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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August 1, 2006

 

他第一个冲到中南海报信

 

李玉林:唐山地震“第一报信人”

 

唐山大地震之后4个小时,在交通、通讯基本都中断的情形下,只穿着一条短裤的李玉林从唐山这座孤城驱车赶到了北京中南海,及时向中央反映了唐山的情况,使全国性的救援行动在震后6个小时就得以迅速进行。

  全城百万人被压在废墟之下的危急时刻,李玉林的神速不知道挽救了多少72岁的李玉林成为感动唐山十大新闻人物之一性命,然而,第一时间来北京报信的李玉林却没有顾得上回家抢救自己的亲人,后来他得知,他的14位亲人在这场世纪灾难中遇难。

  作为长子,李玉林的兄弟们有三四年不能原谅他的举动。30年过去了,这个救了无数唐山人的汉子每每回想起来就辗转难眠:“我对得起天地良心,但对不起14个亲人。”

 

  一个电话,救了李玉林一命

  地震前夜书记打电话找李玉林谈心,后来他才发现,这无意中的一个电话救了他一命,可书记却在地震中遇难了。

  匆匆地给李玉林打电话时已经是晚上10点了,听清楚了来意,李玉林问:“采访大约要多长时间?”“两三个小时吧。”“哎呀,时间长了我的身体有点受不了。上个月来采访的有21拨,这个月已经16拨了……”毕竟是72岁的老人了,频繁地接受采访不能不说是一个负担。但是,李玉林他们那一代人,似乎从来不会对他们认为的义务说“不”。

  唐山地震那年,42岁的李玉林是开滦唐山矿工会副主席、党委委员。当时全国能源紧张,开滦煤矿长年三班运转,24小时开工。为了完成开滦煤矿翻两番的任务,李玉林他们几乎是拼了命地在干,连小脚老太太都发动起来下井送水了。李玉林没日没夜地耗在矿上,他的小儿子当时4岁了,居然不认识这个很少看见的父亲。

  1976726日晚上9,李玉林下了矿井,等他筋疲力尽地上来的时候,已经是27日下午6点了。李玉林还不能休息,第二天有一个万人大会,必须检查一下准备工作是否就绪。听完第二天大会的准备汇报已经是晚上9点,李玉林又到生产一线转了转,回办公室的时候11点多了。李玉林这时将近30个钟头没合眼,但他压根没想过要回家,就打算在办公室里凑合着打个瞌睡。

  办公室的电话这时响了,这个电话救了李玉林的命,也间接救了无数唐山人的命。

  电话是党委书记打来的,有事请李玉林过去一趟。李玉林去了,书记语重心长地跟他谈了一次心,说他哪都好,就这张嘴巴是个问题:“你现在是领导了,说话要有分寸……”李玉林明白书记是好心,可也没怎么往心里去。“这个我一辈子学不了。”谈话到了12点多,和书记分手后看离家不远,李玉林决定回家一趟。

  就是这趟回家让李玉林逃过了一劫,因为地震后李玉林发现,他的整个办公室全部倒了,结实的写字台被砸了个粉碎,如果他当时在里面肯定难逃劫难,这时他才醒悟书记的电话救了自己一条命。可那位书记没有躲过地震,这让李玉林想起来就后悔:“后悔没跟书记作个保证,让他带着遗憾走了。”

 

  地震后没回自己家,直奔矿上

  李玉林光脚踹开房门一看,楼梯断了,外面什么都没有了,他的第一反应是:“矿井下好几千人不知道怎么样了?”

  李玉林到家才想起来自己没吃饭,他平常就不常回家,家里也没他的饭。李玉林找了碗米汤喝了,刚往下一坐脑袋就一晕——这样高强度的工作频率,让这条汉子也有点招架不住了。28日凌晨1点多,李玉林才算睡下了,两个小时后,地震来了。

  梦中惊醒的李玉林首先看见了红色的地光,然后变白了,绿色的窗帘都被映白了。然后是地声,“回想起那个地声,现在还毛骨悚然”。开始什么也听不见,后来听到海潮般的声音传来,那是整个唐山倒塌的声音。李玉林他们家的房子所幸没有倒,小儿子被从炕头震到了炕尾,居然还没有醒,只是脸上满是墙灰,和非洲人差不多。

  李玉林光脚踹开房门一看,楼梯断了,外面什么都没有了,他的第一反应是:“矿井下好几千人不知道怎么样了?”邻居家的小姑娘哭着跑过来喊救命,李玉林把两道门踹酥了,救出了里面的一家5口。另一家邻居过来喊帮忙救女儿,李玉林帮着救出了母女两个,但在废墟下护着女儿的母亲已经不行了,挖出来时身体还是热的。

  把爱人和3个孩子扔在了空地上,光脚只穿了条短裤的李玉林拔腿就往矿上跑。李玉林光脚踩在废墟上跑了三四里地,房子全倒了,没有路,周围没有任何亮光,一片死寂,安静得听得见自己的心跳,唐山不存在了。

  又赶了一阵,往右拐400就是李玉林父母的家了,弟兄姐妹都在那里,李玉林很想过去看一眼家人是否平安。可略一犹豫,李玉林继续往矿上跑:“咱们向党举过手的。如果去家里,位置没摆正,对不起政治良心。”李玉林说出了他那个时代人的经典答案。

  李玉林冲到了矿上,看见井架都被扭成了麻花,惊魂未定的年轻同志抱着肩膀出大气,就是不说话,那是被惊吓得开不了口了。矿上救护队的老队长和李玉林特别熟,可他现在根本认不出这个浑身是泥的汉子:“你是谁?”

 

  只有一个念头:向党中央报信

  车在唐山的主干道上开出了几公里,路上一个活人都没有看到,车上的4个人沉默着,一出唐山,他们的眼泪下来了。

  眼前的一切让李玉林更加清醒,他脑子里冒出了一个念头:只有党中央、毛主席能救唐山了。

  军人出身的李玉林确信,必须尽快向党中央汇报灾情,只有部队才能应付眼前的局面,而只有党中央能调动部队。他转身就往回跑,希望能找一辆车。恰巧矿上那辆红色的救护车这时开了过来,车上的司机是崔志亮。崔志亮也是在地震后开着车就往矿上冲,路过家门都没停,事后才知道爱人、孩子全部遇难。“崔志亮这个名字你们不能忘了啊!”李玉林喃喃地像是在叮嘱,又像是自言自语。

  随即赶来的曹国成和袁庆武听说要去北京报信,都说他们也去:“多一个是一个。”凌晨4点多,这辆救护车上了路。车在唐山的主干道上开出了几公里,路上一个活人都没有看到,车上的4个人沉默着,一出唐山,他们的眼泪下来了。

  李玉林在部队当过驾驶员,他分析,地震后越是结实的钢筋水泥桥损毁越严重,因此出唐山最可靠的路线是走木头桥。正是李玉林的这个正确判断,使他们走上了当时能够出唐山的唯一道路。从唐山到玉田县的路上,救护车被沿途群众拦住了十多次,老百姓都想借车拉伤员去医治。李玉林就下来一一跟他们解释:这辆车是去中南海向党中央报信的。

 

  一到北京,救护车直奔新华门

  在新华门门口车停了下来。老远立刻跑过来两个民警,看见光着身子、头上是血、满身是泥的李玉林,都惊呆了。

  (上接B12)到了玉田县他们直扑县委,但电话往哪里都打不出去,他们必须继续向前。在蓟县县委,电话仍然打不通,却意外遇到了国家地震局派出查找震中的人马,简单交流情况之后,由袁庆武陪同地震局的人原路返回唐山,地震局的一位同志上救护车和李玉林一起去北京报信。

  车上的几个人神经紧张到了崩溃的边缘。到了北京通县的一个单位,李玉林下车向门口的大爷借电话往北京报信,大爷都糊涂了:"你怎么回事?这里已经是北京了!"救护车从红庙进入了北京城,北京已经感受到了来自唐山的震感,密压压受惊的人群顶着瓢泼大雨聚集在马路上。

  去地震局已经来不及了,救护车直奔新华门,在门口车停了下来。老远立刻跑过来两个民警,看见光着身子、头上是血、满身是泥的李玉林,都惊呆了。

  明白怎么回事之后,经民警指引,早上8点多一点,李玉林他们到了国务院接待站。这个时候,几位从唐山乘飞机来北京报信的空军军人也赶到了。李玉林在雨水中洗了一下脸和手,穿上了途中借的一条半大孩子的裤子,披上一件修车时穿的满是油污的棉衣,准备向中央领导汇报。

 

  向总理哭诉:唐山平了…

  见到中央领导,他们紧绷的神经一下放松了,几乎迈不动步子,李玉林差不多是被李先念和另一位领导搀到了会议桌旁。

  在中南海等着他们的是几位副总理。李玉林一行刚走入紫光阁,几位副总理小跑着迎了上来,一边问:"哪位是李玉林同志?"当听到领导问家里情况怎么样,李玉林哭了:"不清楚。唐山平了,100多万人都压着……"李玉林他们一直紧绷的神经忽然一下放松了,几乎迈不动步子,李玉林差不多是被李先念和另一位领导搀到了会议桌旁。

  他们到来之前,中央没有关于唐山地震的任何具体情报,李玉林他们为全国对唐山的救灾工作抢出了整整一个白天的时间。

  陈锡联问李玉林,能不能画一张唐山市草图,标出当时还可以进唐山的路口。李玉林迅速地画了一张地图,除了各个道路出入口,还大致标明了各机关、厂矿。陈锡联看见草图画得十分清楚,问:"你当过兵吧?是什么兵?""汽车兵。""太可惜了,应该当军事干部。"

  在李玉林的建议下,解放军、全国各大煤矿救护队和各个省市医疗队立刻紧急奔赴唐山,中央救灾会议边进行边落实了这些具体措施。

  上午11点,李先念让李玉林他们先吃饭,李玉林头晕恶心,吐出来的全是水,根本吃不下东西。军医看了之后,说是因为太紧张,一放松反差太大。临走的时候,中央领导坚持把他们送出大门,要他们转达唐山人民要坚强起来,"这句话像昨天说的"

 

  对得起良心,但对不起亲人

  李玉林家里有14人在地震中遇难,作为长子,他的兄弟们有三四年不能原谅他没抢救亲人的举动。

  那次报完信从北京回来,李玉林才知道,他家里有14人在地震中遇难,作为长子,他的兄弟们有三四年不能原谅他先去报信而没有抢救亲人的举动。

  30年过去了,这个救了无数唐山人的汉子每每回想起亲人就辗转难眠:"我对得起天地良心,但对不起14个亲人。"说到这里的时候,李玉林一口一口地吸着烟,屋子里一时沉默。

  李玉林的英勇行为对他最大的影响,就是后来作的近千场报告。19768月中旬,李玉林在唐山军用飞机场为两万救援部队官兵作报告,此后李玉林开始了9个月的巡回报告,这期间他的足迹遍及全国各地。

  1979年,李玉林随河北抗震救灾报告团赴大连。报告从早8点开始,李玉林讲了不到10分钟,礼堂忽然停电,紧接着几百名工人拥入礼堂高喊:"我们要听唐山人民的报告!我们要见李玉林!"大连市临时决定,报告改为下午3时进行,全市机关、工厂、学校通过有线广播集中收听。那一天,李玉林整整讲了3个半小时。高强度的各地奔波累垮了李玉林,他为此大病一场。

 

  他说,我这一辈子活得值

  对于李玉林飞车报信的功劳,唐山人爱说:"那么大的地震也没能把李玉林砸晕了。"这话让李玉林听着亲切,对他来说也足够了。

  1994年,李玉林从开滦煤矿退休,因为一些政策上的问题,当年是工会副主席的他退休时身份竟然成了工人,可这事李玉林并不很挂在心上,还是把单位的事情当做自己的事。

  对于自己身份的变化,李玉林从来不谈:"我无愧于人民,别人怎么对待我是别人的事。"对于李玉林飞车报信的迅捷,唐山人爱说:"那么大的地震也没能把李玉林砸晕了。"这话让李玉林听着亲切,对他来说也足够了。

  30年来,李玉林先后接受过500家以上的媒体采访,有些变化他看得很清楚,但是他想不通。近年有些电视台联络李玉林请求采访,并且事先申明将付采访费用。采访结束,费用的事情就一字不提了,甚至连李玉林的电话都不接。李玉林的退休收入虽然不多,但对这位老工人来说,钱从来不是问题。他弄不懂的是,为什么现在的人连起码的信用都不要了?

  现在,李玉林的3个儿子都已经成家立业,基本不用他再操心。种花养鸟之外,李玉林花了5年时间写了一本回忆录,书上当然有当年飞车北京的壮举,但在回忆录里这只是一小部分,70多年的经历有太多东西要翻阅了。李玉林的总结很简单:"我这一辈子活得值。"

  没有几个人能够像李玉林说这句话时那么有底气。

 

   出处:华夏时报2006年7月27日

  作者:王青笠

   转载时间:2006年8月1日

 

  链接:http://www.chinatimes.cc/content/list.asp?id=24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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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February 8, 2006

另一个反面的证据,是鼎鼎大名的“裴多菲俱乐部”。

  无论从哪种意义上讲,裴多菲俱乐部在匈牙利事件中确实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拉科西曾经在下台前夕,称裴多菲俱乐部的活动是“反党反人民的”,说它的成员是“集合在纳吉周围的右派分子”。

  在匈牙利事件后,几乎所有将匈牙利事件定性为反革命的人都说,裴多菲俱乐部是资产阶级的文人组织,是反革命的舆论工具,是反革命事件的发起者和组织者之一。

  实际上,裴多菲俱乐部的领导机构——执行局的20名成员中,有13人是共产党员。其中有匈共青年组织——青年联盟的中央书记、宣传部长和布达佩斯青年联盟书记;还有一些科学家、新闻记者、作家和大学生。这个旨在争取民主自由的团体,从1956年3月成立以来,多次组织召开群众大会,就拉科西的政治路线进行讨论和批判。拉科西的下台,拉伊克的平反,纳吉的上台;尤其是对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的思考和批判,对社会主义民主、改革的争取等,裴多菲俱乐部都起了巨大的作用。

  在裴多菲俱乐部,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位叫佐尔坦·多哈尼的保安部中校,工人出身,行为粗野。保安部军官身上所有的专横、优越感他身上都有。他说过,一个保安部的下级军官胜过一个警察局长,甚至一个部长。

  1956年春天,多哈尼中校和另外几位保安部军官被派到裴多菲俱乐部参加各种集会,并要求他们将那些演讲者的思想言论记录下来以向保安部汇报。

  后来,他们参加各种讨论的次数越多,受到他们从未听到的改革思想的影响越大。结果,他和另外被派往裴多菲俱乐部的保安部军官共同写了一份备忘录,表示赞同裴多菲俱乐部的观点,赞同党内改革派的主张。

  拉科西为这件事大发雷霆。在拉科西的责令下,保安部要这些人选择:要么撤回签名,要么受到审判。

  许多人屈服了,只有佐尔坦·多哈尼拒绝改变自己的立场。他被撤销职务并开除军籍……

  这位中校的下落没有人交待过,他会不会在10月事件中成为一位有军事经验的战斗者呢?

  这就是裴多菲俱乐部,这就是裴多菲俱乐部的影响。但必须说明的是,即使裴多菲俱乐部确实对匈牙利事件有过我们说的这些重大影响,也仅仅限于运动的初期。

  那么,在10月23日事态扩大之后,除了苏联的坦克之外,到底哪一个人和哪一个组织能具有权威和力量,能在匈牙利历史上写下生死攸关的一页?

  这是纳吉和他的新政府——尽管这个答案仅仅是相对而言。


  ●该做的,纳吉都做了——十分艰难地做了。他在一周内所做的事甚至比一个幸运的政治家一生所做过的都多。

  历史上很少有哪一位政府首脑会比纳吉在1956年10月24日后短短几天里所面临的危机更深重,更多——

  被仇恨、被希望、被流血、被外国坦克、被无政府状态刺激得狂暴而又茫然的人民;

  已经下台而怀着敌意的政敌;

  准备上台而偷偷窥视的反对派;

  想以武力维持秩序却引起了民族冲突的苏联军队;

  妄图复辟旧制度的法西斯右翼分子;

  趁机混水摸鱼的流氓、犯罪分子……

  这些就是纳吉政府——仓惶中刚刚成立一天的新政权在10月24日所面临的局势。

  处理这些问题中的任何一个,都需要政治家有冷静思索、稳妥处理的时间和机会。政治常常需要耐心、需要退却、需要等待,然后才可能决断、进攻。这些纳吉都没有,他必须迎上去,没有丝毫思考、迂回的余地——

  10月25日,纳古宣布免除格罗的职务;

  10月26日,讨论改组政府;

  10月27日,宣布新政府成员名单,非共产党人进入新政府;

  10月28日,匈共领导由一个6人主席团接管;同日,纳吉要求与苏军指挥员进行撤军谈判。

  10月29日,为恢复布达佩斯的秩序,成立了由军队、警察和暴动者组成的国民警备队;同日,宣布废除一党制,建立多党制政府。

  10月30日,宣布多党制政府内阁成员名单,其中共产党(劳动人民党)3人,小农党2人,民族独立党1人,社会民主党1人;同一天,纳吉代表政府促请苏联军队立即开始从布达佩斯撤退;也是这一天,纳吉任命了新的国防部长、布达佩斯驻军司令。

  10月31日,宣布解散匈牙利共产党(劳动人民党)重建新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当然还是社会主义政党);这一天,纳古宣布苏军将撤离布达佩斯;宣布取消国家安全局;宣布起事者将编入国家的武装力量组织;宣布提高工资和退休金,调整工资……还是这一天,以纳吉为首的匈牙利政府代表团与以米高扬为首的苏联代表团举行会谈。纳吉提出4项原则:

  一、立即撤回苏军;

  二、匈牙利退出华沙条约;

  三、匈牙利重新确立多党制政权;

  四、准备自由选举……

  ……

  从10月25日到10月31日,一周时间,哪一个政治家,哪一届政府处理过如此众多的问题?这些问题中,哪一条不是涉及到一个民族的命运?不是涉及到半个世界的命运?

  我们可以说纳吉的这些措施不全是正确的——哪一个政治家敢说他面对如此纷乱严重的政治局势,可以不犯错误?但如果说纳吉在1956年10月的最后几天是软弱无力、束手无策则不公平!

  纳吉都做了——十分艰难地做了。他在这一周内所做的事,甚至比一个幸运的政治家一生所做过的都多。

  可是采取了这些重大步骤,取得了这些明显进展后,纳吉就可以松一口气、读者也可以松一口气了吗?

  本来是这样的,连苏联都在10月30日发表政府公报说:“纳吉政府得到了人民的支持”,“从匈牙利全国各地源源而来的报道表明,工人支持新政府,并赞同它的纲领。”

  然而——这是一个该诅咒的然而——历史上常常有许多说不清楚的谜,有许多无法预料的偶然。既然历史一开始就给纳吉和匈牙利安排了一场悲剧,匈牙利人便只好用鲜血来浇灌民主和独立之花;纳吉也只好为他的政治信念而牺牲他的生命。

  谁能逃得过历史的劫难呢?


十一

  ●苏联大军压境,纳吉采取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领袖所敢于采取的最重大行动——废除华沙条约,宣布匈牙利中立;同时,纳吉的好几位部长失踪了……

  10月的最后几天,尽管动乱尚未平息,尽管还发生了攻占市委大楼的惨案,但有两件事表明,匈牙利局势的好转已经指日可持:

  一是民间分散的武装力量正在组织起来,并逐渐控制到以工人阶级为主的人民手中。许多军工厂——尤其是全国最大的“兰帕尔特”军工厂的工人都武装起来,并用他们自己生产的武器把其他工厂和当地居民也装备起来。

  民间武装力量中两支最大的队伍都是由工人组成:一支是由切佩尔岛的青年工人山多尔·安乔尔指挥。他18岁参加匈牙利共产党;另一支由布达佩斯附近的工人蓬格拉滋兄弟领导。他们拥有反坦克武器和十几辆破旧的苏式坦先。

  在1956年10月,他们的名字是尽人皆知的。苏联第二次出兵后,山多尔·安乔尔被俘并被判死刑,他临刑前的遗言是:“宁愿死去,也不在耻辱中活着!”蓬格拉滋兄弟则在失败后率领他们的队伍撤到西部边境并超过边界。

  军官学校的学生也投入到人民之中。一些陆军兵营打开了武器库向群众分发枪支。由于苏联坦克的出现,人民获得了更多的武器并与警察和部队并肩作战。当然,与苏军的武装冲突也干扰了人民尽快地控制局面、平息动乱。

  另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是,所有的这些民间武装力量都被编入国家的武装力量组织——国民警备队。

  10月29日,武装部队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了联合司令部。国防部高级军官基拉伊·贝拉少将被选为总司令,布达佩斯警察局长山多尔·科帕奇上校被选为第二司令。他们都是匈共的老党员。

  大会确立了武装力量的任务——尽快恢复公共秩序!

  仅一周时间,匈牙利形势基本明朗,尽管各阶层的人都在行动,“但行动的主力是工人阶级”;尽管有反动分子干扰、有流氓地痞混水摸鱼,但在10月的最后日子里也有过这样的奇迹:在橱窗玻璃被粉碎了的珠宝商店边,有暴动者站岗,谁也不许染指这些贵重物品。

  这是1956年10月一个非常辉煌的成绩。在动乱初期的小混乱和苏联第一次出兵引起的大混乱之后,有了这些重大步骤,我们可以指望工人阶级和新政府完全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匈牙利问题。

  纳吉政府加紧了与苏联关于撤军的谈判;苏联政府也于10月30日发表声明:“鉴于苏联军队继续留驻匈牙利可能导致局势更加紧张,苏联政府已经指示自己的军事司令部,一俟匈牙利政府认为必要,即将苏联军队撤出布达佩斯。”

  这个声明是值得称道的,是鼓舞人心的。

  匈牙利事件期间,一直在两国政府之间进行斡旋的米高扬在这个时候,曾对匈牙利新成立的武装力量的负责人说:“我们现在必须离开贵国了,请你们尽力协助纳吉同志。”

  同时,米高场又握着纳吉的手说:“纳吉同志,凡是该拯救的都要拯救!”然后两人拥抱,热泪盈眶。

  米高扬把匈牙利的命运交给了匈牙利人,把半个世界的命运交给了这位政治家的这次伟大实验。

  这是一个让人落泪的场面。

  大家都知道匈牙利人接过的这种嘱托有多么沉重。

  纳吉知道自己肩上的历史重负,但他是满怀信心的。

  纳吉在此历史关头宣布:“两国的军队领导人将举行会晤,坦克将撤离首都;3个月之内苏军全部撤离匈牙利。我们将举行普选;各民主党派可以提自己的候选人……社会主义成果当然不能倒退;土地、银行、工厂将继续掌握在国家手中。”

  与苏军的谈判开始了。匈牙利方面由国防部长马勒特尔为首席代表。谈判先在匈牙利议会大厦,后在苏军总部。马勒特尔每隔半小时向政府汇报一次谈判的细节。

  会谈的气氛是令人愉快的。重要问题已经解决,他们进一步协商的只是关于撤军的技术性问题:苏军的告别讲话,向撤退部队献花,战争物资的运输问题……

  然而,就在这种喜庆的气氛下,却有消息传来:更多的苏联军队正在向匈牙利挺进。

  纳吉召见了苏联驻匈牙利大使安德罗波夫,请他就此作出解释。

  安德罗波夫说,苏联政府将遵循有关撤军的声明,至于匈牙利政府所观察到的部队动向只是一种撤离的方式。

  10月31日,纳吉再次召见安德罗波夫。他说,“军事专家已无可辩驳地证实,新的部队已越过边境,因此,匈牙利直布退出华沙条约组织,并立即生效。”

  当天下午,安德罗波夫又被请到议会,正式将退出华沙条约、宣布中立的文书递交给他。

  11月1日,纳吉致信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郑重宣布——

  阁下: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以它的外交部长身份荣幸地通知如下: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政府已经获得可靠消息:更多的苏联部队正在开进匈牙利来。部长会议主席以外交部长的身份召见了苏联驻匈牙利特命全权大使尤·安德罗波夫,并且对更多的苏联部从开进匈牙利提出了他的最强硬的抗议。他要求这些苏联部队立即马上撤退。他通知苏联大使说,匈牙利政府立即废除华沙条约,同时,宣布匈牙利中立。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政府在1956年11月1日宣布中立。因此,我请求阁下立刻把匈牙利的中立和4大国保卫这种中立的问题,列入即将举行的联合国大会的议程。

  历史向纳吉政府和匈牙利民族显露出狰狞的面目。

  随着这一令人心惊胆战的凶兆出现的,是一个来自内部的更加凶险和不祥的消息——新政府的部长失踪了。

  11月2日,纳吉召见了他的武装力量负责人。纳吉摘下夹鼻眼镜,用深深忧伤的目光注视着他的部下说:“提一个简单的问题:你们知道内务部长现在何处?”

