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子陵同志这部巨著以及谢韬、李锐二老所作的序言，我求知如渴，废寝忘食，总算初读了一遍。深感这部著作揭示了我过去几十年来从未听到上级传达的关于毛泽东主席大致自建国以来连续不断操作他的权术欺诈伤害同他几十年同患难，共生死，对他忠心耿耿的老战友的种种不可告人的恶行。更重要的是：这篇巨著使我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创建的政治经济理论中哪些论述是经过历史的检验证明不符合历史发展需要的，是错误的，因而已被他们推翻、否定、抛弃了的；哪些是他们晚年予以肯定并经欧美许多国家几十年的实践，充分证明是正确的。……彻底打碎了毛泽东留下的所谓‘反对修正主义’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两道唬人的紧箍咒。

由于长期的所谓“正面教育”，有些青年人连文化大革命把国民经济推向了崩溃的边缘都不信。我到政法大学与一些研究生和青年教师座谈，跟他们讲了一件真实的事情。

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1974年4月，联合国召开第六届特别会议。我国派出邓小平率领代表团去纽约。什么都安排好了，突然想起去联合国不能用人民币要用美元。紧急下令全国所有银行将美元收罗起来。找出来多少钱呢？找出来三万八千元美金，这是当时中国全部的外汇储备。邓小平带着中国国库中美元储备的全部家当，率领代表团到了纽约，住进一家酒店。交了房租，扣除吃饭等日常生活的必要开销，出现了堂堂中国代表团给不起服务员小费的尴尬事情。后来邓小平团长把他的全部个人经费作为小费给了酒店的服务员，他回家只给他的孙女带回来一块巧克力。现在我们的外汇储备是多少呢？一万二千亿美元。超过日本，世界第一。一个国家外汇储备不够政府官员出一趟差，你们说文革是不是把国民经济拖到了崩溃的边缘？大家听了很信服。我发言完了，谢谢。 

五柳村2008年2月20日收到

“放下包袱，开动机器”这句话是毛泽东在一九四四发表的一篇文章“学习和时局”中讲的一句话，意思是要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放下思想包袱，积极投入到革命斗争来。的确，一个人如果背着沉重的思想包袱，工作上是打不起精神来的，工作是做不好的。对于一个执政党及其领导人来说，情况当然也是如此。怎样才能放下包袱呢？当然首先就要承认错误，找出犯错误的根源并以实际行动改正错误，否则包袱是放不下的。如果一个人或者执政党犯了错误，却千方百计找各种借口淡化或掩盖错误，那他（它）只能会重犯错误，甚至犯更大的错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中后期就是如此）。共产党的历届大会中都提出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胡锦涛总书记更在十七大的述职报告中提出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大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可是有关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总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这是为什么呢？我想一个重要原因恐怕就是因为作为执政的共产党不愿意将自己背上的几个沉重的包袱放下来造成的。

毛泽东独掌大权二十七年犯下了许多严重的错误（甚至罪行）。例如，过早地进行了农业合作化和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反胡风事件、反右、“大跃进”、反“右倾”、“文革”等等。可是对于这些严重的错误共产党至今连一个也没有进行认真的反省。三中全会虽然否定了“文革”，但却把主要罪责推到了“四人帮”身上。实际上大家都知道。“四人帮”不过是毛发动“文革”的一个工具而已。在审讯“四人帮”时，江青就曾公开说过“我不过是毛主席的一条狗，毛主席叫我咬谁我咬谁”。她倒是说了一句大实话。对于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也只承认是扩大化了，并没有错。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以上的右派都打错了，也改正了，还坚持说是“扩大化”了，这能让人接受吗？这能说的过去吗？二00七年是反右五十周年，不少幸存下来的“右派”三番五次地向中共中央及其领导人写信，要求给右派彻底平反，补发二十多年的工资，可是中共中央对此却装聋作哑。如果说这些“右派”提出的要求不合理，你应该公开指出来；如果说他们的要求虽然合理，但现在因为某种原因暂时还不能执行，那你也应该公开加以说明呀！要知道，这些写信的幸存的“右派”都是七多岁的耄耄老人了，他们都是通情达理的。他们这样做的目的绝不是单纯为了几个钱的问题，而是从考虑国家民族的前途出发，要求共产党正视已往犯下的这些严重错误，以实际行动改正这些错误，从而带领全国人民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自由民主富强昌盛的国家。

上述这些错误，虽然毛应负主要责任，但严格来讲，这应该是整个党犯下的错误，因此后任领导人有义务有责任正视这些错误，以实际行动改正这些错误！王利群先生在“百家讲坛”的电视节目里说“历史有两种，一种是历史事件的原貌，原貌是不能复原的，这叫第一历史；另一种是后人写的历史，里面难免有写史人根据自己的观点和偏好，对史料进行取舍，这叫第二历史。”但是当事人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下的历史应该是第一历史，这是不能否认的。由于共产党犯下的上述一系列错误而身受其害的当事人不少还都健在，他们也都在写下个人的经历。历史是抹杀不了也篡改不了的。历史绝不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在互联网已充分发达的今天，谁想掩盖篡改历史，企图让人们淡忘历史，不仅是徒劳的，更是愚蠢的。我衷心希望共产党及其现任领导人能诚心实意地面对过去犯下的错误并以实际行动改正错误，卸下背上沉重的包袱，从而真正作到解放思想，将改革开放的大业向前大大推进一步，给中国人民带来一个美好的明天。

陈奉孝
二○○八年元月二十七日

前两三天，有三位朋友先后在电话里告诉我，印售被查禁图书的陈昭和他的女儿已于前几天被拘留，几百近千册图书被没收，罪名是非法销售盗版图书。有关部门正在调查取证，这三位朋友所在地区的派出所分别找他们谈话，询问他们从陈昭那里购买图书的情况，准备作为起诉陈昭的证据。派出所的警察还告诉他们，陈昭已经承认近几年从中获利约20万元，已构成犯罪。朋友们知道我也曾在陈昭那里买过书，所以通报这个情况，让我有个思想准备。

我已经作好了应对派出所询问的思想准备。我想告诉他们，这个事件的实质是当局以查办经济犯罪的名义，推行文化专制主义。并且准备向他们指出：陈昭父女的作为是文化专制主义的产物，正是当局推行的文化专制主义，为他们提供了印制盗版书获利的机会。他们的实际行动，为民众提供被文化专制主义查禁了的文化精品，为社会的思想启蒙和健康发展作出了贡献。但是，我这里的派出所却没有派人来找我。这反倒使我感到，我有必要把我准备应答警察提问的话公之于世，公开陈述我对这个事件的判断和态度。

