滚滚红尘中了！
“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
面对赵王城，不知不觉，我的心中涌出了这样的诗句。
三
是残酷无情的战火摧毁了这座恢弘的王城。面对赵王城战后的废墟，如今的我们文雅地把这里称作赵王城遗址，有人炫耀赵王城曾经的巍峨宏伟，有人赞叹赵王城悠久的历史文化，有人庆幸赵王城能够完整地保留到现在。
独独没有人，把它当作一次毁灭性的残酷战争来诉说！每当我面对它时，耳畔就会鼓角铮鸣，马蹄声碎，战车隆隆，脑海里浮现的是，云梯高耸，箭如飞蝗，潮水般冲向死亡的将士，胡笳和羌笛一同奏响，狼烟直冲如血的天空，生命的撕裂声此起彼伏，赵王城在无边无际的火光中坍塌了。每当这时，我心中便涌起一阵阵扯心裂肺般的抽搐和痉挛。成千上万祖先们鲜活的生命和辉煌巍峨的古老城郭一同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化作眼前的这绵延数里的丘陵梯田！
在我的眼里，恰恰是穷兵黩武式的胡服骑射国策，使赵国如同吃了春药，迅速膨胀为军事帝国，攻城掠地，拓疆扩土，走上了不归路，战争成就了赵国，血肉筑就了赵王城的巍峨，也埋下了其以暴易暴的覆灭祸根。赵国的胡服骑射终究没有抵挡住外甥嬴政更野蛮剽悍的西北秦军铁蹄，称雄158年的赵姓帝国终于崩溃于战火，赵王城结束了它的历史角色，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从赵王城放眼我们的历史，几千年来一直在一种叫做王朝更替的黄金律中徘徊，一直在摧毁和重建的怪圈中循环蹒跚。一个王朝兴起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官府大兴土木，广修殿宇，人民安居乐业，百业兴盛；一个周期过后，狼烟又起，生灵涂炭，社稷倾覆，社会基础设施遭到空前破坏，生产力摧毁殆尽，又会有另一个王朝崛起，一切又从零开始重建。一定意义上讲，我们的历史是一部推倒重建、重建推倒的历史，是一部处处断裂没有连续的历史。所以今天的我们看不到赵王城的本来面目，一点也不奇怪。几千年来，我们的民族人人都在为王朝更替买单，付出了生命、财产的巨大成本和牺牲。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历史时常发出这样的无奈叹息，国家和人们的财富就这样循环着周期性的毁灭。
这就是我们长期以来引以自豪的悠久灿烂的历史和文明？！在赵王城废墟面前，一个又一个的官员、平民、专家，甚至孩子依然这么津津乐道！
我们的文明难道就是崇尚不断地去打烂一个旧世界，再不断地去重新建造一个新世界？为什么我们学不会在旧世界的基础上，把我们的新世界建设得更加美好呢？我们难道就不能站在过去文明的肩膀上，更上一层楼吗？难道我们的文明只会粉饰太平，高呼万岁，明哲保身，趋炎附势，甘愿奴役，而极少主动批判时局，反思过去，去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设计出一种保持国家长治久安的国家根本制度，对极权进行监督约束，N权分离，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
几千年来，我们的民族一直在进行着一切从零开始的循环反复！
我们反复循环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连绵不断的战争史。孟子曰：“二百年有一王者兴。”而王者的兴起常常是以战争作为敲门砖和铺路石的，何况战争之间的间隔，哪里要得了二百年呢？可以想象中华民族和平安宁的日子是多么得珍贵稀少！每次的改朝换代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都是毁灭性的，而邯郸始终处在历次战争的风口浪尖上，战争构成了邯郸历史文化的主要内容，也造就了邯郸成语典故之乡的雅号，有专家统计约1800来条成语出自邯郸或与邯郸有关，其中有多少成语是战争的相关衍生物，可能没有人想到专门去统计了，但我随口列出几个邯郸成语都与战争相关，如：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胡服骑射、围魏救赵、窃符救赵、纸上谈兵、一言九鼎、毛遂自荐、完璧归赵、破釜沉舟、背水一战、鹿死谁手……是战争的鲜血，凝固了这些生动残酷的故事！战争也造就了邯郸历史上的很多名人，如孙膑、廉颇、赵奢、荀子、嬴政、赵括、乐毅、李牧、曹操、刘伯承、邓小平……是无数鲜活的生命成就了这些人的旷世英名！
不知是邯郸的幸运，还是悲哀？
我们的文化是成者王侯败者寇的文化，是暴力、暴君和暴民文化，帝业皆从长戈出，人们只为胜利者欢呼歌唱。不以成败论英雄，仅仅是人们搪塞的借口而已。政权需要通过暴力获取，统治需要暴力来维持，有暴力就有战争，有战争就有流血牺牲。每次的战争，不知要消亡多少鲜活的生命，摧毁多少辉煌如赵王城的建筑，所以我们邯郸号称有三千多年的文明历史，但你看不到超过千年的地面建筑，甚至五百年的建筑都看不到，有个明清时代的建筑，如黄粱梦、圣井冈、丛台，就是了不起的文物了。我们对赵国历史的了解，只能去掘墓刨坟，根据地下古墓中的文物来臆断历史。
历史上暴力杀戮的事件反复上演，经久不息。武王伐纣，商人几乎被杀光；赵秦长平之战，赵军45万被活埋，只有靠妇女来保卫邯郸；汉代时全国人口最多时达到五千多万，但是经过汉末动乱，到了三国时人口仅剩下七百万，全中国的当时人口没有现在的邯郸一个市的人口多，其中蜀国人口最多时仅有九十多万，也没有现在的邯郸市区人口多，所以不难理解蜀国的基本战略非联吴抗魏无以自保。而曹操诗中“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描写并不是文学夸张，而是对当时十室九空的人口灭绝情况的真实记录。当我再看《三国演义》时，不再欣赏五虎上将、群雄逐鹿的英勇气概，而是庆幸这些英雄豪杰们没有被战争的狼烟吞噬！五胡乱华，辽宋对峙，成吉思汗马踏中原，清兵入关……甚至有资料说，宋朝之后黄河以北的中国人，基本上已非原来的中原人，都是蒙古人的后裔。
我不甚熟悉中国的历史，但随便翻翻别人的历史文章我就能看到这些史料。
邯郸，曾经的一国之都，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交通和贸易中心，战国时期已有30多万人口，全国五大都市中名列第三。当时的邯郸，经济繁荣，商贾云集，南来北往，车水马龙。“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中原经济城邑温(今河南温县一带)、轵(今河南济源县一带)的豪商就“北贾赵、中山”，郭纵、卓氏在邯郸“以冶铁成业与王者埒富”，货殖成家，吕不韦居邯郸“贩贱卖贵家累千金”，大发横财。
经济繁荣同样带来的是文化繁荣，当时的邯郸，学者林立，著书立说，百家争鸣。思想家荀况、慎到、逻辑学的开山之祖公孙龙、知名学者虞卿、綦毋子、毛公、处子等，都曾住在或到过邯郸进行学术活动。平原君赵胜的三千食客中，就有不少是学者，日后不少成为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和艺术家，他们经常在平原君家中辩论学术问题，曾对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产生过重要影响。正如《邯郸县志·艺文志》所称：“诸子朋兴，而荀况、慎到之徒挟其说以鸣胜一时，加以公孙龙坚白异同之辩，放言高论，遂为后代辩学之祖，此为文化最盛之时代”。
与此同时形成的赵歌、赵舞、赵鼓、赵瑟、赵词、赵曲等都具有鲜明的赵文化艺术特色，在全国广泛传播，遂有“邯郸学步”的幽默故事流传至今，使繁华的邯郸城日日琴瑟袅袅，夜夜歌舞声声。
然而，对于我们的民族，太平盛事，总是昙花一现，繁荣总属于某段历史的某位明主的某一瞬间政绩，经过一二千多年间王朝更迭，战火洗礼，邯郸随着中国历史的震荡，起伏飘摇，最为凋零衰败时仅有几千口人，到1945年解放时，邯郸虽已成为当时冀南地区中心城市，也仅仅才两万来人，一条街道。你若问现在生活在邯郸的所有人，没有人敢声称他是战国时期赵国的后人，我们听到的无一例外都说自己是山西省洪洞县移民，无论你姓马，还是姓赵，都一样是明朝朱棣时代或以后的山西移民，包括我自己！
号称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重复着200年一个王朝的战争循环，这就是我们常常挂在口头上的灿烂辉煌的文明！面对赵王城二千多年的废墟，我们是否该从我们的文明中反思出点儿什么来！？
不要再一味地鼓吹、反刍、陶醉我们文明的悠久和灿烂了，应该看到我们文明中野蛮、愚昧、血腥和暴力的一面，汲取我们几千年来的历史经验教训吧，为我们的民族寻找一把不再重复王朝更替黄金律的钥匙，不再重复千千万万座赵王城的悲惨命运，别在我们的身前身后再发生如火如荼的战争了，再来摧毁我们几代人刚刚苦苦经营积攒下来的目前这点儿家底儿！
战争无论是正义和非正义，都是残酷的、反文明、反社会、反人类的。无论何方胜利，都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国破家亡，一人成名万人枯。我们该多向其他先进文明学习，学习人家的公民意识、民主科学思想，以及发达的政治文明。不同利益阶层要多学一些妥协、让步、沟通和交流艺术，多学一些谈判、竞争、联合和共赢能力，要学会文斗，不要武斗，学会选举，学会通过议会、表决、代表、代议、宪政、法律、税收、金融等现代文明的国家治理理念，缩小各阶层间的贫富差距，调整不同团体之间的利益和矛盾，从维护宪法入手，建设公平、公正、协调健康发展的现代文明社会，而不是通过暴力和战争。暴力只能带来暂时的平静，其实蕴藏着崩溃的危机。
