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水先生给我们留下了一句话：人啊！信仰你自己，崇拜你自己吧！我很喜欢，现在借来作为本文的标题。

    想起写这篇文章，一是因为何祚庥先生写的《人类无须敬畏大自然》发表后，有论者云：“谁不敬畏自然，自然将惩罚谁。人类如此、国家如此、个人亦如此！”。北京环保学者汪永晨发表《敬畏自然不是反科学》反驳何先生，五柳村也转发了。

    二是我写的《印尼海啸之后的思考》，因其中说了这次遭灾的多个国家，“包括信仰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印度教、佛教、等多种宗教的信徒，偏偏不信教的人多的中国这次没事，他要宣扬是报应，谁报应谁呢？”有信神的网友大不以为然，“知我何求”留言说：“由文中可以看出，陶先生是一个绝对的无神论者，所以也不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是的，他说对了，我就是不相信有什么报应。这是我从中国的历史记录和现实感受得出来的结论。

    有关留言不少，反对或赞成的，都保存在那里。

    反对者的留言中不少是经不起推敲的，如汪女士说：“要按照何先生的话，大自然中的一切都是要为人类服务了。树我们可以砍，动物我们可以杀，江河我们可以想怎么截断就怎么截断。不知道何先生知道不知道还有生物链，今天一个物种的灭绝对明天来说意味着什么？”

    不过，要较起真来，汪女士和“知我何求”的留言，都有许多难以自圆其说之处，譬如真要按着汪女士的话来办，树不可以砍，动物可以杀，江河不可以截断，不用等到明天，马上就会见到效果。所以有网友说：“现在天气很冷，汪先生大概是坐在空调或暖气房中写文章；是敬畏大自然，然而安享的却是‘人类无须敬畏大自然’的成果。”而海啸并不考虑人的信仰如何，也是事实。

    要说敬畏自然，我们的祖先一直是很敬畏的。

    从传说中商代的开国之君汤武，以身为祭品，祈求上天降雨（《吕氏春秋·季秋纪·顺民篇》转引自孙淼〈夏商史稿〉，1987，文物出版社，页323），到精明强悍的雍正皇帝因1730年北京地区发生了一次不大的地震，就引咎自责：“大概地动，即系朕有过衍，所以上天示警。”（雍正八年十月十七日云南总督鄂尔泰摺，据《清代地震档案史料》，1959，中华书局上海第一版，页2）

    历代帝王都把祭天拜地作为头等大事，还不时派高官去祭山川，拜瘟神。我们需要敬畏的神灵化了的自然界事物太多了，天上有玉皇，地下有阎王，江河湖海乃至井中都有龙王；山神土地犹如保甲长，遍布乡里；家家都有灶王爷，监视你的隐私。除了神灵还有妖精，山精树怪，狐魅蛇妖更为可怕，不敢怠慢。我们的祖先在敬畏自然上，可谓不遗馀力，然而中国的洪水、干旱，地震，蝗虫，瘟疫造成的灾害之多，仍可谓世界之冠。

    现在知道，这些自然灾害之多，根本的原因在我们所居住的大陆受到来自太平洋板块和印度澳大利亚板块的冲击挤压，青藏高原的抬升和横断山脉的皱起，都发生在地球历史发展的最近时期，而且并未消停，许多高原山地还在上升，平原洼地还在下降。致使我国范围内地震频繁，山多平地少，地势高低落差大，还影响到一些地区气候恶劣。我们的祖先是在一个艰难的生存环境中走过来的。而所以能生存下去并获得发展，起作用的并不是敬畏，而是传说中的燧人氏、庖牺氏、神农氏、黄帝、嫘祖，和后来的大禹、西门豹、李冰等许许多多敢在太岁头上动土的人。

   “燧人氏 又称‘燧人’。他钻木取火，教人熟食，是人工取火的发明者。”（华夏经纬网汉族中原古帝传说之燧人氏）中国人尊为三皇之首，但按今天这些敬畏自然者来看，他是人类制造二氧化碳增强了温室效应的始作俑者。

