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春亦秋

       这几天在家里追看着电视连续剧《一双绣花鞋》，虽然整个连续剧漏洞百出，小错不断，但因为已经很久没有看过中国的电视剧，再加上又是文革期间一本很出名的手抄本改编的，所以我还是饶有兴味地看着。

       《一双绣花鞋》在当年是一本家户喻晓的小说，在那个精神食粮十分贫乏的日子里，很自然地成为了人们文化生活中不可多得的好伙伴。这部小说后来被拍成电影《雾都茫茫》和《C3计划》，这次被拍成电视连续剧虽然也用了与小说同样的名字，但故事改动的篇幅较大。原来5万多字的故事被加油添醋成22集的电视连续剧，林南轩也从一个反革命分子变成了忍辱负重的优秀共产党员。

       当年生长在红旗下的我们，怀着对敌人的阴险毒辣的恨和对公安战士的机智勇敢的爱，非常黑白分明地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但在历史的眼里，无非是旧政权的垂死挣扎和新政权拼死捍卫，无论多么大的仇恨，在时间面前，都变得有些模糊和淡漠，甚至连剧中人那些激动人心的对话也觉得可笑起来。

       年代变了，再重新观看这些片子当然也会有不同的感想。想到后来台湾开放后，原来国共两党的一些死对头竟然有了机会一起吃饭，喝酒聊天，把当年的殊死决战看成了一种笑谈。这些七八十岁的老头儿想着自己年轻时凭着一股热血为各自的政党所作的一切，是不是对往事充满了惆怅和无奈。我不是当事人，他们的真实感情我不得而知，但看到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只觉得个人的得失与时代的变迁相比，是多么的微不足道啊！

      逝者逝矣，在血雨腥风中走过来的人们真的可以一笑泯恩仇吗？

 

2004年9月27日

       Jack是土生土长的波兰裔加拿大人，一次偶然的机会认识了韩国女孩Cindy。他们自我介绍后，感觉不错，Jack就把自己的手机号码告诉了Cindy。没过几天，Cindy就给他打电话，并且一讲就是半个小时。他们通了三四次电话以后，Jack认为Cindy很喜欢自己，同时他也觉得这个韩国女孩真的很可爱，于是就打电话约她出来晚餐。

       Cindy欣然答应，晚餐很愉快，然后他们一起去看电影，途中Jack几次想握住她的手，都被她挣脱拒绝了。Jack很纳闷，但仍保持着应有的礼貌。看电影的时候，Jack把手搭在她的肩膀上，她没有拒绝，但慢慢地找到机会，又主动拉开了距离，避开Jack的手臂，于是Jack就有些不高兴了。

       看完了电影，Jack问Cindy为什么避开他所有的亲近举动，她说她很不习惯这样，她在韩国所受的教育就是第一次跟男孩子约会的时候不能有任何身体方面的接触，她的同学和朋友跟她们的男朋友都是约会了很多次才会手拉手的，如果要相互亲吻，有的要等上两年。Jack一听，头都大了。他认为这种事情在加拿大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于是从此以后没有再去约Cindy出来，而Cindy也没有再打电话给他。

        Jack好奇地问我中国的女孩是不是也这样，我说很难讲，每个人对男女关系的进度看法不一样，但在现在的中国，两个恋人要等上两年才会亲吻的机率也是很小的。如果真的按照杜蕾斯全球性调查报告的调查结果，说中国平均每个人有19.3个性伴侣，那么恋人之间光是达到接吻的地步就需要花上近四十年，可见任何事情都不能以个体作为例子来以偏概全。

     有一天妻突然问我：“你好象从来没给我写过情书？”是啊，结婚四年了，我们基本上一直生活在一起，虽然其中有过短暂的离别，可是总是电话和E-mail不断，根本想不起应该给老婆写一封可以让她热泪盈眶的的情书。

       有时候觉得通讯技术发达了，人们在沟通上也变得难免越来越直接和简单，许多原本在信里挥洒自如的美丽词藻，在电话里却变得难以启齿。生活节奏加快了，人们变得无法忍受长达七八天的邮寄。瞬息万变的世界让你不断地改变着你的想法，以至于写信时的所抱怨的一切，可能在收到回信时早已事过境迁。尽管如此，娓娓的情话依然是相爱的人所期待的。

       大多数夫妻的生活都很平凡，我们在不同的时间和类似的空间里不断地重复着许多习以为常的事情，以至于恋爱时那种浪漫和激情在这种不断的重复里慢慢变成一种相濡以沫的依赖。每天的相见，使得花前月下的誓言和耳语变得有些多余，只有我们忙碌的身影告诉我们自己正在打造着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共同未来。一天二十四个小时，我们只有吃晚饭和睡觉的时候才真正在一起，其它时间都是各忙各的。

       当夜深人静，我在半夜里醒来，看见妻的头不知什么时候靠在了我的肩上，一只手臂也顺势搭到了我的胸前。在夜色里，她的表情非常恬静，很美。

       我轻轻的起床打开计算机，想着应该写点什么给亲爱的老婆，可是真的写不出来。也许我的文笔只善于把对将来的幻想和过去的经历描写得绘声绘色，但对眼前举手可及的幸福却拙于表达。正当我对着计算机发呆的时候，妻起来了。本来她想说“早点睡吧，保重身体啊”，但脱口而出的却是“这么晚了还不睡，你不要命了。”而我本来因为影响她睡觉而感到愧疚，想对她说“对不起，打搅你休息了。”但到了嘴边却变成了“你睡你的，不要管我。”