如果祖先有现在欧洲人的政治智慧，就不会有秦始皇统一六国的残酷战争，我们中国可能就是世界上最早的七国联盟的国家集团，比今天的欧盟早了两千年；如果东汉末期有总统选举制度，就不会让罗贯中去演绎上百年的三国厮杀故事；如果···至今很多我们都是讳疾忌医，是不能展开讨论的。不然的话，我们的赵王城可能就会保留到现在，那我们看到的是它久远古老的丰姿丰韵，而不是《赵都赋》里晦涩的古文字和面目全非、非要考古专家来告诉我们的那片废墟的遗址！那才是我们邯郸人真正的自豪和骄傲呢！
我们常常赞叹，我们的民族创造了几千年的灿烂文明，为什么我们这灿烂的文明还要一代一代地摧毁前人积累的一代一代的文明成果呢？我们的敌人就是我们自己，几千年来我们一直都不明白！我们的文明什么时候能凤凰涅槃，重生一种能让我们的赵王城永世长存的崭新文明来？面对赵王城，是否我们该这样思考？
不知我的想法是否过于天真和幼稚了？
一
自从第一次走进赵王城，我就不知不觉地与它有了一种亲密默契的感觉。因为它平易近人，并非想象中的孔武威猛、高不可攀，虽然被称作王城，但无论如何也找不到关于城的特征，像什么城墙、城门之类可以代表城的物件，更没有所谓王者君临天下的威慑感，走进它，既无卫兵把守，也不用买旅游门票，它之所以被叫做赵王城，那是经过考古专家多少年才考证出来的，距今已2200多年的赵国宫城战后的废墟。但在我的眼里，它没有丝毫的王者霸气和尊贵，都是些大大小小的丘陵土台，和绵延起伏的冈峦，比我们老家村头的盐碱坡地高贵不到哪儿去。到那里就相当于回农村的老家，领略一下那里久违的田园风光。
有一次我把父亲带到赵王城，试图和他共同怀古，感慨一番赵王城曾经的辉煌和悠久，可父亲一直念叨，这里的庄稼长得不好，可能是这里离城市太近，农民不把种地当回事。再说，好像地里也没有机井，不是水浇地，靠天收，也不知缴不缴农业税。如果他种这些地，会种得更好些。父亲还说，你的文章把这里写得那么好，实际上这里就是一片长得不咋样的庄稼地。
开始，赵王城在我眼里其实也就这些，和父亲的认识差不多。从心里感觉上似乎与赵王城投缘，没隔阂，不见外，所以经常时不时地跑到赵王城溜达闲逛，去感受它一年中的四季变化和绵延起伏的自然风光，品评每块地里庄稼长势的好坏。凡是媒体有赵王城的报道都很关心，看到外地人对赵王城的什么意见和看法也很在意，碰到有关赵王城的书籍和资料也津津有味地去研读。渐渐地对赵王城知道的越来越多了。
二
其实赵王城在刚有人类历史之初可能就是父亲眼里的情形，有比较先进的农耕文明。作为农民，父亲眼里的风景是实实在在、再简单不过的生计，是茂盛的庄稼，金黄的谷穗和白生生的棉花。绝非如我四肢不勤之徒的无病呻吟和故作深沉。
父亲的话把我的思绪带到了遥远的七八千年前，我站在王城的龙台上，向西凝望巍巍太行，洺河水荡荡漾漾，两岸磁山台地上的先祖们开辟了辉煌的新石器时代，他们用石头打造各种各样的生产和生活工具，狩猎垦荒。勤劳智慧的祖先培育出了世界上最早的谷物和核桃，驯化了世界上最初的家鸡，创造了辉煌灿烂的磁山文化。
那时的武安磁山一带，在我的想象中，应该到处是沉甸甸的金黄谷穗，雄鸡鸣唱，母鸡咯咯下蛋，满山遍野是郁郁葱葱的核桃树，窝棚和草庵掩映在青山绿水之间，男欢女爱，追逐游戏在月光下的篝火旁，一派野趣十足的人类蒙昧之初的自然画卷，首先开启了邯郸一带农耕文明的先河。
借用邯郸的一句名言叫：滏流东渐，紫气西来。这磁山文明随滏流东渐，伴紫气西来，沿沁、渚二河滔滔东去，文明之水滞留在赵王城附近的彭家寨、涧沟和龟台寺，此时历史的车轮大约到了商周时代，龙山文化、商文化及西周文化又在赵王城周围繁衍生息，层层堆积的文化层记录下了赵王城历史纪元上最早的开发者和建设者的身影。
赵王城恰好位于沁、渚两河之间，沁河冲积扇的中心地带。邯郸考古资料显示，这里曾经河渠纵横，湖泊密布，现在市区和平路东西一线就是古代沁河下游的走向。郦道元《水经注》记载，沁河流出邯郸城后入于湖中，这湖的位置就在今和平路与光明大街交岔口偏东南一带，然后再入白渠，即现在的滏阳河。可以想象，远在三千年之前，这里一带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水源丰沛，一派富庶的水乡田园风貌。优越的自然条件，加上悠久的农耕文明熏陶，古代的赵王城一带一定是年年五谷丰登，岁岁六畜兴旺，祖先在这里辛勤耕耘、繁衍生息，连空气中也荡漾着悠悠的田园牧歌。
历史的车轮到了商末周初的某一天，有位历史名人曾走到过这里，见证了当时邯郸平原一带的田园风光。他是纣王的叔父、著名贤臣箕子。箕子在情不自禁地哀伤殷墟悲凉的同时，也看到这一带长势喜人的农田，高声吟唱：“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记在了他的传世之作《麦秀歌》里。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邯郸城的金属冶炼技术水平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冶金工业”为农业生产工具的制造和改良提供了物质和技术支持，人们当时已经学会利用畜力，改良土壤，科学施肥，农作物的种类和品种也极大丰富。同时在政治上，邯郸的统治者――赵氏家族对土地制度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农业生产力得到一定程度地解放，这些都为当时的邯郸农业发展打下了雄厚的基础。到战国初年的赵襄子三年(公元前455年)，史书上就有了“邯郸之仓库实”的说法。
三
得天独厚的农业资源，仅仅是邯郸优越的一个方面，还不足以使邯郸登上王城的宝座，丰厚的物质资料需要广泛的流通和交换，才能发挥其更大的作用。春秋时的邯郸又处在卫、晋、邢、宋四国交界处，又是邢、燕诸侯南下朝见天子的必经之地。所以邯郸四通八达的交通地理位置，使邯郸如虎添翼，插上了经济腾飞的翅膀。
在南北方向交通上，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里称邯郸“北通燕涿，南有郑卫”，处在太行山东麓山前台地上的南北交通大道的必经之地。这条南北大道有着自人类活动之始就存在的悠久历史，至今仍是京广铁路和京珠高速公路的必由之地。大道以西是太行山连绵起伏的崇山峻岭、深堑大谷，以东是河流纵横的平原和间以湖泊沼泽的洼地。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下，这些都成为古代交通难以逾越的障碍。而沿太行山东麓的山前台地，为南来北往的交通大动脉提供了理想的通道，邯郸就处在这通道的理想位置。千百年来，这古道上不知流传下来多少历史故事，多少文人墨客在这条古道旁的客栈里留下诗词骚赋、锦绣文章，极大地丰富了邯郸的历史文化。我知道的黄粱美梦、梅开二度、乾隆游丛台、慈禧回銮、邯郸战役、挺进中原等都是与这条古道相关的故事。
随着战国时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们不再仅仅满足于南北大道的畅通，对东西方向的沟通和交流的愿望也日益迫切，对打通西部太行山山地交通提出了要求。由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所限，不可能像现代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当时的人们充分地利用了太行山脉仅有的几条天然峡谷，自北而南逐渐开辟出八处沟通东西、叫做“陉道”的山区通道，使古代人们穿越太行山脉成为现实。在这八条“陉道”中，邯郸就开辟有这么一条“陉道”，它位于邯郸西南峰峰鼓山脚下滏水源头，称作“滏口陉”，是当时有名的“太行八陉之一”。这条“陉道”在历史上同样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像现在其沿线保留下来的响堂山石窟、娲皇宫等都是因为“滏口陉”这一交通要道的历史功勋，后来磁州窑的瓷器也有很多沿着这条“陉道”通江达海，走向全国各地。
当时的邯郸就处在这穿越太行山的东西“陉道”――“滏口陉”与太行山东麓南北大道的交汇处，独特而优越的交通位置为古代邯郸城市的崛起与繁荣起了重要作用。如今邯郸仍然是晋冀鲁豫的四省通衢的交通枢纽，是京广和邯济、邯长铁路、京珠和青红高速公路、106、107、309三条国道的交汇点。
四
四通八达的交通进一步促进了邯郸工商业的繁荣昌盛。春秋时期，历史上就已经开始出现了独立的手工业者和商人。由于生产和交换的发展，以及奴隶和工匠武装暴动的冲击，打破了西周时代由奴隶主贵族对工商业的垄断格局，手工业者和商人可以自由迁移，从事独立的个体劳动和商贸经营活动，商业和贸易活动在邯郸已相当频繁和繁荣。
《春秋·谷粱传》记载，在公元前546年(周灵王二十六年)时，卫国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一次政变，公孙免余在卫献公的默许下，带兵杀了专权国政的大夫宁喜。宁喜的同党、献公的弟弟卫鱄(专)为此而“出奔晋，织絇邯郸，终身不言卫”。关于“絇”，一说是鞋头装饰，一说是捕鱼的网。无论哪一种解释，卫国的贵族鱄能够逃到邯郸以“织絇”为业定居下来，从事个体经营，都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邯郸已经是—个手工业发达，而且行业内部分工较细的工商城市。
公元前500年左右，晋国的“六卿”之一赵简子，把伐卫获得了500户居民安置到邯郸。从赵简子一次能在邯郸安置500户人家的事实推算，当时邯郸城的人口已经过万，成为具有一定规模的工商业城市了。到了春秋时期，具体说就是在公元前6世纪中叶，邯郸城已经发展成为黄河北岸地区具有相当规模的城市了。