    按汪先生和以前出现在网上的“四有新人”的观点，动物是不能杀的，庖牺氏、嫘祖也是罪魁祸首了。

    庖牺氏即伏羲氏，“《三皇本纪》称他“养牺牲以供庖厨”，是说他教给人民畜牧以供厨下的肉食。《周易》又载庖牺氏“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唐代史学家司马贞把这两个记载结合起来：“结网罟以教佃渔，故曰宓牺氏，养牺牲以庖厨，故曰庖牺。”（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国历史》七年级上册>>第2课原始的农耕生活）

   嫘祖“始教民育蠶，治絲繭以供衣服”。虽不是吃蠶，但为了得到丝绸，杀死了多少蠶蛹啊！（中华人网站：嫘祖[繁体 ]）

   “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刊木，“一解作砍木，。谓禹治水时砍木通道。砍下的木头也可以作治水的工具；又一解是作为表帜，是说某山某水需要治理，就插一木作为标志。”（侯仁之：〈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第一辑，1959，科学出版社，页7）而不管如何解释，大禹治水，如《孟子·滕文公章句下》所记：“《書》曰：『洚水警餘。』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对环境的影响是前所未有的。
    西门豹貌似敬畏，为河伯娶妇。实是要以巫之言反制众巫之身；李冰更是敢于与江神决斗，将化成牛身的江神斩首，连敬畏的表面文章也不做了，致使灌口的二郎神庙供的是人不是神。

    写到这里，我估计会有许多人不以为然，他会说我不是这个意思，不过是主张人与自然要协调而已。现在讲敬畏自然的人很多，情况各有不同，比较多的人是在说应当遵守自然界的规律，这和无须敬畏大自然的观点是一致的，须知人类活动如违背自然规律要受到大自然惩罚的观点正是因为有了科学，无神论者恩格斯提出来的。

    如果你的敬畏是指协调，又何不直截了当讲清楚，而要去敬畏呢？

    须知就词语的应用来看，敬畏的对象应该是人或神，不将自然人格化或神化，这个敬畏是没有意义的。火山或者海里的波浪，不管人敬畏或不敬畏它都是在按自己的规律活动。所以荀子说的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天人应该分开，并没有错。

     还有汪女士提问：不知道何先生知道不知道还有生物链？

     我看他首先该问问自己懂不懂得什么叫生物链，要知道这个链子的存在，关键就在一个“吃”字上。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没有这个吃，链子就断了。我毫不怀疑汪女士维护环境的善良愿望和敬佩她执着的精神。但从这里我也看出她缺少必要的自然科学知识，这也难怪，毕业于北京大学图书馆系的背景，可能对科学基础的奠定有所不足。趁此机会，推销一本我和万天丰、程捷教授合编的<地球科学概论〉，读一读您会发现，维护地球这个人类独一无二的家园的愿望是一致的，不过我们的看法是要做到这一点，只有依靠科学而不是敬畏。

再说报应。

    虽然可能只是宗教信徒反应强烈，但认为没有报应的约束，世道人心就会变坏的人，可能相当多。但要干坏事的人，宁可我负天下人，勿使天下人负我，你约束得了他吗？中国社会几千年一直流行天谴、报应之说，但你看到了多少坏人如何遭了报应？也许有人害怕报应，但这个社会也有一套禳解之法，给被他冤杀的人厚葬、请和尚念经，道士打醮，超度冤死者投生富贵人家，等等。干了坏事的人也就心安理得了。

    中国社会表面上象在尊崇屈原、岳飞、文天祥、于谦、袁崇焕这些忠良正直多才之士，但那是在他们死后，是在虚拟的世界中。在现实世界中的屈原、岳飞却往往是被压抑摧折，直到他们死后多年才又发现他们的价值。这个责任不能就推到某几个人身上，而有这个社会的体制和文化传统所特有的原因。

    且以岳飞的冤案为例。秦桧等奸臣是冤案的制造者，直接负责，无可推卸，众所熟知；后来进一步揭开，宋高宗赵构是后台，似乎也已成定论。但事情就这样简单吗，我的父亲指出：“一般人以为岳飞之死由於反对和议，其实岳飞纵赞成和议，又何尝能够免祸？”他说：