  没有人知道。

  纳吉和他的办公室主任交换了一下眼色后继续说,“第一书记卡达尔也同样无从寻找。”

  所有的人都被这耸人听闻的消息惊呆了……


十二

  ●1956年11月4日是广播史上的一个耻辱——政府在电台广播里寻找国防部长以及去苏军总部谈判而失踪了的军事代表团;总理在电台用四种语言向全世界通报外国军队攻进了匈牙利首都;作家在广播中向全世界呼救:“救救匈牙利……”

  苏匈两军领导人的谈判还在继续。到11月3日下午,国防部长马勒特尔还电告政府,说谈判仍在进行。而此时,苏联军队有20万人,12个师——其中8个坦克师,正向通往布达佩斯的主要公路上的两个作战地集结。

  将近午夜,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主席伊万·亚历山大·谢洛夫将军带领着几名全副武装的军人,突然出现在特克尔的苏军总指挥部,他们冲进正在进行苏匈会谈的谈判厅。

  谢洛夫手握大毛瑟枪,他的随从立即包围了谈判桌。

  “你被捕了!”这位苏联将军向东道国的国防部长宣布。

  马勒特尔从座位上跳起来,迅速地摸到腰间的手枪。但他马上改变了主意,只是仰天大笑一声:“哈哈!原来如此……”

  匈军代表团成员全被解除了武装。苏联人把他们单独囚禁起来,然后用一架小飞机把他们送到一个兵营关押起来。

  政府与谈判代表的联系中断了。纳吉政府派出一辆匈牙利军队的坦克,炮塔上挂着一面大白旗,开往苏军司令部,去寻找参加谈判的匈方代表团。

  这辆坦克一路上不断地用无线电发回消息:

“我们已经到了特克尔……我们停车……有士兵向我们跑来……我们要下车向他们的指挥官报告了……”

  守在无线电接收器前的纳吉听到了俄国人的说话声,以后,便什么也听不见了……

  人们面面相觑,然后把视线移到他们的总理身上。

  纳吉沉默着,没有流露出丝毫惊慌的神情,有的只是疲惫和深深的绝望。

  到此时,这位在苏联生活过15年的匈共领导人已经放弃了任何幻想。

  苏联军队第二次开进了布达佩斯。这一天是1956年11月4日。

  匈牙利人不会忘记11月4日。

  11月4日曾经有过美好的希望。这一天是星期日,纳吉政府曾经制定了“星期日行动计划”——要在这一天彻底清查首都,要在这一天实现除士兵和国民警备队外,将不再有任何武装分子。

  为了这个计划,国民警备队和80多个大工厂的工人委员会、十多所大学将采取联合行动。

  有了这样的行动,历史在分娩的阵痛之后,将诞生一个新的匈牙利;有了这样的行动,布达佩斯街头将不再有动乱,工厂将复工、机关将办公、商店将营业,孩子们将背起书包上学——匈牙利人已经流过血、已经付出过代价了,他们应该得到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

  然而,这仅仅是匈牙利人的计划,仅仅是11月4日的理想;现实的11月4日是沉重的。

  11月4日凌晨4时,轰鸣的坦克声粉碎了这些理想和计划。

  头天晚上,纳吉没有回家,他留在国会大厦,沉着地等待着最后的灾难。这是具有深刻绝望的人所有的那种沉着。

  纳吉以极大的权威拒绝下达武装抵抗的命令,他不愿意让匈牙利人无谓的流血。他对要向他汇报工作的战友说,“已经毫无益处,我的朋友,谢谢,谢谢各位。”

  他的政府历经了13天艰难困苦的生存后,结束了自己的使命。纳吉能做的只是向全世界宣布死亡前的最后存在。

  纳吉尽到了一个国家元首的最后职责。

  清晨,纳吉在国会大厦用4种语言向全国、全世界,向人类的未来广播:

  “我是匈牙利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伊姆雷·纳吉。苏联军队已于今天早晨开始进攻首都,公然企图推翻匈牙利合法民主政府,我们的军队正在战斗,政府依然存在。我向匈牙利人民和全世界通报这一情况。”

  但愿世界上任何一个电台将永不再播放这样的广播,但愿所有国家的人民都不会听到他们的领袖作这样的讲话。

  这真是广播史上的耻辱和不幸。

在播出纳吉的广播讲话之前,电台一直反复播出一个军人的声音:“国民政府主席纳吉在呼唤国防部长帕尔·马勒特尔、总参谋长伊斯特万·科瓦奇将军以及其他昨天22点去苏军总司令部、但现在还没有回来的代表团成员。他命令他们返回,立即行使他们的责任!”

  纳吉的广播讲话之后,广播里传出来的是匈牙利著名作家哈伊震撼人心的呼吁:“我向全世界,向全世界的知识分子呼救!请帮助我们吧!”


十三

●纳吉的改革——从取消国家保安局到废除一党制,即使是社会主义的,也是1956年的历史所难以接受的社会主义。

  苏联的第二次出兵也是应匈牙利政府邀请的。这个政府就是11月4日宣告成立的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它的主要成员正是3天前失踪的纳吉政府的部长们。

  我们不应该对一个国家的政权更替说三道四,何况这个政权的首脑卡达尔也是一个斯大林主义的受害者,一个在拉科西时代蹲过监狱、服过苦役的政治家。为此,我们必须将1956年留给我们的另一个难题——如何评价匈牙利在半年之内成立的第三届政府——暂时放一放。而回到我们先前的思路:纳吉的改革和失败的经过。

  纳吉于11月4日和他的追随者42人躲进南斯拉夫驻匈牙利大使馆,并获得了政治避难权。

  纳吉彻底失败了,他的一切都失去了,只剩下失败者自身的检讨和胜利者对他的命运的宣判。

  纳吉的改革方式与赫鲁晓夫完全相反。赫鲁晓夫主要致力于经济体制改革,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几乎无建树可言;更重要的区别是,赫鲁晓夫的改革是用官僚反对官僚——即用技术官僚取代政治官僚,他没有试图以民主政治(这是社会主义的原则)去取代官僚政治(这是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或者说是社会主义的异化状态)。这两条是赫鲁晓夫失败的主要原因。

  纳吉是在匈牙利面临着深刻政治危机时主持政府工作的,他当然只能从政治体制的改革着手而无暇顾及经济体制改革;第二,纳吉的改革一开始就由人民参与,可以说是政治家与人民携手并进,甚至还可以说是被动于人民的政治热情和政治愿望。

  在这主要两点上,纳吉与赫鲁晓夫完全不同,然而他们的结局却是相同的——赫鲁晓夫失败了,纳吉也失败了。

  我们绝无责备人民的意思,我们绝不认为政治——尤其是社会主义政治,只是政治家的事;我们绝不相信没有全社会的关切、参与,社会主义的改革就可以成功。

  我们要说的是:在1956年,匈牙利人民所爆发出来的更多是狂热,却很少理智;更多是对过去的仇恨与报复,却很少对未来的思考。它不象10年以后,由捷克斯伐克全民族发起的那场伟大的改革运动。那一次,捷克斯洛克人不仅满怀对旧制度的仇恨,而且还体现出一个民族的智慧和意志,表现出经过几十年痛苦思索的成熟。这些,在1956年的匈牙利人身上是不够的。

  这是历史的局限,也是纳吉的不幸,他被人民的狂热推去攻打历史,却没有坚固的后方阵地,没有精心策划的作战部署。他只能前进,只能冲上去……

  他取消了国家保安局,他改组了武装力量。这些都没有关系,尽管会发生一些混乱,但人民最终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来维护社会的安定。

  他彻底改组了政府。这是应该的,让那些腐败的、与人民对立、被人民憎恨的人退下去,让一些为人民信任的人站出来。

  他直布退出华沙条约组织,实行中立。问题出现了:在那个夸大阶级斗争的年代,在那个不是朋友便是敌人的口号下,这一举动无疑使纳吉成了“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成了匈牙利事件是资本主义复辟的证据,成了邀请苏联出兵干预的堂而皇之的理由。然而,在今天看来,不入伙、不结盟照样可以干社会主义。道理就这么简单。

  纳吉直布了取消一党制。问题严重了,这无疑取消了共产党的领导,取消了社会主义。当时,即使在同情匈牙利事件、赞同纳吉的许多的共产党人中,都认为这是纳吉对反动派的让步,认为纳吉走得太远了。

  这个问题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复杂的。今天,只有欧洲共产主义者才承认纳吉在1956年实行的、在多党合作的基础上成立社会主义政府的可能性。我们暂时还说不清楚这个问题。现在能说的只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从来没有说过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是一党制;我们还能说的是,接任纳吉的匈共领导人卡达尔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曾说过,“如果当时保留了多党制那就好了”。

  为什么好?因为取消多党制,不仅对反对意见,连不同意见都不能容忍了。党内生活只剩下千篇一律的赞同,这对社会主义政治的毒害可以说是致命的。

  纳吉在人民政治热情的驱使下所采取的这些改革措施,到底应该如何评价,也是一个难以说清的问题。我们只能说,即使这些措施是社会主义的,也是1956年的历史所难以接受的社会主义。

  我们说这些并不是要证明人民是盲目的,纳吉是清醒的,也并不证明纳吉超越了历史,超越了他的人民。纳吉最后几天所采取的重大行动不能不归之于人民的愿望和敦促。这就是匈牙利人民在短暂的狂热和混乱之后,所作的对未来的思考和选择。

  这也是1956年的另一个事实。在这里,我们特别是提一下匈牙利工人阶级和他们的工人委员会在匈牙利事件中的作用。


十四

●几十万人的自发行动难免有狂热、有盲目、有混乱。但人民终于找到了表达自己力量和意志的形式——工人委员会。

  我们已经说过,在匈牙利事件中,行动的主力是工人阶级。这种状况即使在11月4日以后的好几个星期中也是这样。

  纳吉政府被推翻了,新政权的领导并没有立即回到布达佩斯。此时,在匈牙利,由民主选举产生的各革命委员会、工人委员会实际上领导着人民——组织反抗运动,与苏军进行谈判。11月上旬,中央工人委员会成立,同时宜布,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总罢工,直到苏联军队完全撤离为止。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央工人委员会进行了公开的、有效的活动。它直接参与政府的政治事务,并以主人身份跟苏军接触。一些重大会议也通知政府和苏军总司令部的人列席,以向他们宣布表达了工人阶级意志的重大决议。

  新成立的工农革命政府曾同意工人委员会和各革命委员会作为政治协商组织,帮助政府工作。

  11月23日,不少苏军高级军官被请到中央工人委员会参加会议。这天是匈牙利事件一个月纪念日。

  下午4时,中央工人委员会主席山多尔·拉茨突然站起身来向全场宣布:

  “从现在开始,一小时内,人们在首都大街上将看不到任何活的灵魂。我们用这种方式来纪念我们那些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阵亡的殉难者。我们在座的所有人要静默一分钟。”

  这是匈牙利工人阶级的觉悟、尊严和力量的体现,它迫使苏联军官承认了匈牙利工人阶级的权威。

  苏联军官也和工人一样站起,唱匈牙利国歌,并同样脱帽向一个月前死于暴乱的牺牲者致哀。

  苏联军队承认了工人委员会的权威,承认他们匈牙利工人阶级的真正代表。苏军总指挥部甚至还给工人委员发放了允许携带武器的通行证。

  12月初,当在南斯拉夫使馆避难的纳吉走出使馆并被苏军劫持后,中央工人委员会曾指示所有的工厂,在纳吉返回之前实行总罢工。当时,所有的工业部门都停止了生产。连机关、学校、服务行业也关闭了。

  要说明的是,这些工人委员会的组成完全是自发的,它的领导成员是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在1956年底,工人委员会确实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这难道不是10月的成果?不是用鲜血换得的社会主义民主形式?

  遗憾的是,这一民主形式只存在了一个多月。

  1956年12月6日,中央工人委员会的领导成员被请到苏军总部。还是那位逮捕了国防部长的苏联将军谢洛夫宣布了他的命令:

“该结束了。你们不要再向我们提出任何过份的要求,也不要无限期地延长罢工。你们应该为我允许你们重新离开这间房子而感到高兴。”

  

12月8日,政府明令取缔各类工人委员会、革命委员会。

  12月9日,中央工人委员会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它的一些由匈牙利所有工厂通过民主选举出来的领导人也在家中被捕。

  工人没有屈服,作为回答,已被取缔的中央工人委员会干12月11日宣布举行全国新的总罢工。

  12月中旬,工人、群众在与政府的对抗中发生了武装冲突。这结果是更多的工人领袖遭到逮捕;同时对纳吉的个人命运产生了悲剧性影响。

  作为一个新政权,为了尽快恢复秩序,尽快恢复濒临崩溃的经济生活而对动乱诉诸武力,或许可以理解。但我们不同意说这是唯一的解决办法,除此别无选择;而如果要给这种镇压打出捍卫社会主义的幌子,要给工人委员会安上被反革命分子利用、按反革命的指示行动的罪名——这几乎成一切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国家压制民主的通用理由——则让人更加难以接受!

  南共领导人卡德尔在1956年底就为匈牙利事件中的工人阶级作过辩护。

  卡德尔说:“硬说工人阶级在获得自己胜利的11年后,跟着反革命跑了,这难道会使社会主义的良心感到安慰吗?即使我们假定这是完全正确的,我们毕竟还应当提出这样的问题:这种情况下应该对工人阶级使用大棒呢,还是应该对把工人阶级弄到使它不得不起来反对自己的历史利益这种荒谬地步的政治制度使用大棒?”

  为了恢复秩序,为了拯救社会主义而必须诉诸武力——甚至是外国武力。这是匈牙利事件自始至终所遵循的逻辑。可是人们忽视了这么一个问题:如果恢复的是旧秩序呢?如果挽救的是他们正在批判的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呢?那么匈牙利付出的代价就不仅仅是镇压中的流血和死亡了。

  这一点不幸被事实证明了。

  历史刚跨入1957年,新的政治恐怖又笼罩着布达佩斯。

  1957年元月19日,“一夜之间,在布达佩斯逮捕了2000多人,其中有著名作家、工人领袖和党内受尊敬的异议人士。”

  当天夜里,在福乌察监狱的大院内进行了屠杀。

  这次镇压的结果是20万匈牙利人——绝大多数是青年离开了匈牙利,这在人民中造成了“一种恐怖心理,好象虽然没有了拉科西,但新的拉科西时代重新在匈牙利出现”。

  这就是匈牙利付出的代价。

  假设历史在1956年作另一种选择:让工人阶级和更多的人民群众参与政治、运用民主权力呢?很可能人民大众会犯一些错误——政治家就不犯错误吗?——会在初期出现一些混乱,造成一些损失,但我们能不能指望他们迅速成熟并建立一种新的秩序呢?

  谁也不应该作否定的回答——如果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如果他愿意相信人民的力量、一个民族的智慧的话。

  如果可以肯定这种回答,那么我们要再一次说:不愿为民主付出代价,便会为专制付出更大的代价。数千人被捕被杀,数十万人逃离祖国,证明了这个真理;纳吉的悲剧结局也证明了这个真理。


十五

  ●纳吉被判处绞刑。当这次以社会主义名义进行的处决执打时,这位中欧的伟大政治家为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们留下了一声既痛心又费解的呼声:社会主义的、独立的匈牙利万岁!

  11月4日,纳吉和他的41名政府要员及家属,刚躲进南斯拉夫大使馆,苏联的坦克装甲车便包围了使馆大楼。

  避难者和大使馆都经历着难以形容的困难。苏联向南斯拉夫施加压力,要他们交出纳吉;大使馆受到机枪射击,有外交官被打死;“难民”的治病、吃饭成了问题。

  匈牙利新政府对纳吉的态度比较宽厚和矛盾;有人建议同纳吉谈判,有人则认为不妨让纳吉去建立一个独立的政党。

  纳吉等人在大使馆内渡过了17天后,由于南斯拉夫的多方调解、谈判,匈牙利政府终于在11月21日致函南斯拉夫政府,表示匈牙利新政权“不想就纳吉和他的集团的成员过去所做的事实行惩处”、“他们将自行离开南斯拉夫大使馆并自由地返回自己的家……”

  南斯拉夫和纳吉都接受了这一条件。

  11月22日,也就是在匈牙利政府发出保证的第二天,匈牙利政府派出一辆公共汽车接这些难民回家。车刚开出了大使馆,就被苏联装甲车包围。

  苏联军官闯入车内,将两名监督执行这一协议的南斯拉夫外交官拉出车外。

  在苏联坦克的监护下,这辆公共汽车开到了苏军总司令部。纳吉和他的朋友拒绝下车,但被强行拉出来。难民中的妇女孩子也遭到同样对待,吓得直叫。

  第二天,新闻界发表一条消息说,纳吉和他的朋友“根据自己的要求”去了罗马尼亚共和国。

  纳吉被劫持的消息使全国为之震惊,中央工人委员会向全国所有工厂发出号召,实行总罢工,直至纳吉回来;同时,中央工人委员会就纳吉的安全向新政府提出质询。

  11月26日,政府通过电台答复:“我们说过,对纳吉和他的朋友们的言行不予法律追究……我们将遵守这一诺言,我们不认为他们的外出是永久性的。”

  然而,人民的支持和政府的保证都未能挽救纳吉的命运。

  在罗马尼亚,纳吉和他的同志们受到了审讯。他们被要求承认13天的政权是反革命、反社会主义的。这是他们返回匈牙利的条件。

  纳吉拒绝了这场交易,并断然否认了指责他的任何罪名。

  于是一天早晨,这位政府首脑被拷上手铐,带进一架苏联军用飞机。走进机舱内,他的部长们已经坐在那儿,也戴着手铐。

  纳吉的政府就是这样返回了他们的祖国。

  对这位有40年党龄的共产党人、这位社会主义政权的最高领导人、这位对现实社会主义进行过重大改革的政治家的审判开始了。

  这是一次历史对人的审判。

  审判的另一方也是一个社会主义政权的法庭;审判是以社会主义名义进行的。

  审判一开始,这两个不同的社会主义就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较量。

  检察长以庄严、冷峻的声音问了第一句话:“职业?”

  纳吉站立起来,扶正他的夹鼻眼镜,平静地说:“匈牙利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

  检察长愣了一下,大厅里一片沉寂。

  此时,历史胆怯了,法律也胆怯了。

  庭长拉多轻轻地对不知所措的书记员说;“前部长会议主席。”

  纳吉立即给予反驳,但声音依然是平静的。

  “不,据我所知,我被任命此职是在1956年10月24日。迄今为止,任何合法机构都没有对此任命提出过异议。”

  庭长又问:“被告是否认罪?”

  纳吉严厉地问答:“不!我无罪!”

  审判台上的人又一次陷入短暂的沉默并且低下了头。

  纳吉不象失败者,纳吉不是失败者。

  为恢复被玷污的社会主义,他走完了艰难的第一步。

  纳吉不仅是改革家、是领袖,也是人们的楷模。无论在政治斗争中,还是此刻在胜利者的法庭上,他都能以政治家的魄力和人格力量为他的部下作出榜样。

  紧接着是对国防部长帕尔·马勒特尔的审判。

  “职业?”

  “国民军总监,匈牙利共和国国防部长。”

  “前国防部长。”

  “不,匈牙利部长会议主席纳吉从未撤过我的职。”

  纳吉证实了这一点。这位年轻的战士与他的年老的总理相视微笑了。

  他们相互从对方身上看到的不仅仅是气节,还有深深的理解——他们在此刻依然为之奋斗的,当然已不是职权和地位。

  这是最后的斗争,是以生命为代价的斗争。改革死了,信念长存!改革死了,改革万岁!

  审判的时间并不长,这场喜剧的导演在这位伟大的政治家面前是那样的难以确立自信,以至不得不草草收场。

  纳吉被判处绞刑。

  纳吉用沉默保持着自己的尊严。

  当庭长问:“被告伊姆雷·纳吉,您想提出赦免申请吗?”

  纳吉只说了一个字:“不!”

  他年轻的国防部长帕尔·马勒特尔也作了同样的回答。

  生命已经显示过自己的价值,已经辉煌地完成了它的人生旅程。失去它已经没有任何遗憾。

  使纳吉遗憾和牵挂的只是社会主义的命运。

  1958年6月14日,纳吉在最后一次审判时,留下了他最后的政治遗言。

  纳吉说:“我曾两次努力在我国维持社会主义这个词的荣誉,那是1953年和1956年。第一次时,拉科西出来反对我;第二次时,反对我的则是苏联的整个武装力量。在这个由热情和仇恨构成的诉讼中,我必须为我的思想而牺牲我的生命。我愿意奉献它……我相信,历史将宣判杀害我的刽子手。只有一点是违背我的意愿的——将来由杀害我的人来替我平反昭雪。”

  两天以后——1958年6月16日,星期一早晨,太阳还没有出来——这一天太阳还会出来吗?!在布达佩斯中央监狱的小拘留所院内,伊姆雷·纳吉总理、他的国防部长帕尔·马勒特尔和记者米克洛什·基迈什被送上了绞架。

  当这次以社会主义名义进行的绞刑执行时,当绞索还未最后绞断这被称为社会主义敌人的声音时,这位伟大的政治家为所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活的人留下了一声既痛心又费解的呼喊:

  ”社会主义的、独立的匈牙利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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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骚动起来,在电台大厦的广场上响起了匈牙利事件的第一枪……

  谁也说不清这第一枪是谁先打的——是守卫电台的警卫部队,还是示威群众?

  我们先把这个问题和关于冲突流血的描写往后放一放。

  我们得停一停,先思考一下。在这儿,情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匈牙利流血了;更重要的是,这许多鲜血将会淹没人民对民主和改革的希望,还是会淹没那个斯大林牌的社会主义?

  这才是举世关注,而且至今仍需重新探究的一个难题。


  ●几十万民众呼喊纳吉,是在呼喊一个真正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当人们攻打斯大林塑像、并与格罗的专横对峙的同时,数十万人却聚集在议会广场呼喊他们的政治家——

  “我们要纳吉!”

  “我们相信纳吉!”

  “格罗下台!”

  人民在求纳吉出来讲话,纳吉没有出来。因为他没有任何职务。群众等了很长时间,并派出一个又一个代表团请纳吉出来与代表们见面。此时,斯大林塑像已被推倒,那里的群众也来到议会广场。

  据当时的官方估计,广场上集聚了30多万人,这将近布达佩斯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几十万民众齐声呼喊一位政治家,那场面真是既壮观又可怕。

  一位前农民党的领导人登上阳台,要跟民众讲话。这个党曾是战后匈牙利联合政府中的主要代表。它的纲领是“上帝、祖国、私有财产”。

  1947年,这个党被共产党压垮。现在,他们或许以为是一个东山再起的机会,一个争取民众的时机。

  但广场上嘘声大作,不让这位小资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人讲话。

  可见,即使在10月23日,在极度无组织的自发状态下,匈牙利人还是承认并接受社会主义这个现实。人民呼喊纳吉,是在呼喊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

  纳吉终于被他的朋友拉到议会广场。广场上原来呼声震天,纳吉一出现在阳台上,几十万人顿时鸦雀无声。

  纳吉神情焦虑,在没有麦克风的情况下作了即席讲话。

  他刚喊了一声“同志们!”就被人群打断了。人群里传来有节奏的呼声:“我们不是同志,我们不是同志!”