早期的邯郸不仅工商业繁荣，而且也是当时最发达的冶铁业中心之一。从考古发现的现市区地下和市周围的数处战国时期的冶铁遗址，可反映出邯郸古代冶铁业的兴旺情形。邯郸有得天独厚的钢铁、煤炭资源，为当时的冶铁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当时邯郸的冶铁业与宛(今河南南阳)、棠溪(今河南西平县)同享盛名，并且出现了以冶铁而致富的郭纵、卓氏等实业家，其富有的程度可与王侯将相等量齐观。
富庶发达的农业基础，四通八达的交通，丰富的铁矿资源和冶铁技术，欣欣向荣的工商业，构成了邯郸在封建社会初期取得迅速发展的重要因素。同时在军事地理上，邯郸西靠太行山，南面、东面有黄河与齐魏相望，北有漳水（洺河一度称漳水）屏障，形势险要，是整军经武、争雄天下的战略要地。
春秋中期，邯郸已是晋国的重镇。《韩非子·外储说左下》记载，“晋平公(前557--531年)问赵武曰：‘中牟，晋国之股肱，邯郸之肩髀’”。中牟是赵氏迁都邯郸以前的都城，有专家考证是现在的河南省鹤壁市。这时邯郸已成为赵都中牟通往北部、西部地区的必经之路和后方基地。
赵氏家族正是看到了邯郸这些得天独厚的各方面优势，所以在赵简子时就确立了由山西向东、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向东发展，占领邯郸一带的富庶地区，再向北发展，兼并代国。赵定都邯郸，就是最终实现这一战略的重大决择。
五
茂盛的庄稼，疯长的杂草，遍布的荆棘，是赵王城遗址的主要景色，我多次逡巡其中，试图寻找出赵王城曾经的都市痕迹，但一无所获。后来邂逅一位懂文物的朋友告诉我，那些酸枣荆棘丛中的瓦砾，就是当年王城废墟的遗物。我拾起一块青灰色的薄瓦片，端详良久，看不出它和今天常见的瓦片有何不同。朋友说，秦砖汉瓦中的瓦及以后的瓦，表面一般都是光面，而秦汉以前，春秋战国时期的瓦表面都带有花纹，记得可能叫绳纹。原来这里到处散落的带有花纹的瓦片就是当年赵王城的瓦砾。这是我看到的王城惟一的实物见证。其他的我只能翻阅文献古书，听考古学者释疑。
邯郸博物馆的学者研究提出：
“邯郸早期城市的出现，应在公元前十一世纪的殷纣王时期。司马迁《史记·殷本纪》有“益广沙丘苑台”的记载，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考释“沙丘台”引《竹书纪年》：“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二百五十三年，更不徙都，纣时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距邯郸及沙丘(今河北广宗县大平台一带)，皆为离宫别馆”。这至少说明，邯郸地名在殷商时期就已存在。”
商代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文明肇始，有了文字、青铜冶炼技术，出现了国家形态。商朝历史上曾多次迁都，先在邯郸北面的邢台建过都，后来又迁到邯郸南面的安阳，当时邯郸已处在国家的政治中心地带，是商王朝的别宫离馆，至晚在殷商末年，邯郸已成为当时较大的邑镇，早期的城市开始出现，且作为殷商王朝的军事堡垒和政治活动场所而存在，距今约有3100年历史了。
在公元前的近千年间，邯郸随春秋争霸，战国纷争，始终处于诸侯霸主的争夺之中，战争的风烟连绵不断，几易其主。
公元前十一世纪，周武王伐纣灭商，西周政权建立，邯郸划属邶国，属周武王六弟霍叔封地，纣王的儿子武庚也居住邶国。但周武王去世后，其子周成王继位，其叔周公旦摄政。因管叔、蔡叔、霍叔等人素与周公旦不和，便与武庚等联合发动叛乱，史称“管蔡之乱”，但叛乱不久就被镇压，邶国的封号被取消，邯郸又划归卫国管辖。
春秋初年，卫国因政治腐败，内乱不已，在连年不断的争夺战争中，活动在黄河中下游的狄族势力强大起来，于公元前660年前后便攻占了包括邯郸在内的今豫北一带。此后七十余年，邯郸一带处在狄人的统治之下。
直至公元前588年，“五霸”之一的晋国，称雄中原，击败狄族，邯郸又被并入晋国的版图。公元前500年左右，晋国的“六卿”之一赵简子掌握了晋国实权，不断向东扩张赵族势力，伐卫获得了500户安置到邯郸，此后邯郸成为赵简子的私邑。赵简子委派族人赵午为“邯郸大夫”，经营和治理邯郸，赵午便成为邯郸历史上最早见于史书记载的地方父母官。
公元前497年，赵简子决定把伐卫所获的500户卫人由邯郸再迁往新城晋阳(今太原)，赵午因反对迁民，被赵简子所杀，于是就发生了赵午之子赵稷发动的“邯郸叛乱”，并由此引发了诸候之间错综复杂的战争，前后持续了七年之久，直到公元前491年，赵简子才重新控制邯郸。
公元前386年，赵敬侯即位后，他看到当时的邯郸已是黄河北岸最兴旺的通都大邑，是一个理想的整军经武，定都进取的战略要地，遂毅然迁都邯郸。
至此邯郸成为赵国首都，完成了它从田园牧歌到黄钟大吕的嬗变。于是，就有了巍峨雄伟的赵王城，距今2390年了。
按《汉书·地理志》记载，赵国当时的国土包括：“北有信都、真定、常山、中山；又得涿郡之高阳、鄚州乡，东有广平、巨鹿、清河、河间；又得勃海郡之东平、舒、中邑、文安、束州、成平、章武、河之北也；南至浮水、繁阳、内黄、斥丘；西有太原、定襄、云中、九原、上党”。按照现在的地理概念就是今天的河北中南部、山西大部、山东、河南、内蒙、陕西各一部分。
在这样一个广阔的地域中，邯郸作为赵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历经八代国君，共计158年。此时作为赵国首都的邯郸，达到了它三千年历史上的辉煌顶峰。
六
赵敬侯迁都邯郸后，对邯郸的城市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和建设。为了避免王宫和居民混杂，敬候把邯郸城规划成两大区域，一是宫城区，相当于国家的行政办公中心，可能类似于后来的北京故宫；二是大北城，主要是赵都的商业贸易和居民生活区。
宫城选址在邯郸城西南方的丘陵高地，现在的赵王城遗址位置，兴建了赵国宫城。大北城大致就是我们目前邯郸的主城区。赵都邯郸城的总面积约二千万平方米。现邯郸市区地下6-9米深处的战国汉代文化层，就是这座故城的历史见证。这样的都城布局符合我国古代“筑城以卫君”、“造廓以守民”的城建特点。
宫城由东城、西城、北城三个相互毗邻的小城组成，平面呈品字形。南北2.5公里，东西2.2公里，总面积512万平方米。相传当时的殿宇楼阁是“雕梁画栋”、“金砖玉瓦”、“层楼疏阁，连栋结阶”，是一组规模空前、气势壮观的庞大宫殿建筑群。远远望去金光闪闪，富丽堂皇，巍峨壮观。
大北城为不规则的长方形，东起现在的今曙光街一线，西至今建设大街，最宽达3240米；南起庞村至贺庄一线，北至灵山以东联纺路一线，最长4880米；同西南的赵王城最近间隔仅有70米，楚楚相望，咫尺相近。当年赵都邯郸先民在这里进行工商贸易、繁衍生息、安居乐业。
在大北城的西北端灵山一带，建有赵国的郊外花苑离宫，主要由插箭岭、铸箭炉、梳妆楼与照眉池等组成，这些古迹的遗址在现在的赵苑公园内，相传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训练将卒的地方。大北城东北还建有赵武灵王观看歌舞和军事演习“连聚非一”的丛台，即现在的丛台公园。
此外，赵国在邯郸周围方圆百里之内还建有讲武城、台城、午汲城、固镇城、店子城、易阳城、界侯城、九龙口城、讲武城、邺城、鄗城和平邑等卫星城，加上沙丘、信宫等离宫别馆，与邯郸主城共同组成了一个密集的城市群体，这就是邯郸流传的“十二连城”之说。可以说，赵都规模之宏大，气势之磅礴，在当时的诸候都城中屈指可数。
七
邯郸作为当时中原地区的贸易集散中心，经济发达，人口密集，是当时黄河以北的一大都市。这在古代的史书中都能找到蛛丝马迹。
从《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所见，当时的邯郸，商贾云集，南来北往，车水马龙。“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中原经济城邑温(今河南温县)、轵(今河南济源县)的豪商就“北贾赵、中山”。邯郸历史上出现了富可敌国的大资本家，留名史册，他们是：郭纵、卓氏和吕不韦。
郭纵、卓氏在邯郸“以冶铁成业与王者埒富”，货殖成家。吕不韦居邯郸“贩贱卖贵家累千金”，大发横财，尚不满足，最后奇货可居，做成了贩卖秦国国王的大生意。
按古人所称，“五里之城”，可容三万户人家，那么，“七里之廓”应纳五万户人家。战国时齐都临淄人口达到七万户，邯郸当不亚于临淄的规模，每户按五口计，总人口应不下三十万人。同时，平原君赵胜在邯郸城建起了中国建筑史的第一座楼，“平原君美人居楼上”，开创了中国建楼历史的先河。由此可见，当时战国邯郸都市的繁富景观。《史记·货殖列传》称邯郸为“漳河之间一都会也”。
在赵武灵王和惠文王时期(前325—前265年)，邯郸的繁荣达到了鼎盛。武灵王锐意改革，实行“胡服骑射”，富国强兵，北略中山，代道大通，扩地千里，疆土达到最大。
赵王城内，文臣武将，济济一堂；英雄豪杰，层出不穷。文臣有蔺相如，完璧归赵；武将有廉颇，攻城掠地。相如回车，廉颇负荆，将相携手，开一代朝野政治清明之先河。平原君赵胜率食客三千，为国奔走，指点江山。荀子劝学论兵，公孙龙持坚白异同之辩，虞卿、綦毋子、毛公、处子等各执其说，讲经论道，形成了邯郸历史上少有的百家争鸣、百花争艳的繁荣局面。使赵国成为东方六国中唯一能与强秦争雄的大国。