       嘻嘻，这就是我们夫妻闲的情话，如果你也在这围城里好几年了，一定体验过我们这种互诉衷肠的方式，但这种不是情话的情话并不妨碍我们一如以往地爱着对方，因为对于我们来说，爱情已经不再是言语，而是我们所有饮食起居的一部分。

       新的一年已经过去了。刚刚在元旦的喜悦中度过的人们，又忙着再为即将到来的春节而准备，人们总在不断地寻找可以相聚欢庆的理由，也试图在这些旧的理由上注入一些新的内容。王安石在庆祝春节的诗中写道：“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人屠苏，前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曾几何时，中国某些城市规定春节不准放鞭炮，于是立即有人想到卖录有鞭炮声的录音带，不久又有了CD，新桃旧符层出不穷，但欢庆的心情却是一样的。劈劈啪啪一阵乱响，管它真的假的。

       任何节日，其实也曾经是历史上很平常的一天，而且对于某些人来说，也许仍然是很平常的一天，但人总是要找个理由才好放纵自己，才好要求别人跟他一起放纵；于是节日的意义便有了一个理所当然的存在价值。不同的族裔也许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有不同的节日和庆祝方法，但实际上形式却多有雷同。或三五知己，举杯邀月，或合家欢庆，普天同乐，人们不会在塞满美酒和佳肴的时候去思考人生的意义，但却常常在毫无保留的欢笑中将人生的真谛表现得痛快淋漓。不管是粗鲁豪爽的李逵，还是潇洒飘逸的李白，都会在热情的笼罩下，被酒精催化得翩翩起舞，大叫：“快哉！快哉！”

       历史的长河在岁月的流水中滚滚东流，家仇和国恨有时也随着时过境迁而慢慢淡漠，也许很少再会有人在端午节为屈原的不幸而掩面而泣，取而代之的也许是几个来自不同国家的亲朋好友围坐在意大利进口的椅子上，喝着英国的红茶，剥着中国的粽子，谈论着美伊之间发生的无聊战争。如果不小心，还会把日本出的仿景泰蓝茶壶给打得粉碎，谁在乎这节日是为什么吃的！！！！

       盼了近两个月，终于把父母从中国盼来了。于是自然是喜气洋洋，自然是乐尽天伦，连刚出生不久的女儿也像突然懂事了许多，夜里也没有这么哭闹了。

       在国外居住，最令我们牵肠挂肚的就是国内的双亲，平时偶尔一个电话聊上几句，有病的时候就觉得有心无力，难以尽到一份应有的孝心。而相对于其他国家的老人，具有中国公民身份的老人似乎受到更多的限制。 欧美的公民要去什么地方，总可以决定了什么时候去，再买票、签证，一切水到渠成；而中国的一般公民，总是变着法地让别人相信自己没有移民倾向，然后把祖宗八代的材料都准备妥当，以防签证官突然问你一些冷不丁的问题。没听说过欧洲朋友的父母来加拿大要出示什么收入和财产证明的，人家就算露宿街头，也比咱们容易拿到签证。

       我们是四月底准备好申请我父母来探亲的材料的，当时想到香港签证，当天就可以知道结果，所以完全可以赶得及我女儿七月份的预产期。想着我们的情况没有一条不符合移民局所要求的，没想到就这么着还几经周折。

        父母五月底到香港签证，早上一早就到了加拿大驻香港总领事馆等候，原以为可以很快地轮到他们，谁知到了那儿才知道已经有二三百号人在门口，就等着开门拿号码呢。拿到了号码，就是照例的等待。等了一个多小时，领事馆的工作人员叫到我父母的号码，于是老头儿老太太怀着仿佛要见到毛主席般的激动，将所有的材料一古脑地递了进去。接过材料的办事人员用二号微笑叫他们回座位，继续等。又等了两个多小时，又叫到了他们的号码，他们赶忙起来跑过去，以为可以拿到签证了，谁知二号微笑告诉他们需要提供体检资料。等体检结果出来，再决定签证与否。你说这，要体检怎么不早说。

       父母由于心急，马不停蹄地坐即班的火车回广州。于是休息了一天后，又到领事馆指定的医疗中心体检。体检完了以后，又开始了漫长的等待。足足等了三十五天，终于收到了总领事馆的姗姗来迟的来信，说签证已经批下来了，请申请人在领事馆的办公时间内带齐证件来拿签证。于是两个年龄总和将近一百三十多岁的老人又急急地乘坐当晚的火车到香港，第二天一早又到领事馆等候，但被告知下午一点半以后才是拿签证的时间。于是又是二三百号人的熙攘，又是盼解放般的等待，一直到下午四点多钟才拿到签证。筋疲力尽的父母露出一丝疲倦的微笑，拖着似乎已经不属于自己的身体回到广州，稍事休息后，又投入了买机票的搏斗之中。

       我不知道该用哪一句话来准确表达我的心情，只是觉得我们中国人真的有点儿惨，这探亲的路，真的有点儿烦。

 

 

2004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