  或许有人会以此作为匈牙利人已经抛弃社会主义的证据,因为“同志”是一个革命的称号。

  但如果想一想这个用得最滥的政治称呼早就被歪曲和糟蹋了——就象“社会主义”和“革命”被糟蹋而在人民心目中失去了它们的神圣性一样——我们就应该理解人民一时的感情用事;其次,这也是民众的一种反叛姿态,他们希望纳吉能彻底地与他过去的“同志们”决裂。

  纳吉咬着胡子,等待着喊声停下来。即使他能理解,心里也很不是滋味,他毕竟有40年运用这个称呼的习惯了。

  纳吉要求人民要有耐心,要相信党能把一切安排就绪……

  显然,在此时纳吉只能这样讲。他并没有为了增添自己的政治资本,为了给政敌增加压力而去煽动盲目的热情。

  然而,这样的讲话不能满足焦灼地等待着重大变革的人民。

  人民总是性急的,总希望在一夜之间得到一个新的世界。

  这次会见就这样结束了,双方都没有给历史留下惊人之笔。

  有人泱泱地离开了广场,但更多的人不甘心就此罢休。他们仍然期待着,仍然在广场上游逛,希望还能发生些什么事。

  事情发生了。晚上,有人来到议会广场,说是国家保安局的武装人员在电台大厦前枪杀群众。这些人还出示了手中的废子弹壳作为证据。

  这个消息将布达佩斯人点燃了,人们迅速涌向电台大厦。

  匈牙利事件就在这个时刻,这个地方正式拉开了帷幕。


  ●当人民表达自已意志的一切渠道都被堵塞,他们有无权力用暴力去表达自已的意志?这是一个难题。匈牙利人民这么做了,并且受到了本国军队的支持。

  1956年10月23日晚上,在布达佩斯电台大厦前响起了枪声,流出了鲜血。

  全世界都在追究:谁开了第一枪?电台警卫、保安部队、还是人民?仿佛这是问题的实质似的。

  这不是问题的实质。当国家电台受到袭击的时候,权力机关用武力保卫电台,有什么错?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府都会这么做的;另一方面,当人民表达自己意志的一切渠道和可能都受到堵塞时,他们为什么不可以用暴力去表现自已的意志?人民又有什么错?何况,倒下去的人民毕竟比保安战士多;何况这些年轻的保安战士也属于人民。

  总之,倒下去的是人民,流血的是匈牙利。

  当我们从许多回忆和当时的资料中搜寻并描写开始武装冲突的细节时,并不是为了以此来判断是非,而仅仅是叙述事件的经过。

  当电台拒绝了播出群众的政治要求,当格罗那种愚蠢的讲话激怒了群众后,人们推倒并焚烧了包括一辆电台录音车在内的几辆汽车,并要冲进电台直接向全国播出人民的政治呼声。

  守卫电台的警卫战士端着上了刺刀的枪,阻挡人群。但战士们不得不后退,因为人们用胸膛逼近他们的刺刀。

  公平地说,守卫人员并未接到开枪的命令;也没有人敢于在数十万人民面前开枪。

  群众进逼着,战士步步后退。他们互相大声喊叫,但都听不清对方的声音。一些年轻的战士因为恐惧、紧张而在发抖。这时,从附近的楼顶上射来了子弹,那上面有装备着重机枪的保安部队。

  这也不是奉命开枪——没有人有勇气在这个时刻下开枪的命令。这很可能是因为慌乱而失去了控制,很可能是哪位在惊吓中失去理智的保安战士先打了一枪。

  混乱发生了,悲剧发生了。

  人群在街上奔跑,也有人夺枪还击。正式冲突开始了。

  没多久,街上出现了一支陆军摩托车队。这是国防部派来制止骚乱的。

  士兵们看到群众被枪杀的场面后,不知如何是好。他们马上被绝望的人群包围了,人民要求士兵把枪给他们,以便对保安部队的残杀进行自卫。

  这些士兵大多是来自农村的农民子弟,他们没多加考虑就交出了自己的枪,因为他们了解保安部队的残暴,眼前的事实又给他们提供了新证据——火药的烟雾还笼罩在广场的上空。

  一位士兵交出了自己的枪,其它人也学着他的样子交出了自己的枪。

  陆军部又派出了部队去制止流血事件,结果是士兵们到了现场,不仅没有驱赶群众,反而向保安部队开火,并同群众一起向电台守卫部队发起进攻。

  陆军总部束手无策,一位陆军将领竟断言:“派去的部队越多,投向进攻者一边的人也就越多。”

  匈牙利濒临内战的深渊。

  匈牙利事件是从电台大厦前武装冲突开始的,暴力和流血一开始就是这个事件的主要特征——没有冷静的思考,没有严密的计划。当几十万人拥挤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不能指望理智。然而,这股非理性的力量,却比任何理智、谋略更具有威力,它迅速地改变了政治家的命运,改变了匈牙利的命运;也改变了历史的进程……


●请外国军队来镇压自己的人民是一个错误。一涉及到民族尊严和独立,匈牙利事件变得复杂了。

  10月24日凌晨,匈共中央采取了两项非常重大的步骤:解除安德拉什·赫格居什的总理职务,由纳吉接替。格罗留任党第一书记。

  另一项重大决定的结果是,一百多辆炮简很长、车体很大的坦克在24日凌晨开赴布达佩斯的街头。这是约瑟夫·斯大林型巨型坦克,它们属于苏联坦克后备队,驻扎在布达佩斯西南的巴拉顿湖边,距首都只有一小时的路程。

  一小时后,这些坦克在布达佩斯主要建筑物旁、在匈共政治局驻地、在国防部、内务部摆开了阵势。

  早上,国家电台公布了这两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决议,同时宣布两项命令:

  一、禁止集会;

二、请苏联出兵恢复秩序。

  

这个政府公报是从国会大厦播出的,那里的一间传达室被当着播音间。广播大楼已被放弃了,人们可以自由出入。昨晚死于动乱的一具具尸体仍然扔在院子里。

  这次公报的播出没能制止事态,反而使动乱向全国蔓延。

  不错,人民的政治理想实现了一部分——纳吉又一次上台执政,然而这个胜利是被苏联坦克送来的。请苏联出兵,显然是针对着正与政府处于对抗位置的人民的。这无形中使他们为民族命运的奋斗受到玷污而沦为需要镇压的暴徒;更重要的是使他们的民族感情受到伤害。

  这个民族几个世纪以来,为了自己的独立,一直在为推翻土耳其人和奥地利人的统治而浴血奋战。他们的民族自尊心是那样的敏感。

  现在——1956年10月24日,面对着街头的苏联坦克,愤怒的人民更加愤怒了,盲目的力量更加盲目了,被动乱模糊的目标更加模糊了。匈牙利事件将脱离任何政治家和任何阶级的控制而向前发展。

  中午,双方的火力减弱了,布达佩斯一度趋于平静。新任命的政府首脑纳吉要发表首次广播讲话。

  人民紧张地等待着。这是匈牙利民族生死攸关的时刻。纳吉面临着一个政治家所能经历的最严重的考验。

  纳吉开始讲话了:“布达佩斯市民们!我现在宣布,所有今天14点以前放下武器和停止战斗的人将不以军法论处;”

  仅仅是这个开场白,就使人民过于急切的希望受到了伤害。几乎同时,布达佩斯又响起了激战的枪声。

  纳吉以后的讲话是在枪声的伴随下传来的。纳吉答应他将尽一切力量实行三年前的政治纲领——尽快使匈牙利人的政治和经济生活民主化;同时,他呼吁停止战斗,停止流血。

  纳吉的呼吁已经不能平息被死亡、流血和外国坦克所煽起的愤怒和复仇情绪了——人民要求对拉科西—格罗时代的罪恶进行彻底清算;要求对保安部队的屠杀进行审判并动用军队进行剿灭;人们要知道此时在布达佩斯街头巡逻的苏联坦克到底是谁请来的;更重要的是,在目前的形势下,人民不需要保证、许诺,而需要一位政治家和一个政府采取切切实实的行动。

  外国军队到底是谁请来的?这个问题与电台大厦前的第一枪到底是谁放的同样难回答。只是它比前一个问题重要,它使匈牙利事件更加严重,更加复杂了。

  许多材料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不一致的,有的说是格罗,有的说是赫格居什,还有的说是纳吉。但我们宁愿相信10月24日出现在布达佩斯的苏联军队是格罗请来的,因为他当时担任着第一书记这个最高职务。

  铁托曾经为此对格罗进行了直接了当的批评。

  铁托说;“军队是格罗请来的,当示威还在进行的时候把苏军请来,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请别国的军队来教训自己国家的人民,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这个举动结果更进一步激怒了人民,因此发生了自发的暴动。”

  人民暴动了,开始是为了民主自由,后来又为了民族独立。与任何民族一样,只要问题一涉及到民族尊严和独立,这个民族的阶级关系便会立即发生急剧的变化。到此时,更难以给匈牙利事件定性了。

  各个阶层的人都在行动;因此,各种立场的人都不难为自己对匈牙利事件的定性找到根据。

 

 

  

●共产党员被杀是事实,杀共产党员的人中有共产党人也是事实。这两类共产党中,哪一类的政治主张更能体现社会主义原则和工人阶级的历史利益呢?

  匈牙利没有爆发全面内战,这或许与10月24目的苏军出动有关。然而混乱的政治局面却加剧了:民众与政府的对话基本中断,上层和下层各行其是,双方的相互影响都减弱了……

  这几天,我们看到过爬上政府机关大楼摘下红五星——那是革命的象征——的人,这些人,是仇恨革命的反动分子,还是对革命失去了信心的人民?说不清楚;

  我们还看到过巨大的、被挖掉了国徽——政权的象征——的国旗。挖掉这个由拉科西亲自设计的国徽后,那面红白绿的三色旗便可以充当匈牙利任何时代的国旗了。国旗上的这个大窟窿,是妄图复辟的反动派挖的,还是对现政权不满的人民干的?也说不清楚;

  在一些地方,保安人员和一些党的干部遭到杀戮,这到底是敌人的阶级报复,还仅仅是人民对一些平时作恶多端的人的惩罚?或许,两种答案都是正确的。

  最令人震惊的是暴动者对布达佩斯市委大楼的进攻。

  大楼的数十名保安人员和警卫战士在被围困的情况下,与群众发生枪战。后来,由于寡不敌众,无法坚持,于30日下午由市委书记——农民出身的共产党员麦泽和他的战友率领下,打着白旗战战兢兢地走出了大楼。

  走在最前面的麦泽立即被一梭冲锋枪子弹撂倒。其余人几乎刚走出大楼便被击毙,尸体遭到了残忍的蹂躏。

  这个事件是所有给匈牙利事件定反革命性质的人必定引用的证据。他们说,匈牙利在杀害共产党人。

  这是匈牙利悲剧的一次高潮。因此,我们有必要来看着市委大楼是由什么人,用什么方式攻下来的。

  10月30日上午,群众包围了市委大楼。出于对一个暴戾政权的内幕的好奇,许多人要冲进楼里去看看。警卫从楼上向接近大楼的人开枪射击,于是发生了枪战。

  被围困在市委大楼的守卫和市委领导在绝望中向国防部求援,但由于驻扎在首都的坦克部队拒绝与人民作战,国防部只好从外省派去三辆坦克。

  坦克刚到现场,群众便说服了坦克手,说这次流血事件的罪魁祸首是”保安部的人”。坦克兵没有多加考虑便掉转炮塔向大楼轰击,第三炮就打开了缺口。于是出了我们前面描写过的悲惨结局。

  这是共产党的军队,我们不能说里面没有共产党员;在以后的战斗中,我们还能从武装组织的组织者和成员中找到共产党员。因此,共产党员被杀是事实,杀共产党员的人中间有共产党员也是事实;就象人民要推翻的拉科西、格罗是共产党人,而他们要拥戴上台的纳吉也是共产党人一样。我们要探讨的是这两类共产党员中,哪一类的政治主张更能体现社会主义原则和工人阶级的历史利益?

  当然,如果象西方那样,说匈牙利事件是一场革命,是一次纯粹的人民起义,那是不严谨的。

  各阶级的人都在行动,都妄图插手这场开始时纯粹是自发的群众运动。连拉科西这具政治僵尸也不例外。

  在莫斯科的拉科西知道了动乱的消息后,以为是他的一个机会,他报告莫斯科说,他要回到匈牙利去帮忙。

  赫鲁晓夫的回答是:“您可以回匈牙利去,但那里的老百姓将把您吊死!”

  然而,拉科西怀着被希望鼓起的政治热情要求与国内通电话。苏联电话员拒绝给他接通。

  马林科夫事后挖苦这位前国家元首的政治冲动说,“这表明电话员在政治上比拉科西成熟。”

  拉科西没能得到行动的机会,但其他的反动阶级确实行动了。

  由于动乱期间边境的开放——尤其是西部边境,许多流亡国外的霍尔蒂政权时期的军人、政客潜回匈牙利,企图利用动乱复辟旧的统治。然而,这些右翼法西斯分子只是隐藏在人民之中,不敢公开暴露自己的身份,更不敢喊出他们的政治口号。说这些人能在事态的发展中占据优势,并操纵了几十万参加暴动的人民,是令人怀疑的。

  在匈牙利事件中,具有一定权威又公开过反社会主义纲领的,是匈牙利红衣主教明曾蒂。他是10月30日政治犯大赦时被释放的。

  这个在解放前被称为“国家第一旗手”的红衣主教,显然怀念着几个世纪以来红衣主教所拥有的不低于国王的政治权力;他显然妄图利用这次机会要把废除了君主制的共和国废除掉。

  明曾蒂确实采取了行动。在最混乱的11月3日——也就是苏联第二次出兵的前一天,他曾发表广播讲话:呼吁恢复资本主义,恢复教会的经济、政治权力,号召赶走纳吉政府……

  这也证明纳吉没有使他的复辟愿望得到满足。

  然而,明曾蒂主教的行动不过是呼喊而已,第二天,他就由他的随从护送到美国大使馆避难。并且很快就明白了一个主教对国家事务指手划脚的时代是永久地结束了。

  所有这些都被作为“反革命在匈牙利行动”的证据。

  然而我们并没有看到这些行动对匈牙利事件产生了直接的、举足轻重影响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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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事件50周年祭——走向绞刑架的改革家

 

赵启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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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纳吉对话——
  作者:1956年,如果匈牙利人民不过于感情用事,您的那次改革会不会有更多的冷静和成熟?

  纳吉:没有人民的行动就没有1956年的改革。

  作者:1956年是失败的年月。

  纳吉:悲壮的失败。

  作者:这是一回事。有人说,人民给您帮了倒忙。

  纳吉:对于社会主义,我苦苦思索了一生,却没有在1956年10月短短几天里得到的理解深,我与官僚政治苦苦斗争了一生,却没有在1956年10月最后一周取得的成果大。我为此而感谢人民。

  作者:您至今不悔?

  纳吉:不,从1949年到1955年,我曾经两次失败,因为我企图靠权力斗争来实现我的改革思想。

  作者:1956年您依靠民主力量进行改革,而失败却更加惨重。

  纳吉:那是因为在改革的敌人背后,有另一个大国的武装力量,在这个武装力量后面,还有更难跨越的历史障碍。

  作者:对了,对了,正是人民的狂热才把您推到了历史所不允许的地步。那一次,您走得太远了,以至被认为是对社会主义的背叛。

  纳吉:您是指取消一党制?

  作者:是的。

  纳吉:您是指实行普选?

  作者:是的。

  纳吉:我为我曾经有过这些政绩而骄傲。

  作者:一位社会主义政治家的的骄傲?

  纳吉:社会主义的。难道一个社会主义者竟然害怕让更多的社会阶级和更多的社会成员参与国家的管理?

  作者:人民的参与会造成混乱;无论怎么说,1956年匈牙利流血了。

  纳吉:不为民主流血,就会为专制流更多的血!

  作者:除此,别无选择?

  纳吉:有,再付出两代人的代价!

  作者:……(沉默)


  ●匈牙利悲剧的13天震撼了历史,分裂了共产世界。流血的双方都以社会主义名义进行战斗;胜利者以社会主义名义进行审判,失败者在临刑前呼喊,社会主义万岁。

  1956年是共产世界的灾年,重灾区在匈牙利。

  1956年10月23日到11月4日,13天时间,匈牙利内政两次受到外国军队的干预;有上万公民死于动乱;两次撤换和推翻国家首脑。

  这13天内,匈牙利宣布过解散共产党(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宣布过取消一党制,宣布过退出华约组织,宣布过中立;

  这13天内,它的一届政府向联合国呼吁,要求给予援助以保卫它的中立,而另一届政府却致电联合国,坚决反对把匈牙利问题提交安理会或联合国大会会讨论;

  这13天震撼了全世界……联合国成立了匈牙利问题特别委员会;

  全世界所有的共产党都发表声明,对这13天进行表态……

  一位西方的政治家甚至说,“只要你告诉我对匈牙利事件的态度如何,我就可以判断你是什么样的人。”

  这13天震撼了历史,使它无法再以半个世纪形成的惯性力量来主宰这半个世界了。

  这13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很简单,学生和工人上街游行,要求一位政治家执政,要求另一位领袖下台;他们要这样的改革,反对那样的体制。这种介入和干预造成了骚动和流血、死亡……

  如此而已,尽管严重,但自从有了政治,这种动乱就在所有的国家发生过。

  然而,这是一场什么性质的骚乱?历史会给这13天一个什么样的定性呢?

  美国共产党说,匈牙利事件使他们党“碰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错综复杂的问题”。

  面对这个难题,有着共同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各国共产党,却有完全相反的立场和态度——

  罗马尼亚共产党第一书记乔治乌—德治说:匈牙利时件“既不是‘革命’也不是‘民族革命’,而是反革命”;

  南斯拉夫共产党总书记铁托说:匈牙利事件是“劳动人民对社会主义进步的愿望和国家与政治领导机构的活动之间产生了矛盾,最后导致武装斗争的爆发”。

  荷兰共产党中央说:“这次事件是一场暴动,一场企图以武力来摧毁和玷污匈牙利人民民主新政权的事件。”

  美国共产党说这是“一种争取民主化、争取解决他们的经济问题和争取在他们同苏联的关系中取得完全的国家主权和平等地位的人民起义”。

  中共领导人周恩来说:”帝国主义者和他们指使下的匈牙利国内外反革命分子……利用人民正当的不满情绪,发动了武装暴乱,企图摧毁匈牙利人民社会主义制度,企图恢复资本主义和法西斯的恐怖统治。”

  如果再加上西方国家的宣言和声明,这个复杂的问题会变得更加复杂,我们只能从许多声明中寻找这样的相同点——这是一场灾难,一个悲剧。

  这悲剧的13天,这难以评说的13天是伊姆雷·纳吉执政的。

  纳吉于1956年10月23日由人民拥戴上台,成为半年来匈牙利第三位国家领导人。13天后,纳吉和他的政府被推翻;一年后,为了追究他当权13天的责任,他被处以死刑。

  看到这儿,或许读者会认为这是一场革命与反革命、社会主义与反社会主义的斗争,是一个复辟事件——社会主义的匈牙利被武装暴动颠覆,后来复辟被粉碎,反革命头子纳吉被处以死刑。

  然而,这样理解过于简单——因为纳吉在纹刑架前的最后一句话是:“社会主义的、独立的匈牙利万岁!”


  ●拉科西是斯大林的优秀学生;匈牙利是斯大林牌的社会主义。拉科西也采用了最有效、最省力的统治手段——政治恐怖。

  共产党在匈牙利执政的历史并不长,扣除战后头几年与其他政党共同执政的联合政府时期,共产党的匈牙利不过7年历史。但由于匈牙利共产党的领袖、”斯大林最优秀的学生”拉科西·马加什照搬斯大林的统治方式——优先发展重工业,强迫农业集体化,用政治恐怖推行极权统治——把一个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原封不动的搬到匈牙利,7年时间倒是绰绰有余了。

  它的灾难性后果是”基本食品和许多日用品凭票供应。经常调整劳动定额意味着降低工资,年年发行和平公债,实际上就是苛捐杂税。1954年职工的实际收入比1949年下降20%。”人民怨声载道,只是迫于政治恐怖才不敢进行反抗。

  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对斯大林发动的那次具有历史意义的突然袭击,一下就粉碎了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的神话。这在匈牙利引起了巨大震荡——讨论经济政策的错误,揭露政治恐怖的罪行并追究责任。

  1956年7月,拉科西被解除第一书记的职务,由他的第一副手格罗接替。

  拉科西是1956年第一个被赶下台的领袖,但不是最后一个。

  新上任的格罗并没有带来新的施政方针。他不可能与过去决裂。作为拉科西的得力助手,他同样对过去的政治和经济错误负有责任。所以1956年7月,当那位被称为”匈牙利的斯大林”拉科西下台并于第二天去了莫斯科时,格罗只是以一份拉科西因”患了高血压症,必须离职休养”的公报,就轻松地把拉科西过去对人民的欠债一笔勾销了。

  群众的不满情绪迅速增长,尤其是对新任领导迟迟不给恐怖时代的受害者平反反应强烈。

  在许多重大冤案中,拉伊克冤案成为全国议论的中心。

  拉伊克是前政治局委员、内政部长、外交部长、人民阵线主席。这位1909出生的文学院学生,早在30年代初期就从事着党的组织和工人运动的领导工作。他是青年和知识分子的良师益友,因为拉伊克了解他们并同他们有共同语言。40年代起,拉伊克就是匈牙利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之一。

  1948年斯大林与南斯拉夫决裂,于1949年通过共产党情报局批判南斯拉夫并形成决议,说南斯拉夫领导人复辟资本主义,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颠覆,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

  这一事件在共产世界造成危机,使东欧各国内政发生急剧变化。

  拉科西利用这一事件在匈牙利掀起清洗铁托分子和帝国主义代理人的镇压运动。拉伊克是这次运动的受害人。他被指控为美国情报机关的代理人、南斯拉夫间谍和特务。这个案件中涉及到的国防部将军、警察部队军官还被安上企图暴动的罪名。

  1949年5月,国家保安局对拉伊克的逮捕,意味着匈牙利开始了专制和政治恐怖时代。1949年9月20日,拉伊光被判处死刑,10月被绞死。

  拉伊克一案牵扯到8个匈共高级干部,其中5人被判死刑。

  紧接着,全国展开了清查”铁托分子”、”拉伊克分子”的大规模清洗运动。被捕被杀者竟有20万人之多。匈牙利进入了历史上的黑暗时期。

  斯大林是在十月革命20年后,才把社会主义苏联抛入政治恐怖的深渊,而拉科西只用了两年时间就完成了他的血腥暴政。

  他真不愧为”斯大林的优秀学生”!

  在那个恐怖年代,许多蒙受冤屈的人被打成残废,精神被彻底摧垮。

  拉伊克——这位多次蹲过敌人监狱的老共产党员,这位多次领教过警察特务各种审讯、拷打而从未屈服过的老地下工作者,在拉科西的保安局的摧残下,精神完全崩溃了。他站在扩音器面前,毫无表情,嘴里不停地念着别人替他捏造的口供:他是美国特务,是南斯拉夫法西斯分子的走狗,他准备搞政变,他要谋杀共产党的领导人……

  在1938年的苏联,我们也见过相同的场面:布哈林在法庭上,也承认了他是帝国主义间谍的指控。

  到底是什么手段能使共产党的秘密警察达到连法西斯暴徒都难以达到的目的——迫使如此优秀的人物就范?