与此同时形成的赵歌、赵舞、赵鼓、赵瑟、赵词、赵曲等都具有鲜明的赵文化艺术特色，千百年来一直广泛流传并影响了一代代的中国人。并且，“胡服骑射”促进了民族文化的大融合，促成了华夏农业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的有机融合，形成了赵文化的多元构架特征，对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形成和发展都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然而，好景不常。赵国的“胡服骑射”改革，仅仅是一项军队作战方式和士兵服装的革新，虽然极大的提高了赵国军队的战斗力，但战争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实力的较量，与秦国商鞅变法的全面、彻底性相比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所以在最后战国二雄的反复较量中，赵国渐渐不支了。
赵孝成王时(前260年)，首先赵国在“长平之战”中四十五万大军覆没，使国家军队的有生力量丧失殆尽，后来的“邯郸保卫战”(前257年)又耗尽了赵国的国库粮仓，这时赵国元气大伤，邯郸城空财尽，国运急转直下。“窃符救赵”虽解邯郸一时之围，而再也无力阻挡“横扫六合”的百万秦军。终于在公元前228年，秦将王翦破邯郸城，虏赵王迁，赵国灭亡。
从此，邯郸由赵国的都城变为秦邯郸郡的治所，秦王政十九年(前228年)始设邯郸县。邯郸从此开始了漫长的衰退之路。
赵国虽亡，邯郸城并未因而被毁，赵王城依然矗立。但历史到了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随着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天下大乱，陈胜部下武臣及原赵国王族赵歇，先后相继在邯郸号称赵王，但均如昙花一现。转年，秦将章邯引兵再破邯郸，不幸终于降临了，“皆徙其民河内(河南西北部的黄河北岸)，夷其城廓”，昔日的金城汤池，毁于一旦，史书记下了邯郸历史上这一永久的遗憾！
赵王城又一次凤凰涅槃，完成了从巍巍王城到衰草斜阳的嬗变，至今仍一蹶不振、沉睡不醒。
“三晋河山仍不改，六王宫殿已全非！照眉池冷荒烟合，讲武台空野雀飞。”再多的感慨也只能化作一声叹息，一叹两千多年！
注：文中很多历史资料引自邯郸博物馆研究成果，在此一并向邯郸博物馆相关专家致谢。
――《邯郸历史第一伟人――赵武灵王》之一
史料记载，赵武灵王，约生于赵肃侯十年（前340年），卒于赵惠文王四年（前295年），名雍，三家分晋后赵国的第六代国君，前325年至前299年在位，执政27年。
在邯郸诸多历史文化长河中，以赵文化最为耀眼辉煌，邯郸也以赵都自居，而在浩瀚的赵文化中，胡服骑射应该是最耀眼的一个亮点，邯郸就是因为一个人――赵武灵王，和一件事――胡服骑射而崛起，继而发展成为秦汉时期的中国五大都市之一，所以，许许多多的邯郸人都知道赵武灵王，历代达官贵人、文人墨客、历史学家也大都极为推崇胡服骑射，尤其是在当前倡导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改革创新精神就更具有旗帜和表率作用，富有时代气息，而邯郸政府也在城市规划营造上极力彰显胡服骑射的文化符号及其形象特征，市区许多广场、公园中的雕塑、壁画，就是根据胡服骑射的历史背景创作而来。徜徉在邯郸城中，你会自觉不自觉地被胡服骑射的文化氛围潜移默化地感染和熏陶。
即使是外地人，只要你来邯郸，一样能感受到胡服骑射文化的冲击。乘火车到邯郸，一走出火车站，就会看到一座高大的勒马弯弓、奋蹄欲飞的古代武将的青铜雕塑形象，矗立在宽广的火车站广场上，那就是邯郸市的城标——胡服骑射。如果乘汽车从京珠高速邯郸北入口的迎宾大道进市，映入客人眼帘的则是一座体量更大、更为巍峨壮观的胡服骑射碑，甚至道路两边的路灯电杆都是弯弓的形状，似乎是武灵王派遣的胡服骑射仪仗兵，正在列队欢迎贵宾的来访。而每天穿梭在邯郸大街小巷的我，似乎对这些已经熟视无睹、视而不见了。但关于赵武灵王和胡服骑射的千古故事，我知道的并不怎么真切。
随着对邯郸历史学习的逐渐深入，渐渐意识到了赵武灵王和胡服骑射对于邯郸历史的份量和意义非同寻常，于是，我走进战国风云，搜寻邯郸历史记忆的片断，尝试着去拼凑出一幅较为完整的赵武灵王形象，用我的文字去解读邯郸遥远的过去，走近邯郸人民心目中的英雄。
无论是在邯郸的城市广场上，还是在赵苑公园里，反映胡服骑射的雕塑或壁画都是勒马弯弓、风驰电掣、威风凛凛的武士形象。殊不知，赵武灵王于公元前326年继承其父王位时，年仅十三、四岁，今天看来他还是一个上初中的小孩，根本不具备处理国家政务的能力，只能接受三位“博闻师”和三位“司过官”的指导和监督，而这个孩子此时所执掌的赵国，史书上当时称作“四战之国”，被齐、中山、燕、林胡、楼烦、东胡、秦、韩、魏等大大小小、强弱不一的九个国家犬牙交错地包围着，个个都对赵国虎视眈眈。赵国几乎一年四季都要同四面八方入侵、骚扰的诸国，进行自卫战争，在列强环视的夹缝中勉强求得一席生存之地。
在赵武灵王即位当年，秦、齐、楚、燕、魏等国各带精兵万人，参加了赵武灵王父亲肃侯的丧礼，明火执仗地对赵国示以兵威，根本没有把赵国的孩子国王和国家主权、尊严放在眼里。没有资料能够显示，当时的小武灵王面对亡父的灵柩和列国的兵威，做何感想和反应？但从成年后的武灵王一系列重大举动中可以推断，继位给他带来的不是喜悦，而是更多的屈辱和沉重的责任，他当时的心情必定是悲愤交加，胡笳和羌笛一同鸣响，裂肺撕心般的痛。
不在沉默中灭亡，就在沉默中爆发！可能就是赵武灵王继位后，残酷的现实给这位少年上的第一堂时事政治课！
赵武灵王即位前一年，赵国将领韩举被齐、魏击败，死于桑丘；赵武灵王即位前两年，赵国将领赵疵与秦交战，兵败被杀于河西，赵国失去在今山西的蔺、离石等地；赵武灵王即位后第九年，赵、魏、韩联合击秦，又被秦将樗里疾在修鱼（今河南原阳西南）击败，赵军被斩首8万级。同时，齐国在观泽打败赵军。接着，武灵王十年，赵国的中都（今山西平遥西南）、西阳（一作中阳，今山西中阳）为秦所攻占；十三年，蔺再度为秦所占，将军赵庄被俘。
林胡、楼烦、中山等二、三流小国也乘此机会，连年向赵发动军事掠夺和侵扰，赵国是只有招架之功，几乎没有还击之力。
那段时期，古赵大地一片萧条，战场凄厉的厮杀声，百姓四散奔逃的求救声，金戈铁马的铿锵铮鸣声，时隐时现，时断时续，此起彼伏，不绝于耳。车辚辚，马潇潇，通过边塞狼烟，南北大道，东西陉口，传入邯郸，传人赵王城，传入年幼的国王赵雍耳中。
尤其令年少的赵武灵王头痛和尴尬的是，赵国国土中间横插着一个不大不小的中山国。别小看这中山国，当时是仅次于七雄的第八强国，其国土方圆五百里，雄踞古易水核心区域，大致包括现在的保定地区南部和石家庄地区大部，牢牢控制着太行山东面的平原地区。除东北角与燕国为邻外，三面都和赵国毗连，就像袋鼠一样包在赵国的东面腹部，横在赵国中间，把一个好端端的赵国拦腰分裂为以国都邯郸为中心和以代郡(今河北蔚县)为中心的两大区域，隔断了赵国从邯郸到代地之间的南北通道。
更使赵武灵王可恨的是，中山国长期投靠东方霸主齐国，仗势欺人，在齐国的武力支持和怂恿下多次侵犯赵、燕土地，甘心充当齐国的马前卒。中山国名副其实地成了赵国的国中国和武灵王的“心腹之患”。赵武灵王不止一次地说：“先时中山负齐之强兵，侵暴吾地，系累吾民，引水围，微社稷之神灵，则几于不守”。
赵、中山和齐三国之间的关系就是今天中国、台湾和美国之间关系的一个翻版，历史常常有惊人相似的一幕，而历代解读历史的人们获得的启迪也各不相同，但我认为一点是必须肯定的，那就是要和平，不要战争，不要重复历史上的战争，无论历史中的伟人多么的英明！当今的政治家都该有超越历史和前人的治国智慧。
除此以外，赵国还有一个最严重的后顾之忧，就是其北部边陲的游牧民族――胡人。赵国东北部有东胡，西北部有林胡和楼烦，合称三胡。他们与赵地交错杂处，精于骑射，赵国只要与齐、秦、中山发生战争，三胡便趁机从背后袭来，乘人之危，趁火打劫。东胡的骑兵从无穷之门(今河北省张北县南)进来，骚扰代地；林胡、楼烦的骑兵则纵横驰骋于赵国西北山区，大肆掳掠。这可能就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汉人与胡人的战争。赵国当时只有车兵和步兵，“无骑射之备”，对三胡的骚扰少年国君更是一筹莫展。
这大概就是少年时代作为赵国国君的赵雍所面临的国内外错综复杂的严峻局面，一脸稚气的少年挺立于惊涛骇浪的风暴中心，艰难地向我走来。此时闭上眼睛，眼前就会浮现伊拉克的人体炸弹，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挥舞石块的阿拉伯少年，耶路撒冷街头天真无邪的持枪儿童……战争与和平始终困扰着人类！
赵武灵王少年时代的中国历史正处在战国中后期，列国诸侯间的战争频仍，兼并之势风起云涌，正是齐、秦两大强国东西严峻对峙时期，此时整个国际局势非常类似于上世纪的全球冷战时期，两大超级大国秦、齐称霸，是当时的世界两极。
齐国自从公元前341年马陵之战以后，代替魏国称霸关东；秦国由于商鞅变法的成功，一跃成为当时最先进的强国，虎踞关西，力图打出函谷关。魏国马陵之败以后，已一蹶不振。韩、燕更弱。赵、韩、魏、燕等均成为两强争夺蚕食的对象。公元前353 年，赵国首都邯郸曾被魏国攻下，一度沦陷三年，损失惨重，赵国曾经元气大伤，二十年一蹶不振。
青春年少的赵武灵王常常夜不能寐，仰天长叹：“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东有胡，西有林胡、楼烦、秦、韩之边，而无强兵之救，是亡社稷，奈何?”
