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是五四时代国民党的教育部长”

在新语丝上读到《越民、方舟子评王岳川《大学体制性症候危机》》”，越民说此文的“言论概念如此模糊，逻辑如此混乱，真叫人无法恭维。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找来看看，权当茶余饭后的消遣吧。”
    于是真的去看了一下，当读到下面这段文字时，不禁大吃一惊。王岳川说：

我非常怀念蔡元培先生重视人文传统精神资源的五四时代。蔡元培当时不 仅是北京大学校长，还是国民党的教育总长（教育部长），这使得他得以将北大 清华等教授的思想，转换成国家教育体制和塑形国民意志的精神养料。五四时期的校长大多数是人文科学出身的，而今天的校长大多是自然科学出身的。这种不重学术重当官的官本位思想、只重西方大学教育程式而忘记中国教育本质精神、 只重外语不重专业的过度食洋不化的制度板结、学术大面积滑坡而逐渐丧失国家 精英思想的可持续发展，是中国大学人文教育制度和管理观念出现危机的一个信号。

    但在五四运动发生时，蔡元培的本职就是北京大学校长，而且在此前后数年，北京政府的教育总长都另有其人。要说在民国初建时，蔡元培曾在南京的临时政府任过教育总长，临时政府迁北京后曾为袁世凯任命为教育总长，但仅约三个月即辞职离去。 那时五四新文化运动还没有影子；1927年国民党在南京建立政府， 蔡元培倡议成立大学院作为全国最高学术教育行政机关，被任为大学院院长。倒是可以相当于教育部长，但此时还能算”五四时代吗。而且1928年他即辞去各行政职务，专任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档案馆名人档案专栏区）

    王岳川是北大教授，未必不知道这些事实，很可能是为了给他的论点找根据而不顾事实。如他说“五四时期的校长大多数是人文科学出身的，而今天的校长大多是自 然科学出身的。”与接下来说的“这种不重学术重当官的官本位思想...”能有什么因果关系呢？难道校长换成人文学科出身的就一定重学术，不是官本位了吗？ 。

    譬如这次清华大学顾校长在向宋楚瑜赠礼物时出了差错便有人借题发挥发挥为：“这种现象是我国长期以来重理工轻文史的必然结果，从中央到地方当官的大都是学 理工的，自然文史底子薄。学理工的应该去潜心搞研究和技术,以提高我国落后的科技水平。从政应让学人文科学的来干，发达国家的经验就可证明。”（评论人：abc Fri May 13 15:00:42 CST 2005，清华大学校长可真幽默（华山巅）http://rmwz.blogchina.com/1494689.html》一文的跟帖）不正是以官本位在看问题吗？王教授可能不是这种思想，那就 只能说明他思维之混乱，越民说的没错。

    不过也不排除王教授确有抱怨文科不被重视的思想，因为他在文中表示了要用人文科学来“纠正自然科学中心主义的偏颇”，和另一北大教授“科学文化人”吴国盛对“今日的技术专家治国”不以为然， 因此要反“科学主义”（吴国盛：从“两种文化”到“第三种文化”等论述）是相通的。

对这个问题此处暂且不去讨论，而无论如何说什么“蔡元培当时不 仅是北京大学校长，还是国民党的教育总长（教育部长）”；还有什么“钱钟书先生当时因数学很差考清华大学不合格，但为什么如此严格的工科型大学——清华大 学反而录取了他？”都不能不说是一种低级错误；如方舟子所指出：“当时的清华大学是工科型大学吗？连这点历史常识都没有，就敢大谈清华、教育如何如何了， 又是个朱大可式的大嘴巴。现在中国出名的“人文学者”怎么都是这副嘴脸呢？还是先治治自己的‘症候危机’吧。”话虽然辛辣一点，但 这是事实，奈何！即如蔡元培是国民党的教育部长这种用语，出自中文系教授之口，要说是语病也太大了。而王教授是顶着许多荣誉的光环的：

1990年获"北京大学青年科研奖"，1992年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奖，1993年获北京大学"第四届科研成果二等奖"，1993年获中华美学会"第二届 全国青年优秀美学学术奖"，1994年获"北京大学朱光潜美学与西方文学奖"，1995年获北京大学学报优秀论文一等奖，1995年获国家"全国高校人文 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著作二等奖"，1997年获"北京大学中国文化特别奖"，2000年获北京大学优秀学术著作二等奖，2001年获得中国中外文艺理论 学会"新时期20年优秀文学理论论文奖"。并被收入《世界名人录》等多种辞典。（ 据王岳川：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不能不使人怀疑这些奖项究竟有多大价值了；把什么收入《世界名人录》也摆出来，我看也有失北大教授的身份。

陶世龙，2005年5月19日于加拿大之FREDERICT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