近几年来，由于文化专制主义的加剧，许多很有学术价值或有丰富历史资料的书籍无法在境内出版，不得不送到香港或国外出版，而印出来后又不能在境内发行，从境外带进来则往往被海关没收。这是某些高品位著作在文化专制主义淫威下的第一种境况。第二种境况是，有些学者自费印刷，不作为正式的出版物，只是馈赠亲友留念或同好交流，也往往遭到没收的命运。如在五十年代曾经风行一时、脍炙人口的《把一切献给党》和《革命家庭》等佳作的作者何家栋，去年10月病入膏肓时，家人和朋友为他编印了《何家栋文集》上下册，希望能在他去世前让他看到自己的文集出版，得到最后的安慰。不料就在这个时候，印刷文集的印刷厂被突击查抄，印好的《何家栋文集》全部被抄走。第二天何家栋就去世了，怀着遗憾离开人间。第三种境况是已经正式出版的书籍，发行后被中宣部组织的新闻检查官挑出这样那样的问题，于是下达禁令，不许发行，如三年前曾经畅销海内外的《往事并不如烟》，今年初曾一度被禁、网上反应沸沸扬扬的八本书。

由于长期以来的愚民政策和蒙昧主义（这是文化专制主义的衍生物），我国在社会文化和思想理论领域仍然十分落后，迫切需要一个新的启蒙运动。在这个新启蒙运动中，我们除了应该吸取古今中外的优秀文明成果外，还需要对一百多年来的近现代史、特别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经验教训，进行梳理、反思，从中得出规律性的认识，以指导我们前进的方向和路径，走出“摸着石头过河”的困境。为此，需要大量展示历史真相、探讨科学真理、具有真知灼见的文章和著作，以开启民智。许多有良心的学者、思想家，正是本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意识，投入“两真”（真相、真理）的研究和论述，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写出很有价值的著作，却无法正式出版，或虽然出版却仍遭查禁。但这些著作既承载着真相真理的内涵，自然为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所需要，人们一有风闻便到处搜求，于是就有了这一类盗版书的出现，它适应了社会大众的迫切需要，推动了新启蒙运动的进展。

与那些时下流行的畅销书的盗版书不同，处于上述三种境况下的著作的盗版书是被专制主义逼出来的。广大知识分子和公务员、青年学生都需要这一类书，因为可以从中了解历史真相，开启蒙昧，探求真理，修养悟性，而文化专制主义却严加查禁，这才为这类盗版书提供了机会。它是盗版书，是非法的；但它有利于民众的开智启蒙，有益于社会的健康发展。从这个意义出发，我赞赏陈昭的所作所为。他翻印销售上述三类书，违反了工商管理法规，触犯了文化专制主义，却对社会的健康发展作出了贡献，即使受到处罚，也是虽罚犹荣。就我个人来说，他为我提供了一些值得一读再读的好书，我应该向他表示感谢。

一个民族的健康发展需要多元文化的滋养，把文化和理论思想定于一尊，扼杀高品位、有价值的学术著作，势必带来低品位、低级趣味的文化作品和文化现象的大肆泛滥。当年在沦陷时期的北平，日伪统治者只供应混合面，老百姓吃不到到窝头和大米白面；今天我们的文化专制主义者也是只让民众听一种声音，报刊上只能发表那些千篇一律的颂歌谀词，使广大民众严重缺乏精神营养。陈昭父女向民众输送富营养的精神食品，多少可以弥补社会的这个缺陷。这是贡献还是罪行？问题不是十分明显吗？

更值得称道的是，陈昭父女对维护宪法的尊严，也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前述三种境况的著作被剥夺了出版和发行的自由，这个举措是违反宪法的。陈昭父女以印售盗版书的非法方式，维护了宪法规定的出版自由。这种畸形的现实，是当前畸形的法制现象的反应。执法者以非法的罪名刑拘公民，自己却犯了违反宪法的罪行。推行文化专制主义的新闻检查官们无论用什么藉口，都不能改变他们违反宪法的事实，只不过他们可以以权掩罪罢了。在这个事件里，违法的首先是文化专制主义的推行者。他们违法在先，陈昭违法在后；他们违反的是国家根本大法，陈昭违反的只不过是部门法。要克服老百姓的违法行为，首先要追究执法者的违宪行为。

至于陈昭没有在工商局登记，那是事实，但登记了就可以销售这些被查禁的盗版书吗？还能为社会作出这些独特贡献吗？他们父女二人四五年来辛勤劳作，提心吊胆，才挣到20万元利润，每年不过四五万元，能说是非法暴利吗？

最后，还有一点似乎不能不说。那些被查禁的书（至于已经写出却因文化专制主义的统制而不能出版的书稿就更多了），不论就其学术价值还是社会意义来说，都是当代书中精品，体现着中国现阶段的优秀文化。借用近几年官方的常用语，可谓“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可是，偏偏是这些“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的著作，却被自称为“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政党所拒绝，所查禁，这是十分滑稽、十分荒唐的。陈昭父女销售这些被查禁的书，毫无疑问是在传播先进文化，却得不到“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当局的支持，因而不得不偷偷摸摸地采用违法的方式，这就有百分滑稽、百分荒唐了。而这个传播先进文化的人，居然还被“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当局拘留抄家，大批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出版物被没收，这岂不是千分滑稽、千分荒唐吗？而这一切都成了“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自我否定，呈现出文化专制主义的真面貌，通俗一点说，是在自己打自己的嘴巴，那简直就是万分滑稽、万分荒唐了。想到先进文化在当代中国的遭遇，真是可笑！可恨！可悲！

马克思曾经说：“治疗书报检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我想对派出所的警察说：“查禁这一类盗版书的真正而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文化专制主义。”

2007年10月21日

   近来有两篇作品在民间和网上流传，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一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张博树的《中国宪政改革：背景、目标、实施步骤与约束条件》及两个附件。这份“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报告”的主报告有五六万字，两个附件分别介绍俄罗斯、东欧和台湾的民主转型的经验教训，分别有六七万字、三四万字，这就已经是一部沉甸甸的专著了，此外还有十个分报告和一篇附件尚待完成发表，那将会是一部关于中国宪政改革的鸿篇巨著。另外一篇是由170人（绝大部分是离退休干部）联署的致胡锦涛总书记并中央政治局各位委员、十七大各位代表的公开信，全文约三万余字。

   自去年俞可平发表《民主是个好东西》后，网络和报刊上就民主问题展开了颇为热烈的讨论。进入2007年后，《炎黄春秋》第2期刊登了谢韬的文章《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是民主社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就要坚持民主社会主义。接着，2月15日，出现了声势浩大的有3274人联署的致全国人大并报党中央的公开信，强烈呼吁人大做出决议，坚决纠正将国有企业私有化的行为。谢韬的文章，引起了民间和理论界的巨大反响，几个月来，赞赏和讨伐之声不绝于耳。赞赏者和讨伐者壁垒分明，甚至出现短兵相接的局面。张博树的研究报告和170人的公开信虽然没有正面交锋，但实际上也是两种对中国发展路径的不同观点的对立，因此也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注意和关切。理论讨论的渐趋活跃，是值得高兴的。