当我运笔至此，夜深人静，赵武灵王的喟叹尤感振聋发聩，不知是我们历史的冷酷和悲怆，还是赵武灵王就该走上他青春的祭坛！
在他花一样的年纪，承担着与他实际年龄本不该承担的负担，他不畏风霜雪雨，为风雨飘摇中支离破碎的赵国苦撑危局，探求崛起振兴之策。他一路蹒跚走来，从少年走到青年，又从青年走到壮年，从幼稚走到成熟，从危局走向崛起。
公元前319年(武灵王七年)，我们的赵武灵王长大成年了，二十多岁的他支持魏相公孙衍，全力联合魏、韩、 燕、楚四国共同抗秦，一直打到函谷关。五国抗秦虽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后并不成功，但在一定程度上教训了秦国统治集团，使他们认识到关东为所欲为的时机还没有成熟，不得不暂时把战略重心转向扩充后方，向巴蜀、义渠用兵。从而稳定了赵国的西部边疆，也使我们的赵武灵王初试锋芒。
公元前314年(武灵王十二年)，赵武灵王二十五六岁时头脑更成熟了。这时，齐宣王乘燕国内乱，乘机发动武装干涉，占领了燕国。燕是赵的东北邻国和战争屏障，唇亡齿寒，赵武灵王立即认识到时局的严峻，迅速行动，立即展开伐齐存燕、实则保赵的外交斡旋活动。他派赵庄去联合诸侯“合从，欲伐齐”。魏、楚也从自身利益出发，积极响应，“令淖滑、惠施之赵，请伐齐而存燕”。由于外有“诸侯将谋救燕”，内有燕国军民奋起反抗，迫使齐国不得不从燕国撤兵。这场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外交大战，大煞了齐国的威风，巩固和提高了赵国的地位，稳住了赵国东北边陲。
赵武灵王这一东一西的斗争，使当时的世界两大超级大国再也不敢对赵国轻举妄动了，为赵国赢得了十年充足的生存发展的和平时间和空间，也使武灵王的治国谋略日趋成熟和稳健。
他常常不惜万乘之躯，御驾亲征，奔走于赵国的天南海北，长城内外，足迹踏遍了“四战之国”的山山水水，同形形色色的对手斗智斗勇，一步步使赵国从懦弱走向强健，逐步摆脱“四战之国”的窘地。
他在位的第17年三十多岁时，亲自出巡到赵国伸进中山的据点――九门(今河北正定东南)。在九门修筑了一座高大的军事了望台。他常常于悠悠天地间，伫立了望台上，了望和观察齐国和中山的各种动态，思索破敌良策，洞察天下变局。
这时的武灵王又一次站在了他人生的新的制高点，更深地懂得了高瞻远瞩和深谋远虑，懂得了把中山和齐放在一起综合考虑，他不仅用眼睛观察时局，更知道用智慧和理智观察、思考诸侯列国及天下大事。在这高大的了望台上，他不仅看到了中山和齐国，在心里也看到了韩、魏、燕、楚、宋及胡人，更看到了远在西方的秦人帝国。
武灵王十九年，“遂至代北，至无穷，西至河，登黄华之上”，这次他站的更高了，看的更远了。
在巍巍黄华山巅，面对奔涌不息的滔滔黄河水，极目天下，他看到了秦国的商鞅、楚国的吴起、魏国的李悝，都在进行着一系列富国强兵的变法维新。
他近距离地看到了三胡“儿能骑羊，引弓射鼠鸟”，“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
他看到，要从根本上改变赵国被动挨打的局面，削除中山国这个“心腹之患”，进而继承先祖赵襄子“兼戎取代，以攘诸胡”的事业，靠中原传统的步兵和战车配合的作战方式是不能成功的，只有以骑兵对抗骑兵，才是增强赵国军事力量的唯一出路。同时，只有改中原地区的宽袖长袍为短衣紧袖、皮带束身、脚穿皮靴的胡服，才能适应骑战的需要。
武灵王经过十八年的苦苦实践和探索，成竹在胸，在他约三十三岁时，赵国强大崛起的方略终于诞生在了他的脑海，那就是我们后来都知道的、名垂青史的胡服骑射强国方略。
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十九年，向赵国颁布了他深思熟虑的胡服令，为我们的历史留下了流光异彩的一幕。
这时的赵武灵王已从少年走到了中年，无论在其个人成长，还是在政治、军事和外交生涯，都走向了成熟，走向了他作为一代国君的人生辉煌顶峰！也使他在两千三百多年后走入了我们的视野，走入了邯郸城大大小小的名胜古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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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邯郸历史第一伟人――赵武灵王》之二
前几天在“邯郸论坛”上有网友的帖子说，在路过邯郸火车站的一辆公共汽车内，一位年轻的女孩问身旁同行的男朋友，那广场上的胡服骑射铜像是什么意思？男朋友一脸很有学问的样子说，胡服是古代一位很有名的将军，擅长骑马射箭，经常战无不胜，战功卓著，人们为纪念胡服将军而铸造了这座胡服骑射雕像。女孩频频点头，一脸非常佩服的样子。
人人都有五十步笑百步的弱点，我也不例外，但开心笑过之后，扪心自问：我对胡服骑射又了解几何呢？何尝不也是一些皮毛而已！
的确，最早知道赵武灵王和胡服骑射，还是在读高中时的语文课本上翦伯赞的文章――《内蒙访古》，只记得翦伯赞先生称赞赵武灵王是“一个英雄，一个大大的英雄”，就再也想不起来别的了。今天特意翻出这篇文章才知道，这个英雄被历史学家翦伯赞概括为修筑赵长城和实施胡服骑射两大历史功绩。就再也读不到英雄更多的信息了。
另外，再有了解英雄的途径就和公共汽车上的那对青年男女一样了，从邯郸市内大大小小的名胜古迹中的雕塑和壁画作品中，去学习和揣摩。在这些众多的古迹中，最著名的就数市中心的那个“连聚非一”的武灵丛台古建筑，据说那就是赵武灵王检阅他胡服骑射成果的阅兵观礼台。但仅凭这些凝固的建筑符号和艺术形象，难以读出更多的精彩内容和更深刻的历史内涵，更多的时候和大家一样去望文生义，胡掐乱编了，只落得个贻笑大方，自己却浑然不知。
直到有一天，我在一本过期的《赵文化》杂志上读到宋涟圭先生一篇名为《近代赵文化研究的开山之作》的文章，使我惊讶地发现，早在100多年前的上个世纪的1903年，清末大学者、戊戌变法领袖之一的梁启超先生，曾经对赵武灵王和他的胡服骑射进行过深入的系统研究，写下了被宋先生评价为近代赵文化研究的开山之作――《黄帝以后第一伟人赵武灵王传》一文。梁启超先生在文中给予了赵武灵王极高的历史评价，并把他誉为中国“黄帝之后第一伟人”。掩卷沉思，思绪纵横驰骋两千三百年历史长河，使我对赵武灵王和他的胡服骑射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全新的诠释。
一
在杀戮成性的漫长中国历史传统中，每一次的变法维新无不与血腥和暴力相伴而行。戊戌六君子喋血京城菜市口的一幕，可能是梁启超先生一生都永远不能抹去的恐怖记忆，而与武灵王同时代的商鞅变法时，反对者的头颅纷纷滚落渭水岸边，一次竟达七百颗之多！鲜血染红的滚滚渭水甚至波及到了秦国太子、后来的秦惠文王，致使他的两位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分别付出了割鼻和刺字的残酷代价，同时，变革者商鞅本人最终也落了个车裂的悲惨结局。北宋时期的王安石变法，先关押郑侠，后罢免了十九位台谏官员，对中书和台谏班子进行了彻底大清洗，逐谏官，罢谏院，排中丞，贬御史，封杀所有的反对声音。而当我搜寻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改革史料时，读到的是少有的温和、平静和理智，历史呈现给我的都是些难得的久违了的闪光的智慧火花。我惊喜地发现，赵武灵王的改革是我所知道的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一次没有流血的和平改革。
虽然我们的春秋笔法多是一边倒的写法，我们的文艺作品也多是黑白分明，左多右少，但古赵大地进行胡服骑射改革时，无论是改革派，还是保守派，均没有使用强制、高压和暴力。德高望重、从小就辅佐武灵王的王叔公子成反对变法的方式是罢工抗议，不上朝办公；握有生杀大权的武灵王，推动改革的措施也只是听政、议政，或者开会，摆事实，讲道理，做政治思想工作。
也许赵武灵王的改革够不上伤筋动骨的社会制度的彻底变革，并未真正触及到各种势力集团的根本利益，但从我的善良愿望出发，更愿意看到我们的历史多一些这样温和的低成本的和平变革，少一些带血的政治冲撞。
史料记载，武灵王十九年春天正月元旦，赵武灵王在王城的信宫举行了盛大朝会，主题就是改革，会议整整开了五天。我不知道古代的会议一般开几天，但从五天的会期来看，会上的各路朝臣们一定对赵国的改革发展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和反复酝酿、辩论，武灵王也一定对大家进行了充分的动员和发动。可以想象，这次朝会一定是一个开放的、民主的大会，但不能说是一次成功的大会。因为支持武灵王改革的只有肥义和楼缓，反对派竞是满朝文武，“群臣皆不欲”，变革的提案未获大会通过。
会后很长一段时期，反对变革的首要人物――公子成装病罢工，闭门不出以抵制变革，武灵王就派人上门做思想工作，派去的人做不通，碰钉子后，他就亲自屈身登门去劝说。赵文、赵造、周绍、赵俊想不通，以沉默来反对改革，武灵王就启发他们大胆发言，讲出他们反对的理由，然后针对性地给他们摆事实，讲道理。对于盲目自大的，他就具体分析赵国所处 “四战之国” 的危机局面，反复论述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只有在三令五申之后还不穿胡服的，才对他们进行严厉的批评。将军牛赞当初对建立骑兵想不通，经过他的耐心说服，后来成为独当一面的骑兵将领，在战争中屡建奇功。
这场改革的史料中，我能读到的都是武灵王不厌其烦地说服、教育，以及慷慨激昂的形势分析。他和大臣们群儒舌战，引经据典，谈古论今，唇枪舌剑，妙语连珠，精彩纷呈，碰撞出的都是铿锵有力的思想和智慧火花，而不见刀光剑影的蛛丝马迹。这该是多么生动的古代国家参政、议政、讨论、决策的热闹民主场面啊！
在缺少民主投票表决意识的历史传统中，戎马生涯的赵武灵王竟然通过这么理智和平的方法，终于说服了反对派，顺利地推行了他的胡服骑射改革大计，我不能不对这位两千三百年前古代伟大的政治家刮目相看了。正如梁启超先生所评价的：“商鞅为舆论所反对，而以威力屈之；武灵王为舆论所反对，而以理势服之。虽其所处地位各不同，而武灵王之手段，固高鞅一筹矣。法行自贵近始，此两君所同认也。乃鞅则罚太子而刑师傅，武灵则先施于公叔而礼下之，公叔变而举国皆变，其政略岂不亦远耶?”