    “岳飞的死因，第一是好学。他本是安阳韩家的佃客，（宋稗类钞）幼年并未得多读书。因他天性好学，其后贵为大将，仍然治学不倦，所以在学问方面竟能有颇深的造诣。”

    “第二是不贪财，宋代的将领，很少不贪财的，特别是南宋初年的大将，差不多个个都贪财，只有岳飞是例外。宋高宗，常纵容诸将都贪财，奖励诸将贪财，用意在使诸将腐化而丧失上进的志趣，一个守财奴自不会有什麽野心的。”

    “第三是不好色。南宋初年诸将，少有不贪财的，更少有不好色的，宋高宗不仅以诸将贪财为可喜，他觉得诸将好色也是可喜的。贪财的人已不足畏，贪财而又好色，更不足畏了。当时诸将无不姬侍众多，韩世忠到部将家中宴会时，更常令部将的妻女出来侑酒；以致几为部将呼延通所杀。（三朝北盟会编）惟有岳飞与众不同，他家里并无姬待侍。有次吴玠特送美女给他，他说：“主上宵旰，岂大将安乐时？”拒却不受。（宋史岳飞传）这两句话充分表现出他人格的伟大。”

    “第四是不扰民。他治军非常严厉，他的军队纪律好极了。周密称他为中兴第一，（齐东野语）可见别军的纪律是决不及他的。他不扰民，自能得民心，这又不免引起宋高宗的猜忌。”

    “第五是得军心。他虽然治军很严，但他所严者为军纪，对一般将士的生活他仍是很关切的。他常亲自为兵士之患病者调药。他部下的将领到远地驻防时，他常遣自己的夫人到将领家中慰问。他部下有战死的，他不仅为之痛哭，并抚育死者的遗孤，有时便为自己的儿子娶死者的女儿。每逢颁给赏犒，他总是公平分配给他的部下，丝毫不以为私有。金人常说：“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宋史岳飞传）的确是中心悦服的赞美，并非夸大的称述。但岳家军这个名称，却不是宋高宗所愿听的。岳飞越得军心，越令宋高宗害怕。”

    于是我的父亲得出出结论：“像岳飞这样的人，无论是宋代那一个君主在位，均必不能相容。宋高宗处南宋草创之际，顾虑危疑，对岳飞更是不能相容的。”（以上引文均据陶元珍：岳飞死因之分析）读至此，我未尝不扼腕长叹，现在要补充一点，这一悲剧的酿成，也不能说仅止于此。如父亲已指出的：“他（岳飞）的不好色正和他的不贪财一样，可说是独违流俗。”我以为更深层的原因就在这里。岳飞提出“文官不爱钱，武将不惜死，天下太平矣”。触犯了流俗，打中了腐败分子的要害，不幸此时浊流已压过清流，拔掉岳飞，不仅是宋高宗，也符合众多贪财好色怕死的文臣武将的需要，岳飞在朝，就要使他们如芒刺在身。岳飞的冤案，由诸将中贪污最厉害的张俊最先发难，也就不奇怪了。

    这个张俊假借朝廷的名义派人到海外做生意。命令军人替他私人修房子，在临安盖了一座酒楼，名太平楼。明目张胆搞钱，毫无顾忌。军中戏称“张太尉铁脸”，意谓他无廉耻，不要脸，脸皮好像铁打的一样。（鸡肪编）优人在宫里做戏，也曾取笑他说：“只见张郡王在钱眼里坐”。

    明明知道是个岳飞冤，满朝文武，只有个韩世忠出来讲了句“‘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就算了不起，而落井下石者不少。秦桧将岳飞的子孙发配到福建广东这些地方去以后，还“日赈钱米以活其命。”而漳州的地方官居然建议”“叛逆之后不应留，乞绝其急需，使尽残年。” 连秦桧大概也看不过，把这报告交给岳飞的家属去了。当然还有借以表示他“宽宏大量”的意思。在〈玉照新志〉中记下此事的王明清（1127-？）愤慨地说“士大夫用心至是，可谓狗彘不食其馀。”但也就是事后骂骂而已。

    当时呢？岳飞（1103-1141）被害时年仅38岁，岳云才22岁（史作二十三，那是虚岁）；秦桧(1090～1155)却活了65岁，封建康郡王，死后又封赠申王，升了一级，谥忠献，儿子秦熹也当的大官。