   2007年的这个现象不是偶然地、突然地出现的，它一方面是前几年甚至是十八年来人们反思探讨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政治改革缺位和经济改革歧途化所激起的理论反弹。这几年来，探讨中国社会前途的民间舆论不断发展，与官方媒体因随舆论导向的指挥棒而表现的千人一面的情况相反，民间舆论却呈现出多种多样、多姿多彩的局面，各种不同观点争相展露。与热中于追逐财富而对社会发展漠不关心的人相比，这些民间舆论的参与者——从毛派到自由派，都是关切民族命运的爱国者，无论他们的观点如何，爱国精神总是值得肯定的。

   近几年理论探讨的日益活跃，是有它的社会背景的。权贵和奸商相互勾结，残酷地掠夺人民财富，普通老百姓的自由权利遭到践踏，贫富两极分化，贵贱等级森严。这种社会现象，使得所有关切国家命运的人士，加深了对历史与现实的思考，并通过各种民间渠道，包括互联网，表达自己的见解。九十年代后半期的几份万言书，曾经反映出毛派人士对改革状况的忧虑和不满。进入新世纪后，由于社会不公的进一步扩展，更加大了这种忧虑和不满。今年9月的170人的公开信，正是他们的忧虑和不满的集中表现。需要指出，从九十年代的万言书到170人的公开信，他们一以贯之地坚持斯大林主义的指导思想，把一切违反斯大林主义的思想言论斥之为“资产阶级自由化”、“资产阶级思想大泛滥”，认为改革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复辟”，主张恢复到毛泽东时代，这自然是不可取的。向毛式社会主义倒退是没有出路的。对照这些毛派言论，谢韬、张博树等人的观点表现了一种前进的取向，尽管他们的见解各不相同，路径选择也大异其趣，但有着共同的主题词，那就是民主、自由、宪政。现阶段的中国，只有向着民主、自由、宪政的方向发展，才能解决贫富贵贱两极分化、社会极度不公等问题，中华民族才有光明的前途。

   但无论是毛派的公开信，还是谢韬、张博树的文章报告，他们都对执政当局寄以希望。这是他们之间的最大的共同点。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执政当局是选择社会发展路径的决定性因素，各种民间力量都希望执政当局采纳自己的见解，自在情理之中。面对纷纭复杂的种种建言，执政当局究应作出何种选择？成为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 一方面，他们坚持改革开放，坚持解放思想，承认民主政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就这个层面而言，他们应当更多地考虑谢、张等人的民主主义主张。但另一方面，他们毕竟是在毛泽东时代培养起来的，思想上充满了斯大林主义的偏见，理论上则为斯大林主义的惯性所左右。这就是说，在他们的思想上，既有民主主义的一面，期望着建立民主的中国，又因与毛派有着同一渊源，而局限于毛式社会主义、实为专制主义的一面。所以，尽管他们志在复兴中华，建设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却不能不深受斯大林主义的束缚：在中国社会发展路径的选择上，摆脱不了毛式社会主义的老思路、老框架，迈不开步子；同时，也无法应对毛派人士的责难。这个困境不但难倒了执政当局，也使体制内的改革派理论家陷入尴尬的境地。他们既难以苟同毛派的理论，又不能超越舆论导向所容许的范围来进行答辩，于是便只好噤声不语。在这种情况下，民间的民主主义舆论就显得更加可贵。

   对于处在专制主义和民主主义夹缝里的执政当局来说，究竟应该坚持斯大林主义，回到毛泽东的道路上，还是抛弃毛式专制主义的理论思想，转向彻底的民主主义？要破解这个难题，其实并不复杂，执政党是坚持社会主义的道路的，而要真正做到坚持社会主义，就必须首先完成民主革命。只有经过民主、自由、宪政的民主主义，才能实现社会主义。但是，不论是对于执政当局，还是普通老百姓，要在思想上、理论上实现这个转变，都是十分困难的。它需要一个探讨思考的过程、自我教育的过程，一个群众性的启蒙运动。而这个启蒙运动的开展，又要求言论和新闻出版的自由。只有言论和新闻出版有了充分的自由，才能为社会发展路径的研究、探讨和辩论，提供广阔的舞台，才能为思想的活跃和理论的繁荣创造更好的条件，提供更多的机会；只有全社会的思想活跃和理论繁荣，才能为执政当局提供更广泛的选择自由和更宽阔的选择余地。新闻出版自由——理论繁荣——正确的路径选择，这是一条合乎情理的发展逻辑。在新闻出版自由的条件下，不论是毛派人士，还是民主主义者，都有足够的机会阐述自己的观点。经过充分的争论驳难，真理就会愈辩愈明；在异彩纷呈的各种社会思潮中，披沙沥金将不是难事，执政当局可以从容研究，选择最佳的社会发展路径。

   各种不同的理论思想在2007年更加活跃，这当然是好事。这个现象出现在中共十七大即将召开之际，客观上反映了人们对执政党的不同期待。当然，希望十七大作出某些重大的政策转变是不现实的；但我们可以期望，十七大至少可以为转变提供可能性和一些基本条件。2007年的理论活跃，预示着即将到来的理论繁荣。面对张博树的研究报告和170人的公开信，我们有理由乐观地展望未来。

2007年10月2日

五柳村2007年10月5日收到

          2007.10.18       九月初八       星期四

     早上,路顺来电话,约我到中山公园见面,那是我们老干部活动中心,他给我带去新购到的十期的<炎黄春秋>,他说,头一篇是李锐同志文章<完善党的领导的几点想法>.他说,这篇文章说到我们心坎去了.这本杂志,因限量发行,我去邮局没有买到.老朋友是知音,便给我复印了.我要去取,约定在活动中心见面.．

   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也要给老朋友带点新材料去.打开电脑,想复制下我网上的杜光的文章,党内民主是政治体制改革 关键.但打开电脑发现,这篇文章被什么网警删除了.我又打开五柳村,想把李锐给十七大的信复制,一开电脑,也同样没有了.大约不同的声音,全删了.这真是可笑的动作.据说,有多少万人专看网上信息的,不利专制声音的,即不利于党的领导吧.只有一篇写台湾的政治大智慧的文章,叫用一制对两制.我把它下载了.

  我乘上六十六路车去了前门.下车,发现不能直行往天安门广场.用黄带子拦上了,只得转一弯子,过地下通道,待到进入广场里,见门口有不少穿黑衣的警察,两边林立,见我背一小包,要我开开检查,我立即觉得这是对我的不信任,有一种被侮辱的感觉,习惯顺从的中国人都让他们检查了,我也便打开了包,他们翻了一番,我说,你们这样做是谁决定的呢.那警察说,上边命令.对不起你过去吧.

我回看,人民大会堂,可真叫泠清,门前没有人,一条黄带子,把人们远远地隔开了.