  这是一个迷。

  看到这些令人尊敬的领导人被剥夺了尊严、信仰,精神被彻底摧垮后,没有一个共产党员还能在夜里睡得安稳;没有一个正直的公民还敢说出一个正直的人应该说的话。这正是政治恐怖制造者的目的——恐怖气氛可以使统治者睡得安稳,可以使他为所欲为。

  在那个时代,许多人未经法院判决,就被隔离拘留,富裕市民及其家属被迁出首都布达佩斯并没收了他们的住宅和财产。在农村建立了类似黑名单的富农名单。”提高警惕性”成了主要的政治性要求。人民在经常出现的”抓敌人黑手”的威胁下,对统治者的暴虐保持着沉默……

  政治恐怖是最有效,最省力的统治手段。


  ●追究历史责任、清算政治罪恶——不仅仅是为了死者和受害者,而是为了埋葬一个时代。

  人民要为拉伊克平反,要为那个时代数十万受害者昭雪,并要求追究政治责任。

  在1956年的匈牙利,人民曾经提出要直接责任者以命偿命的口号。

  这是匈牙利人的远见,他们并不满足仅仅可以自由呼吸,而是要求向那个时代永远告别。比起一年前苏联人的平反运动,1956年匈牙利人民则有更强的历史批判意识。

  如果没有对历史罪恶的声讨和清算,一代人的牺牲便成了一场毫无意义的灾难。

  为了拉伊克案件的平反,由党的干部和知识分子组成的裴多菲俱乐部召开了两千人大会,声讨拉科西时代的罪恶,敦促格罗检讨并结束靠政治恐怖所维持的专制时代,为民主化进程拉开序幕。

  在这次大会上,拉伊克的遗孀、前全国妇联秘书长、律师尤莉奥·拉伊克揭露了她6年监狱生活的非人遭遇,以及拉伊克被处死前所受到的骇人听闻的摧残。她的演说使全国为之震动。

  在这种普遍愤怒情绪的迫使下,格罗立即将300名”铁托分子”释放出狱,并正式为拉伊克平反。

  但格罗不愿意为拉伊克举行隆重葬礼。他在政治局会上不耐烦地打断关于这项提议的发言,说不知道遗体埋葬在什么地方。

  经过一个由受害者家属参加的小组的彻底寻找,终于在通向巴拉顿湖公路旁的一个小树林里发现了拉伊克的遗骸。

  党内反对派和拉伊克的遗孀尤莉奥·拉伊克坚持要举行国葬,并要求允许群众参加。最后,匈共中央决定:于1956年10月6目隆重安葬拉伊克·拉斯洛和其他烈士的遗骨。

  10月6日是一个划时代的日期,它证明拉科西和他的继任者无法逾越牺牲者的遗骨,它证明历史终将为牺牲者的生命和无边苦难索讨报偿。

  受害者的遗体将把不受法律制约的专横阻隔在10月6日,并愤怒地拉开了匈牙利事件的序幕。

  10月6日,匈牙利为拉伊克等4名原党的领导人举行国葬。

  布达佩斯有30万人排着长队静静地向饰有鲜花的4口棺材致哀。守灵者每隔5分钟换一次。

  当轮到政治局委员们守灵对,顿时狂风大作。在这种肃穆悲愤的时刻,即使是坚定的无神论者都会认为,这是亡灵在对黑暗时代参与过非法审讯拉伊克、当今仍留在政治局的人表示愤怒。

  人们的注意力落到了这些人身上。

  接着是送葬。30万人的悲愤组成了一次无声的反政府示威,30万人的沉寂使空气变得象铅一样沉重。它压迫着几十万颗心脏,只要稍加一点压力,空气会爆炸。人群会爆炸,匈牙利会爆炸。

  走在送葬队伍最前面的两个人是,拉伊克夫人和纳吉。

  纳吉就是在这种时刻回到人民中来的。


  ●伊姆雷·纳吉——这位布哈林的学生,在政治斗争中失落一次,在人民中的威信便增高几分。现在,他既无官衔,又无党籍,但在1956年的匈牙利人眼里,他是一个救星,一位能体察人民痛苦,而又多次为之献身的政治家。

  1956年10月6日,数十万匈牙利人把拉伊克的棺材送往墓地。他们用深深的敬意和哀伤埋葬受害者的同时,也用无声的愤怒埋葬了那个时代。

  在匈牙利人看来,拉伊克葬礼象征着旧制度的覆灭;同时,布达佩斯人并不仅仅满足于过去的终结;在普遍哀伤、愤怒的情绪中,尚有小心翼翼升起的希望——迎接一个新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为了这个希望,几十万人都注视着走在送葬队伍最前列的伊姆雷·纳吉。

  纳吉仪表庄重,中等身材,体型肥胖。一副学者式的夹鼻眼镜赋予他一个教授、一个可以信赖的长者形象。

  他确实是长者,1956年他刚满60岁;也确实是学者,他是尼古拉·布哈林最勤奋的学生,曾被共产国际委任为”布哈林国际农学院”的研究员。他曾努力地将布哈林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尤其是农业经济理论运用到匈牙利的社会实践中去。为此,他在1949年被指责犯有”布哈林倾向的错误”而被撤销政治局委员职务。

  在纳吉身上,很难找到红色官僚常有的咄咄逼人的气势,尽管他的党龄与匈牙利共产党的历史一样长久,他1918年加入共产党,1944年从苏回国后任农业部长、内务部长、国民议会议长,1948年任匈共政治局委员,1953年任共和国总理。

  然而此时——1956年10月6日,在匈牙利人心目中,象征着新的希望的纳吉,却是一个没有任何头衔的平民百姓。他在一年前被开除出党。

  纳吉政治生涯中的戏剧性变化,几乎在所有的共产党国家领导人身上都出现过:监禁,平反,再下台,再平反;而且非常相似的是,政治家在权力斗争中失落一次,在人民中的威望使增高几分。

  人民总是盼着下了台的领导人重新执政,以中断现行政策。

  不同的是纳吉的沉浮最多——三起三落。因此,他的威信最高。人民对他的期望最多。这种期望使他成为世界瞩目的中心,使他走得比他所愿走的、所能走的都远;最后,如果不是绞刑架的阻挡,他到底会将匈牙利人引向何处,确实难以预料。

  我们不能说人民对纳吉的期待是盲目的。

  纳吉第一次下台是1949年;他批评了农业集体化的速度和强迫措施。他指出:”强制实行集体化,必然要以灾难而告终。”这无疑是正确的、大快人心的批评。

  在共产世界,犯强迫集体化错误和对这个错误的批评,匈牙利并不是第一次——20年前斯大林犯过这个错误,布哈林批评过这个错误;纳吉的批评也不是最后一次批评,以后在波兰、在捷克、在中国都出现过这样的错误和批评。

  这是共产党国家的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即使最伟大的政治家也难免犯错误,但为什么所有的共产党国家都要在农业集体化问题上,重复这个明显的、被历史和无数灾难证明了的错误?而且所有的结局部一样:失败的永远不是这些理应失败的错误政策,而是中肯的批评和正直的政治家。

  这真是社会主义国家难逃的劫难,它造成冤狱,造成恐怖,造成民主空气的窒息。

  1953年,斯大林去世,斯大林主义对东欧的控制略有松动。为了对斯大林时期的政策进行检讨,赫鲁晓夫对东欧国家的政策进行了检查、批评,纳吉得到了复出的机会。

  1953年6月,莫斯科召见了拉科西和纳吉。

  会见时,马林科夫冷淡地问拉科西,”您在贵国担任什么职务?”仿佛他竟然不认识这位有着一个光秃秃的圆脑袋这样明显特征的匈牙利统治者似的。赫鲁晓夫的批评更加尖锐,直截了当:他指责拉科西强迫命令组织合作社造成农业生产停滞不前,指责他违反法制、判刑太重,在党内搞个人崇拜和个人专制。

  赫鲁晓夫甚至指着这位匈牙利国家元首的鼻子骂道:”你极大地损害了你的人民!你罪行累累!常此以往,人们将用武力把您赶出这个国家!”

  这次召见的结果是拉科西留任总书记,改称第一书记,让出总理职务由纳吉担任。

  1953年,纳吉一出任总理,便开始实行改革,他表示要结束警察恐怖,为受害者平反;制定合理的投资政策;少建一些地铁、高炉,多给人民一些食品;更重要的是,为了挽救濒临崩溃的农业经济,纳吉宣布”农民可以自由地在私人耕种和集体耕种之间进行选择,可以退出集体农庄”。

  在今天看来,这些改革措施或许并无多少惊人之处,但如果想到在50年代初期,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在用宣传、统计数字和政府文件证明农业集体化的优越性时,一位共产党领袖敢于在黑暗和孤独中一语道破这项政策的荒谬以及给人民带来的灾难。这不仅需要魄力和远见,更需象能体察人民疾苦的政治责任。

  一个统治者的过失并不在于他有别墅、汽车,而老百姓几代人挤在一间房子里;也不在于他享用美味佳肴,而老百姓连猪肉都吃不上。人民并不要求统治者与他们同甘共苦。尽管有许多美丽的政治童话总是把一些政治家描绘成这样,其实只是一种虚构,一种宣传。人民并不如此苛求。

  一个统治者的罪恶在于他无视国家的利益,无视人民的苦难,甚至强迫舆论也象他那样装出似乎一切都平安无事,一切都美好幸福的样子。于是,假话成了司空见惯,真话要以自由为代价。

  这是纳吉不同于拉科西之流的主要之处。

  1953年,纳吉的改革思想还不仅仅局限在经济领域,他明确提出民主和法律是社会主义的基本条件,他尖锐地批评匈牙利的社会主义到目前为止的发展是专制独裁性质的。

  纳吉说:”政权内部所贯彻的不是社会主义或民主主义精神,而是少数人独裁的波拿巴主义精神。确立政权目标不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而是根据千方百计巩固独裁统治的种种观点。”

  纳吉走的太远了,他超越了拉科西,超越了提携他上台的赫鲁晓夫;更主要的是他超越了历史。

  超越历史!单就这一条,他的失败也在所难免。

  1955年初,拉科西重新大权在握,他解除了纳吉的总理职务。纳吉表示抗议,要求莫斯科裁决。

  这一次,纳吉被苏共抛弃了。

  到底是赫鲁晓夫与斯大林主义者的拉锯般的斗争此时正处于劣势,而无暇顾及纳吉,还是因为赫鲁晓夫担心纳吉的改革步子太快会造成混乱;甚至,这仅仅是赫鲁晓夫反复无常的性格使然?这些都是1955年留给我们的一个谜,一个遗憾。

  如果没有这次撤换,如果纳吉的改革能稳步持续下去,或许1956年的匈牙利悲剧是可以避免的。

  纳吉的改革很可能会引起某些混乱,甚至造成一些损失,但这只是一个民族复兴所必须经历的痛苦。如果不愿意为民主和改革付出代价,就必然为专制和腐败付出更大的代价,以至矛盾更加尖锐,灾难更加深重而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

  这就是1955年匈牙利给我们的启示。

  1955年的反复是一个隐蔽的灾难,受害者是匈牙利民族,而不是纳吉本人。当人民知道了纳吉的改革纲领,当人民已经比1949年更加了解这位政治家并把他当成救星的时候,纳吉第二次下台了,这更加深了人民对他的敬意和期望。

  官方越是指责纳吉和他的改革,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危机越发加深,纳吉在人民中的威信越是提高——

  我们赞赏纳吉的改革精神和措施,并不能说明纳吉在1955年的改革措施是无懈可击的、是肯定会在实践中获得人民的支持和成功。

  如果他真能有较长的时间执政,他的改革思想未必经得住时间的考验。但纳吉的下台却使人民对此深信无疑了。

  这些,使纳吉在1955年第二次下台后,从人民那里得到了或许超过了他应该得到的支持和信任;何况,纳吉在被免除总理职务和撤销他的学术头衔后,苏联和拉科西都要求他作自我批评,纳吉拒绝了许多政治家在逆境中常采用的妥协态度。

  纳吉重申:把无辜者从监狱里放出来;把土地归还给农民;增加消费品生产的改革措施没有错。为此,他在1955年底被开除出党。这就在政治和人格两个方面都使纳吉在人民心中挺立起来,成为匈牙利民族的英雄和救星。

  到这里,一出悲剧的一切条件都具备了:潜伏着深刻危机的历史情势;一位崇高的、能体察人民痛苦而又多次为之献身的殉难者;还有,一个被愤怒和希望鼓动着的民族……

  没有哪一个领袖可以引导这种状态下的人民。

  这就是匈牙利,这就是1956年10月。


  ●人民已进入与历史决战的亢奋状态,他们的第一个战役使是攻打斯大林塑像;然而,格罗却把这次行动的几十万人民称为暴徒。

  10月6日拉伊克的葬礼是那样有力地冲击着格罗政权。以至他不得不在10月13日下令逮捕判处了拉伊克死刑的前国防部长、武装警察部队司令法尔卡什·米哈依和他的儿子。

  这个作恶多端、身材矮胖、说话结巴的法尔卡什是匈牙利的贝利亚。他在四个月以前的中央全会上已被解除职务。当时,他发言为自己辩护,把执行恐怖政策的罪责推到时代身上。最后,他竟放声痛笑起来。但没有人怜悯他。他被开除党籍,并当场就弯曲着身子离开了会议厅。

  10月14月,中央政治局宣布撤消1955年上1月开除纳吉出党的决议。

  这些大决人心的决定已经不能安抚民众,反而激起了人民更强烈的希望和参政意识。

  拉伊克平反了,直接责任者已逮捕入狱,纳吉恢复了党籍。缺乏政治敏感的格罗便以为该做的都做了,人心已经安定,于是便放心地访问南斯拉夫去了。

  格罗太不了解他的人民。政府的让步既为时过晚,又没对匈牙利社会问题有实质性解决。

  事态急剧发展着——

  10月17日匈牙利作家协会召开作协会议并通过决议,要求召开党的特别大会以讨论人民的政治要求。

  10月22日,裴多菲俱乐部执行局向党中央提出”十点要求”,要求通过民主选举产生党的新领导,要求进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同时,要求吸收纳吉参加最高领导。

  同一天,布达佩斯大学生联席会议提出”16点要求”,要求政治生活民主化,要求撤走驻扎在匈牙利境内的外国军队。

  这些团体实际上都把纳吉作为政治领袖了。

  10月23日,数千名大学生上街游行,声援波兰的哥穆尔卡。

  哥穆尔卡是波兰前领导人,既是主张改革的政治家,又是斯大林路线的受害者,他因不同意农业集体化和亲苏政策而蹲了好几年监狱。几天前,在人民的强烈要求下,哥穆尔卡被选举上台执政。

  波兰的胜利使匈牙利人受到鼓舞。

  游行队伍穿过整个首都街道,他们一边挥动旗帜,一边呼住口号——

  ”工人学生团结紧,匈牙利人一条心!”

  “不再容忍欺骗!公审法尔卡什!”

  “错误我们已经厌倦,新政策赶快执行!”

  “党要民主化,纳吉要执政!”

  中午,布达佩斯广播电台播出了内务部的一条公告,宣布在目前这一时期禁止任何公众集会与示威游行。

  这个禁令反而激怒了民众,起先只是站在人行道上向学生游行队伍众致敬的工人也加入到游行队伍中来。游行队伍很快增加到十万人。

  下午两点,政府又只好宣布取消游行禁令。这种朝令夕改的做法使事态更加严重,布达佩斯人要采取更加积极的行动了。

  傍晚,游行队伍兵分三路——

  到国家电台,要求播出他们的政治主张;

  到国会大厦,要求与上层对话;

  到英雄广场去攻打斯大林塑像。

  在布达佩斯的英雄广场,耸立着25米高的斯大林巨型铜像。这座铜像是斯大林的影子,就象格罗是拉科西的影子——斯大林死了,这座铜像还耸立着;拉科西下台了,他的亲密战友还在执政。

  格罗是旧时代的证明,这座铜像是专制的象征。

  铜像下聚集了一二十万人。人们仰着头,个个磨掌擦拳,几乎进入了与历史决战的亢奋状态。人们拥挤着,亢奋而又茫然,还有几分胆怯。无论怎么讲,人们面对的是一位历史巨人,是一个不久前还让他们诚惶诚恐、心惊胆战的时代。

  人们在等待勇气。

  终于开来了几辆卡车,那上面有切割机,有粗大的钢丝绳。有人爬上塑像,把钢丝绳套在斯大林的脖子上,有人点燃切割枪在斯大林的靴子旁大干起来。

  这是一些工人;只有工人才有这些工具,只有工人才有这种胆量。没有工人阶级的力量,这座极权政治的象征是无法推翻的。

  晚上9时半,这座高25米,有好几吨重的庞然大物呯然倒下了。

  望着这个倒下的巨人,人群出现了紧张而又不安的沉寂;随后,人们松了口气,欢呼起来,并且立即知道下一步该干什么了。

  在电台大厦,由游行群众派出的20名代表走进电台,要求停止正常节目,广播学生的”16点要求”。

  电台未能通过“16点要求”中有关撤走苏军和民主选举的条款,谈判破裂,事态更加严重。

  晚上8时,电台播放了第一书记格罗的讲话。这个讲话不仅没能制止事态扩大,反而使激愤的群众骚动起来。

  格罗是23凌晨才从南斯拉夫访问归来的;当来到车站迎接他的领导人要求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时,格罗目瞪口呆,根本不知道国内发生了什么事。他们从车站直接驱车到党中央。

  会议上,格罗依然没有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他啰嗦地介绍访南情况。会场上,总有人进进出出,这些人并不是政治局成员。

  格罗的介绍被打断了。开始讨论游行问题。起先通过不准游行,但也不准向游行群众开枪的决议;后来,又因为内务部长宜称,不准开枪便不可能制止游行,于是,又作出准许游行的决定。中间只有两三个小时的间隔。

  格罗就是在这种非常情况下出来向人民讲话的。然而他却采用了惯常的口吻和解决问题的方式。

  格罗说:“我们希望的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而不是资本主义民主。”

  这等于把呼喊民主口号的群众划入资产阶级范围,他说:“人民公敌今天的主要目的是要埋葬工人阶级的政权,松懈我党和光荣的苏联党之间的关系。我们谴责那些滥用国家给予工人阶级民主自由权利来制造民族主义示威的人们!”

  这完全是一副救世主的腔调!

  到此时,格罗还以民主自由的恩赐者自居;还象以往一样,格罗要人民只能把他所恩准的民主用在他允许干的事情上。

  格罗的讲话无疑是火上加油。

  南共领袖铁托在评论格罗这次讲话时曾说:“他把当时只不过是在举行示威游行的几十万示威者称为‘暴徒’,这样就几乎侮辱了全国人民。想一想他是怎样的一个领导者!”

  格罗比不上斯大林的权威和魄力,但他比斯大林的铜像却顽固得多:布达佩斯人在10月23日推倒了那座巨像,格罗却正在这个时候还能用他那粗暴的方式训斥人民。

  
来源:凯迪网络     来源时间:2006-01-19     本网站发布时间:2006-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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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January 31, 2006

 

一个老干部对即将从政儿子的赠言

 

   

    孩子,既然你选择了一定要走当官这条路,你就一定要把我下面的劝告铭记在心:
  1、不要追求真理,不要探询事物的本来面目。把探索真理这这类事情让知识分子去做吧,这是他们的事情。要牢牢记住这样的信条:对自己有利的,就是正确的。实在把握不了,可简化为:上级领导提倡的就是正确的。
  2、不但要学会说假话,更要善于说假话。要把说假话当成一个习惯,不,当成事业,说到自己也相信的程度。妓女和做官是最相似的职业,只不过做官出卖的是嘴。记住,做官以后你的嘴不仅仅属于你自己的,说什么要根据需要。
  3、要有文凭,但不要真有知识,真有知识会害了你。有了知识你就会独立思考,而独立思考是从政的大忌。别看现在的领导都是硕士博士,那都是假的。有的人博士毕业就去应招公务员走向仕途,那是他从读书的那天起就没想研究学问,肯定不学无术。记住,真博士是永远做不了官的。
  4、做官的目的是什么?是利益。要不知疲倦地攫取各种利益。有人现在把这叫腐败。你不但要明确的把攫取各种利益作为当官的目的,而且要作为唯一的目的。你的领导提拔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你的下属服从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你周围的同僚朋友关照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你自己可以不要,但别人的你必须给。记住,攫取利益这个目的一模糊,你就离失败不远了。
  5、必须把会做人放在首位,然后才是会做事。这里的做人做事你可别理解为德才兼备的意思。这里说的做人,就是处关系。做事是实际工作,这点会不会都无所谓。做人就是把自己作为一个点编织到上下左右的网中,成为这个网的一部分。记住,现在说谁工作能力强,一点都不是说他做事能力强,而是指做人能力强。呵呵,你看那些把能力理解为做事的人,有好日子过才怪。
  6、我们的社会无论外表怎样变化,其实质都是农民社会。谁迎合了农民谁就会成功。我们周围的人无论外表是什么,骨子里都是农民。农民的特点是目光短浅,注重眼前利益。所以你做事的方式方法必须具有农民特点,要搞短期效益,要鼠目寸光。一旦你把眼光放远,你就不属于这个群体了,后果可想而知。要多学习封建的那一套,比如拜个把兄弟什么的,这都不过分。
  7、要相信拍马是一种高级艺术。千万不要以为拍马只要豁出脸皮就行,豁得出去的女人多了,可傍上大款的或把自己卖个好价钱的是极少数,大部分还是做了低层的三陪小姐。这和拍马是一样的道理。拍马就是为了得到上级的赏识。在人治的社会里,上级的赏识是升官的唯一途径,别的都是形式,这一点不可不察。

  8、所有的法律法规、政策制度都不是必须严格遵守的,确切地说,执行起来都是可以变通的。法律法规、政策制度的制订者从没想到要用这些来约束自己,而是想约束他人。但你要知道,这些不是人人都可以违反的。什么时候坚决遵守,什么时候偷偷违反,让谁违反,要审势而定,否则宽严皆误。
  以上这些都是做官的原则。现在要仔细想想,如果你真能逐条做到,你就能一帆风顺,如果感觉力不从心,就马上另外选择职业吧。

  

  转载自:http://www.52ph.com/Article_Show.asp?ArticleID=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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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January 17, 2006

李普:《年轻时的赵紫阳》序 - sltao 评论: 0 访问次数: 163
发表时间:2006/01/16 08:25pm (1天11小时20分钟前) 修改于: 2006/01/16 08:28pm 加评论 
 
 
转自多维新闻 2006年1月16日1:35:47(京港台时间)

2005年1月17日,赵紫阳在软禁中平静辞世。接到噩耗,我赶到富强胡同六号。站在他的灵堂前,望着他的遗像,万分悲痛。他比我小一岁,身体比我好,如果不是遭到长期软禁,他不会走得这么早!我是60年代认识赵紫阳的。他是广东省委书记,我是中南局政策研究室主任,时常在一起开会。文革后期他重新担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我当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那时他给我的印象是很有水平、很务实、很能干。后来他到北京当国务院总理、当总书记,领导和主持了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我很敬佩他。

如果说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胡耀邦和赵紫阳就是改革开放的总工程师。这是人人都能明白的常识,如果没有工程师,再高明的设计师也无能为力。

《年轻时的赵紫阳》

赵紫阳是清醒的改革家。他在共产党的十二大提出经济改革,他主持起草的档被邓小平称赞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十三大他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和理论,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相当长时期的历史过程。这些理论奠定了我们国家相当长时期内前进的基本框架。

赵紫阳最早鲜明地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主张。他主张通过党政分开,发挥各民主党派的作用,建立权力制衡机制,弱化执政党的绝对权力,使中国慢慢走向民主法治。这都是很了不起的。可惜,他的这些设想刚刚开始实施,随着他被非法地撤职而离开政治舞台就停止了,甚至已经改革的事情也走了回头路。

赵紫阳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伟大的政治家,更表现在八九年六.四事件上。他坚持在民主法治的轨道上解决矛盾。他选择了宁愿不当总书记,也不能赞同用武装对待学生、对待人民群众。在这事情上,我尤其拥护他,称赞他,佩服他。他因此被终身软禁15年之久,直到他去世。他的下台和软禁,都是非法的和严重地违反和破坏宪法的。他和六.四这个冤案,总有一天要平反、要昭雪!