    由于秦桧先后当了十九年宰相，“劫制君父，包藏祸心。”“一时忠臣良将，诛除略尽。”好官差不多被他整光了。于是“其顽劣无耻者，率为桧用，争以诬陷善类为功。”不需要什么证据，只要说你在诽谤、不满就行了。“察事之卒，布满京城，小涉讥议，即捕治，中以深文。”你敢发议论么，把你抓起来。他可以“开门受赂，富敌於国”而无忧了。

    秦桧虽然死了，“其党祖述馀说，力持和议，以窃据相位者尚数人至孝宗始荡涤无馀。”到宋宁宗开禧二年（1205）四月，才取消秦桧的王爵。这时离秦桧死已半个世纪了。你说报应了什么呢？（以上引文均据元脱脱主编的宋史卷四百七十三·奸臣列传三）

    还有出头发难陷害岳飞的大贪官张俊，绍兴二十四年（1154）死去，活了68岁。宋高宗“辍视朝三日，敛以一品服，帝临奠哭之恸。追封循王。”皇帝去祭奠其实不值钱。但张俊贪污所得财富分文未动，五个儿子锦衣玉食。对比岳飞“死后被抄家，家里仅有现金一百馀千，其他布帛粟麦等项，合计不过值钱九千馀串。（宋稗类钞南宋杂事诗注）带兵多年，家产只有这一点，以视同时诸将，莫不宝玩充堂寝，田园占几县，真有天渊之别。而诸将皆享乐寿考，妻儿满前，岳飞则身死囹圄，家人远戍，实令人有不平之感。”（陶元珍：岳飞死因之分析）

   有人说不是不报，这世未报，还有来世，不及本人，还可惩罚他的儿孙。但来世何在？本人有罪，儿孙如非共谋，又有何辜！还有将秦桧害岳飞解释为前世冤孽；编造出岳飞之死，是岳母墓地风水不好云云，（挥麈三录，转引自丁传靖辑〈宋人逸事汇编·中〉，中华书局1981年版，页801，）无论怎样花样翻新，也用来掩盖不了报应之说是欺人之谈的实质。

   不仅是岳飞，类似的蒙冤的忠直之士，历朝历代都不乏其人。

   土木之变后坚决主张抗战和实际指挥抗战的民族英雄于谦（1398-1457），挽救了明王朝，也保护了中原文明，最后竟被因倡议南迁避敌，臭名远扬，不得不改名为有贞的小人徐珵（1407-1472）陷害致死，尸体暴露街头示众，家产也被充公，虽然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东西。

    对比陷害于谦的徐珵，因此而显赫，虽因争权夺利失败，被贬出京，仍能到处游山玩水，终其天年。活了六十五岁。

    够了，不必一一列举了。此时我能体会，太史公为什么要将战国的屈原和汉代的贾谊的传记摆在一起。因为他们都有着“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的共同遭遇。而这个社会能做什么呢？可以把秦桧列入奸臣传；可以记一笔于谦“死之日，阴霾四合，天下冤之。”而现实中的于谦如袁崇焕，却被凌迟处死，比于谦更惨。

    最有讽刺意味的是,岳飞说的“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天下太平矣。”无人不赞为至理名言，遇上明君贤相。还常以此勉励臣下，希望大家做到。然而不仅宋朝亡了，元朝又重复着宋朝，然后是明朝、清朝，文官爱钱，武官怕死也爱钱，“报应”真的来了，不过不仅仅是为恶者的后人，全体中国人都赔上，为什么走不出这个历史的阴影，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因此我拒绝敬畏，也不怕报应。其实屈原早就喊出：亦余心之所善兮，其九死犹未悔！（参阅章培恒 骆玉明>>中国文学史>>第三节 离骚)

    别了！君子的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

    鲁迅先生告诉我们：“我自己是什么也不怕的，生命是我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不妨大步走去，向着我自以为可以走去的路；即使前面是深渊，荆棘，狭谷，火坑，都由我自己负责。”

    每个人都能救出自己，这个社会也得救了。

陶世龙，2005年1月14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