我不由得想了很多,想到当年战争年月．．．．．

　步出广场，我到了中山公园，坐在门口的长椅上写出下面的话，记录下我真实的感受，这是会场子外边人的声音．

     我去天安门广场

     警察禁止直行；

     一条黄色的带子

     挡住众多百姓；

     黄带子里，

     空荡荡地安宁，

     人民大会堂前，

     只有萧瑟的秋风．

      

     向前行，进入广场

     警察要我打开背包

     检查里边的内容：

     看有没有炸弹？

     看有没有火种？

     看有没有匕首？

     是怕我老头行凶？

     它视人民为可疑者，

     是害怕老百姓；

     百姓觉得

     如过敌人封锁线，

     这盘查，

     隔开了亿万人的心灵！

      

     广场上有人照像，

     特以人民大会堂为背景；

     上面的国徽如眼睛

     凝望着远远的民众，

     告诉人们：

     一个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

     党的代表大会，

     正在里边举行．

     但愿里边的人

     能听到远远的

      会场外 民众的

     真实心声．．．．．

　

　我见到了老同志，他送给我＜炎黄春秋＞，我打开一看，乐了，这篇文章，就是那被删除的李锐给十七大的信啊．这篇文章里提出三个方面：

   一，要认真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科学发展观的前提是科学历史观．从战争年代到执政以后，从理论到实践反思＂专制体制＂的过程及其后果，这仍是我们尚未完成的一项巨大任务．

   二，我以为我党的改革是中国现在所有改革成败的关键，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从高度集权的专制型的政党转变为依靠民主和法治管理国家的现代执政党，这是我们还没有完成的历史任务．

   三，尊重宪法，实施宪法．建国以来修过七次宪法，往往徒具空文．首先开放言论，新闻和出版自由．

   我们当年入党就是为反对蒋介石的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专制统治，为了创建一个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的啊！

   李锐同志，是我崇敬的老前辈．他和我的许多老前辈一样，他的思想是这一代老人的共同理想．但愿这些建国后成长的年轻人中央领导人能认真听听老一代的声音啊．

   我和老同志想，中共到开二十大的时候，能够完成这种转变，由专制到民主了吧．那时，我和李锐今天的年纪一样，也要九十岁了．

   我想中国的民主进程也许快一点吧．

   我回来时，又经过天安门广场．又要对我的包进行检查，我拒绝．拿出了离休证．他们放行了，一个警察上前对我说，我们也不愿做不得人心的事情，你最好是给胡锦涛写信反映一下．我说我一定要写信的．你们没听老百姓如何说吧．说为什么共产党这样怕老百姓啊！

你们做的不是保卫党，而实际上是在隔离党和人民，是在害党啊，不知是谁做出的这样损害党的决定，我想，胡是不知道的，他不会知道，这样做的效果与我们的愿望相反啊．

    我这才是会场外的声音，不要被那歌功颂德的声音搞得不知民心真情才好．听不到不同的声音才是最可怕的．  

“ 反右”运动与民主革命

—— 纪念“反右”运动五十周年

杜  光

中共中央党校原科研办公室主任 

    “ 反右”运动已经过去 50 年了。作为曾经历那个胆战心惊的岁月，最终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受难者，我对这个运动有着刻骨铭心的感受。 20 多年的“右派”生涯使我获得了批判这个违法运动的权利，也背负着总结这个惨痛教训的义务。特别是当我想起那些在暗无天日的劳教场所里被过度劳动和饥饿夺去了生命的成千上万不幸难友时，便感到分外的沉重。我们这些有幸生存下来的人，有责任承受着他们的嘱托，在为他们讨回公道的同时，对这个剥夺了他们和我们的青春和壮志的罪恶行径，作出应有的评判和谴责。为了历史的公正，为了社会的发展，为了民族的前途，为了安慰殉难者的在天之灵，我们应当从这场劫难中提取应有的教训，把这场深重的灾难转化成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遗憾的是，在这个号称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年代里，我们却无法对“反右”运动进行正常的必要的反思和评论。我们不得不面对不许回忆、不许讨论、不许开会、不许发表文章的禁令，以致广大民众不能从广泛深入的反思和讨论中获取有价值的教益。这种违反民众要求、违背民族利益、违宪违法的倒行逆施，使我更加感到有责任来批判与总结“反右”运动。本文拟从民主革命的角度对“反右运动”做一些简略的回顾与透视。 

一、“社会主义革命”造就了封建专制主义 

    要对 ” 反右 ” 运动获得更深刻的认识，就必须把 ” 反右 ” 运动和民主革命联系起来，从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高度来考察。中国的近代史是民主主义呼求不断突破封建专制主义，也不断受到封建专制主义压制和摧残的历史。从戊戌政变、辛亥革命、袁世凯称帝、“五四”运动，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展现出一条民主与专制的矛盾与消长的曲线。与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封建专制主义相比，自由、民主、人权、平等这些现代民主主义理念在中国的传播只不过一百多年。因此，在两者的矛盾与斗争中，民主主义经常处于劣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 50 多年里，这个迹象尤其明显。

    中国共产党自上世纪 40 年代以后的一个时期曾标榜新民主主义，表示要为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¹ 毛泽东在 1945 年曾信誓旦旦地表示：“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 ² 他在同年 9 月 27 日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问时说：“‘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 ³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意味着一个民主主义新阶段的到来。经济上，五种经济成分并存，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具有合法地位；政治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政府机构里共产党外的民主人士占相当比例。这是比较符合于当时的现实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政治经济格局。但是，中国的民主主义社会建立才4年，毛泽东便把这个承诺完全弃之不顾了。

    1953 年，中共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同时， 1954 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改组了政府机构，国家副主席和国务院副总理不再让民主人士担任。在文化意识形态领域，通过“思想改造”、批判《武训传》和《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适思想、反胡风等方式，树立起名为马克思主义实为斯大林主义的毛泽东思想之绝对权威。 1956 年中共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标志着我国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开始。” ⁴ 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民主主义阶段的存在。这样的方针完全离开了毛泽东自己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也违背了他向全国人民许下的诺言。

    此后建立的社会制度，在经济上垄断生产资料所有权，政治上垄断国家权力，文化上垄断真理裁判权，在社会领域则垄断公民权利。这“四垄断”的国家性质和社会性质，与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相反却具有封建专制主义的一切特征。看来，通过所谓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并不是什么社会主义，而是封建专制主义；实现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中国，不是从民主主义前进到社会主义，而是从民主主义倒退到封建专制主义。中国从此进入了一个严峻的历史时期，中国人民不得不再一次地面临着反封建反专制反垄断的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 

二、知识分子阶层与新专制制度的天然对立 

   经过所谓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国社会的阶级力量对比起了很大的变化。资产阶级在“公私合营”中被剥夺了生产资料所有权和经营权，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已不复存在，它留在政府机构里的政治代表人物，只是为了点缀过于单调的一党专政而设置的摆设。工人阶级名义上是国家的领导阶级，但由于没有生产资料所有权，实际上仍然处于雇佣劳动者的地位。这个阶级的代表权为共产党所垄断，甚至工人阶级自己的群众性组织——工会，也被置于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前后两位领导人李立三和赖若愚，都因为强调工会的独立性而被免职。至于为解放战争作出了特殊贡献的农民阶级，虽然在土地改革中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土地，但只欢喜了两三年，便被剥夺了土地所有权和“四大自由”（借贷、租佃、雇工和贸易的自由）；由于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他们连处置粮食的自由权利都丧失了。当时，农民曾以“大批出卖耕畜、杀羊、砍树等”方式抗争，但无力回天，到1956年底，全国农村入“合作社”的农户已达总农户的96.3%。⁵农民阶级沿着“初级社”、“高级社”（后来还有“公社化”）的道路，从占有土地的自由农民沦落成为雇农（“公社化”后则成为农奴）。