在他被软禁期间,我去看过他三次。他跟我说了许多话。有一次他说孙中山说过要“还政于民”。孙中山说国民党有军政时期、训政时期、宪政时期,现在是训政时期,将来到宪政时期要“还政于民”,由人民来选举总统、议会。但共产党根据马克思的学说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没有限期。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专政是很短的一段时间。实际上只能是无限期,无止境。无产阶级一直要专政到国家消亡,短时间怎么做得到?马克思说这个话的时候是三十岁。这个大思想家那时还是个小伙子,没有经验,可以原谅。我们这些后来人抓住马克思这几句话不放,只能怪我们自己不争气。关于马克思三十岁如何如何的这些,是我的话,当时没有说。不过我想紫阳会赞成的,因为这是同他的思想一致的,而且从他的话里引申出来的。从我这方面说,因为思想一致,我和他才谈得来,才那样佩服他、坚决拥护他。

他同我讲这些,可见他在软禁期间读了很多书,想了很多问题。赵紫阳是中国的一位大政治家,他的思考跟别人不一样,更深刻,更有历史观念。

不少国内外学者都在研究赵紫阳现象。赵紫阳的一生,特别是他晚年的这些经历和思想确实很值得研究。

《年轻时的赵紫阳》一书为人们提供了许多值得研究探讨的线索。赵紫阳出生在一个殷实的地主家庭,他的父亲聪明能干,能吃苦善经营,为人宽厚善良。面对日寇入侵,出于朴素的爱国思想和民族感情,他出粮出物,积极支持抗日武装,做出过许多贡献。赵紫阳1932年在高小就加入了共青团。到武汉读到高中二年级时,抗日战争爆发了。眼看着日本鬼子侵占华北,打到了他的家乡,他离开学校回到家乡投身抗战,在冀鲁豫地区创建抗日根据地。冀鲁豫边区斗争形势异常艰苦,人们说是日、伪、顽、会、匪五鬼闹边区。在这样极端残酷的斗争中,他的姐夫被伪匪活埋,牺牲时年仅22岁。他的祖父曾被绑架,祖父和父亲的家几次被敌人劫掠。而赵紫阳靠着机智勇敢也许还有幸运,才无数次躲过敌人的追捕,死里逃生。严酷的斗争锤炼了他的顽强意志,也使他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那时这样的地区叫抗日民主根据地,后来才叫解放区。根据地的工作不仅要开展对日伪的武装斗争,还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建立地方政权,发展工商经济,帮助农民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发展教育等等。赵紫阳19岁担任共产党滑县县委书记,21岁担任区党委书记。在基层独当一面的经历使他有很强的工作能力,尤其是领导一个地区全面生活的能力。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切实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始终是他最关注的问题。

《年轻时的赵紫阳》一书不仅记录了赵紫阳以及冀鲁豫边区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也记载了边区共产党许多血的教训。比如,1938年中共中央提出“大量地、十倍地发展党员”,一年多时间,赵紫阳所在的河南滑县,党员从2000人发展到11000多人。为了完成发展党员的任务,出现了种种奇怪的做法,比如集体入党”,甚至“罚人入党”。有个村子党支部开会,有个农民由于好奇在窗口偷听,被开会的党员发现了。党支部把这个农民叫到屋里,跟他说,要么打你一百棍,要么入党,那个农民当然选择入党。冀鲁豫地区当时属于所谓三方面的拉锯地区,就是国民党、日本鬼子、共产党这三方面的力量同时存在、拉锯,敌人扫荡过来,那些怕罚款、怕挨打而入党的“党员”纷纷反水投降,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这件事给赵紫阳的教训非常深刻。他曾给子女们讲述这个故事,他说,在中国这个以农民为主的大地上,无论什么工作,不管领导人提出多么不合实际的指标,下级都可以完成。他们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因此也就经不起检验,特别是经不起任何风吹草动。

这不禁使我联想到赵紫阳在担任总理的时候,他领导制定的经济发展指标不过是百分之四到五。据说邓小平觉得这个速度太慢,为什么不高一点,发展更快一点?赵紫阳解释说,如果指标合理,人们就会踏实工作,顺利完成,甚至超额完成。如果指针过高,任务过重,并且成为考核干部的标准,结果必然造成浮夸、攀比、造假。赵紫阳这个观点对极了。看看这些年,听说当上面规定的国家GDP接近10%的时候,有的省报到中央的GDP竟然高达20%!可以肯定人们是在玩数字游戏!正如一段顺口溜所唱的:“村骗乡、乡骗县,大家骗到国务院。”并且,其中有多少是以破坏生态为代价的,竭泽而渔、贻害无穷!

赵紫阳是滑县人民的儿子,滑县人民养育了这样一位伟人是很值得骄傲的。我还要向《年轻时的赵紫阳》的作者和编者表示敬意。这本书的读者从赵紫阳青年时代的经历中,还可以了解滑县以及冀鲁豫边区的斗争史,了解中国农民对政治生活的态度,从中体味赵紫阳精神品格、思想方式的形成。本书的作者刘守森先生是原河南滑县党史办的工作人员。他花了十几年的时间深入民间采访,探寻一个被违法赶下台又加以终身软禁的前总书记的成长历程。作者这种对历史负责的精神十分可贵,我很荣幸能在此加以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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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December 30, 2005

让我们努力成为合格公民——2006新年献辞

 

田奇庄
 
   
    不当草民,不当良民,不当顺民,不当愚民;

 

不当猛士,不当斗士,不当战士,不当烈士;

 

当遵纪守法的公民,当名副其实的公民,当行使全部公民权力,履行所有公民义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也许这才是最有价值的人生目标。

 

只能履行宪法义务的所谓公民无异于奴隶,不能行使宪法权力的所谓公民如同缓刑犯。能够享受宪法全部权利,行使宪法所有权力的人才是公民。

 

公民不是轻飘飘的音符,不是任意诠释的多义词,不是被随意打扮的小姑娘。公民不是私民,不是自了汉--不能只作稻粱谋,不闻饥苦声。在公民身上,寄托着无数仁人志士的前赴后继流血牺牲为之奋斗的理想。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虽然每个公民只是沧海一粟,但大家都负起宪法赋予的政治责任,公民就能成为中国主人:出以公心,争取公益,捍卫公道,恪守公德--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矢志不渝--这样的公民总有一天会成为社会尊敬的人。

 

在公民社会,没有帝王,没有救世主,没有圣,更没有神,公民才是真正的主人。

 

曾几何时,国人被忽悠的晕头转向,唱罢国际歌,又唱东方红,还要高歌大海航行靠舵手。我们崇拜,我们狂热,我们麻木,我们冷漠。我们在痴迷中把命运之浆(公民权力)拱手交给了他人……于是无妄之灾接踵而至,贫穷恐惧如影随形。之所以出现这一切,就因为我们不是合格公民!

 

今天,人类社会已进入第三个千年,全世界专制独裁政府纷纷土崩瓦解改弦更张, 以民为本建设民主和谐社会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前进目标。然而,国人至今未能享受宪法赋予的大部分权力,由于民主建设滞后造成的权力腐败,两极分化,不公平不公正现象日益严重。落实宪法公民权力,建设公民社会已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迫在眉睫的头号大事。

 

我们的目标就是努力突破体制羁绊,成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批享受并行使宪法权力的合格公民。努力把写在纸上的公民权力,变成能够实际操作,可以具体使用的权力。这一切不能等待他人一点一滴施舍,须要靠大家行动起来争取:

 

--行使言论自由权。在公开场合表明自己的立场观点;

 

--行使新闻出版自由权。在主流媒体难以表达自己意愿的情况下,通过网络表达自己的诉求;

 

--行使结社集会自由权。联合志同道合的朋友研究如何促进政治民主,努力使权力造福于社会;

 

--行使选举与被选举权。从现在开始在亲属、同事、朋友、业主中进行选举权力启蒙。

 

只有越来越多的公民参与公共事务,权力才不会肆虐,每个人利益才可能得到维护,社会才可能实现公平公正。

 

越来越多的公民行使政治权力之日,就是中国社会实现民主自由健康和谐发展之时。网友们,同志们。新的一年即将开始,让我们努力成为合格公民,让我们唤醒更多人的公民意识--争取宪法规定的所有公民权力不折不扣早日兑现!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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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December 28, 2005

聂元梓口述自传
 
服管不服罪的“罪人”

 

谢冀亮


 
    被捕前后
   
   “四人帮”在台上的时候,迟群、谢静宜跟着江青、康生,说我是“5.16”分子,说我反对康生和谢富治就是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又成了“四人帮”的黑爪牙,在学校被斗来斗去。周林进校,继续对我实行监管,继续执行以前的规定,宣布过去“四人帮”整我的一切规定继续有效。不许我出学校,不许接触他人,继续监管和劳动。
   
   这时候,我就要求见周林,要求跟他谈话。我要讲清是非。你不能继续像“四人帮”一样地对待我。我有许多错误,可是我也是最早地同林彪江青等做过斗争的。应该辨清我的问题,对的就肯定,错的就批评,但是不能简单地继续执行“四人帮”的那一套,不能全盘照搬迟群谢静宜在北大的错误做法。我多次要求谈话,他都不理睬。我当时写过一个材料,是关于抓杨勋的,说明抓杨勋不是我的责任,是周总理通过康生指示我,让学生把杨勋扭送到公安部的。可是逮捕我的时候,还是说我指使学生抓杨勋,说我反对周恩来,说我是北大和汉中武斗的后台,等等。
   
   1978年的4月19日,学校再一次开全校大会,批判斗争我和孙蓬一,会上宣布开除我和孙蓬一的党籍和公职,并且宣布由司法机关逮捕了我和孙蓬一。
   
   开逮捕大会以前,我一直被关押在北大,由几个工人看管。我要求同周林谈话,哪怕是让人审问我也行,只要让我有机会讲话,我的问题不就谈清楚了吗?可是,他根本不理睬我。19日这一天,说让我去参加全校批斗大会,这一下我就明白了。其实,周林不跟我谈话,也没有派人审问我,我心里就想,可能是学校不处理我,要逮捕我了。
   
   押着我去参加大会的时候,他们告诉我,在大会上不要乱讲话,要接受群众的批判。我是关在四院的二楼,从这里到开批斗会的地方东体育场去,路过未名湖旁边,在半路上,就看到有两辆小车停在路边上。我就想,这是等着开完批斗会把我带走的车子吧。会后果然是如此。
   到了会场,先是在下边等着。大会的主持人一声断喝,“把反革命分子聂元梓押上来!”我就被押上台了。然后孙蓬一也被宣布为反革命分子,被押上来。我心里并不害怕,我没有犯下什么反革命罪行!对我扣的各种帽子,我都不在乎,迟群、谢静宜还宣布过我是“反革命5.16分子”呢。
   
   在这次全校大会上,宣布我的三大罪状。第一条大罪指控我是北大和汉中武斗的后台;第二条大罪是抓杨勋;第三条大罪是迫害北大群众。
   
   在大会上发言批判我的,是樊立勤、杨勋等人。杨勋不知道当年周总理通过康生指示我把她扭送到公安部的内情,她一直以为是我要抓她,排斥异己,镇压不同意见,所以她控诉说我迫害她。还有人说我是北大和北大汉中武斗的后台,说我指使武斗打死学生。给我罗织了很多罪行,我也不在乎。我心中想,以后你们会知道武斗的后台是什么人的,更会明白数万人的大武斗还是我制止的。因此,我心中很坦然。我第二次逃跑出去,又自己回了学校,我心里就明白,这等于是自己走向监狱。已经批斗了我这么久,批斗不出什么实质性的内容,既然不放我,就剩下坐监狱了。因此,我面对逮捕和逮捕前的再一次批判,早有思想准备,并没有感到慌张。
   
   批斗我的体育场上坐满了人。看我对于揭发批判都没有什么反应,主持会场的人就叫我低头。我没有低头!我没有犯罪,杨勋不是我主张要抓的,武斗也不是我挑起的。孙蓬一也很硬,他没有低头,还跟人家犟嘴。就这样,批斗完了,宣布开除我们两人的党籍和公职,逮捕起来。逮捕就逮捕吧,他们押我到汽车那里的时候,还压着我弯腰低头,我硬挺着不弯腰,不低头,抓我的人硬要按我低头,我就硬挺起头来,决不低头。就这样推推搡搡地上了车。他们竟然在车上还要压我低头,我还是不肯低头,抓我的人就死命地按我的头,他的力气大,我抗不过他,我的脸被他压得都快挨到车底板了!
   

立法三章
   
   从批斗会下来,直接把我送到了北京市公安局七处看守所监狱。这里是关押和审讯嫌疑犯的地方。我在这里足足地呆了五年,实际上已经把我的问题澄清了,就是有人从中作梗,阻挠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在一个看守所里关押5年,这是非法的,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看守所,也不能对一个尚未定罪的人关押这么长的时间呵。
   
   到了七处监狱,他们把我送进一间拐角处的房子里。房间很小,就是摆了一张四条腿的小桌子,桌子很破,却没有凳子。我心想,这就是监狱呀?这真是人们所说的打入十八层地狱了。这天晚上大概就叫我住在这里,那怎么休息呢?房间里没有床和被褥,怎么睡觉?水泥地上没铺没盖,没法子睡,睡在桌子上呢,睡桌子又窄,睡不下,四条腿又晃悠,还不把我摔下来?
   
   这就是我被关入七处监狱时的真实心情。别的不想,就是想到该怎么睡觉。我的心情很平静。刚刚结束的批斗大会,要是他们批我批得很准确很恰当,我会虚心地接受,会引起心灵的触动,会进行自我反省。可是,他们的批判,太过份了,离事实太远,离真理太远,我绝不能接受,绝不能认罪低头。当然,对于以逮捕法办的方式处理我,我是坚决不能接受,我是非常气愤的,为什么就不能让我讲讲情况,让我澄清事实,然后实事求是地解决我的问题呢?不过,既然历史的责任不应当由我来负,我的坦然心情,是能够随遇而安的。
   
   正在想晚上怎样休息的时候,突然进来一个人说,“出来,跟我走。”又把我送到另一个房间。已经有两个女犯人住在这里了。它的窗户是朝西的,屋子里有一铺炕,炕上铺好了被褥,枕头也有,带我进来的人指给我,这是你睡的地方,位置是在那两个人的中间。后来才知道,这两个人是老犯人,是看守所安排的,他们害怕新来的我接受不了坐监狱的沉重事实,一下子想不开,寻死自杀,因此,特意安排了两个老犯人陪住看守我。
   
   安顿好了住处,我还没有吃午饭呢。上午开批斗大会,然后到七处监狱来,折腾得过了中午,已经很晚了。我就跟同住的她们讲,我还没吃午饭。她们说,给你领好了,留在这里。今天没好饭吃,午饭就是馒头、水煮土豆。我狼吞虎咽地吃了一顿饭。吃完饭,我就躺下休息。经过大半天的波折,我感到很劳累了,想睡一会儿。她们两个人奉命看着我别出事,她们也不敢睡觉,两个人聊天。我就说,你们俩都别说话了,都休息嘛。(后来才知道,她们看管我,白天晚上都是轮流睡觉,晚上也不准关灯。)到了晚上睡觉,她们还在说话,我又制止她们讲话,睡觉需要安静嘛。晚饭吃的是玉米面窝头,一人就给两个窝头,我把自己的窝头吃掉,还把她们吃剩下的窝头也吃了。
   
   当时看管我的人,一个叫傅淑芝,是工人。还有一个女犯人,是个杀人犯,刘某某,也是来看管我的。她们两个人,一边一个,睡在我旁边,怕我闹事,也怕我自杀。她们对我感到很奇怪,说是不管谁被关到这里,都是哭哭啼啼,不吃饭,吃不下去,你倒好,那么好的胃口,盐水煮土豆,也不削皮,汤都是黑的,谁都吃不进去,你都吃得那么香,狼吞虎咽,把所有的饭菜都吃光了,还把我们吃剩的窝头都吃了。
   
   的确是这样的。我在监狱里,每天吃得非常多,把分给我的一份吃掉了,还是不够吃。傅淑芝呢,因为心情不好,再加上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苦,玉米面的窝头咽不下去,她就把剩下的窝头偷偷地给我吃。后来我们三个人分开了,我和傅淑芝搬到另一个大房间,一个大炕上睡五、六个犯人,傅淑芝给我剩窝头,被其中一个犯人姓李的给发现了,她就告诉了看守,看守把傅淑芝训斥一番,不让她给我她吃剩下的东西。
   
   傅淑芝似乎没有什么不得了的大罪,具体案情我不太清楚,就是记得她一天到晚地老是哭,我劝她,说你紧着哭什么,把身体都哭坏了。她就很奇怪我,没有见过我这样的犯人,她们两个人,本来是害怕我对于监狱生活有抵触情绪,害怕我自杀,才指定她们两个老犯人看着我,怕我出事情,一边一个盯着我,没有料想到,我陷身囹圄,人生乍然出现这么大的挫折,就和没事人一样,吃饭什么都不讲究,一扫而光,还能呼呼大睡,真有点儿没心没肺。她们两个看管我的人,隔着我说会儿话,我还嫌她们说话妨碍了我睡觉。
   
   其实,我怎么不冤得慌?我大概是同监狱里最冤枉的人了。另一方面,我心里很坦然,我是无罪的,我不是不生气,不是没头脑,这样对待我,实在是太不公正!但是,我也知道,光是气愤是没有用处的。我必须把身体维持好,不能垮掉,要坚持下去,跟那些迫害我的人做斗争。
   
   为此,我给自己定了几条规矩:
   
   第一条,是一定要吃饭,要多吃,监狱里的饭菜质量很差,我就以数量补充质量,加大饭量,不管顺口不顺口,不管味道怎么样,我都强迫自己多多益善地吃。我想,尽管窝头不好吃,可是,一个窝头总有那么一点儿营养,我就尽量地吃,多吃一块窝头就多增加一点儿营养,再多吃一块,就又多了一点儿营养,监狱里的窝头,别人吃不下,我一口气能吃3个!灰乎乎的盐水煮土豆,根本没什么油水,我也是使劲往肚子里装。
   
   第二条,是一定要保证睡眠。就是一定要休息好,不能让神经出问题,不能让头脑出毛病,我的问题,不能指望别人,我还要以健康的身体和健全的精神,为争取得到公正,得到正义而努力。我睡觉的时候,就强迫自己不想任何问题,不准想白天受到的任何刺激,怎么审问啦,怎么训斥啦,都不去想它,就是睡觉。白天没有任何事可做,要怎么想,都有的是时间,为什么要在晚上想它,让它影响睡眠?只要保护好身体和头脑,将来一定会有机会把问题说清楚的。这两条是非常重要的。孙蓬一就是监狱里精神出了毛病,患了躁狂抑郁症,后来又病故了,连为自己申辩的机会都没有了。
   
   第三条,我是老党员老干部,现在住在共产党自己的监狱里,我要自觉遵守监狱的有关规定。住旅店都要守规矩呢。我相信,总有一天会能够让我说明事实真相的。比如说,抓杨勋的事情,明明是周总理指示的,这迟早会真相大白的,怎么能算在我的账上呢?尽管我是身陷囹圄,我相信党,相信群众,相信历史,相信事实。任何人也不能随意地改变历史的真相。关押我的时间再长,也不过是历史的一个瞬间。你们骂我,也是暂时的,强加给我的罪名总是要被推翻的。不管早晚,总是会要分清是非,分清哪些是我的错误,哪些是党中央毛主席的错误,哪些是林彪、江青搞的鬼,哪些是群众受蒙蔽做的错事。群众都是无罪的,包括很多的“三种人”。“三种人”是什么?“文革”当中,哪个人没说过错话办过错事?那些当干部的,后来是被打倒了,运动一开始,他们就没有整过别人?“文革”结束以后,就是给老干部平反了。老干部挨整,应该平反,可是,当年全国搞得乱七八糟,后来要群众负责,要群众组织头头负责,这太不公平了。那时候,我心里就是认定了一条,相信真理。我也不能把我的生命仅仅看成是我一个人的七人大字报一公布,把我摆到那样的位置,在群众中很有影响力;后来我带头反王关戚,公开提出当前是要“反左不反右”,也有很多人靠拢我;结果呢,我一倒霉,就牵连了很多人。我有责任有义务为这些人把事情讲清楚,要为他们洗清冤屈。我一定要活下来!再苦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再来一个八年抗战,总会苦尽甜来。
   
   这个道理,需要在漫长的岁月中为澄清历史而抗争,其实在工宣队、军宣队进校以后,我挨整的时候,我就明白了。那时,工、军宣队说我反康生、反无产阶级司令部,还说毛主席批准对我进行审查,这么大的罪名,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说清楚的。一定会长期地整我。因此,我必须爱护身体,一切有损于身体健康的事情都不能做。本来我是抽烟的,我想明白了这个道理,我马上就戒烟了。我那时候工资收入高,平常抽的都是好烟,就是被工宣队、军宣队关起来,大胖给我送的也是“恒大”牌、“中华”牌香烟。我这人是认识到哪儿做到哪儿,说戒烟马上就戒了,本来还剩半包烟,我一下子就扔掉了。看管我的人奇怪地问我,说你怎么突然不抽烟了?我说我不想抽了。我心里想,我必须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准备做长期的斗争。我坚信群众,坚信党,坚信历史。党和群众,还有历史,都不会冤枉无辜。我受诬陷的时间再长,也是暂时的,我坚信党总有一天会纠正对于我的错误处理,我坚信这一天的到来,并且准备长期地等待它。
   

混淆黑白的陪斗
   
   我被抓到了北京市公安局七处监狱以后,还发生了一件非常荒唐的事。
   
   在“四人帮”垮台以后,迟群、谢静宜都被抓起来。北京市在首都体育馆召开大会,批斗迟群谢静宜,又叫我陪斗!(大笑)本来他们两个是批判我的,说我是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谢富治,把我整得不亦乐乎,现在又让我陪他们挨斗!
   
   批斗迟群、谢静宜,把蒯大富和我都拉去陪斗。我的脖子上拴着一条绳子。两边两个女警察,又高又壮,凶得很,抓着我的手,只要我一说话,她们就会把我戴的手铐推紧,这种手铐,人们都叫它“狼牙铐”,意思是说它像狼牙一样咬人,它可松可紧,要想惩罚你,就可以使劲把它勒到你肉里去.我身后是一个又高又壮的彪形大汉,拉着拴在我脖子上的绳子。绳子就抓在那个男警察手里,我只要一说话,他就拉紧绳子,勒紧喉咙,不要说喊叫,根本就说不出话来。我们就像是一驾马车,我就是那匹拉车的马,脖子上勒着缰绳!当时的状况就是,只要我一开口说话,手上的狼牙铐和脖子上的绳子,就同时勒进肉里和脖子里去,我就变成了站在地上的“吊死鬼”。当时蒯大富也是陪斗的,不过他没有“享受”我的这种待遇,连迟群、谢静宜也没有我这样被虐待!就因为我不认罪!
   
   谢静宜和迟群都低了头,认了罪,所以在批斗会上不像我那么遭罪,他们就是害怕我不低头不认罪,怕我喊出声来。我怕什么,迟群谢静宜就是证据,就是他们秉承江青的旨意整我的。
   为什么要把我和迟群、谢静宜往一块儿拉?其实,这是什么玩意?批斗迟群、谢静宜,我的什么事情跟他们联得上?当年迟群、谢静宜接受江青的指示批斗我,说我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康生反谢富治,要揪王关戚的后台,而王关戚的后台就是中央文革。现在江青、谢富治、迟群、谢静宜都倒台了,这不说明我当时反对他们是正确的吗?为什么又把我和他们拉在一起批斗我?我和他们哪一点儿有共同之处?当年,我和孙蓬一、陈良他们说,“你们看,迟群怎么这样骄横霸道不可一世?他和戚本禹一个样,傲气得不得了,现在走路脚底都要朝天了。”不问青红皂白地把我和他们拉到一起,不是滑稽到家了吗?
   

没有收获的审讯
   
   我被关在公安局七处监狱,在那里接受了多次的审讯。
   
   在最初的审问中,他们想用最重的炮弹一下子打垮我,首先就是问我北大武斗和汉中武斗的事,以为我是武斗的罪魁祸首。我就给他们讲北大武斗的真相,讲林彪、谢富治怎么策动外校学生到北大搞武斗。我还没有完全讲完的时候,预审人员就惊呆了,不敢让我再说下去,他们就说休息一会儿,急忙去请示去了。等他们请示回来,预审员说今天不审了,什么时候预审,听通知吧。审问就停顿了很长一段时间。这是他们在向上级汇报和进行调查,看我说的是不是事实。从此,关于说我是武斗后台的事就再不提起。后来再审我的时候,一个姓陈的预审员对我说,在制止武斗的问题上,你是立了一功的,你给党中央写一个关于制止武斗的情况报告吧。这样,我向党中央写了一个揭发林彪、谢富治挑动群众打武斗的报告,交给了陈预审员。可惜有关的领导不能正视事实,继续给我判刑,并且是判定我和林彪、江青等是一伙的,罪名是积极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颠覆无产阶级专政,这真是天下最大的笑话。
   
   这样就停止审问了。一天到晚地关着,又不审问,这算怎么一回事?我就催问还有什么问题,催他们,要求他们提审我。只有提审,才能有机会把事实真相全面地讲清楚,我才有机会为自己辩护啊。
   
   过了一段时间,换了一帮预审员审我。这次问的是关于我揭发安子文的问题。问我怎么揭发安子文的,为什么要揭发。这帮人男的女的都有,有个40多岁的女的,态度特别坏,她要我讲得详细点儿,她说,你怎么知道邓觉先与安子文有关系,怎么知道邓觉先和吴溉之之间的是非的?她的口气,是想要否定我是知情人,否定我揭发安子文的事实真相。那时安子文还活着,我就估计,这些人是安子文派来提审我的。我呢,据理力争。尽管说,安子文在“文革”中是受了迫害的,迫害他是错误的,但那完全是康生、江青搞的,与我无关。我的揭发却不是诬陷,不是栽赃陷害,我是眼见为实,是有真凭实据的,是出于公心,是为了维护党的利益的。他们见我始终没有改口,审了一天,带了录音就走了,我估计是拿给安子文去听。此后,一直没有后话,没有任何人给我讲说我对安子文的揭发是诬陷。
   
   我出监狱以后,听一位老同志讲,预审我的时候,让谁参加预审谁都不愿意参加,因为我的事情,我说得清清楚楚,没有什么可审的。有些日子,七处监狱都准备要释放我了,气氛也比较宽松。
   
   有一段时间,我被关在K字楼。蒯大富也关在这座楼里。我住在西头,蒯大富是住在东头,我出去放风回来,有时候会从蒯大富的牢房前面走过。在K字楼,我睡的是地铺,傅淑芝是靠墙睡的,我挨着她睡。牢房里什么人都有,小偷流氓杀人犯,全都关在一起。
   
   这时候,我已经是严重地营养不良了。我的手指甲变得很薄很薄,从中间纵贯着裂开了(至今仍然是裂着),一搔痒,指甲就翻起。经常头晕,出虚汗,不能看书,不能说话,一看书就更晕了,一说话就呼哧呼哧地喘气,非常费劲。我觉得浑身没有力气,心跳异常,快死了。我想,无论如何我不能死,我必须活下去。我就向监管人员提抗议,我说我是政治犯,不论是从我的案情,还是我的干部级别,都不应当把我关到这里。为什么把我和刑事犯关在一起,同等待遇?我说,长期把我这样地关押着,不明不白,也不审问,也不判决,这同样是非法的。看守所的监狱是个预审单位,审查一个人,总应该有个时间限度,不能没完没了。我要抗议!
   