在这一点上，武灵王的政治修养岂止是仅仅高于商鞅，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是高人一筹的伟人！即使他称不上梁启超所赞誉的“黄帝之后中国第一伟人”，我把他看作为邯郸历史上的第一伟人，其份量还是应该绰绰有余的！
我被赵武灵王这种可能是不自觉的政治智慧叹服了，但更愿把它解读为中国历史上早期少有的民主治国理念的萌芽和初步实践，不知然否？
二
我们历史上多少改革的呼声无不来自民间，来自社会基层的精英；改革的主导和实施无不由站在历史风口浪尖上的社会栋梁、朝中重臣担当，而国家命运的直接主宰者――皇帝和国王有几人能够从谏如流，积极主动进行变革的？这一点，康有为和梁启超们的体会比我更深刻，他们铁肩担道义，“公车上书”，不惜杀头流血，戊戌变法也仅仅上演了一百零三天，最终在国家主宰者的屠刀霍霍声中流产了。
作为清末这场百日变法的领导者和亲历者，梁启超先生经历了中国三千年社会未有之变局，从戊戌变法的血泊中爬起来后再度审视历史，对中国社会的改革自然有了更为刻骨铭心的疼痛和体会，对古今中外各国历史上的社会变革有了更为深刻的独到研究和理解，他把赵武灵王看作是领导中国社会改革变法的成功领袖和英雄偶像，并加以颂扬，正是由于作为一国之君的赵武灵王开创了君主变革的历史先河，而且做得那么卓然，那么成功！
他积极主动探索国家变革改良之策，并亲自发动、主持、实施了这一千古回响的社会变革。胡服，他身先群臣穿戴；骑射，历次军事行动，他都御驾亲征，使胡服骑射成为一场自上而下、国君率先垂范、官员身体力行的轰轰烈烈的国家变革行为。这应该是邯郸历史上曾经的一道多么靓丽的政治风景线啊！这是令历史上的梁启超们多么羡慕、景仰不已的一代开明治国的改革领袖啊！然而，中国的梁启超们多数没有这么幸运，中国的百姓们多数也没有武灵王时代赵国百姓的幸运，我们知道的历史上的变法维新大都是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在声嘶力竭地奔走呼号中夭折了，史书中留下的仅是他们远去的夕阳中的高大背影！
同时代的秦之商鞅、楚之吴起、魏之李悝无此幸运，后来北宋著名的王安石无此幸运，亲历戊戌变法并研究赵武灵王的梁启超也无此幸运！而古赵邯郸大地的历史上曾有过这样的幸运，古赵百姓曾经拥有过这样的幸运！今天的我能够解读并写出来告诉天下，是我作为一个邯郸人的幸运！
所以，梁启超先生不无感慨地说：“七雄中实行军国主义者，惟秦与赵。赵之有武灵、肥义，犹秦之有孝公、商鞅也。而秦之主动力在臣，赵之主动力在君。……商鞅者，秦之俾斯麦；而武灵王者，赵之大彼得也。” 应该是名实所归吧！
三
华夏优于夷狄的观念当时就已经根深蒂固，公子成等人的反对言论很有代表性：“中国者，盖聪明徇智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能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这一组韵律十足、铿锵有力的排比句，把个中国赞誉得十全十美、美轮美奂，总之一句话，中国的一切都是世界上最好的，是蛮夷们学习的榜样，而赵武灵王反过来要穿蛮夷的胡服，学习蛮夷的骑射，岂非江河倒流、乾坤颠倒？
这样的论调，岂止是二千三百年前有啊！二千三百前一直到现在，这样的声音是经久不衰，时高时低，时不时地在我们的耳畔荡起。从清末的宪政改革，到邓公的改革开放，从反对崇洋媚外，到批判和平演变，从康梁的戊戌变法到孙文的五权宪法，……公子成的影子始终在我们的面前游荡！此时我们再来对照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难免会读出“全盘胡化”的嫌疑，赵武灵王当时也一定被看作是满身胡臭的异类，一点也不奇怪和过分！这更发人深省！所以我要盛赞赵武灵王这一惊世骇俗的千古创举――敢于引进和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先进成果！包括绝大多数中国人看不起的胡人的胡服和骑射文明。
公子成所说的：“今王释此而袭远方之服，变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学者，离中国”，这并不是危言耸听，也不仅仅代表了公子成的个人观点，而是当时社会普遍公认的正统观念。峨冠博带的服饰是一个人身份等级的标志、社会地位的象征，要贵族士大夫们穿上与奴隶服装样式差不多的紧身衣裤——胡服，他们岂能接受？就是当时一般的士人，也视服饰为生命的一部分，甚至比生命还重要。孔子的得意门生子路，在格斗中帽缨被打断，竟停止战斗说：“君子死而冠不免。”他明知风险，但为了保持帽子的完整，将帽缨重新扎上，从容被杀。可见衣冠对于士人的重要性了。
赵武灵王的伟大和勇敢之处就是能够抛弃这些迂腐陈旧的世俗观念，从赵国所处的“四战之国”的危险境地实际出发，从赵国发展壮大的实际利益需求出发，不怕反对，不怕讥笑，宁愿“负遗俗之累”，“任骜民之怨”，旗帜鲜明地走军事变革之路，认为“反古未可非，而循礼未足多”，“礼也不必一道，而便国不必(法)古”。坚决反对从书本出发，事事在本本中找现成答案，脱离实际，墨守成规。
“以书为御者，不尽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达事之变”。靠书本知识去赶马车，就不能掌握每个马的特点；把古代的制度搬到今天，就不能适应变化了的实际。
“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观其乡而顺宜，因其事而制礼，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国也”。只要能利民利国，就不应为古教古礼束缚，而应该随情势之变而创新，易服是理所当然的选择。三王不相袭而兴盛，夏、商固守旧制而衰亡！凡对自己国家不利的东西，就坚决改革。
史书中这些旗帜鲜明的记载，充分显示了赵武灵王作为政治家的胆略、智慧和勇气！
作为国君，他要对国家的领土安全负责。从少年到中年，他率领赵国一路走来，心中放不下的是：“吾国东有河、薄洛之水，与齐、中山同之，无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党，东有燕、东胡之境，而西有楼烦、秦、韩之边，今无骑射之备”。要解决这些长期威胁赵国的国防问题，就不能学子路衣帽整齐、体面、从容地去死，那是要葬送整个国家和百姓的，只有革旧图新，变法图强，才是赵国的根本出路。何况当时赵国北方边陲百姓已经在穿胡服，习骑射，抵抗胡人侵扰了。
“兵不当于用，何兵之不可易? 教不便于事，何俗之不可变?” 通过他这种斩钉截铁的语言，一个坚定不移的改革者的形象跃然纸上。历史清晰地记下了武灵王这一千古铿锵的决定：
“故寡人且聚舟楫之用，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水；变服骑射，以备燕、东胡、楼烦、秦、韩之边。” 就是要聚舟楫，穿胡服，习骑射，建立强大的水军和骑兵来保家卫国。
这场表面上从服装开始的变革，其实反应出的是思想观念的创新，执政理念的创新，是两千三百年前古赵大地上一次真理标准的大辩论，思想大解放；是保守与变革、僵化与创新、因循守旧和与时俱进观念的一次正面交锋；至今读来依然黄钟大吕，回肠荡气！可以说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与时俱进，发展才是硬道理思想的古赵版。
四
赵武灵王在进行改革动员时，反复强调的是：“先王开拓胡地，功业未遂；中山国侵地残民，宿仇未报。”他把这项改革赋予了继承祖先遗志、强国复仇的政治意义。王叔公子成就是在继承先王遗志、强国复仇的大义感召之下，“顿首再拜”，恭敬从命的。而强国复仇的价值认同，超越了华夷之辨，推动了民族融合，凝聚起来的人心支持了赵武灵王的改革成功。
梁启超先生把武灵王的理论叙述为：“王之兵力所加，皆在异种而非同种是也。”宋涟圭先生把它解释为“赵武灵王的伟业在于反侵略，而非同室操戈”。总之，人们把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都解读为对外用兵，制止侵略，强兵保国，戍边安邦，使处于“四战之国”的赵国摆脱战乱危机，使百姓能安居乐业。
虽然穷兵黩武、以暴制暴是我经常大加挞伐的人类历史罪恶，但这也可能是人类历史在进入大同之前的无奈选择。至少要比那些为夺取政权而同室操戈、发动一次次的武装内战的帝王政客们，要高尚得多，正义得多，深得人心得多。这也是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能够顺利实施的道义基础。
在我们听到和看到的战争历史资料中，绝大多数都是内战，都是一个王朝推翻另一个王朝的夺权战争，而且这些其实很肮脏的内战无一例外地被冠以不同的冠冕堂皇的所谓正统、正义的外衣，诸如平叛、讨逆、替天行道、救黎民于水火、起义、革命等字眼，使我们常常忘了国家军队的第一责任是反侵略，保卫国土，保卫百姓的和平生活。今日重读赵武灵王，为我又进行一次常识教育和反省。
赵武灵王一次次的反侵略战争，不但保卫了赵国领土和百姓的和平生活，同时对后来中国的历史进程也产生了重大影响。梁启超先生感叹：“使无赵武灵王，则冒顿平城之祸或不待汉高之时，而已见于中国，盖未可知耳” ，“使主父（武灵王）而永其年，则一统之业，其将不在秦而在赵，而白登之金缯、甘泉之烽火，或遂不至为我国史污也。”
开始我不懂其中的“平城之祸”、“白登之金缯、甘泉之烽火”的历史典故，当我查阅相关资料，知道匈奴单于冒顿围刘邦于平城白登山、汉朝甘泉宫被掠的来龙去脉后，才真正理解了赵武灵王反击三胡对中国历史进程，甚至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巨大贡献和影响，才真正懂得了梁启超把赵武灵王誉为“黄帝之后中国第一伟人”的评价。是英勇的赵武灵王把中国开始遭受胡人欺辱的历史推迟到了无赖皇帝汉高祖刘邦及后来的吕后专权时期。