   这样，中国社会在反右运动以前的阶级图谱上，占有显著位置的就只有两个阶级或阶层了。其一是知识分子阶层，它代表着社会的民主力量。在中国近代史上，知识分子是最先接受西方文明的阶层，因而就成了传播民主思想和兴办实业的先锋。解放战争时期，在贪贿腐败的国民党政府和鼓吹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的共产党之间，他们选择了共产党，这是很合乎情理的。建国之初，尽管改造思想和院系调整、镇反肃反等措施曾严重地伤害了他们的自我尊严和文明理念，一系列批判运动，从批《武训传》到批俞平伯，更是挫伤了他们对共产党和政府的信赖，但他们的多数仍然相信并希望党和政府会选择民主自由的发展道路，对民主自由的前途还是满怀期待。这就使他们与那个强大的统治集团及他们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处于既统一又对立的地位。因为新建立的社会制度并不是什么社会主义制度，而是以专制特权和高度垄断为特征的新专制主义制度。如果真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话，那么，民主自由都是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追求民主自由绝不会构成对现有制度的威胁。而封建专制制度则不然，民主自由本来就是反封建反专制的利器，它与专制制度的互不相容是十分明显的。因此，新专制制度一旦确立，便不可避免地同胸怀民主自由理念的知识分子阶层处于对立的地位。

    另一个阶级或阶层便是占据统治地位、并体现着封建专制力量的强势集团，它掌握着全部国家机器，占有了几乎所有的社会资源，领导着强大的军队，还拥有雄厚的意识形态储备。它在民主革命时期以民主自由相标榜为号召，初步建立起民主制度之后，却不等这个制度完善巩固便急急忙忙地发动“社会主义改造”。但历史始终是按照自己的规律行事的。当时中国的生产力发展和社会文明程度，远远没有达到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水平，而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意识形态，却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因此，对民主制度的否定，不论打着什么旗号，都必然会导致封建专制主义的复辟。为了维护这个被他们称为社会主义的封建专制体制，他们警惕地注视着知识分子的动向。因为这个既承袭了古老中华的文化传统，又具有现代意识的阶层，是当时唯一有能量有条件向专制制度挑战的社会力量。只有迫使这个阶层完全臣服于自己，才能巩固、完善建立未久的专制制度，才能维持和扩大作为这个制度体现者的官僚特权阶级的利益。因此，在经济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即铲除了民主主义的经济基础、完成了经济领域的垄断化专制化之后，随即便发动了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即铲除民主主义的政治基础和思想基础，实现政治思想领域的专制化极权化。

   由此可见，在完成所谓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完成经济基础的垄断化专制化之后，这两大社会力量当中，一个要求民主自由，一个执意加强专制统治，它们之间的冲突和斗争势不可免。由于实力悬殊，加上专制集团早就布阵以待，知识分子却堕入圈套而不自知，因此，风云初起之时，这场冲突的胜负便判然分明了。

    知识分子必须独力面对专制制度的格局，是中国民主革命进程的特定阶段的产物。只有到了 90 年代，社会孕育了中产阶层之后，才出现了改变这种格局的前景。 

三、 1957 年的春夏之交：从“帮助党整风”到“右派进攻” 

   当时国际国内的客观形势也促成了两个社会力量的对决。

    1956 年 2 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会议上作了关于斯大林的秘密报告，随后又先后发生了波兰和匈牙利事件。薄一波回忆道：“波匈事件、特别是匈牙利事件，对毛主席和我们党的震动太大了，仿佛中国也存在这种现实的危险”； “ 仅仅从 1956 年 10 月 21 日到 11 月 9 日的 20 天时间内，中央常委和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十三四次会议，讨论波匈事件及有关问题”，“往往是通宵达旦，不分昼夜。” ⁶

    国内情况也值得注意。“据不完全统计，从 1956 年 9 月到 1957 年 3 月半年时间内，全国发生数十起罢工、请愿事件，每起人数一般有十多人至数十人，多者有一二百人甚至近千人，共约一万多人；在农村也连续发生了闹社的风潮，如浙江省农村发生请愿、殴打、哄闹事件 1100 多起，广东省农村先后退社的有十一二万户，等等。 ⁷

    在这些国内外政治地震的震波冲击下，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观点。对于这个包藏祸心的方针和观点，善良的人民只看到了它表面的自由化民主化的趋向，所以热心地参与学习讨论，构想着文化繁荣和政治宽松的前景。有的人甚至欢欣鼓舞地认为，中国社会已进入了一个春暖花开的“解冻”时期，于是便小心翼翼地伸出了探寻民主自由的触角。钟惦斐的“电影的锣鼓”、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刘宾雁的“本报内部消息”、流沙河的“草木篇”等等，或在一定程度上揭露和批判了现行制度的专制本质，或呼唤着民主自由。费孝通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则是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施放的政治气球。此文在对知识分子的前景表示了谨慎乐观的同时反映了知识分子对“百家争鸣”的心态：“不肯敞开暴露思想的人还是占多数”； “ 怕是个圈套，搜集些思想情况，等又来个运动时可以好好整一整。” ⁸ 但总的说来，在国内外新形势的鼓舞下，呼求民主自由的进步力量虽然还是顾虑重重，却已经蓄势待发；而处心积虑要打击、压服知识分子的统治者，也早已谋划布局，张网以待。需要的只是一个足以引起变化的触媒，这个触媒就是“整风”运动。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人民日报》于5月1日公布于众。这个指示宣告，要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接着，报刊媒体、大会小会都大张旗鼓地展开宣传，要求各界对党和政府的缺点错误提出批评建议，帮助党“整风”。这才出现了“大鸣大放”和所谓的“右派进攻”的局面。

    1957 年 4 月 30 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召开了第十二次最高国务会议，到会的有民主党派负责人和知名的无党派人士及刘少奇、朱德等人。会上毛泽东向党外人士说明了共产党“开门整风”的目的和意义，希望党外人士对共产党提出批评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 ⁹ 在毛泽东亲自推动下，从中央到地方的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的党组织，都奉命举行规模不等的座谈会，动员与会者大胆发言，帮助党“整风”。例如，中共中央统战部在 5 月初到 6 月初的一个月里，连续召开了 38 次党外人士座谈会。其中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座谈会 13 次，有 70 余人发言；工商界人士座谈会 25 次，发言者有 108 人。 ¹⁰ 由于建国以后在“土地改革”、“思想改造”、“三反五反”、“镇反肃反”、“三大改造”等运动中，许多人都受到各级干部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伤害，不但自己有一肚子冤气，甚至连他们的亲属好友也为之不平，所以，在连续的动员鼓励之下，许多座谈会开得热烈而紧张。人们在会上倾诉了自己或亲友的委屈，揭露了一些单位滥用权力、迫害无辜的违法行径，还提出了很多改善工作、避免重犯类似失误的建议。这些发言既是对专制制度的控诉，也表现了对执政者的希望和期待，涉及问题之多、范围之广，空前绝后。