   经过我的斗争,他们就允许家人给我送食物,伙食也改善了,不再吃窝头。我的营养状况好一些了。然后,女犯人搬迁时,就把我一个人调了房间,两大间房子,就住我一个人,炕上放个小桌子,让我写材料。据有人讲,就在这一阵,在1982~83年之间,已经准备释放我了。形势似乎好转,却突然间又起了变化,没想到会变得那么坏!
   
   

“莫须有”之罪
   
   这时,气氛比较宽松,本来很长时间都不提审我了,突然形势剧变,又给我扣上了“反彭真”的罪名,让我交代反彭真和“第二战斗队”揪叛徒的事情。
   
   我承认我喊过打倒彭罗陆杨的口号,但是我没有参加过揭发批判彭真的任何具体活动,我坚决否认参与过诬陷彭真是叛徒的活动。当时在全国各地到处“揪叛徒”的风气下,北大群众自己组织了“揪叛徒兵团”,也叫“第二战斗队”,是学生自发组织成立的,不是隶属于校文革的,他们的“揪叛徒”活动,我无法领导,也无法对他们的行动负责。后来,他们与彭真专案组取得联系,并且被彭真专案组收编过去,这是他们自己的行动,与我、与校文革都没有什么关系。因此,问题很快就讲清楚了。
   
   这时,预审员要审问我已经提不出什么具体问题,更拿不出什么证据来,预审陷入了困境。他们就说,那你就写个检查吧。我也过于天真,脑子里仍然是相信党啊,组织观念啊,还以为写完检查就没事了。哪里想得到,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不能写什么检查,不能给他们提供任何把柄。检查落到他们手中,鸡蛋里面挑骨头,就成了我反彭真的罪证,就上纲上线,纠缠不清了。
   
   然后,在接下来的审问中,就是揪住后来写进判决书中的那几条“罪状”,翻来复去地追问。我用事实作出证明,否认了也不行,还要给我定罪。
   
   他们硬说我禀承康生的旨意抓叛徒、反彭真,成立什么“第二战斗队”。我据理力争,把他们顶回去了。
   
   他们还说,是江青派我到上海去串连的,王力做了证明,证明我是接受江青指示到上海去“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陈预审员说,你不要以为王力死了,没有证据了,他还活着,写了证明材料。我说,我怕王力干什么?他死活与我有什么关系?我还是反王、关、戚的呢。王力诬陷我,他拿不出证据来!
   
   我说,我到上海,是毛主席派李讷传达他的指示,我是奉毛主席指示到上海去串连,他们告诉我,说李讷否认了这件事,等等。我追问说,李讷是怎么否认的?预审员讲不出具体内容来。我又说,李讷否认她转告我的毛主席指示我去上海的内容,那么李讷连着两天到北大来找我,我们谈了两次,她都和我谈些什么?她为什么突然间无缘无故地来找我?预审员还是回答不出来。预审员只能说,你和李讷两个人谈话是密谈,密谈没有旁证,不能算数。我说,那你们说我在上海和张春桥密谈,那也应该不算数了?对这个问题,预审员就更加无法辩解了。
   
   我就说,李讷否认她到北大给我转达毛主席指示,是否认不了的。她到学校来,这是许多人都亲眼看到的,而且,我还把毛主席的指示传达给北大校文革的成员,我聂元梓难道胆敢伪造主席指示?去上海之前,王力关锋找我和李清昆等谈话,要整张恩慈的材料,这样,我还对王力、关锋讲了,毛主席要我到上海去,张恩慈的材料我来不及写,等等。
判决中的骗局
   
   尽管说,我把王力和李讷的这些证词驳斥得有条有理,但是,他们还是强行给我定罪。然后就不审问了,说是很快就要开庭审判,让我请律师为自己辩护。
   
   我的辩护律师是他们代替我请的。他们派一个人来,我要求给我请两个律师,我想,多一个人听我申诉,多一个人了解我的事情也好。结果,我和两个律师谈话的时候,律师根本就不听我说,他们在那里打盹睡觉。我想,他们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对我的判决是在法庭之外决定的,他怎么可能为我进行公正的无罪辩护呢?不过,我是不管你听不听,是真睡觉还是假装迷糊,我都要说,要是我死了,你们总还是知道一点儿实情,知道我自己是怎么讲的吧。多一个人知道真情,总会有好处的。
   
   从1982年10月对我提出起诉,到1983年3月10日,法庭判决,为时半年。上法庭宣判那天,在法庭外面等候的时候,看管我的队长,和另一个来人,跟我谈话,“等一会儿开庭的时候,你要守纪律,不要讲话,等休庭了,会有人找你谈话的,你有什么话,等休庭以后再说。”
   
   我就说,“那我要是有意见要讲呢?”
   
   “那也要等到休庭以后,等到专人找你谈话的时候再讲你的意见。”
   
   尽管他们这样讲,我还是没有对他们表态,我不能听他们的,我该讲的就要在法庭上讲出来。我要行使法律规定的被告人讲话的权利。等到宣判以后,我就坚持要讲话,我不接受这个判决。结果是宣判一结束,他们就把麦克风都给关掉了。我说话根本没有人听得见,刑警拉着我,连拉带推地把我拉走了。
   
   宣判完了,最起码地要有一个让被告表态的机会,接受不接受判决,我接受,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我不接受,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哪些问题我愿意接受,为什么,哪些问题我不能接受,为什么?这是法律条文中明确地规定的。可是,我却被无理地剥夺了最后申辩的机会。
   即使是在七处监狱的时候,审问我,也是只许他们讲话,不理睬我的辩驳。我讲什么情况的时候,他们还记录,等到我反驳他们对我的指控的时候,他们就根本不听,也不记录。我说什么都是白说。不过,只要没有把我的嘴封上,我就要说话,就要为自己辩护。你听不听是你的事,我必须坚持我自己的意见,我必须坚持为自己辩护的权利。
   
   结果呢,本来在宣判以前他们讲过,宣判完了会有人跟我谈话的,但把我送回看守所监狱以后,根本没有人理睬我。他们所说会有人找我谈话,完全是谎言,没有任何人来找过我。他们不理睬我,我就找看守所监狱的狱长谈了一次。我向狱长指出,我没有罪,你们非法关押我,判决我,都是违反法律的,都是无效的,你不能执行。我要上诉,要写上诉书,详细地为我自己辩护。由于当时法律规定的从初审判决之后给被告人用来提起上诉的时间非常短,只有10天,我的案情却是非常复杂,在短暂的上诉期里,我无法完成我的上诉书,因此,在我上诉期间,你应该给我时间写上诉书,不能把我转到监狱去。你要送我进监狱,你得先跟我打招呼。他答应说,好吧,我不执行,我不送你。我要是送你走,我一定先和你讲一声。你的上诉书一下子写不出来,你先写个简述给我,然后再详细地写你的上诉书。这么做是经过监狱和法院同意的。
   
   这样,我先写了一个简单的陈述,交上去,就专心致志地写我的上诉书补充材料。可是,我的上诉书补充材料还没有写完,高级法院的终审判决书就下来了这太荒谬了。中级法院对我进行宣判,然后我按照法律程序向高级法院申诉,我应该提交上诉书,然后由高级法院重新调查审理,哪里有这样的怪事,我的上诉书还没有写完,高级法院就作出最后裁决呢?如果我不上诉,就不需要他们再次判决;如果我要上诉,他们最少也要看看我的上诉书吧!
   
   终审判决书送来了,他们要交给我,我拒绝接受。我说,这是违法的,终审判决书是无效的,我不能收,我的上诉书还没有写呢,怎么就能进行终审判决?非法的终审判决书,我坚决不要。我在监房里,隔着门,他们在门外,就把终审书通过门上的小洞塞给我。他们怎么塞进来,我就怎么塞出去,就是不接受。他们没有办法,就走开了。过了一会儿,乘我不注意,又突然地给我塞进来。我就又扔出去。这违法的东西,我坚决不要。最后,还是他们罢手了。可是,他们却毫无道理地把判决书寄送到我儿子大胖的单位,天津师范大学,让我孩子收下。他们是把判决书交邮局寄去的,寄到天津师范大学的收发室。结果,天津师大的人,有许多人本来是不了解我儿子的情况的,判决书送到师大收发室,在那里扔着,大胖也不知道,到收发室拿报纸的人就好奇地乱传乱看,传来传去,连收发室的老太太也看不下去,她打电话找到我儿子,才把判决书拿走。法院递交判决书,是一项严肃的法律程序,他们却如此地掉以轻心。这不是祸害人吗?
   
   监管我的人员,还做我的思想工作,他们说,你走吧,到监狱中去,条件比这里好,到那里你可以自由出入房间活动,你看你在这里呆了多少年,总是在监房里,监狱那边比这里自由,你还是走吧。
   终审判决书下来,我仍然坚持我的要求,不能把我送走。看守所也答应了。结果呢,有一天大清早,看监狱的队长找我,说让我收拾东西。我就问要到哪儿去,他说,等一会儿领导跟你谈话就知道了。你先上汽车,在车上等着吧。结果就硬把我送走了。车行到半路,在汽车上,他们又要给我判决书。我说,你给我我就扔掉,扔到这大野地里,我坚决不拿。这样就把我的终审判决书交给延庆监狱了。
   
   到了延庆监狱,七处监狱的人向监狱的监管人员对我做了一个情况介绍,告诉监狱长说,我的罪行是积极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等等。不过,他们也说了几句真话。延庆监狱里的犯人,有时候在院子里劳动,每逢有新的犯人来,就有老的犯人躲在办公室的墙外偷听情况,想知道新来的犯人是怎么回事。后来,就有老犯人对我说,七处送我到监狱的人员,向监狱方介绍我的情况,讲了我很多的好话,讲我在七处监狱遵守纪律,这个好那个好,讲得人家都不明白,为什么表现这么好,还要送到这里来?听到介绍情况的最后一句,原来就是坚决不认罪!
   我到延庆监狱以后,因为是新来的,监狱长找我谈了一次话。他给我讲要接受改造,给我讲,判处我17年有期徒刑,并且讲了刑期的具体折算办法,把“四人帮”监禁我的时间也计算在17年内。有关判刑和刑期折算的问题,他念的就是一个两寸宽的小纸条。我就抗议说,判我这么重的罪,这么重要的政治犯,你就念的是这么一个简单的小纸条,拿一个人的政治生命当儿戏,我坚决不接受,我没有罪!我对监狱长讲,即使你们要判决我,也应该给我一个关于刑期的正式文件,不能连这样的纸条都只是你拿着念,不给到我手里。我还讲,刑期的折算有问题,我现在坐在共产党自己人的监狱里,这和当年“四人帮”整我,把我隔离审查,性质是不一样的:那时候我是受迫害,因为我反对王关戚,反对江青、陈伯达、康生,反对谢富治,他们掌权的时候就迫害我。现在呢,我的问题是搞错了,是自己人冤枉自己人,把我的问题搞错了。虽然我是一直处于监禁之中,但是,前后两个阶段的性质不同,不应该混为一谈。监狱管教人员说,你傻不傻,给你把被监禁的前后两个阶段算在一起,你还可以早出狱,不然你在监狱蹲的时间就更长了。你不要认这个死理。我呢,就是要叫真,就是要认死理,就像我前面讲的,虽然是在监禁中两次逃跑,这两次逃跑的性质不一样;这两次监禁,性质也要分得一清二楚!至于我要为此在监狱中多关多少年,我都不加考虑,我不是惟利是图的投机分子,我虽然关进监狱了,我仍然是毕生追求真理的共产党人,我的志气永远不能倒!
   
   我的自我反省,我觉得,我就像在中共中央第十一届五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讲的那样,“‘文化大革命’初期被卷入运动的大多数人,是出于对毛泽东同志和党的信赖,但是除了极少数极端分子以外,他们也不赞成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进行残酷斗争。后来,他们经过不同的曲折道路而提高觉悟之后,逐步对‘文化大革命’采取怀疑观望以至抵制反对的态度,许多人也因此遭到了程度不同的打击。”而且,可以说,我是比较觉悟得早的,从1967年初,就开始与王关戚展开斗争,并且为此一直遭受迫害。粉碎“四人帮”以后,党应该实事求是地给我做一个切合实际的历史结论,对我所犯的错误进行严厉的批评,我愿意诚恳地接受党和人民群众的批评,作出最深刻的检查。我跟随党革命这么多年,即使是在最困难的时候,在我被江青等人迫害最残酷的日子里,我都没有动摇过共产主义的信念。
   
   

监管人员的“监督者”
   
   我在七处监狱,在延庆监狱,监管人员都说我一方面是接受管教的态度非常好,一方面却是坚决不认罪。
   
   延庆监狱是两个大院子,一个院子是牢房,关押犯人,另一个院子作办公室,是管教人员办公的场所。犯人有时候也过办公室这边来劳动。在延庆监狱,我先是和其他刑事犯关在一起,住大号。后来他们把我从监狱里关犯人的地方,搬到他们办公的院子里。在那里腾了一间办公室让我住。有一个犯人陪着我住,监视我,也帮我洗洗衣服。
   
   在监狱里,我对监管人员说,我的问题不是你们审判的,你们只是执行单位。我非常理解你们,我愿意配合你们的监管工作。但是,按照新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1979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第二编第八章《渎职罪》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司法工作人员徇私舞弊,对明知是无罪的人而使他受追诉,对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诉,或者故意颠倒黑白做枉法裁判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因此,监狱里如果长期关押一个犯人,发现他是被冤枉的,监管人员应该向有关方面反映。这是监管人员的责任。我对你们提出这个要求。如果长期地关押一个无罪的人,将来的后果,你们也是要承担相关的责任的。
   
   在七处和延庆监狱,我始终没有低头认罪,相反地,我一再坚持斗争,要他们拿出我被判17年徒刑的罪证来,他们始终没有拿出让我心服口服的证明来。与此同时,我又依照我的想法,不与监管人员刁难,不与监管人员对抗我是一个入党多年的老党员,我即使是坐在共产党的监狱里,我也要表现出一个老党员的觉悟和风范。以至于延庆监狱有人讲,像聂元梓这样遵守纪律、服从管理的犯人,咱们应该多要几个来才好呢。有个政法大学的学生到延庆监狱去实习,监狱方面向他介绍情况说,有一个犯人,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罪行很严重,但是在监狱里态度都很好,不哭不闹,很配合我们监管人员,服管不服罪。正好这个学生认识我的亲戚,他就对她说,我一听就知道准是你家的那个亲戚!
在日常的生活中,我对他们的监管工作,是很关注的。尽管我的身份是“犯人”,但是,我从来没有低头接受这一身份。相反地,我很关心监狱的现状,觉得我有义务有责任帮助监管人员做好工作。他们做得好的,符合政策规定的,我立刻就进行表扬,他们做得不对的,违犯政策的,同样地,我就悄悄地跟他们讲,你们这样做法是错误的,不利于犯人的改造。比如说,有一个调皮的犯人,不服管教,他们就把他绑在一棵树上,夜里也不管他,把他冻得嗷嗷叫。有时候他们还打犯人。当着犯人的面我不吭声,别的犯人都不在场,我就对监管人员提出批评,说他们这样的做法不对。一方面,他们对我这样做觉得很好,也不伤害他们工作人员的威信,觉得我说得对,另一方面他们一下子也很难改正,所以,后来他们再做一些整人的事,就离得我远远的,不让我知道。
   
   在七处的时候,我还帮他们揭露了一个杀人犯呢。一个女犯人,蓄谋杀人,她戴着手套,把另一个女人从楼上推下去摔死了。事情是她做的,可是没有确凿证据,没有留下指纹。在关进区公安局看守所,开始审问她的时候,她是承认了,但是当时只有一个预审员,没有第三人在场,没有旁证。到了市公安局七处看守所监狱,她觉得问题严重了,她就翻供,说是那个预审员对她进行逼供信,她是被迫承认的。结果,证据不足,她的案子就审不下去。那个区公安局的预审员为此受到批评,下不了台。她在牢房里和别的犯人聊天的时候,就承认她把别人推到楼下,而且是预先做了准备,戴上手套,不留下指纹。可是一到审问的时候她就矢口否认。我就把她在牢房里自己供认自己是杀人犯的情况举报给监管人员,揭露了她的伪装。我想,无论如何,总不能包庇杀人犯啊!
   
   

坚决不穿劳改服
   
   延庆监狱有一个股长姓樊,他看过我的案卷以后,就对我说,我看了你的案卷,你没有什么问题。说你反对彭真,“文革”当中,谁没有喊过“打倒彭、罗、陆、杨”,谁没有喊过“打倒刘少奇”?是的,在“文革”浪潮中,对于刘少奇的问题,我一直是听毛主席党中央的,一直是按照中央精神、中央文件的口径对待刘少奇问题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江青请我到钓鱼台去吃饭,和我单独谈话,她说了刘少奇那么多的坏话,还辱骂王光美,事后我都没有对她说的任何一句话作出什么反应,没有做她的传声筒和扩音机。哪怕是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给刘少奇定了“叛徒、内奸、工贼”三项大罪,永远开除出党;然后,开“九大”期间,许多代表发言,专门批判刘少奇,我也没有特别说什么,没有说刘少奇一句坏话。这都是有案可查的。
   
   在延庆监狱,我坚持不穿劳改服。我说过很多次,我没有罪,我不是囚犯,我不能穿劳改服。
   到了延庆没几天,北京市劳改局的一位局长和一位姓平的监狱长到牢房里看我。局长就问我,你为什么不穿劳改服?我说,判我17年徒刑的依据,主要根据就是说我执行了江青给我的到上海串连的指示。江青具体指示我是什么内容,到现在我都不清楚。请局长你告诉我,江青给了我什么“指示”?他憋红了脸,说不出话来。我说,江青指示的内容我不知道,你也不知道,在江青指示下我犯了什么罪,我更不知道。我穿劳改服是要改造什么?您局长改造的标准是什么?他什么话也说不出来,恶狠狠地耍态度,说你不要再说了,你马上写个材料,我给你送到北京市中级法院去,法院把事情说清楚,把材料批回来,你就得给我穿上劳改服。我说没问题,只要中级法院批回来,把问题落实了,我就穿劳改服。
   
   然后,我就写了一个简短的报告,内容为:1.江青指示我的内容是什么?时间、地点,有什么人证物证?2.判我17年徒刑,是怎样计算出来的?从哪年哪月哪日起,到哪年哪月哪日止,应该给我一个正式的文字通知。我把报告交给劳改局长。结果,他一离开,又没有下文了。我在狱中催问了几次,都没有任何答复。我让我儿子大胖到中级法院去质询,法院说,聂元梓的判决书都不是我们写的,只是我们念的,江青指示她的内容,我们不知道,你找中央专案组去吧。连法院都不愿意承认案件是他们审理的,只是他们宣读的,这样的判决能有法律效力吗?
   
   我住监狱,就是一条,相信党,相信群众,相信历史,我相信我的问题总会有一天得到解决,时间再长,也是暂时的。就是有这种信心,有这种力量,其它的事情都没有关系。
   
   那些人就是要整死我。按我的资历,我的级别,我应该是进秦城监狱的。解放以后第一次给干部定级,我就是12级,是高级干部。后来晋升级别的时候,我还发扬风格,把晋升的机会让给别人。不管怎么说,我的级别是可以进秦城监狱的,那里的居住条件和伙食都比普通监狱要好得多,那里关的都是高级的政治犯啊。斗争我的时候,宣判我的时候,把我的问题说的那么吓唬人,进监狱的时候,却让我进了延庆的普通监狱,和小偷、流氓、杀人犯们关在一起!
   

我为什么叫“王兰”
   
   在北京市公安局七处看守所监狱的时候,我被迫改名为“王兰”。这是七处的人给我改的他们不想让那些刑事犯知道我是聂元梓,以免在监狱里生出什么事端;还害怕那些人关进放出的,把有关我的消息传出去。
   
   改个名字坐监狱,可以选择的名字很多,为什么指定我叫“王兰”?我想,这大概是当时的通例。彭德怀彭老总被关押的时候,改名时就被指定为叫“王川”;陶铸被关押受迫害的时候,被指定改名为“王河”;“川”和“河”,都是山川河流,都是取自大自然。给我也排到“王”姓里,又因为我是个女的,就依照中国人的取名习惯,兰啊草的,就成为“王兰”了。
   因此,关在七处和延庆监狱的时候,那些和我接触过的犯人们,都知道我是“王兰”,对我的真实身份未必了解。如果在监狱中被关押期间病死了,其他犯人也只知道是死了一个“王兰”,并不知道死的是聂元梓,因为在监狱中我一直是以“王兰”的名字出现。像前面讲到的傅淑芝,出狱以后我们还有过联系,相互见过面,她就一直是叫我“王兰”的。到现在,许多人叫我的姓名也是“王兰”。在一些场合,尤其是后来我介身于商业活动的时候,我自报家门,也是自称“王兰”,不愿意玷污我聂元梓的名字。不过,这也是后话了。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readnews.asp?newsid={AA07F924-FBC9-4F48-AE28-104DD1303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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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December 27, 2005

   中国国民党主席马英九日前在接受美国新闻周刊(Newsweek)专访时指出,台湾在发展民主政治上的表现,已透过各种资讯管道,传播到大陆,对大陆民众已产生相当大的冲击和影响。他相信,中共领导人越是了解台湾民主化的情况,应该越无法对台湾等闲视之,台湾的民主正是中共领导人应该学习的地方。对于两岸关系发展,马英九则表示,政府应该做的是,创造有利条件,使台湾在大陆市场上所享有的地理位置、文化、语言等各方面的优势「极大化」,而不是反其道而行,将自己的优势变劣势,「现在做已经有点迟了,但如果马上做,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对于县市长选举结果,马英九指出,为使国民党执政县市的政务尽速上轨道,国民党将在近期内在北、中、东部三地区分别成立「区域县市长协调会」,定期举行协调会报,以加强各县市间的合作关系,使各县市的政务都能顺利推展,并使每一位党藉的县市长都能如他们所宣誓的,坚守「清廉、勤政、爱民」的执政原则。
   
    马英九在强调这项工作的重要性时说,三合一选举,民进党失败,是民进党自已被自己打败,并不是国民党好,民众把票投给国民党,因此国民党唯有重视每一个县市的执政品质,才能塑造国民党的新形象,也才能真正赢回台湾人民的信任,重新执政。
   
    马英九说,他很庆幸自己能同时身兼党主席和台北市长两个职务,因为这样,他可以把他如何将台北市在任何一项评比中,每次都是第一名的市政经验和党内同志分享,和大家一起努力,共同为中国国民党的未来创造最有利的条件。
   
    对于两岸关係发展,马英九说,扁政府因囿于意识型态,不愿采取较具建设性的两岸政策,陈水扁宁可推翻自己在2000年就职典礼上所作的宣示,也不愿开放两岸三通,而使得原来只需八十分钟的台北─上海旅程,需花掉七个小时!台北到上海的距离因此和雅加达到上海一样远,使往返的金钱和时间成本大幅增加,造成台湾人民和企业加速外移!
   
