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天帮着一位世伯整理家族史料。诺大一门望族，有投靠共党的，有效力国府的，也有遵从祖训，向心学问、不问国是的，百年来可以际会风云言之，可以风流云散言之。而要在繁体字和最终取消施行的第二批简化字间做迅速切换，是帮这桩文工唯一的一点点未料之事。世伯虽开蒙于解放前，打小习繁体字，也会不时写上几个二简字。好在中学时我一位老师喜板书二简字，濡染于目，这时给用上了。老师已经退休，由此想来，后人治七八十年代史怕要多捧一本二简字典吧。
巧的是，这阵子随手在翻陈寅恪的《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陈寅恪开课便讲，魏晋统治者的阶级不同。河内司马氏是信奉儒家的地方豪族，谯县曹氏是出身于非儒家的寒族。“魏晋的兴亡递嬗，不是司马、曹两姓的胜败问题，而是儒家豪族与非儒家寒族的胜败问题。”原来，在儒学成为华夏文化支配思想的过程中，魏晋两朝是一个反复阶段。
思想力量之大，可向宾大历史学教授 Spielvogel 讨借一句话：In human history, the power of ideas is often more significant than the power of empires. Empires 也可以用 forces 来替换。
司马氏是中国皇族中难得的有文化的一门。《汉晋春秋》中有这么一则逸事：晋公（司马昭）既进爵为王，太尉王祥、司徒何曾、司空荀顗并诣王。顗曰：“相王尊重，何侯与一朝之臣皆已尽敬，今日便当相率而败，无所疑也。”祥曰：“相国位势，诚为尊贵，然要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公王相去，一阶而已，班列大同，安有天子三公可辄拜人者！损魏朝之望，亏晋王之德。君子爱人以礼，吾不为之也。”及入，顗遂拜，而祥独长揖。王谓祥曰：“今日然后知君见顾之重！”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王祥不拜并非出于政治上的不敏感。儒家看一个人的行为合不合乎的道德标准，先观其守礼与否。王祥认为，王爵虽尊贵，但司马昭与自己仍属位列同班，跪拜不合礼法，长揖合于礼。出于“爱人以礼”的儒家君子原则，故此选择不拜。而司马昭能讲出“今日然后知君见顾之重”这话，可见他于儒学所识之深。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自汉始，但儒家道德深入小民，怕还是豪门望族身体力行的影响。贫贱阶层出于对权贵中人隆重位望的艳羡而主动吸收其文化，是古今中外文化传播的一条主要途径。民初报人刘成禺在《世载堂杂忆》中提到：“春秋所以重世家，六朝所以重门第，唐宋以来重家学、家训，不仅教其读书，实教其为人，此洒扫应对进退之外，而教以六艺之遗意也。” 洒扫应对进退一类为人之道最为外部化，易于观察摹仿，较之读书与博识，氓庶白丁必第一个为之所化。
当然，正如佛学正义在民间与神鬼怪诞迷信杂糅难分，儒学到了民间不免氓俗化。然而在儒家文化上升时期，氓俗化之利究竟是大于弊。这一阶段儒教根须向下探伸，历经三百年，终为隋唐开科取士奠定基趾，成就此后中国千余年超稳定的社会构制。
刘成禺也在同一则笔记中解释了书香世家与崛起、俗学读书风气的不同：“曰书香世家，曰崛起，曰俗学，童蒙教法不同，成人所学亦异。所同者，欲取科名，习八股试贴，同一程式耳。世家所教，儿童入学，识字由《说文》入手，长而读书为文，不拘泥于八股试贴，所习者多经史百家之学，童而习之，长而博通，所谓不在高头讲章中求生活。崛起则学无渊源，俗学则钻研时艺”。
有次在《三联生活周刊》上看到陈丹燕的访谈，她说女儿的叛逆在自己面前就像打在了棉花上，女儿要穿鼻环，她说你顺便也在舌头上弄一个好哇。觉得这个人有点意思，第一次产生找她书来读的兴趣。《上海的金枝玉叶》主人公的精神很为陈推崇，拿这本作试金石吧。捏着鼻子撑到这一段，实难卒读了：“戴西的丈夫吴毓骧，是福州林则徐家的后代，他母亲的奶奶，是林则徐的女儿，到他出生时，他家已经姓了吴，是清寒的书香门第了。这好象也是一种规律，祖上发迹的时候，家中常常没有什么文化，于是，家里的孩子就被大人要求一心只读圣贤书去。常常这样长大的孩子，单纯脆弱，成为真正的文人。于是，这显赫人家到了下一代，就真正如愿脱尽了官宦气，成了起舞弄清影的书香人家。这样人家的子弟，一双手削长白皙，一颗心全是新鲜主张，由于敏感细腻的过敏气质，许多人还有哮喘，他们往往细致而不实用，像那种清淡的香烟，气味醇而微甜，赏心愉人多过提神。”
其余种种暂且按下，由刘先生的解释可知，陈姑娘对“书香人家”的理解统共错误。
富者财丰赀厚也，贵者权隆位显也。以此准度，《上海的金枝玉叶》作者与主人公可谓富贵中人。然而儒家文化历经“全盘西化”的挑战与“文革”的丧乱，素富贵者，已去儒学之道甚远，所行之富贵，也脱离了传统文化的底蕴。如《金枝玉叶》这般地富贵中人写富贵中人，状若彰明贵族文化，又与那个要集文明精华的“文化” 何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