    这次“整风”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为主要内容，而“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根源是封建专制主义，这就使“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行动带有民主主义的色彩。当然，资本主义社会也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但由于他们有权力制衡机制，还有强有力的舆论监督，执政党或行政部门一出现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或主观主义，就会受到有效的制约与监督，不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的损害。而在强化了一党专政的中国，由于权力缺乏制约与监督，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便得以畅行无阻。它们的政治基础就是专制制度。因此，真要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就势必触及一党专政的极权体制。当时，一些民主党派或知识分子对此已经有所认识。例如，民盟中央候补委员陈新桂在 6 月初的一次座谈会上说：“无产阶级专政是个‘根’。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将愈反愈多。” ¹¹ 这是很中肯的分析。

    显然，这场“整风”运动从一开始就面临一个无法摆脱的悖论：提出“整风”的原因是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破坏了党群关系，因而影响了新建立的专制制度的巩固；但要彻底解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问题，却必须革除一党专政的封建专制体制。正是这个尖锐的矛盾，一方面使帮助党“整风”的群众运动具有了反封建反专制的民主革命性质，另一方面预示着最终由“整风”转为“反右”的难以避免的结局。

    对于这场“整风”运动，有人认为是“引蛇出洞”的诱饵。确实，毛泽东在发布“整风”指示的 3 个月前就说过：波匈事件“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引出了洞”； “ 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要让他暴露，后发制人”。 ¹² 这一类话明显地表露出他的用心。也有人认为，不能排除共产党真的是要“整风“的可能。毛泽东在 1956 年 11 月 15 日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曾明确表示：“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 ¹³

    我宁愿相信前一种看法。如前所述，毛泽东之所以提出“整风”，目的在于巩固他的专制统治。就像“延安整风”是为了批倒批臭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和以周恩来为代表的经验主义、确立他个人的绝对权威那样，在“社会主义改造 ” 完成后提出“整风”，则是为了削弱那些足以影响他的专制统治的“消极因素”，巩固一党专政和他的个人独裁。“整风”一旦开始，势必引出对一党专政的专制制度的批判，而毛泽东自然难以容忍，所以，“整风”只开了个头，有些地区和单位甚至还没有开始“整风”，便转入“反右派”了。所谓的“整风”运动，不但欺骗了知识分子，而且也耍弄了广大党员。它的最大作用便是促成了“大鸣大放”、“右派进攻”。更正确地说，是促进了群众性的民主运动的高涨。

    “ 整风”运动既是民主运动的推进器，也是“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大罗网。说它是民主运动的推进器，是因为许多针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批评，都是在“帮助党整风”的名义下经过再三动员才提出来的。没有“帮助党整风”的大发动，就不会出现这样一个全国范围的民主运动的高潮。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整风”完全是一个“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大罗网，是毛泽东亲自设计指挥的一场歼灭知识分子的大战。这一点将在下面另作探讨。 

四、专制政体的批判者 

   对于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大多数人来说，被卷进这场民主运动是无意识的，不自觉的；自觉地、有意识地鼓吹民主自由、改革专制政体的言论其实比较少。后者主要由两类人组成：其一是认为自己有一点政治力量，试图冲击一下专制政体的民主党派；其二是意识到自己投身于一场民主运动，因而公然宣扬民主自由、批判现行体制的青年学生。这两个在“帮助党整风”的“鸣放”期间最为活跃的群体，构成了这次民主革命的主力。毛泽东是看到了这一点的：“无论民主党派、大学教授、大学生，均有一部分右派和反动分子，在此次运动中闹得最凶的就是他们”。¹⁴上述两类人不可避免地成了“反右”运动中受打击最严重的群体。

   在几个民主党派里，知识分子最集中的是“民主同盟”。其成员多为教授、专家，受西方的民主主义思想的熏染很深，看不惯一党专政的专制政体。所以他们在“鸣放”期间提出的意见往往涉及专制政体的本质，令毛泽东如针刺在背。例如，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储安平的“党天下”，以及由曾昭抡等起草、后来被批为“科学方面的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纲领”的“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的几点意见”，都是主张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实现民主政治的小小的尝试。

    毛泽东在为《人民日报》写的“七一”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里，曾形容他们“到处点火可以煽动工农，学生的大字报便于接管学校，大鸣大放，一触即发，天下顷刻大乱，共产党马上完蛋，这就是六月六日章伯钧向北京六教授所作目前形势的估计。这不是利令智昏吗？‘利’者夺取权力也。” ¹⁵ 其实，章伯钧并未在会议发言中有类似话语，此说是毛泽东强加给章伯钧的。民主党派人士的改革建言一出，在毛泽东看来，就是“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 ¹⁶” 。 通过“反右”彻底清除了以“民盟”为据点的高级知识分子对专制制度的威胁，消解了知识分子对民主自由的呼唤和宣传之后，不但“民盟”从此一蹶不振，其他民主党派、甚至整个知识分子阶层都俯首贴耳，噤若寒蝉，再也无人敢对专制体制说三道四，更不敢鼓吹民主自由，直到毛泽东去世和“文革”结束。

    青年学生是另一个意识到自己投身于民主运动的社会群体，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是北京大学的学生。有着“五四”运动光荣传统的北大学生从 5 月 19 日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开始，便掀起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高潮。他们不无理由地把 5 月 19 日开始的 20 多天的“四大”热潮称为“五一九民主运动”。钱理群曾指出：“北京大学的五一九民主运动是五四精神的继承与发展，在中国现代民主运动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 五一九民主运动”的历史意义在于，它突出地展现了 50 年前那一场为“反右运动”所掩没的民主革命运动的特质。在那些日子里，北大校园内贴满了大字报小字报，数以千计，内容遍及当时人们关心的有关国内国际的所有问题。其中既有感性的热烈鼓吹，也有理性的冷静分析。而最核心的主题便是对民主自由的呼求。