    马英九表示,政府应该做的是,创造有利条件,使台湾在大陆市场上所享有的地理位置、文化、语言等各方面上的优势「极大化」,而不是反其道而行,将自己的优势变劣势,「现在做已经有点迟了,但是如果马上做,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他因此重申,如果国民党能重新执政,一定在两年内开放三通。
   
    对于两岸是否可能走上统一之路的问题,马英九分析指出,其实很明显的,中共现在已不再急于推动两岸统一,他们制订通过「反分裂法」,主要原因是不愿见到「法理台独」,所以台湾方面,只要不做出挑衅的言行,安全上就不致于有太大的问题,但如果台湾刻意挑衅,搞正名、制宪、改国号等,则恐怕难以避免中共对台动武。
   
    他说,就现阶段而言,大陆有大陆的问题要解决,「台湾问题」对他们来说确实存在,但并不是最重要或最急迫的问题,只要台湾不推动「法理台独」,维持现状,中共方面显然并不太介意台湾人民选自己的总统,照自己的制度运作,「台湾维持『实质独立』显然并不伤害他们的利益」,所以台湾其实在两岸关係发展上是有主导空间的。聪明领导人应该要以台湾人民的利益为优先,用智慧去处理两岸关係。
   
    另一方面,马英九也呼吁中共领导人,应了解、尊重台湾的主体性,台湾已民主化,台湾人民要选自己的总统和政府,不愿见到大陆方面介入台湾的内政;有些人更是不愿见到台湾和大陆有任何合作关系等等。这些都是在发展两岸关系,大陆方面应有所体认的。
   
    马英九同时更指出:大陆的经济发展快速,已成为世界最重要的经济体之一,但在政治方面,他们却远远落后台湾。而台湾在发展民主政治上的表现,已透过各种资讯管道,传播到大陆,对大陆民众已产生相当大的冲击和影响。以今年国民党党主席选举为例,七月十六日投票日当天的投、开票过程,电视转播也传送到上海,就有大陆网友因看到报导而在其网站留言,强烈质疑为什么台湾人民可以享有民主,大陆人民就不能,「难道我们是二等公民吗?」。此外,很多大陆民众也都透过电视、广播或网路,清楚掌握整个三合一选举的过程和结果,并纷纷在网站上表达心声。
   
    马英九因此说,他相信,中共领导人越是了解台湾民主化的情况,应该越无法对台湾等闲视之,台湾的民主正是中共领导人应该学习的地方。
   
    但他也表示,虽然共产党的本质是掌权愈久愈好,所以他个人不会天真到认为大陆很快就会像台湾一样的民主化,但一方面由于资讯管道发达,中共要管制人民资讯的取得越来越困难。但另一方面,看到荣誉主席连战的「和平之旅」,在北大演讲,谈到「自由主义」时,中共方面却毫无检查的予以全程播出,让大陆人民对台湾政治领袖的气质和风范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并改变了台湾人民在大陆民众心目中的印象,单就这一点,就可看出大陆的变化之大了。
   
    对于是否会受邀访问大陆的问题,马英九说,目前没有任何这方面的计划。他并表示,连胡会所获成果比预期的大很多,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如何先推动连胡会所达成的五项结论,再谈访问大陆之事,才有意义。


来源:中国国民党全球资讯网     来源时间:2005-12-16     本网站发布时间:2005-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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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东方
华盛顿
2005年12月23日

*普林斯顿-最后的家*

举行刘宾雁先生追思会的会场,外观象是一座宏伟的教堂。
圣诞前夕的普林斯顿大学,学生已经都放假。偶尔几个学生,在校园中三三两两穿过,打破校园的安详。冬季柔顺的阳光,轻轻散洒在校园的古老的建筑上,愈发衬托出这座大学的厚重。

*普通人的思念*

刘宾雁先生的追思会,在这里举行。参加追思会的,是普普通通的美国人和中国人。这里虽然没有车水马龙的八宝山奢华,没有从豪华汽车中鱼贯而出的高官显贵,但似乎更符合这位为为新闻事业奋斗一生的名记者的身份。

普林斯顿大学弦乐四重奏小组,今年2月曾经在刘宾雁先生的80寿辰的祝寿会上演奏过,深得刘宾雁先生的喜爱。如今这个四重奏乐队,来到追思会上,为刘宾雁送行。似水的音符,从琴弦上静静流淌,诉说着人们对这位中国、同时也许是世界上,最著名的调查性新闻的记者的思念。

“刘宾雁是谁?”中国青年报著名记者卢耀刚最近到北京一个大学给大学生和研究生演讲的时候,这样问道。卢耀刚在写给刘宾雁先生治丧委员会的一封信中写道,下面是一片令人难堪的死寂。没有人知道刘宾雁的名字。卢耀刚叹息说,这些人不是普通的中国人,而是学新闻的大学生和研究生呀。

*没有被国人遗忘*

然而,刘宾雁的名字并没有被中国人遗忘。

来自西班牙的中国作家黄河清,在追思会上给大家讲了中国北方一名下岗工人,把自己刚出生的孩子起名为远雁,以期纪念刘宾雁的故事:

“昨天接到了一位青年后生的100元钱。钱虽不多,情谊厚重。因为这位很快就要做父亲的青年,单位已经几个月开不出工资了。他看到(为纪念刘宾雁而发起的)募捐函后,很快就将钱寄出,并且将他未出世的孩子,起名叫“远雁”。以示对刘宾雁先生的纪念。普林斯顿大学的林培瑞老师说,上有广阔的天空,下有坚实的大地,这中间应该有一个人,三个字,刘宾雁。刘宾雁,你走了,你留给我们远雁,婴儿远雁。远雁哭了,远雁笑了,无论他哭,无论他笑,在母亲眼里都是快乐和幸福。刘宾雁,你走了。我们留给你少少的哭,你留给我们远雁--新的生命,新的笑声,留给我们多多的快乐和幸福。”

黄河清的故事,正好和追悼会上刘宾雁遗像两边由高尔泰先生亲笔撰写的挽联交相呼应。挽联云:莫道英雄去不还,已闻新雁起寒汀。用一句中国大陆妇孺皆知的政治套话,那就是“一个刘宾雁离开了,千万个刘宾雁站起来”。

刘宾雁去世的时候是81岁。刘宾雁活着的80多年当中,其中只有9年的时间,作品可以公开刊登在报纸上和读者见面。其他的时间,都是被斗,被关,被打压,被流放。正如悬挂在追思会大厅里的一幅挽联所写的那样,“抱病愈八旬尤令独夫惊恐,出声仅九载,已臻万代流芳。”

*中国老百姓的损失*

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林培瑞教授认为,刘宾雁的去世,更是中国老百姓的损失。他说:“我们今天都感觉到了很重的损失。但是最有损失,损失最大的,还是中国。刘宾雁带走他少见的才气是中国的损失。宾雁的特殊才能,这种才能在50年代有这么一两年,在80年代,也有这么几年能够发挥。但是,也有22年的右派,加上16年的流亡海外,宾雁不能充分贡献他的才能。这是中国老百姓的损失。

*家乡人的尊敬*

这个问题,可以从哈佛大学教授、台湾诗人郑愁予最近到刘宾雁故乡哈尔滨的一次访问中找到答案。郑愁予曾经和刘宾雁有过密切交往。郑愁予专程从台湾前来美国参加这场追思会。他回忆起最近访问中国大陆的时候,他没有去风和日丽的南国,而是提出要在天寒地冻的季节,到哈尔滨,看看刘宾雁出生和生活过的地方。他住在宾馆里的时候,当地接待他的官员点了来自南方的大龙虾招待他,可是,这位诗人回绝了。他提出要品尝的菜令东道主非常为难。那就是刘宾雁先生在家乡时最喜欢吃的酸菜白肉血肠火锅。尽管宾馆里没有这种大众菜,但是刘宾雁的名字一经在饭桌上提起,郑愁予说,东北人立刻为之肃然起敬。

郑愁予说:“我(对接待我的当地官员)说,我来,我直截了当地对你们说,我是来看刘宾雁先生的故乡,我要吃他从小的时候就喜欢吃的食物。他们问是什么?我说,就是酸菜白肉血肠火锅。他们说,这个,我们叫做杀猪菜,是乡下和小巷子里的店才有的。我们大酒店里没有这个。我们要不要叫一份来给您过过瘾呢?我说,别了。我明天自己去,我要在那里坐下来,喝一点高粱酒。当时,跟我说话的人,听到刘宾雁的名字,个个脸上有尊敬的表情。注意,没有人说害怕,不敢谈他。他家乡的人一直是尊敬他的,认为他是他们心目中不能够塑像、不能够表扬的英雄。 这个我觉得非常安慰,我觉得我到哈尔滨去,是非常的值得。”

*宁鸣而死 不默而生*

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教授余英时把刘宾雁比作中国宋代明相范仲淹,虽三次被朝廷罢官,但是一次比一次光荣。余英时说,刘宾雁继承了中国以范仲淹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传统:

“范仲淹他一生就是敢说话,三次被朝廷贬出去。但一次比一次光荣。号称三光。那个时候,虽然执政的人不喜欢他,把他赶出去,但是他的朋友,他的同僚,知道他的人,都越来越佩服他。刘先生两次被赶出党,虽然不是三光,也差不多,也是一次比一次光荣。事实上,虽然他的党讨厌他,但是他自己受到中国老百姓,他的朋友,受到知识界,受到许多有正义感的人的尊敬。范仲淹的一个长赋中有两句话很有名,我以前经常引用。这两句话是: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意思是,一个老鸦,它宁可叫而死掉,但是它不肯默默地不出声而活下去。这是中国的‘不自由毋宁死’的一种表现。中国有这么一种观念。刘先生当然是继承了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传统。这也是中国知识人的传统。”  

*象雪花落在心灵深处*

宁鸣而生,不默而死。这种精神,在今天的中国大地上已经是很难见到了,因此也更加赢得了中国当代青年的尊敬。作家严亭亭在会上朗读了南京大学的学生发来的唁电:刘宾雁像一片雪花,落在心灵的最深处:

“得知刘宾雁先生逝世之际,正值南京今年第一场大雪。那漫天的雪,其实是天使的眼泪。仿佛就是我的老父亲,客死在异乡的路上。而我,他的女儿,却远在天边。那澈心澈肺的哀痛,仿佛就像那雪,落在人心灵的最深处。老父亲的死,使我看到自己不久后的影子。谁不是流亡者?谁不会醒来?谁不会睡去?一片叶子,落下了谁的一生?一粒尘土,卷走了谁的一世?”

*《不死的流亡者》*

刘宾雁生前最喜欢听北明唱歌。这位辗转来到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的女作家,在追思会上再次为刘宾雁先生唱了一首歌:作家廖亦武为悼念刘宾雁而创作的雁魂曲,题目是《不死的流亡者》:

潮起潮落你的声,雁来雁去你的魂。黄叶飘飘月的影,风儿告诉我你已远行。

悲愤和沉痛,是刘宾雁先生追思会的主旋律。而对比西方和中国的追思会,由于对死亡的看法和宗教信仰的不同,气氛往往迥异。西方为一位去世的80岁的老人举行的追思会,往往是通过亲朋好友回忆死者生前一些轻松往事,甚至引发人们阵阵笑声。而刘宾雁的一生,却很难让参加追思会的人们轻松他们的心境。

*大作家的天真与率性*

和刘宾雁一起流放在普林斯顿大学的作家郑义,在会上为大家讲了一个刘宾雁种韭菜的故事:

“在刘宾雁原来在普林斯顿的家的后院里,有一个菜园子。很小的一块菜地。种了一畦韭菜。宾雁曾经送过我韭菜。严亭亭,也是一位作家,也是宾雁的朋友,有一次和她的先生,一位老美,一起去宾雁家拜访。宾雁那天好像是做了韭菜饺子。在吃饺子之前,又说起韭菜来。宾雁曾经给严亭亭一些韭菜根,严亭亭回去后也种出韭菜来,也在家里让她的老外丈夫吃韭菜。宾雁就说起来怎么种韭菜,并带着众人到后院看他的韭菜,看长得多好。然后,他说,我种的这个韭菜有一个秘密,是你们学不到的。我的这个韭菜,是拿小便浇出来的。严亭亭听到之后,有些发楞。她想不太好跟她先生翻译。因为她知道,我们中国人用农家肥,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如果给先生翻译说用尿浇出来的,不知道好不好?她就没有给她先生翻译。然后大家就开始吃韭菜饺子。严亭亭先生吃了刘宾雁先生种的韭菜的饺子,大惊,并责问严亭亭道:为什么你种的韭菜就没有刘先生种的韭菜好吃呢?” 

郑义的故事,是悲愤的会场上掠过的唯一一缕轻松的风,让大家在会心的微笑中回忆起这位大作家生活中天真和率性的一面。而刘宾雁的老朋友、作家郑义本人却在台上呜咽着,陷入深深的回忆当中,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原载VOA,转发时有删节) 

http://blog.freshwired.net/core.php?show=blogview&blogid=195133&bcid=17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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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December 24, 2005

 
《环球视野》  编者按:这篇不算长的杂文把苏联解体前的“党心”、“民意”情况介绍的比较详细,特别是苏联社会科学院那组社会调查的数字更是怵目惊心。它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一旦共产党被修正主义篡夺了领导权,那么无产阶级的共产党就会变为资产阶级政党,就会由人民的公仆变成人民的老爷,同人民群众就会由鱼水关系变成水火关系。改变了阶级性质的苏共修正主义集团推行一条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代表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路线,全面复辟了资本主义,所以说,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产阶级上台。
    这是多么严重的教训啊!这篇杂文尽管缺乏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一些话也不准确,但值得一读。

“戏国”的悲哀
——前苏联旧事拾遗
■ 郑溢涛

一般的幻灭的悲哀,我以为不在于假,而在以假为真。……幻灭之来,不在假中见真,而在真中见假。———鲁迅

一位老共产党员说:“作为共产党人,思想的基础是不用说的。毕生的努力,只在于解决诚信的问题。”他的意思是,努力要解决的,就是对于信仰的诚信,就是对于行动的诚信;也就是说,要用诚信的行动来表明对信仰的诚信态度。人民群众所希望看到的,也就是这样一份言行一致的答卷。
理论上冠冕堂皇,极尽人类美丽言辞之能事,事实上却口是心非,言行陌路,根本就是“做戏的虚无党”,因此而受到人民群众唾弃的例子,我们见过不少了。
在总结苏共垮台、前苏联溃败的原因时,人们已经达成了这样一种共识:一个标榜以天下苍生为念、不断号召国民树立崇高信仰的政党,却长期未能兑现自己的诺言,长期未能建立起起码的社会公正,最终被人民唾弃了。有一组数字是让人触目惊心和必须永远牢记的:在解体前不久,前苏联社会科学院曾经进行过一次问卷调查,被调查者认为苏共代表工人的占4%,认为苏共代表全体人民的占7%,认为苏共代表全体党员的也只占11%,而认为苏共代表党的官僚、代表干部、代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占85%!也就是说,绝大多数苏联人民并不认为共产党是他们利益的代表!在这种情况下,人民乃至普通党员自然不会有当年保卫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祖国那种政治热情和奋不顾身的精神了。所以,尽管苏联的解体对许多政治家来说,是惊心动魄的大事,可实际上,这片土地上的普通人对这一切却看得很淡。有人说,实际上比戈尔巴乔夫主政还要早很多时间,苏共就已经不再是人们心目中自己的党了,在老百姓心目中的苏联这个国家的观念也逐渐地淡薄了下来,他们对自己土地上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这个党和国家是发展还是灭亡,都和一般老百姓没有关系。苏共在很多老百姓的心中早已死了,已经变得只有共产党之名,而无共产党之实了。那些达官贵人们什么时候抛掉这一躯壳和外衣,不过是早晚的事,而且谁上台,对老百姓来说都是一样的。对这样的党,在关键时刻,人民群众是不会为它分忧的。当这种党和人民“坚不可摧”的“团结”只剩下徒有其表的理论躯壳,而内部已锈蚀斑斑时,一遇地震,便会轰然倒塌。其实,在苏联正式垮台前,某些东欧国家已经为它作了剧变的预演。其中最血腥的场景之一,是齐奥塞斯库夫妇被枪决。要知道,当时的罗马尼亚共产党是东欧共产党员人数最多的共产党之一,全国每6人中就有一个共产党员。齐奥塞斯库每作报告,中间一再被全体起立的代表们雷鸣般的掌声所打断。面对这种“众志成城”的激动人心的场景,谁能想到那么快就会祸起萧墙?更有谁能想到在齐奥塞斯库夫妇逃亡时,竟没有一人伸出援助之手!(见《苏共亡党十年祭》)。
不厌其烦地抄引这些材料,是想说明一个简单的道理:对任何执政党来说,当行动上缺乏起码的诚意时,再漂亮的理论和承诺,都将成为谎言。因为老百姓最朴素的哲学是“听其言而观其行”。
这是一种极其危险和恶劣的倾向,用缜密的理论文本或涂脂抹粉的“政绩汇报”去诠释理论、检验理论,而不是用脚踏实地的行动、用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和真实评价去印证理论,特别是根本不想去面对、揭露并在制度上寻求改变行动中“做戏”的成分。这难免为各项事业的发展埋下深巨的隐患。
苏共无疑是一个“理论大党”。在苏共的历次大会上,总能够听到,各类信誓旦旦的保证、许诺不断获得与会者“雷鸣般的掌声”。如“苏联共产党认为加速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最高意义在于:不断地和逐步地提高人民的福利,改善苏联人各方面的生活,为个性的和谐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同时,必须始终不渝地奉行这样的方针:加强物质福利和精神福利分配上的社会公正性……”“关心人民的福利——改善千百万人的生活和劳动条件、发挥人的能力和才干,越来越全面地实现社会主义公正原则——过去和现在都是党的活动的最高目标。”
然而,以前的不说,就是在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时间里,从中央到地方、到形形色色的地方长官、市长、到各个级别的行政长官,没完没了的空谈已经够多的了,可就是解决不了最最迫在眉睫的食品问题(原《真理报》总编辑阿法纳西耶夫语)。这正像阿法纳西耶夫回忆的,安德罗波夫有一次曾沉痛地批评:“苏联几乎拥有全世界一半的黑土地,却只生产出几千万吨粮食,这是极大的耻辱和不幸。”再庞大、美丽的语言资源,也无法变出牛奶和面包来。而最为可耻的是,一个庞大的特权阶层,一边在奢侈地享受着,一边却不断地在给人民开着“空头支票”。
阿法纳西耶夫谈到他为勃列日涅夫起草苏共二十五大报告时的一些感受,他说,不必有什么新的、独到的思想,“重要的只有一点,就是你要善于给那些早已陈旧、无人感兴趣的思想换上新形式,找到新的表达方式。”“我们就这样一天一天地、一周一周地、一月一月地写作、炮制、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创造性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下勉为其难地从自己头脑里挤出一些词、句子和段落,这项工作虽然十分光荣,但却也令人极为头痛和疲惫。当你看到、感到美好的理想、崇高的言词和信誓旦旦的许诺与事实不符,你就会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痛苦。那时你真想让所有这一切都见鬼去吧,你想呼喊,想抗议,想跑得远远的。”他透露,起草班子有四分之三的人在1990年后很快就抛弃了党证。
有人说,苏联是长期靠着用未来的幸福与美好这个题目骗人来维持其存在的。应该说,戈尔巴乔夫是很沉痛地看到言行不一、理论与实践脱节的危害的,他一再清醒告诫全党要改变这种严重的状况,批评“日常生活的现实和虚假的繁荣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几十年来,我们把我们准备的精神食粮硬性喂给年轻人,而讲台上所讲的与现实生活中所发生的又完全脱节。”他上台后不久对全国说:“决不能愚弄人民!”指出“我们的党员不应当诿过于人。假如党组织坚持原则,朝气蓬勃,假如共产党员都干实事,而不是海阔天空地清谈,成功就有保证。光是看到缺点和恶习并加以痛斥还不够,应当尽一切努力来消除缺点和恶习。不存在抽象的共产党员先锋作用,这种先锋作用表现在事实上。……在生活和工作中应当让劳动人民说:对,这是真正的共产党员。”
然而,晚了!即使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方向和策略都正确,也难以挽狂澜于既倒。这个一向被自己描绘成“固若金汤”的“大家庭”终于还是溃败了。不是因为缺乏美丽的理论,而是源于言行不一、口是心非,源于长期的行动上的背信弃义,源于一切理论都只作为“演戏”的台词。一句话,源于“实践保障体系”的缺席。苏共任何时候都不缺乏对自身的形象进行崇高的理论定位,但在行动上却长期一塌糊涂,缺乏起码的诚信,导致特权丛生、经济垮台、民不聊生。贴上“防伪标志”的是自己,滋生“假冒伪劣”终致失信于天下万民的也是自己。正所谓“自作孽,不可活”也。
解体了,原来的权贵,照样还是权贵,苦的还是人民。不过,人民再也不会轻易受漂亮言辞的愚弄了。有人说,如果苏共、罗共始终牢牢地掌握着强大的武装力量,就还能保持政权的稳固。但是,这能改变人民心中早已形成的看法吗?这样的稳固,对人民而言,到底是福还是祸呢?
怎样解决对信仰和理论的诚信问题?苏共的溃败的教训,现在可以说是妇孺都能说出来的。一个最基本的常识是:美丽的理想、科学的理论只有在实践中才能真正闪耀它的光芒。特别是当理论分解为具体的工作部署时,实践滞后的问题、行动上装模作样的状况是不允许长期存在的。要着力研究解决的是:实践应该是真诚的而非走过场、做戏的;负有使命的而非被动应付的;着眼于解决实际问题的而非满足于调研文本的。人民群众只有首先感知认可了你在行动和实践中的真实性,才可能最终相信你的理论和你对信仰的诚意。因为这才真正是与他们的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的。

 


(作者地址:广东省汕尾市大道中汕尾日报社副刊部 邮编:516600 )
(《环球视野》摘自2005年12月9日《杂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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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September 24, 2005

   
  曾子墨(凤凰卫视主持人):等了非常长的时间,今天我们终于等到了这样的机会,下面请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李敖先生,以及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院长李强先生和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兼行政总裁刘长乐先生走上主席台。

  从清华大学师生们的掌声中大家已经感受到非常热情的欢迎的气氛,作为主人家的代表,此时此刻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李强先生要为我们致一段欢迎辞,有请李强先生。

  李强:尊敬的李敖先生,尊敬的刘长乐先生,尊敬的各位来宾,老师们,同学们,大家上午好。

  为了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演讲会,我只讲三点:第一,非常欢迎李敖先生作客清华并发表演讲。李敖先生涉猎广泛,此次,清华师生能有机会与李敖先生面对面交流,我相信,这对双方都颇有益处。我也希望李敖先生在清华的演讲会对弘扬中华文化,对促进海峡两岸的交流和统一产生积极的影响。

  第二,感谢刘长乐先生和凤凰卫视,因为他们的努力,使得本期世界大讲堂特别节目能够安排在清华。以往清华师生只能在电视上和书本上看李敖,听李敖,读李敖,此次有了面对面直接交流的机会,这很有意义。李敖先生阔别56年之后,重返大陆,此次神州文化之旅使得他能够有机会直接的看大陆,听大陆,读大陆。相信,他对大陆的了解也会更加全面、准确、深刻。

  最后,祝愿李敖先生的神州文化之旅取得圆满成功。

  曾子墨:非常感谢李强院长的第一二三,此时此刻,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和我一样都在期待着世纪大讲堂的这期特别节目,首先请李强先生以及刘长乐先生在台下就坐,谢谢两位!

