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2月26日0:34《新京报》发出“旅美知名作家”林达写的《对科学最好存个怀疑》。而从他这标题来看就使人感到不解，看下去更发现其缺乏科学的基本常识，信口开河，逻辑混乱，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如此奇文不可多得，故全文照录于此，并逐段予以评说，以供同好欣赏。--陶世龙，2005年2月27日于北京

【林达的原文】前一段时间，《新京报》发起的关于敬畏自然的争论，其实双方是有共同点的，那就是在需要决策的时候，应该作出“科学的判断”，避免“不科学”甚至“反科学”的错误。问题是怎么保证科学的判断。科学界有种种行规，比如可以重复的试验结果。哲学界也有标准，比如可以证伪。可是当技术运用于实际，在具体的时间和场合，怎么知道什么决定是科学的，什么判断是反科学的？

【五柳村编者按】作者似乎承认需要“作出“科学的判断”，避免“不科学”甚至“反科学”的错误”，但又说“对科学最好存个怀疑”，既如此，科学又如何能作为判断的标准？避免“不科学”和“反科学”也就不过是一句空话。

    参加争论的双方是有共同点，但像汪永晨、廖晓义女士那样的观点，也像是是《新京报》的观点，则与大多数人没有共同之处。

【林达的原文】我的记忆可以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那是科学大张旗鼓的年头，其标志是我国派出了很多优秀青年留苏，学科学，回来搞科研建电站，大办理工科大学。这一代人至今是我国最坚定的科学派，他们聪明、理性、上进、自信。他们相信科学能够回答所有的“是什么，为什么和怎么办”的问题。

【五柳村编者按】上世纪50年代确实是培养了大批科学人才的时代，为中国的发展奠定了人才的基础，他们作出的贡献有目共睹，无须多说，如果硬要把这些人划为什么“派”。无论叫什名字均无损于其形象。必须指出的是，对于科学的信任和支持，并不取决于专业出身，早期如陈独秀、胡适、傅斯年等人文学者对科学的支持，其作用超过了许多自然科学家。近期如邓小平、叶剑英、胡耀邦等也不是学自然科学出身的，更把科学提到了制定国家战略的高度，历史已证明并将继续证明，这是正确的决定。对科学有不同的认识可以存在，而如以此在人群中划“派”，窃以为不妥。

    需要说明一点，相信科学的人并没有认为科学能回答“所有的”问题。如对于宗教，陈独秀说“凡是社会上有实际需要的实际主义者都不应反对。”多年来在中国的实际情况也是如此。没有什么科学家试图去解决宗教的问题。相反，某些大师才自认为能解决宇宙中一切问题，把他们的歪理邪说自称为“超常科学”。

【林达的原文】那时的豪言壮语是，“天上没有玉皇，地下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到上世纪50年代末，先是搞过一阵全民打麻雀，把麻雀赶尽杀绝，后来又搞全民大炼钢铁，结果却没有炼成。最不可思议的是紧接着各地都亩产万斤了。有科学家计算出来，根据科学原理，亩产万斤是可能的。这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大的一个谜：为什么大家都信了？那个时候不是提倡科学的吗？

这个经验告诉我，别人言之凿凿说的科学，即使出于科学家之口，即使别人都信，也不一定是真的。

【五柳村编者按】以上问题的出现，恰恰是那时抛弃科学的结果。如果尊重科学就不会有这些决策。作者不是无知就是太健忘，那时极力鼓吹的是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讲求科学的科学家被作为“白旗”拔掉的还少吗。一时黄钟废弃，瓦釜雷鸣，文革中的“知识越多越反动”实于此时即已奠基。

    至于“亩产万斤是可能的”出于科学家之口，难到这就等于是科学吗。现在是有那么几个人，不知是无知还是有意，发现某个科学家说错了话做错了事，便如获至宝，把科学家说的话甚至吃喝拉撒睡都等于科学，林达不过是老调重谈，不值一驳。

【五柳村编者按】提倡“科学决策”有什么不对？上面说的全是人的问题。需要指出的是，反对“人体科学”不仅是搞文科的，支持研究的文理科都有。我不明白作者一再用专业出身来划线，将认识上的差别，转为专业出身不同者之间的矛盾是不妥当的。

    没有一样东西会说自己和科学没有关系。科学的地位没有一个地方像在中国那么高，那是神龛上的地位。

    反过来，你要打翻什么人，只要说此人“反科学”就可以了。

【五柳村编者按】科学果真是深入人心了吗，有那么高的地位了吗？从林达先生的文章来看，这位先生对科学就不甚了了，而且不以为然。那些神秘信仰也打出科学的牌号，有其复杂的原因，而无论如何应该做的是用科学去揭露其伪，何能反而归咎提倡科学。

    “你要打翻什么人，只要说此人“反科学”就可以了。”今天的中国有这样的事吗？请举证。据我所知，有些人公然不讳地反科学好几年了，仍然是课照上，文章照样发表，生活正常，翻在那里呢？如果说不能像过去那样用科学的名义兜售伪科学，居高临下地对科学指手画脚，风光到那里有了某人那里就有了科学的地步，正说明健康的批评发挥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