    5 月 19 日，北大校园里最先出现的是一张大幅标语，抗议剥夺广大团员的民主权利。接着是一张要求设置“民主园地”的小字报和沈泽宜、张元勋的大字报长诗“是时候了”此诗宣称：“我的诗是一支火炬”；“它的火种来自——五四！！”长诗呼唤人们“快将火炬举起，火葬阳光下的一切黑暗！！！”另一张大字报则提出“开辟民主论坛，确保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5 月 20 日，张贴出来的大字报已有 160 多张。在运动日益高涨的这些日子里，民主自由是最强烈的呼声。有的大字报指出：“是否民主，是衡量一个社会制度好还是不好的标准。”（作者王存心）“任何人都不能也不配恩赐人民以民主，民主是人民自己的。”（作者刘奇第）中文系王国乡在大字报里说：“我们当前的任务正是要为改革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而斗争，首先就是要争取真正的人民自由民主”；“我们要求健全的社会主义法制，扩大民主，保障人权和人格独立，这就是我们斗争的目的。” ¹⁷ 生物系的蒋兴仁则认为：“美国英国有充分的讨论竞争，有辩论和不信任票，是真民主；我国由党领导一切事务，先已决定，不许反对，没有竞争，是假民主。” ¹⁸ 北大学生自办的刊物《广场》的发刊词号召大家，“发扬五四精神，去争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文化”；并表示期待着新的文艺复兴的到来。物理系女生燕遁符在大字报“怎么办？”里宣告，作为“五四”的继承人，光荣的北大学生“再次举起了民主、自由和真理的旗帜战斗”；她要求“大力宣扬民主、自由、人道，并且从法律上、组织上、制度上确保人民的民主权利。”谭天荣则在他的大字报“几句人情话”的最后高呼：“自由、民主理性万岁！” ¹⁹

   当时，很多大字报在分析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根源时都明确指出：不民主的制度是产生“三害”的根源。例如，物理系岑超南的大字报说：“斯大林的错误，波匈事件，我国三大害，都是偶然的吗？不，都是一个根源：不民主”；“要真正整风，首先要把不民主的制度一扫空！”叶于生也写道：“法制不健全不严肃，民主权利没有可靠的保障，是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产生的温床。”²⁰蒋兴仁更直指共产党就是“宗派主义的鼻祖，官僚主义的根基”。²¹

    在这些呼唤民主自由的大字报里，值得注意的是，王国乡和燕遁符的大字报里分别提到“斗争”和“战斗”这样的字眼。这说明他们已经初步意识到，这场从“帮助党整风”出发的群众运动，已经超出提批评建议的范围，而成了一场为民主自由而战的斗争。当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许多大字报都像《广场》发刊词那样，把民主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主张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化。这是可以理解的。社会主义在中国只是个虚幻的招牌，它掩盖着封建专制主义的本质；而民主自由却是反封建反专制的武器，争取民主自由的口号不可能针对社会主义，只能指向封建专制主义。北大学生的“五一九民主运动”的反封建反专制特征表明，它是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的一部分。

   不但北大的“五一九民主运动”体现着中国的民主革命进程，而且全国被鼓励和推动起来的“帮助党整风”过程中提出的批评建议，往往也带有民主主义色彩。从对“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肃反镇反”、“统购统销”、“工业化”、“合作化”、“反胡风”，到教育体制、科技体制、人事制度、统战政策、党群关系、官民关系等等各种问题的批判，无不牵涉到一党专政的专制体制。当然，就50余万被划为“右派分子”的知识分子的主体来说，他们主观上还是拥护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他们或主动或被动地提出的批评建议，无一不是希望共产党正视当政以来的种种错误，希望在中国建成一个民主、自由、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社会。

    专制体制是以极权独裁为特征的，它容不得任何力量挑战它的权威。所以，在“帮助党整风”的号召下出现的那些批评建议，都被视为对执政党权威的藐视和对专制制度的侵害。这些批评建议并不反党，只是企图削弱一党专政的专制体制；它们不反对社会主义，因为当时的中国社会根本不具备实现社会主义的物质和精神条件；它们反对的只是假社会主义之名而行专制主义之实的社会制度。无疑。“大鸣大放”、“右派进攻”本身带有反封建反专制的性质，是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的一个重要环节。它是中国人民对经由“社会主义改造”而建立起来的专制制度的第一波冲击。

   1957年6月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这是为什么？》，向全国发出了“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号令，一时风云变色。报刊上随之出现了大量对那些善意批评建议的挞伐。直到10月中旬，毛泽东认为可以收网了，于是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这个文件所提出的6条标准几乎涵盖政治生活的全部领域，只要某人对一些问题有所不满，都可以从这6条中找到相应的条款，把他划成“右派分子”。 

五、当政者：在“鸣放”和“反右”的背后 

    作为新专制体制确立后的第一波民主革命高潮， 50 年前的“右派进攻”有一个独特现象：这是一场专制统治者为了扑灭民主革命而有意挑动起来的民主革命。当时，民主力量面对的是一个“斯大林加秦始皇”的专制暴君。他仗恃着高度集权的政党和一党专政的国家机器，从诱使知识分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开始，通过“整风”运动，一步一步地把知识分子推向“鸣放”的高潮，然后“聚而歼之”，把足以威胁专制制度的民主力量一网打尽。从毛泽东这一时期的讲话和他所写的文件、文章里，可以清晰地看出，他是如何起意设局、一手操控这场群众运动的。从设置圈套和陷阱，到疯狂反扑，严厉处治，每一步都表现出他的阴险狠毒的用心。

    在 1957 年 1 月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于 1 月 18 日讲话。他说：一些教授有各种怪议论，“过去没有讲，百家争鸣，让他们讲，这些话就出来了”。他并且别有用心地点拨：他们现在出来，“是不是想复辟？”他主张让那些要大民主的“坏人”“做出错误的行动，讲出错误的话，暴露和孤立他们自己”。在 1 月 27 日的另一次讲话里，他告诫与会者：“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要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 ²² 这两次讲话赤裸裸地表现出毛泽东用心歹毒的图谋，同时也充分说明，“反右”运动不是先有“右派进攻”，共产党才起而反击，而是早就设下圈套，诱使知识分子自投罗网。

    1957年5月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要各地党组织“邀请党外人士开座谈会，请他们畅所欲言地对工作上的缺点错误提出意见。”²³ 5月15日，他便为党内干部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该文提出：“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要“诱敌深入，聚而歼之。”²⁴ 5月16日，他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指示各地党组织对“一些带有煽动性的言论”，“不要批驳，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过一个时期再研究反驳的问题。”²⁵ 6月6日，他还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要各地“注意争取中间派，团结左派，以便时机一成熟，即动员他们反击右派和反动分子”，“在运动中，按左中右标准，排一下队，使自己心中有数。”²⁶

   到了6月7日，毛泽东从报上发现了一个反击“右派”的借口。据吴冷西回忆：“我们刚坐下来，毛主席就兴高采烈地说，今天报上登了卢郁文在座谈会上的发言，说他收到匿名信，对他攻击、辱骂和恫吓。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发动反击右派的好机会。”毛告诉吴冷西，要抓住这个机会，“用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发动反击右派的斗争”，毛连社论的题目都想好了――《这是为什么？》。²⁷次日，在《人民日报》发表这篇社论的同时，毛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他提出：“注意各民主党派中反动分子的猖狂进攻。要组织每个党派自己开座谈会”；“高等学校组织教授座谈，向党提意见，尽量使右派吐出一切毒素来，登在报上”；“最好让反动的教授、讲师、助教及学生大吐毒素，畅所欲言。”²⁸ 6月10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击右派分子斗争的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他指出：北京已经开始反击右派，“各地的情况不同，何时开始反击，要看当地情况决定。目前应着重组织各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开座谈会，推动左中右三派人物展开争论，最为重要”；“在这次运动中，一定要使反动分子在公众面前扫脸出丑。”²⁹