  今天的大讲堂我们为大家请来一位特殊的嘉宾,说他特殊,首先因为他有着多重的身份,他是历史学家、还是作家,还是台湾的立法委员。说他特殊,还因为他阔别了大陆56年之后第一次,回到北京,他说他不希望自己被当做是一个客人,他不过是一个归队的老同志。而且说他特殊,因为他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最近有一个调查就显示,在大陆,有4成以上的网友都认为,他是狂人。今天来到我们的大讲堂我们这个归队的老同志到底有什么样的话来说?下面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李敖先生为我们演讲。

  李敖:刚才被美女抱了一下,浑身发热,我可以脱外衣吗?你们各位也可以宽衣,因为这屋好象热了一点,不要客气,不要见怪。

  毛泽东主席说,辛亥革命没有完成,但我到了贵校以后,发现真的没有完成,这不是大清帝国吗?大清帝国在清华,这说起来有点政治性的含义,我已经听到大陆的一句话,叫做大清帝国北大荒。刚刚我已经被嘱咐,不要奚落北大,所以今天虽然我在清华,我决定放北大一马。

  各位,就在三年七个月以前,美国帝国主义的总统布什就站在这儿向大家说了一个谎话,大家看到布什的讲演稿没有?他说,清华大学是美国支持下建立的,等于是美国捐赠的。他说,清华大学是透过我国(美国)赞助建立的,布什总统讲了一句谎话。

  大家想想看,当年一群爱国的中国人,可是他们给我们国家闯了祸,就是义和团,闹着八国联军,八国联军到今天只有一个奥匈帝国没有了,其他七个国家还在,尤其是那个可恶的小日本都在,当时八国联军以后,叫中国人赔钱,中国人赔不起钱。我们以甲午战争做例子,中国人赔日本人,赔的是两年全国的总收入,相当于日本三年的全国总收入,中国人赔垮了,所以日本小孩子用中国人的钱受了很好的教育,中国人没有钱办教育。到了八国联军的时候,要赔钱,美国也开出价码来,说我很客气,你们赔我军费就好了,结果账单开出来以后被一个聪明的中国人发现了,这个人叫做梁成,是当时驻美国的公使,相当于大使。他就仔细算这笔军费,发现美国人多算了两倍半,梁成就很聪明地向美国的国务卿海约翰商量说,你们既然说是要赔军费,怎么可以报出来这么多,多了两倍半,美国人又爱里子又爱面子,搞得国务卿很不好意思,说怎么办?聪明的中国大使梁成说,钱捐出来好不好?办一个大学好不好?后来美国人就同意了,这就是今天的清华大学。所以清华大学钱的来源是因为美国人故意冒领钱,被我们逮到被我们追回,今天又愣又笨又凶又恨的美国总统小布什,居然说是他们送给我们的大学,当然,我要撕他的讲稿,大家觉得我做得对吗?

  我们中国在过去一直有觉得有外国人,为什么我们盖长城呢?盖长城就是挡外国人,挡胡人,各代都挡,现在长城说起来不是秦始皇的长城,也不是孟姜女哭倒的长城,它是以一个旧的为根据盖出来的一个新城。可是我们想到,隔了半天,发现隔了这些人,到了和英国人1840年、1842年打仗的时候,才发现那是真正的外国人,过去长城挡的,或者东征西讨打的这些人都是自己人,到了英国人出来以后,我们才知道什么是真的外国人。那个时候我们出现了一个民族英雄就是林则徐,鸦片战争以后,林则徐被定了罪,给他发配新疆,在路上林则徐写了一封秘密的信给他的好朋友说,和英国人打仗,关公岳飞出来都束手无策,他们都没有办法,为什么?他说我们看不见敌人,敌人就打到了我们,为什么?他们有大炮,我们绝对打不过他们。他说,可是我写给你这个真相的这封信不能发表,发表以后,大家说我林则徐不爱国,这个真相一出来,会影响我整个的名誉,所以这件事情用我们北京话说起来,就是要把它密下来,不能讲。为什么发生这个现象?因为真的发现洋人来了,我们真打不过他,这时候中国就一路挨打。中国面临两个问题,就是如何避免挨打和挨饿,如何避免挨打?经过这么多年下来,最后香港也收回了,现在没有人敢打我们中国了,我在这里公开和大家说,只有一个党能够做到这个现象,就是中国共产党。

  大家以为我喜欢骂人,不晓得我也喜欢捧人,该属于谁的就是属于谁的,我必须说刚才这个结论是正确的。刚刚有人说了你在北京这样讲,大家忘了我在中国的一部分台北也是这样讲的,告诉大家这个功劳是共产党的。我们的确富强起来了,当时穷的时候,日本人奚落我们的外交部长陈毅,说你们中国人穷得裤子都没有穿的,你们还要造原子弹,虎虎有生气的陈毅外长说,我们光着屁股,没有裤子穿也要造原子弹,我觉得这个气势是很了不起的。可是谈到没有穿,这件事情是真的还是假的?是真的,要不要怪共产党?我们把帐要算一算。

  大家记得不记得唐朝的诗,来抓兵了,壮丁跑掉了,老头子也跑掉了,三个儿子也被抓走了,家里面剩下老太太,她和抓兵的这些官说,我家里没有人,“室内更无人”,只有吃奶的孙子、吃奶孙子的妈妈还在,不能见你们,为什么?因为没有裤子穿,没有裙子穿,“室中更无人,唯有乳下孙。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各位,中国人没裤子穿从唐朝就开始了,叫共产党负责任负到唐朝未免远了点。

  我看过30年前的一个高高,一群人到甘肃去考察农业,大家口渴了,到农家要水喝,进了农家以后,农民很客气地招待他,他们在喝水的时候看到床上有一个棉被,棉被底下人在动,他们很好奇,就问这位农夫,说有人在睡觉吗?农夫说,没有睡觉,那说没有睡觉蒙着棉被干什么?农夫说,不瞒你们说,她是我女儿,你们是客人,她不能出来,她没有裤子穿。

  这没有裤子穿的事我到处听说,台湾有我一个好朋友李清华,他的爸爸就是李患,在党政府里面做过“行政院长”,他亲口告诉我们,在西北行军的时候家里只有一条裤子,看到农夫出来,家里人都在家里面光着屁股,农夫的老婆出来裤子给她穿,农夫在家里光着屁股。我们中国是这么穷,这个账不能算在共产党头上。可是我们必须说,从1949年以后有账目我们要和共产党说,共产党是不是要负责,可是49年共产党所接受的摊子是什么摊子?是国民党,国民党把能带走的全带到台湾走了。我太总了500本书,国民党带走了全中国国库里的黄金,当时的黄金折成美金是3亿美金,现在不算什么,可是当时是全中国的钱,国民党把这个钱带走了,能带走的全带走了。

  大家看到莎士比亚的剧本,那个皇帝最后要跑的时候就讲了一句话,说一匹马,一匹马,我整个的王权用它来换一匹马,因为只有一匹马能够救他的命,国民党最后跑的时候能拿走的全拿走了,留给中国大陆的是一穷二白,国库掏空了,能破坏的桥都炸掉了,能带走的东西全部带走了,并且留下了300万的坏分子捣乱,土匪、国特留下在了大陆,所以引起共产党的紧张,又穷又要解决这些治安的问题,我们是在这种情况下成长的,今天大家知道吗,现在是中国自汉唐以来所没有的一个盛世。

  我在中学时候写文章批评一个教授,他后来写信,他很谦虚地给我回信,这个教授你们都不认识,可是他给中国大陆,给北京大学留下了一个有趣的记录,就是“未名湖”三个字是他起的名字,这个人叫钱穆。他常常讲的一句话就是“汉唐以来所未有也”,汉朝唐朝以来从来没有的事情,他希望这个局面出现,今天告诉各位,我李敖亲眼看到了。

  大家要知道,我们取得这么一点点的成绩,付出了多少代价呢?不但是千万人头落地,而且是多少愚昧的代价我们付出来了。在鸦片战争的时候,中国有名的思想家死掉了,他的名字叫余振界,他是替中国妇女受到不人道的待遇讲话的。他写了一篇文章说外国人什么样子,他说,外国人的生理结构和我们中国人是不一样的,他说中国人的心有七个窍,洋鬼子只有四个窍,我们中国人的肺只有六片,洋鬼子只有四片,我们中国人的睾丸有两个,洋鬼子有四个。所以,大家想想看,中国第一流的思想家在鸦片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对外国人的了解是这样子的可怜和单薄,所以真正打起仗来的时候我们打不过它,所以我们尽各种方法和洋鬼子和他们周旋,可是我们所得到的都是打败打败,屈辱屈辱。到了后来,1949年终于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穷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威胁,当时一个笑话,苏联关系还好的时候,当时有一个笑话挖苦毛泽东和苏联的统治者赫鲁晓夫说,老赫鲁晓夫给我们粮食,我们穷,没有粮食,给我们面包,赫鲁晓夫回电给毛泽东说,毛同志,没有粮食,你们只好拿勒紧裤腰带,毛主席第二个电报打给赫鲁晓夫说,请送给裤腰带来。

  大家说我的掌声没有连战多,因为我讲得太精彩了,你们都来不及鼓掌了,我讲演很多次,可是我最怕这种讲堂,为什么?大家知道吗?因为它是个半圆形的,礼貌上我们要照顾每一个人,头要从左边到右边,右边到左边,就觉得自己像是一个电风扇。

  报告刘老板讲到目前为止还安全吗?外面谣言说我和凤凰的情缘已尽。我告诉大家,胡扯!

  当年,胡适先生在北京大学,当时北京大学有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学生,当时为了一件事情在礼堂里面吵起来了。胡先生出现在礼堂的时候,共产党的学起来说,汉奸!指着胡适在骂。胡先生是教育家,心平气和苦口婆心说,这个房屋里面没有汉奸。

  今天在我们的祖国大地上面,没有谁不爱中国,没有谁是要捣你的乱,和你过不去,乱出反动言论,影响民心士气。可是有的人说你们言论有问题,这就是邓小平同志所讲的,有些同志思想需要慢慢的改过来,我愿意等待!不过大家不要忘记,我已经年过70了,我已经等不久了,希望大家要改,要快一点。

  各位,今天我和大家讲,大家都以为我是自由主义者,你到了北京,过去你骂国民党,你骂民进党,你骂老美,你骂小日本,你到了北京,你敢不敢骂共产党?我会问我自己,我敢不敢骂共产党?我该不该骂共产党?

  我告诉各位,如果有可骂之处我会骂,大家发现我不但没有骂共产党,我现在放弃了我自己的东西,就是自由主义。大家觉得太奇怪了,你李敖说自己是自由主义者,我的朋友都说我李敖是自由主义者,为什么你今天会放弃自由主义者呢?我告诉大家,我不和大家谈学理,谈学理17世纪、18世纪,19世纪关于自由主义的著作我们用俗话来说也是汗牛充栋。

  现在我只谈两个部分,北京大学部分我没有讲得详细,第一个,自由主义是“反求诸己”,我自己心灵能够开放,不被那些思想所困,这是我能够解脱,这是一种对我自己的一种改革开放,有这个本领,这才是自由主义者,对自己负责。另外一半是和政府的关系,和政府的关系最有趣的,最逗的是什么?自由主义从17世纪、18世纪到20世纪大家所争取的自由是什么,那些东西都是虚无缥渺的,没有很明确的出现。

  我告诉大家,自由和爱情一样,都要列举的,大家记得不记得英国的女诗人布朗宁她有一句古诗说,怎么爱你,让我一件一件数出来,我爱你眼睛,爱你鼻子,爱你耳朵。像印度的诗人泰戈尔,他喜欢女人脸上的麻子。陀思妥耶夫斯基爱女人的脚指头。在比尔基死了100年之后,人们发现他的日记,发现她最喜欢的是女人的那个地方。每个人的爱都是列举的,自由都是列举的,过去我们翻译错了,翻成人权宣言,是错的,那个BILL(清单)。

  我告诉大家有一个朋友描写我的话,说李敖真够朋友,对所有人都够朋友,绝不会先出卖朋友。爱情都要开清单,当自由主义被开清单的时候,大家注意,自由主义的理想都没有意义了。我们要跟着清单向政府要我们的自由,够了,它给我们以后,所有自由主义全部落实,全部兑现,清单在哪里?清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汇编》的第一篇里,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宪法里面给我们列了,比全世界任何国家给的都多。

  我说一句给大家看,当我做政治犯的时候我们每天可以出来散步,每次只有10分钟,散步的时候会碰到一些其他的政治犯,其他的“牛鬼蛇神”。有一天我碰到一个17岁的小政治犯在那里东张西望,我说你什么罪状,他说是政治犯,我说怎么抓进来的,他说他组党,他说我在学校里面的公民教科书上面有一条节介绍中华民国宪法,第14条说人民有集会结社的自由,他说我以为那是真的,就组党了,就给逮进来了,后来小鬼自杀了。他以为是真的,就组党了。

  大家注意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面所列举的,一条一条列举的,是全世界最完整的出版,言论自由,罢工自由,什么都有,每一条都列举出来了,我不以为他是假的,只要我们认真他就是真的。

  美国的富兰克林,大家知道吗,他一生正好分成两段,前半生做生意、办报纸,放风筝;后半生革命。富兰克林是最怪的一个人,美国的诗人副若斯特讲,他说我年轻的时候不敢做一个激进派,怕我年老成保守派。结果富兰克林正好相反,他越老越激进,最后富兰克林变成美国的革命党,富兰克的儿子变成保守党,他的私生子是当年美国13州里面的一个州长,所以父子为之反目。

  富兰克讲了一句话,非常动人,他说,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告诉大家,富兰克林是错误的,这句话要被我李敖改写,怎么说,这里是我的国家,我要使它自由。别以为都是假的,当我们努力就是真的;别以为他们在骗我们,当我们认真,他们就不是骗子。

  所以我对大家说,大家要有信心,在最好的时候建立我们的信心。所谓最好的时候,就是说今天每一个人都有裤子穿了,就是这个时候。大家不要笑,陈毅说,没有裤子穿也要搞原子弹的时候,当时我们中国人口10亿,10亿人口每个人给一双袜子穿,什么结果呢?就是一双袜子才1块美金,10亿人口大家穿上袜子就是10亿美金,10亿美金可以造两艘核子潜艇,使我们的国家强兵,挺起,洋鬼子不敢打我们。可是我们大家要光着脚,大家想想看,我们付了这个代价。

  人民的看法和政治领导者,和国家领导人的看法有时候不一样的。美国林肯总统时代的国务卿听说当时属于俄国的阿拉斯加要卖,卖多少钱呢?卖720万美金,等于一亩地只要2分美金,他的花钱就把它买下来了。全国人都骂他,说你这个混蛋,买那个冰天雪地的地方干什么?那么多的钱,这个国务卿被骂得满头包。可是他讲了一句话,他说现在我把它买下来,也许多少年以后,我们的子孙因为买到这块地,而得到好处,这个好处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今天证实了这句话,在20世纪飞弹飞来飞去的时候如果今天的阿拉斯加在苏联人的手里,苏联不需要制造长程飞弹,所以政治家的眼光和群众和老百姓是不一致的。老百姓是不了解的,老百姓是抱怨的,老百姓是愤怒的。过去在很穷困的一段时间发生了五大湖逃往潮,很多人从广州游泳到香港。有一个悲惨的故事,一对青年男女一起游泳朝香港游,游了一半,男朋友淹死了,这个女孩子抓住他男朋友的尸体继续往前游,她说我们要死也死在自由的地方。有这么一个故事被外面人大肆宣传,我们平心静气的想,一对小夫妻在穷乡僻壤的小夫妻,为了他们的前途能够过好一点的生活,能够穿一双袜子,他们跑了,是可以原谅的,是人之常情的,我们不能说你不爱国,用三个字抹煞他一切。可是我们现在知道,当我们有一天觉得我们不往外面跑,自由不在外面,自由在我们眼前,经过我们的努力自由会实现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要跑?大家想一想。


  提问

  主持人:谢谢李敖先生精彩的演讲,我们的声音都被淹没在大家热情洋溢的掌声中,接下来把提问的机会留在现场的同学。

  提问:李敖先生您好,我是来自公共管理学院的学生,我觉得我们是以清华最热烈的双臂来拥抱您,欢迎您回到我们祖国的组织,欢迎您回来。

  李敖:你这叫什么问题,我根本就没有离开。

  提问:我相信通过刚刚短短几十分钟的讲演,我们非常深刻领略了您的语言风格和独特的人格魅力,可能我们更加喜爱您的是您对我们祖国的认同和您的爱国之情,我们真的感觉到您的拳拳之心。在这里我很关心的一个问题是,我们清华人不是自了派,我们很关心统一大业,对您这样一个爱国统一人士来讲,今天又是文化之旅,怎么样通过两岸的文化交流来推进祖国的统一大业,我相信您一定会有非常精彩的答案给我们。

  李敖:你提了一个好问题,可是我提供一个笨答案,什么是笨答案?以你们清华大学这么聪明的学生,你们不知道这个答案吗?你们自己知道,故意来问我,叫我说话,让我闯祸。

  提问:李敖先生您好,我是清华大学汽车工程系的学生,首先我想表达对您刚刚所谈的关于自由与个人努力的理论,非常钦佩。同时我也对您对台湾慰安妇的义举非常地钦佩,我的问题是,您一贯说是追求事实,戳穿谎言,我们都知道,台湾的三一九枪击案疑点重重,您提供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秘密证据也没有了下文,不知道这个案子的真相何在,您在这方面还会什么举动?

  李敖:我提供的证据是有效的,陈水扁的证据在档案里,我的证据在人心里,为什么在人心里?大家想想看,陈水扁当时所说的三一九枪击案破案,是说一个人开了两枪从他的肚皮上打过去,叫一人一枪,两弹,整个的报告,整个的谎言都这样发展的。可是我所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报告是说,两个人、两把枪、两颗子弹,换句话说,多了一个凶手,并且说,那个凶手放了枪之后,是治安人员保护他脱离现场,表示说是陈水扁自己用他所谓“总统”的权力做的假。可是陈水扁他们匆匆结案,说没有这个事,就是一个答案,一人一枪两子弹就这样结案了,他结的案只在档案里,我们在人心里面,大家知道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大概是两人两枪两弹。

  提问:李敖先生您好,我是来自清华大学材料系的同学,非常喜欢看您的《李敖有话说》节目,在这个节目里面,我经常看到您穿一件红色的外衣,那么今天您为什么没有穿,这件外衣对您来说是有什么特殊的含义?

  李敖:舍不得穿,怕穿坏了,没有了。

  提问:李敖先生您好,我是公共管理学院的硕士研究生,从您今天早晨的演讲,能够感受到您深深的爱国情结。我知道北大对李敖先生这次演讲十分重视,也非常热情友好,但是李敖先生你用了“孬”字来描述北大的现状,“孬”在北京话中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贬义词,我觉得对主人不够礼貌,也不够尊重,我不知道李敖先生有没有想过,是否愿意在清华讲台上对北大表示歉意?谢谢!

  李敖:我想不到来清华还有北大卧底的,我在北京念中学的时候听到一句谚语叫做北大老,师大穷,只有清华可通融。因为北大老,所以我们要使劲扎它一下,因为扎它,所以用字用词就难免重了一点。我想和大家说,这57年来,我回来了,大家说,乡音未改,我告诉你,我没改,改的是你们,为什么?我在北京的时候是个小型的北京,我住在北京城里面大圈里面的小圈里面,小圈里面的黄圈,住在黄城里面,现在的圈大了,三环四环五环都有了。我们过去在北京讲的话就很纯的北京话,现在你们的话和我们混在一起了,这个语言混同改变是进步是退步?我告诉你是进步。台湾人到了北京,你们一听他是台湾人,讲的国语,为什么?用的词和你们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我举个例子,我们喊疼,你打我一拳就喊疼死了,山东人会说“份儿”(音),就表示疼,懂我意思吗?语言改变了。好比说,我李敖如果披个外衣夜里从小巷子出来看到女生过来拥抱,北京的女孩子说,呀,台湾女孩子说,哇,或者说哇噻,或者说,那么小,反应不一样。所以今天我用了这个字来挖苦北京大学,我愿意委托你向北京大学道歉。

  提问:您不愿意作为一个客人,我想再次欢迎您自家人回到北京来到清华。首先我想给您说两件事情,可能您会比较高兴一点,第一件事情刚刚您说美国在当时和清华校方有一个秘密的协定,有80%和20%之说,我想和您说的是在那几十年没有听美国鬼子的,包括您肯定知道的王国维这些国学四大导师以及稍后的钱钟书,您知道这个应该会比较高兴。第二点您可能比较高兴,您说到钱穆先生,虽然钱穆先生没有给清华像北大一样的未名湖,我和您说清华的学生也非常尊敬钱穆先生,不但知道他,而且非常尊敬他,至少我和我的同学在我们的音乐素养课上就曾经得到间接来自钱穆先生的教会。我的问题是,您一直把自己定义为一个陆的学者,而且您非常著名的也是一颗卷全的爱国之心,现在我们非常担忧的是,在提出岛内当局推行的是趋中国化的教育,这对于年轻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而年轻人是台湾的未来,他们将是台湾以后主要的公民和政治的决策者,您觉得,怎么样能够在文化上反对这个文化台独,因为文化上的分离才会是永远的分离?

  李敖:我女儿四岁的时候,她的逻辑思维非常,她有一天跟我说,妈妈骂我,我不喜欢妈妈,爸爸我喜欢你,你抱我,大家知道逻辑程序吗?骂我是叙述情况,“我不喜欢妈妈”,是展开统战,就是划清界线,第三个是“爸爸我喜欢你”,是战还统战,“爸爸抱我”是提出要求,这是共产党干的事情。你们也不要笑,那种该与是完全失败,事实上对我李敖说起来很多教育也是失败的,你叫我站在这儿讲我中学所学的课程,你叫我全部讲出来,讲不到一时就讲光了,所以基本上靠教科书是不好的。在这里我要赞美我的儿子,我的儿子叫李戡,国民党动乱戡乱的时候停止了,我的儿子叫做李戡,第一流聪明的小鬼,他的逻辑性也好得不得了,他跟着我的真传看课外书,学校里面能够混过去就算了,唯一的缺点就是考不上清华大学而已。

  提问:李敖先生您好,我们中国人好像讲究传统为人处世之道中庸内敛含蓄的风格,而您是非常张扬外露,您是怎么看出这两种风格的?

  李敖:我是和孔子学的,这就中国人的传统,动肝火,讽刺人,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

  提问:李敖先生您好,我是来自机械系的同学,我和我同学挺喜欢您主持节目的风格,都知道您嘻笑怒骂的风格给您带来很大的名气,但是有时候您犀利不留情面的丰富也使您失去很多支持者,作为一名喜欢您的年轻人,我想问一下您有没有反思过自己,还有一些什么缺点,或者是有哪一些不足?

  李敖:你又拿孔子来逼我,孔子说,秋有形,我很有福气,因为我有错的是,全世界都知道,这不是孔子吗?谢谢你。我告诉你,我自己有所反省,可是我和你们说,有时候忍不住,自己有那种虫,要张狂,要显摆,的确是有,可是在我内心深处冷静得不得了,非常地务实,尤其是数钱的时候。

  提问:李敖先生您好,我是来自汽车工程系的硕士研究生,刚刚您提到汉唐盛世,非常荣幸我来自陕西省,汉唐在我们西安。我想请问您在您的节目中好像有一句词,说您愿意做一个唐朝人,我想问您对所谓汉唐盛世有自己的见解和观点吗?

  李敖:你可能有一个误会,我没有说我宁愿做一个唐朝人,我只说除非我碰到武则天,我不愿意做唐朝人。

  提问:李敖先生您好,欢迎您到大陆来,非常荣幸能够得到这样一次向您提问的机会。李大师虽然把它称为李敖神州文化之旅,但是您在海峡两岸都有一定影响力的政治人物,您谈您此行的政治目的?

  李敖:你把我谈得太小了,我觉得谈政治问题太小了,政治真的是一时的,可是文化是永久的。我在台湾做大学生的时候,碰到有一次当年南开大学的教授,也是近代史的一个学者该作蒋庭副讲了一句话,也是提到一个问题,他说汉武帝伟大,还是司马迁伟大?结论是,司马迁伟大,为什么?汉武帝虽然折腾了一辈子,不可一世,可是他死了以后什么都没有,可是司马迁和他的《史记》和他悲惨人生故事一直流传到今天。

  提问:我们在2001年的时候曾经在中央台参加过一个CCTV4和您连线的节目,当年您说您从来不用电脑是不是现在还不用电脑?在今天电脑时代,在网络上得到信息是非常丰富的,它可以给人很多非常重要的数据库和资料,您觉得电脑时代会不会对您的文化思考方式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孔子不用电脑,是因为那时候没有电脑,您就不用拿孔子比?

  李敖:我儿子帮我用。其实我觉得用电脑的人蛮可怜的,因为他接收了大量的资讯,排山倒海涌来,你要花很好的头脑才能从这些大量的资讯里面能够把它坚出来,如果没有很好的头脑,这些东西是害人的,所以我认为爱因斯坦的那句话想象力比知识还重要,现在已经不发生知识的问题,我觉得现在人类平等最重要的特色就是在知识取得方面非常的平等,我们可以花很少的钱,从电脑里面取得知识,过去好难,美国总统问而讯要走那么多路去借一本圣经,林垦小时候什么书都没有只有一本圣经,他们取得资讯是非常男的,可是现在我们电脑一打开,那么多资料出现,我怀疑你们的小头脑负荷得了,所以我才说快速的辨别能力,知道什么是好的知识,什么是臭狗屎的分别是非常重要的。


  来源:凤凰网     来源时间:2005-09-23     本网站发布时间:2005-0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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