当后来的唐朝诗人王昌龄感叹“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时，估计他也不知道早在飞将军李广之前的近二百年时，就有赵武灵王使胡马不敢度阴山了！
我的确该为赵武灵王记上这一历史功绩，并广而告之！
五
胡服令颁布第二年，即武灵王二十年，赵国就有了向山地和草原进军的骑兵，开始了反击三胡和中山的战争。赵武灵王亲自率军进攻中山，占据了宁葭（今河北获鹿北），又西征林胡，夺取榆中（今内蒙古与陕西相交处一带），林胡王不得不向赵国献马，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从此有了源源不断的良种战马供应基地。
武灵王二十一年，赵军大举进攻中山，夺取了丹丘（今河北曲阳西北）、华阳（今恒山）、鸱之塞（鸿上塞，今唐县西北）。武灵王又亲自率军攻下了鄗、石邑（今获鹿东南）、封龙（今获鹿东南）、东垣（今正定南），中山王随即献出四城求和，赵军才暂停攻势。赵武灵王的反侵略战争节节胜利、凯歌高奏！
武灵王二十三年和二十六年，赵军继续反攻中山国的土地，使北至燕国和代（今河北西北及相邻内蒙古地区），西至云中和九原（今内蒙古阴山以南）的新疆土连成了一片。四年后，中山国被灭，国君尚被迁往肤施（今陕西榆林东南）。至此，“北地方从，代道大通”，从邯郸通向代的南北大道畅通无阻了，赵国的疆域和国力都达到了极盛。
胡服骑射显示出了它的巨大威力和效果，彻底改变了赵国“四战之国”的尴尬境地，同时也改变了战国七雄之间的力量对比，打破了齐秦两强东西对峙的局面，一度出现秦、齐、赵三强鼎立的形势，稍后，赵国的力量在关东逐渐压倒了齐国。后来苏秦曾对赵惠文王说：“当今之时，山东之建国，莫如赵强。赵地方二千里，带甲数十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且秦之畏害天下者莫如赵”。其后赵将赵奢、廉颇、李牧等，继承了胡服骑射的传统，不断加强武备，仅李牧的部队就有“车千三百乘，骑(张弓之骑)万三千，百金之士十万。是以北逐单于，破东胡，灭澹林，西抑强秦，南支韩、魏。当是之时，赵几霸”。
赵惠文王时期，赵国经历了五国抗秦、五国破齐，使齐国再未对赵国构成威胁。名将廉颇、赵奢两次大破秦军，力挫其东进锋锐，“四十余年秦不能得其所欲”，充分显示了胡服骑射改革的长期效应。
那段历史真是赵国之幸，是邯郸之幸，是赵国千千万万黎民百姓之幸！
所以赵国百姓记住了赵武灵王，世世代代为他修祠建馆；中国历史记住了赵武灵王，在浩瀚的青史中为他留下一页！
所以今天我为武灵王纵情讴歌！
六
丛台巍巍，沁河浩荡！赵武灵王和他的胡服骑射已随历史的马蹄声渐去渐远，但武灵王和他的胡服骑射对历史、对人类的影响还远远没有结束，至今我还沉醉于他的磅礴和恢弘的精神光环之中。
它不仅直接为赵国赢得了赫赫武功，而且对军队历史的发展演化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开创了我国古代骑兵史上的新纪元，从此我们的军事史中出现了骑兵这一崭新的兵种。同时，它也改进了军队的服装装备，胡服成为中国军队中最早的正规军装，逐渐演变改进为后来的盔甲装备。
春秋时期，中原的士兵从来不善于骑马，春秋以前的“经典”里连骑字也找不出来。春秋末年才有骑马的风气，战国前期才有打仗用骑兵的可靠记载。公元前341年齐将田忌大败魏军于马陵之后，孙膑建议田忌“使轻车锐骑攻雍门”。《孙膑兵法·八阵》中还提出了“易则多其车，险则多其骑”的布阵原则。
但那时骑兵数量很少，且不是独立作战的部队，是和车兵、步兵混合编制的，偶尔承担一下攻险或奇袭的任务，根本不敢和游牧部族的真正骑兵交战。由于它的作用不大，发展异常缓慢，直到武灵王时期各国军队的主力依然是战车和依附于它的步兵，一般不见用骑兵的记载。如公元前317年，陈轸建议楚王“起师言救韩，命战车满道路”。屈原在早期作品《国殇》里，还描写的是典型的车战。赵国起初和中山打仗，“以车投车，以人投人”，双方还是用的车兵和步兵。
正是由于赵武灵王实施了胡服骑射，才在古赵大地上组建了真正意义上的独立作战的骑兵部队。在赵国军事改革的影响下，以后各国才陆续建立了骑兵部队。从苏秦公元前287年左右的游说辞可知，赵、秦、楚都有“骑万匹”，燕有“骑六千匹”，魏有“骑五千匹”。在陕西临潼秦俑坑中也出土了不少骑兵俑，从骑兵俑数量上看，也反映了骑兵日益发展，车兵日趋衰落的趋势。
骑兵从此作为一个崭新的兵种，正式踏上军事斗争的历史舞台，而车兵基本完成了其历史使命。
一直以来，人们在论及赵武灵王之改革时，只提胡服骑射，而不说舟楫之用。其实是我们多年来对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一种误读。前面引用的史料中，首先提到的是武灵王的“聚舟楫之用”，“以守河、薄洛之水”，然后才是“变服骑射”。所以赵武灵王的军事改革有两项重要内容，即建立水军和骑兵，这是我们不该遗漏和忘记的。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水军，就诞生在了古赵大地。
胡服骑射的影响还远不至此。后来的日本明治维新时，令日本国民脱和服，穿西装；俄国彼得大帝在实行西方化改革时，要求宫廷人员也必须穿西装；清朝入主中原后，强制推行雉发和满装；孙中山亲自设计了国民党的干部制服，就是我们都知道的具有“五权宪法”涵义的中山装；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会后，中央领导逐渐脱下了毛式中山服，换上西装革履……据说解放初陈毅就任上海市长时，穿着长袍马挂出席就职典礼仪式。
至此，反而令我觉得后来的人们陷入了形式政治的樊篱，背离了服装改革的本来积极意义，同赵武灵王相比难免有邯郸学步、东施效颦的嫌疑。人们只学会了他改变服装的表面形式，而抛弃了他胡服背后的真正革新精神的实质内涵，以致于如今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汉民族，居然没有了自己的传统服装！不禁令我感叹不已！
……
车辚辚，马潇潇，历史的车轮依然滚滚向前，在荡起的滚滚历史尘埃中，赵武灵王胯下的战马依然奋蹄驰骋于燕赵慷慨的猎猎北风中，声声嘶鸣，穿越亘古，回荡在古赵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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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的家乡在邯郸，由于我生长在邯郸东部的平原小县，小时候没出过远门，孤陋寡闻，长大后又在南方上学、工作，所以，从小到大都不知道家乡邯郸有酸枣树。见到的枣树和吃到的枣都是大家常见的品种，诸如金丝枣、大弹枣、小灵枣、九月青等。第一次初识家乡的酸枣树，还是前年回来家乡工作后的一个初秋季节，在邯郸市西南的赵王城遗址闲玩时与它不期而遇的。
无论是在城址蜿蜒的小路两旁，还是在纵横的沟渠大堤上；抑或是在绵延四周的城墙残垣断壁的夯土坡上，还是在巍巍的龙台、南将台和北将台的高坡上，一蓬蓬、一簇簇的酸枣树手拉手、肩并肩，或绵延逶迤，或成群结队，或莽莽苍苍，随层层叠叠的王城跌宕起伏，同一片片的农田里茁壮的庄稼，还有沟壑中疯长的蒿草共同构成了赵王城寥廓苍茫、波澜起伏的凝重历史画卷！
似乎我的命中注定与酸枣树有缘，酸枣树的命中注定与邯郸的历史文化有缘。邯郸的历史文化魅力吸引了我，我有幸在邯郸历史遗迹上结识了酸枣树。无论是古赵遗风猎猎浓郁的插箭岭、铸箭炉，还是夕阳下漳河岸边的邺城三台，以及亘古悠远的赵王陵、古石龙遗址……我几乎无一例外地常常与这种未曾相识的植物或称作生命――酸枣树频频相遇。
开始，我对它并没有太多的想法和感受，觉得它仅仅像我以前见到的枣树中最不起眼的一种而已。它的身材并不魁伟，色彩也不艳丽，甚至觉得它土里土气。如果在园林大师的眼里也绝不会用它来点缀风景。它的那些很不起眼的小酸枣也都是些没有什么商业价值的野果而已。在市场高度发达的当今社会，估计也不会有什么商人为它投资立项，它只能随着春夏秋冬的风霜雪雨一年年地自生自灭。
有时，与酸枣树萍水相逢，也不由自主地伸手去摘一颗那不起眼得像蚕豆大小的果实，放在嘴里尝尝。也果然不出我的所料，味道有点儿酸，但酸得个性不太鲜明，反而觉得酸枣个头不但小，而且肉又很薄，核又相对较大。难怪这些东西在邯郸历史遗迹中遍地都是，也没有见到有多少人把它当作什么奇珍异果去采摘它。这可能也是它能繁衍并保留至今仍生生不息的缘故。
别看酸枣树个头不高，却还浑身是刺，时不时刺儿人，所以当初对酸枣树的印象并不怎么好，不但外表寒酸土气，而且德性也不好，仅仅一簇簇旷野中野生的灌木而已，难登大雅之堂。可能人们对它的认识都同我差不多，所以在新建的公园及经人为雕琢的名胜之地，都把这些酸枣树给铲除了，改种各种各样外国的、名贵的、南方的、反正不知姓名的花草树木了。
在人们的眼中，那才是风景！
二
随着与酸枣树接触机会的增多，对它的认识和感受也渐渐深入了些。它芸芸丛生，且不招风引蝶，不亢不卑地顽强生长在被称为名胜之地的土坡上、悬崖上、路边上。我总是目的性很强地去旅游，也总是与酸枣树不期而遇地碰面。久而久之，也发现它也并不那么丑陋！
在沟壑纵横的黄土荒坡上，它把光秃秃的黄土陡坡披上簇簇绿装，为支离破碎的丘陵沟壑滋润水土；在悬崖峭壁的岩石缝隙中，它常常不经意间突兀而出，陡然为悬崖峭壁增添一副奇异的景致。尤其是从它的一蓬蓬荆棘丛中冒出的一束束绿得嫩黄诱人的枝叶，于顽强不屈中透出无限的善意和美感，在微风中向你点头致意！
中秋时节，它的绿叶丛中探出一个个晶莹的青的、红的小小酸枣，在秋日的阳光下熠熠生辉，令你垂涎欲滴，跃跃欲试地摘上几颗，吃在嘴里，酸酸的、脆脆的，令你的旅程平添几分惬意，回味一番！
但它也不总是那么温顺、谦让，有时也会怒发冲冠，对侵犯它的人以牙还牙，所以，在你摘取它美丽的果实时，你千万要小心翼翼，顺着它的秉性，避开它的锋芒，轻轻地摘下，否则，你若肆无忌惮，强取豪夺，或撼动了它的枝干，它那满身的荆棘和利刺会毫不客气地刺入你的肉里，挂住你的衣服，对你进行还击，让你半天脱不了身，叫苦连天，尤其是都市摩登女孩，此时更是大呼小叫，引得四周游人慌忙四顾，投来先是一惊，既而开心一笑的目光，使有时荒凉沧桑的风景中又陡增一副独特的人文景观！