   6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该报编辑部文章“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6月29日，他审阅修改了“中共中央关于争取、团结中间分子的指示”，增加了北京“需要在各种范围点名批判的，大约有400人左右，全国大约有4000人左右”等文字。³⁰ 7月1日，他又为《人民日报》撰写了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将批判的矛头主要指向民盟。他在这篇社论里给右派下了定义：“资产阶级右派就是前面说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他们是有罪的，‘言者无罪’对他们不适用。”³¹ 7月9日，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讲话，继续鼓吹“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给右派一点小鞋穿是必要的”。³²

   从7月17日到21日以及7月26日到30日，毛泽东在青岛先后两次主持召开部分省市委书记会议，期间他写了“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此文经过11次修改，于8月3日作为党内文件印发。文章说：“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毛泽东把“反右”运动称为“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他写道：“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³³ 8月1日，毛又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开展反右斗争的指示”，除了要求增加登报批判的人数外，特别强调：“党内团内右派分子，只要是同党外团外右派分子政治面貌相同，即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向党猖狂进攻的，必须一视同仁，一律批判。该登报的，即应登报”。³⁴ 9月12日、15日，他先后审阅修改了《人民日报》的两篇社论，“为什么说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和“这是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³⁵直到1957年10月9日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和10月13日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还在大谈反“右派”的政策和策略。³⁶

   从以上密集的日程可以看出，“反右”运动这场有计划有预谋的、以镇压知识分子为宗旨的政治大迫害，完全是毛泽东一手策划、直接牵引着的。毛泽东的个人独裁，他对民主与法制的蔑视，在这个政治运动中得到充分的演练。他是推动“反右”运动、镇压民主革命的罪魁祸首。这个独裁者为了翦除民主力量，挑起了一场民主革命的高潮，把全国人民玩弄于股掌之中，最终扑灭了这场民主革命。在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上，这样的历史现象以往未发生过，以后也不会再有了。 

六、以党代法、以文定罪： “ 反右”体现的专制主义制度特征 

   民主革命所必须面对的，不只是独裁的个人，而且包括违背理性、违反人道的专制制度。“反右”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专制主义特征，并不因“反右”运动的结束而终止，它一直延续到50年后的今天。因此，探讨“反右”期间的专制主义特点，对于正确认识现阶段的民主革命任务仍有十分现实的意义。

   “反右”运动的一个明显特点是以党代法。整个“反右”过程都是通过党内文件来推进的。而1954年9月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心目中仿佛根本就不存在。那部共产党制定的国家根本大法的第87条明明白白地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国家供给必需的物质上的便利，以保证公民享受这些自由。”³⁷可是，宪法通过还不到3年，就遭到共产党的粗暴践踏。凡是试图行使这些权利的公民，无不遭到没顶之灾。

   中国古代的法律是统治者用来管治百姓、维护统治秩序、保持社会稳定的工具。而西方自从资产阶级革命兴起之后，倡导自由，宏扬个性，珍视人权，保护私有财产，其法律则以保障公民权利为主旨，因此，公民的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等自由权利成为民主制度的核心与灵魂。清末，西学东渐，光绪34年（即1908年）八月初一颁发的《宪法大纲》就列有“臣民于法律范围内，所有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等事，均准其自由”。中华民国成立后的历次宪法都有类似条文，如1911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1914年的《中华民国约法》都规定“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1913年的《天坛宪法草案》和1923年的《中华民国宪法》的规定是：“中华民国人民有言论、著作及刊行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受制限。”关于集会、结社自由则另立一条。1931年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和1934年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的规定是：“人民有发表言论及刊行著作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得停止或限制之”；“人民有言论、著作及出版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得限制之”；关于集会结社的自由另款规定。³⁸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虽然在宪法中保留了与上述条文类似的关于公民自由权利的条文，但同时又效法专制的苏联，在宪法中规定了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在一党专政下，共产党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任意按照自己的需要，用党的文件来解释、规定公民的活动，事实上取消了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共产党以违宪违法的党内文件来指导政治活动，是对人民自由权利的公然蹂躏。这是以党代法、以党治国所带来的必然后果。

   中国专制主义传统的一贯手法就是以言定罪，以文定罪，古代此类情形可谓史不绝书。但1949年以后却有了新的特色，那就是“以革命的名义”，而“革命”又是一个看似明确、实际上非常模糊的概念。所谓“反人民”、“反革命”、“反党”、“反社会主义”，都没有确定性的内涵，但凭统治者的好恶，便可以随心所欲地给人定罪作结论。在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六条标准”里，没有一条具有明确的标准。结果，凡是对“三反五反”、“院系调整”、“合作化”、“工商业合营”、“统购统销”等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提出批评，或是宣传民主、自由、人权的，都被认为是“反对社会主义”；对“思想改造”、“肃反镇反”、“反胡风”、批判胡适和俞平伯，以及对人事制度、干部政策有看法的，则被称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至于主张教授治校、党委退出学校，坚持司法独立、无罪推定，以至批评各级党组织的干部、包括基层党支部书记的，都被加上“反对党的领导”的罪名；有些人提出，党和群众有距离，某些党员脱离群众，盛气凌人，群众对党员敬而远之，或认为农民生活苦，城乡生活有差距，那就成了“挑拨党和群众”的关系；还有就是对向苏联“一面倒”的政策略有微词，或对1945年苏联红军在东北强奸妇女、拆运机器表示不满，或翻译、传播赫鲁晓夫关于非斯大林化的秘密报告，那就是“污蔑社会主义阵营”；如果有几个人凑在一起，议论国是，发发牢骚，或商量怎样写大字报，最后往往就成为“反革命小集团”。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共产党领导下的以言定罪、以文定罪，当然不是从“反右”运动开始的，它是战争时期党领导一切的传统遗存的发展和扩大。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次运动都有许多因言或因文获罪的实例。“反右”期间，在座谈会或学习会上的发言，或发表出来的文章、小说，是很多知识分子被划为“右派”、打入社会最底层的主要依据。“文革”后，经过“思想解放”运动，批判了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文网渐宽，加上有胡耀邦、赵紫阳这样一些具有民主意识的人当政，使80年代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为自由宽松的年代，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大发扬的年代。但由于一党专政的专制制度没有根本改变，民主自由的观念仍然遭到文化专制主义的压制，不时还有“精神污染”、“资产阶级自由化”一类帽子飞来。1989年镇压学生民主运动后，一方面是专制主义的统治日益加强，另一方面，民间的民主主义潜流也在不断积聚。近几年来，文网更密，网站、报刊被封闭，书籍、文章遭查禁的消息，时有所闻。是以言定罪、以文定罪，还是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依然是民主主义和专制主义的矛盾和斗争的焦点。

   以党代法、以文定罪，都是专制主义制度在“反右”运动中展现出来的基本特征，也是镇压民主革命的主要手段。在总结“反右”运动教训的时候，毫无疑问，依法治国、言论自由、新闻出版自由，都应当成为现阶段继续民主革命的重要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