有一次，我到临洺关的明山公园玩，在下山途中见路旁有人在卖一种我小时候吃过的叫“酸草面”的东西，像一块块酱红色的土坷垃，用刀切着论斤买。那是我已有二十几年没见过、也没吃过的零食了，就买了点，想找回小时候吃这种东西的感觉。一问卖这种东西的人才知道，这东西叫“酸枣面”，就是山上那种不起眼的小酸枣做出来的。这又令我感叹一番！我原来吃的“酸草面”应该叫“酸枣面”，不是什么“酸草”做出来的，而是用“酸枣”为原料用特有工艺精心加工而成。原来以为这种没有什么用的小东西，竟然能做出如此富有个性和特点的风味食品来。酸枣面外表看上去毫无创意，可吃起来竟酸得让你唏嘘不已！
每次旅游回来的印象中，除了邯郸的历史、文化和遗迹之外，就是这些酸枣树了。冥冥中，似乎感受到了酸枣树同邯郸的历史、文化有一种隐隐约约、割舍不断的血脉牵连；每当我打开邯郸旅游图，神游这些文明故地和风景之时，那一丛丛的酸枣树也就扑面而来，似乎已经闻到了它甜甜的枣香，它似乎在我的心目中已经成了邯郸风景名胜的形象代言人了。
三
于是，我开始注意收集有关酸枣树的资料了。我查找有关的书籍，搜索相关的网站，令我倍感欣慰的是，酸枣树并不像我认为的那样浅薄，也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孤单！认识它的价值，赞美它的品性的大有人在。
在植物学者眼中，它属鼠李科植物，为多年生灌木，喜光、耐旱、耐寒、怕涝，多生于山崖石缝和向阳山坡上，分布在北方的很多干旱地区。常见的普通栆类品种大都是通过酸枣树嫁接和驯化而来，甚至有的地方出现了几千余年的乔木酸枣树，成了文物和神树。
在中医学者眼中，酸枣仁为常用中药，性平，味甘、酸。具有补肝、宁心、敛汗、生津之功能。酸枣面有枣香、酸味儿和糊味儿，有化食、去痰之功效。
一位小学生在作文中这样描述酸枣树：
“酸枣树的样子很平常，它不像白杨那样挺拔高大，更没有垂柳那婀娜柔美的身姿。可它的生命力很顽强，就算在烈日直射、土地干旱的环境下，它也能很好地活下来。” （《酸枣树》作者：赵攀龙）
有一篇这样赞美酸枣树的文章――《峭壁上那棵酸枣树》(作者：张庆和)。彻底改变了我对酸枣树的看法，也更加深刻地理解了邯郸的文明古老和沧桑！
文章说：“它高不足尺，阔不盈怀；干细枝弱，叶疏花迟。云缠它，雾迷它；雨抽它，风摧它；霜欺雪压，雷电轰顶。大自然中的所有强者，几乎都在歧视它，虐待它。仿佛只有立刻把它从这个世界上除掉才肯罢休。然而，酸枣树并没有被征服，它不低头，它不让步，于数不尽的反击和怒号中，炼就了一身铮铮铁骨，凝聚了一腔朗朗硬气。”
“它像大山的一名哨兵，时时坚守着自己的岗位；它像一位忠诚的使者，及时报告着八方消息；它像一面飘扬的旗帜，召唤着，引导着，冲锋着，战斗着，率领着大山里所有的草草木木们，从一个春夏秋冬奔向又一个春夏秋冬……”
酸枣树竟然是这样平凡但伟大，赢弱却强悍！我的灵魂被深深地触动了，感染了！酸枣树的人格魅力和物化形象，把我推到了跌宕起伏的邯郸历史文化的大背景中了。这不正是三千年慷慨悲壮的古赵人民精神和气魄写照吗？我似乎看到了二千年前完璧归赵时蔺相如那赢弱的背影，似乎听到了五十多年前太行深处一二九师在响堂铺抗击日寇清脆的枪声，似乎对邯郸三千年的辉煌与沧桑、三千年的荣耀和辛酸懂得更多了些！
于是，我懂得了酸枣树的顽强，理解了酸枣树的坚韧和不屈、忠贞和虔诚！难怪酸枣树在邯郸的热土上偏偏至爱那些与他们具有同样品格的邯郸文明，偏偏厮守在被现代文明所撂荒的堆堆苍凉的前人遗迹！
不是吗？酸枣树和酸枣林已经成为邯郸灿烂辉煌历史遗址的忠诚卫士，是几千年邯郸沧海桑田变迁的守护者和见证人！几千年来，它默默守护着邯郸祖先留下的累累遗产。它丛丛拥抱，众志成城，与祖先的遗产息息相通，同呼吸，共命运，用他们带有锋针利刺的细干弱枝，捍卫了赵王城战火洗礼后的断壁残垣，七千多年前的磁山人储存的粟仓、核桃和家鸡，保护了高耸的插箭岭、滚烫的铸箭炉、辛酸的照眉池……每当我来到被酸枣树守卫着的前人遗迹面前时，我就听到了邯郸历史咚咚跳动的脉搏之声，看到了邯郸文明曾经的耀眼辉煌，理解了邯郸几千年的慷慨悲壮的史诗！
酸枣树的形象在我的眼里变得越来越高大了，令我高山仰止了！
四
文章说：“它明知道自己成不了栋梁高树，却还是努力地生长着；它明知道自己不可能荫庇四邻，却还是努力地茂盛着。…不鄙己其位卑，不薄己其弱小，不惧己其孤独。与春天紧紧握手，与日月亲切交谈。天光地色，尽纳尽吮。从不需要谁的特别关照与爱抚，完全依靠了自己的力量，长成了那堵峭壁的生命，让人领略那簇动人的风采。”
酸枣树鲜活起来了，有了奕奕的迷人风采！俨然就是具有几千年文明传承、世世代代生命不止、奋斗不息的邯郸人的人格化身。渐渐远去的邯郸先人们的陌生身躯，一个个从酸枣树丛中走来，从我的眼前一一飘过；一曲曲悠远浑厚的黄钟大吕掠过株株酸枣树，回荡在邯郸历史的天空！
在乾坤混沌之际，太行悬崖峭壁上的酸枣树下，走来人祖女娲，抟土造人，炼石补天，开辟了邯山尽头的锦绣河山，造就智慧先民。
在蛮荒愚昧的天地间，磁山台地上的酸枣树丛中，先人们点亮了远古时期的文明之火，烧野垦荒，照亮混沌的邯郸乾坤，他们挖穴筑屋，养鸡种粟，击壤砍石，产出钵钵黄粱，雕琢出的是和氏璧的价值连城，撞击出的是青铜与黑铁的铮铮编钟韶音！
酸枣树丛丛环绕的巍巍都城内，荀夫子劝学声声，公孙龙高声放言，邯郸淳欢声朗朗，平原君率食客三千，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悲歌慷慨；武灵丛台上弦歌声声，美人翩翩起舞，看客醉死梦生；引得寿陵少年桥头蹒跚学步，匍匐而归，几千年贻笑大方。雍容华贵的先人们嘲笑了别人，也故步自封了自己，迷失了几千年的方向。
酸枣丛绵延淹没的插箭岭上，武士们金戈铁马，箭如飞蝗，气吞万里；讲武城内魏武挥鞭，刀光剑影，杀气腾腾；久远的磁州窑内炉火通红，酸枣树脚下的粘土凝固成了流光溢彩的血与火的文明之陶和邯郸旅途中的美梦之枕。
高山之巅的酸枣树引来了滏流东渐，紫气西来。赵武灵王力排众议，胡服骑射，崛起了赵国，也成就了邯郸！
横刀立马的猛将廉颇，光着脊梁，背着一大捆带刺的酸枣枝，找到文质彬彬却能完璧归赵的蔺相如赔罪，酸枣树促成了一代将相的英名。
后来的我们依然可见酸枣树满是荆棘的枝条，却没有学会一代将相的这种风范，只知道把他们称作为负荆请罪和刎颈之交，供后来者凭吊。
酸枣树密布的旷野上，过客匆匆，商贾云集，英才辈出，婉约和豪放结伴，凯旋与悲壮同行。
自荐的毛遂脱颖而出，凭三寸之舌，一言九鼎，合纵抗秦；阳翟商人吕不韦囤积奇货，赚了一个中国的始皇帝，也赚就了一部恢宏的《吕氏春秋》，赔进去的是风烛残年的朽朽性命；窦老先生做帝王之师，也医世间疑难杂症；虞卿与魏齐恪守贫贱相交；鲁大夫柳下惠坐怀不乱；卢公子邯郸旅途遗梦；清白自守的袁聿修瓜田李下；顶天立地的韩厥慷慨赴死；三层门宋太祖千里送京娘；陌上千年美女罗敷，种桑养蚕，浣纱作赋，盈盈秋波翻腾了上千年光景，一潭清澈的湖水成了她永远的泪痕；陈杏元、梅良玉在丛台下的酸枣树旁夫妻南北，兄妹沾襟，感动得天地间梅开二度，风景胜过了红透的酸枣果，也辛酸得酸过了酸枣面！
酸枣林之外、庙堂之上的赵奢奉公守法，也驰骋疆场；赵括却纸上谈兵，四十万先人被白起坑杀，愤怒的肥乡夫人兵浴血疆场，巾帼胜过须眉，《赵都赋》里的王城和祖庙被章邯火烧，酸枣丛中的荒冢孤茔中留下了多少代邯郸人的梦靥和呻吟！
漳河畔的酸枣树上长出了建安风骨，骨中有刺；昭君出塞，化干戈为玉帛；文姬归汉，怀抱胡笳十八拍，拍拍穿透时空；七步诗，步步滴血，写满了斑驳文字串起来的竹简。俊才云蒸，华章霞蔚，铸就了邺城春深的巍峨城汤，铜雀二桥上走过来的是无情的赤壁火光，有多少英雄泪化成了漳水巨浪！
烈日下的酸枣丛中，昂首挺立着犯颜直谏的魏征，他与唐太宗的铜镜一同名垂青史；刚直不阿的李沆，举着燃烧的诏书照亮流芳的千古；尚武好侠的杨露禅、武禹襄在舒展着太极的刚健；鬼脸兰陵王勒马提僵，挥剑铿锵入阵；刘伯承、邓小平纵马太行山峦，驰骋漳河两岸，穿过丛丛酸枣林，挺进中原。
远望酸枣丛林森森，传来程婴药箱里赵氏孤儿的声声悲鸣；隐隐约约的大名府时而万家灯火，时而刀光剑影；广府城头窦建德反旗迎风猎猎，风云变幻，霎时尸横遍野，化作四万六千亩洼淀渔火点点、芦荡森森；楚霸王在漳河畔抛下的破釜沉舟不知是否已被他的子弟打捞回了江东；默默无言的赤岸村农家小院，远离了一二九师昔日的烽烟，恢复了今日宁静的袅袅炊烟；茂盛的酸枣丛日夜默默陪伴着巍巍将军岭上熟睡的英魂。
逐鹿中原啊，中原逐鹿！马蹄声碎，号角声咽。酸枣树下倒下多少烈士，站起来多少丰碑，多少英勇的邯郸儿女折戟沉沙，多少多情的邯郸儿男泪洒莽原！
酸枣树梢悬挂着一抹如血的残阳！久久不肯离去！
五
我咀嚼着酸酸的小枣，迈着沉重的脚步，登上拂袖有声的响堂山峦，面对经文密布的幢幢石窟，始终未读懂它深邃的要义；静静聆听深山密林中古刹的晨钟暮鼓，只有苍凉的悠悠之音在空谷回荡。到浩浩淼淼的九龙湖畔，闲来垂钓，望滏阳河沸沸扬扬，沁河水九曲回肠，多少回夜里挑灯看剑，多少次时空交错轮回，剪不断、理还乱的悠悠思绪，随巍巍太行起伏，伴滔滔漳水流淌。唯有提一壶浊酒，醉卧酸枣树旁，流浪的魂魄才似乎有了依托！梦醒来时，多少荡气回肠的黄粱美梦都随风吹雨打尽！
如今我站在赵王城高高的龙台上，极目放眼酸枣树的家园，叹一声巨人的咏叹调：
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车轮滚滚，钢花飞溅，大厦入云，蛙声如潮，多娇的江山正装点着酸枣树悠远苍凉的梦境，沉睡了数千年后正在明媚春色中苏醒。看，和风吹拂下的古老莽原上，酸枣树不正是这片热土上最壮丽的风景吗？你还会把酸枣树不当风景，把它铲除吗？
酸枣树正吸吮着日月光华，沐浴着岁月的春风秋雨，吐旧纳新，茁壮成长，几千年来一路欢歌，在金色的阳光里高举迎风飘扬的旌旗，挂满串串火红的果实。正如那位作家赞美的那样：
“那酸枣是春光秋色日月星辰的馈赠，是一片浓缩的丹霞云霓。亮亮的，红红的，像玛瑙，像珍珠，像一团燃烧的火焰，像那万仞峭壁的灵魂。”
“并且有很多小鸟常去它那里作客，和它一起歌唱。那歌声清韵悠扬，荡漾山谷。”
是啊，家乡的酸枣树，那是邯郸人固守的灵魂家园！我就是那去作客的众多小鸟中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