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岳川教授在北大讲坛上讲他的《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时，说他是从“中国应该如何面对全球化”提出问题，其中有大段文字涉及到如何看待“技术官僚”在中国当权，现将有关段落摘录在此。黑体字是我将它加重的。

全球化可以分为四个层面：
    第一，科技一体化。正因为科技一体化，所以清华大学在过去十年和未来十年都要比北大热。道理就在于技术官僚成为了中国发展的核心和希望。似乎现在的任务就是要短、平、快地将西方所有最好的东西优势平行地移植过来。谁最快呢？不是我们学文的，而是真正的工科。我也希望可以最快地拿过来。所以邓小平到了日本，日本天皇请他坐新干线列车，下车之后很骄傲地问了邓小平一句：“您觉得怎么样?”邓小平想了想说：“我们也会有的。”现在的上海已经有磁悬浮列车正在搭线，所以科技从来就是你愿意就可以拿来。西方人从不认为火药、指南针是中国的，不因为觉得这个国度落后而不用，他们不但用了，而且把中国放鞭炮的技术变成放大炮，打进门来了。科技是百分之百的可以采用，今天的技术官僚走红是应该的，但是他不会永远走红，原因还有第二点。

    第二，制度的并轨化。制度包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当然还连带包括法制制度。并轨化就出现差异了。我去俄罗斯，坐到边境时要换轨。我最初不明白，全球的火车应该差不多，为什么中国和俄罗斯不一样？原来当时高层担心俄罗斯的火车一下子开到北京城，所以要把轨道变窄一点。我们的制度也一样。就是跟别人不同，但如果是变窄一点的话就优越了吗？今天发现不行。当然，制度有的不能并轨，比如在人权上差异就出现了，那些蓝皮书、白皮书都反复说明中国的特殊性。因而制度的并轨化是百分之九十，于是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今天又走红了，他们可以成为左右我们最高级领导的智囊，就是因为提倡差异、讲中国特色。人文学家就没有人来咨询，但是不要着急。甘蔗从尖吃起越吃越甜，从根吃起越吃越淡，我想人文学者大抵是从头吃起的。 
    第三，思想的对话化。于是人文科学出台了。最先想到人文科学将要出台的人是一个科技方面的专家，如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先生。他认为清华这样发展下去十年将不再有优势，因为北大是综合性大学，有世界上独一无二强有力的人文科学，而清华的优势仅仅在于工科。它的中文系对全校学生仅仅进行唐诗、宋词的欣赏，而真正高层次、超越性的发展却没有。所以清华倾其财力，在全国乃至世界上挖了不下十个一流或二流的专家。于是清华的人文科学上了一个台阶。但是人文科学像酿酒一样是不能着急的，保存得越久远越香浓。清华大学就面对这样的问题，要培养怎样的人，如果是一个理科专家，仅仅听了唐诗、宋词就变成一个人文关怀学者了，康德、黑格尔就千万不要做了，这太简单了。人文科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思想的对话化”。我们都知道有中国哲学、美国哲学、法国哲学，但是从来没有听过中国化学、美国化学、法国化学的说法，差异性更大地出现了。差异性的出现就需要人文科学之间进行对话。我们今天很多思想观念上的冲突、文化上的误解都是因此而生的。最近一位著名学者齐泽克，不同意亨廷顿的说法。亨廷顿认为文明的冲突是不同文明体系之间的冲突，他则认为文明的冲突是同一种文明内部的冲突。这意味着，人文科学将在十年之内走向前台对世界发言。其实西方国家的领袖人物绝大部分都不是技术官僚。而在中国这是因为从四人帮的禁锢中走出来，科技变成第一生产力的时候必要的过程。但是仅仅是过程，今后中国的高层领导人我相信更多的会有高瞻远瞩，像蔡元培校长这样真正的人文学者。

　  看到这里，马上想起另一位北大教授吴国盛说的一段话：

　　中国的“傲慢”如果说有的话，也并不表现在或者主要不表现在科学家与人文学者之间，而是表现在意识形态领域，即科学主义日盛、人文主义式微。胡适曾说：“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这样几乎全国一致的崇信，究竟有无价值，那是另一问题。我们至少可以说，自从中国讲变法维新以来，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毁谤‘科学’的。”胡适的话揭示了中国的两种文化问题的特殊背景：自19世纪末叶以来，中国根本没有像西方那样有一个强劲的人文传统与作为新贵的科学传统相抗衡，相反，与中国的现代化事业相伴随的一直是人文传统的瓦解和崩溃。从五四的打倒孔家店、科玄论战的玄学派彻底败北，到文革的“大学还是要办的，我指的是理工科大学还是要办的”、文革后的“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再到今日的技术专家治国、工程效率优先，一以贯之的是人文的退隐和衰微。（吴国盛：从“两种文化”到“第三种文化”）

    两位教授对科学在中国兴起，都有“人文”被冷落的感受，但仔细看来，有很大的不同。

    王教授的“人文”是人文学科，宣传他的“发现东方”，无非是想求得有力者的重视，得到资助，能实现他的出版计划而已；虽然也在说“科技是一把双刃剑，人文能够把握好利用它的方向”。“科技是硬件，文化是软件。”（北京大学王岳川教授来校讲学，2005年5月25日，中南大学新闻中心）之类的话，但不过是入于耳，出与口，重复别人说过的东西而已，真要请他来导一导向，不会来的。而且 他还说了：“科技是百分之百的可以采用，今天的技术官僚走红是应该的”；也不认为还有中国科学、外国科学之分。而吴国盛教授等“科学文化人”则不然，他们提到意识形态的高度，把科学作为人文的对立面，渲染其“负面影响”，自命为新人物而且敢公然毁谤科学。他们将中国社会出现的种种问题归咎于“五四”以来对科学的倡导，而以“科学主义意识形态四处弥漫”一言以蔽之。他们对“技术专家治国、工程效率优先，”不满，不仅仅是针对个人，而是针对改革开放以来，科学被提高到国家用以决策的地位这个现实。在反“科学主义”的幌子下，实际上反对使用科学方法和反对提倡科学精神。近来又在鼓吹在科学之外还有什么“中国的科学”，阴阳五行便是那时的“标准的科学”云云。他们的某些成员，发表赞赏原始愚昧，抵制现代化的言论，已非一日。

    掌握科学或技术的人进入政府领导阶层，本无足奇，“技术官僚”一词的使用，实有贬义，因为在科学和现代技术日益渗透到社会各个方面的时代，无论专业出身是文科或理工科，进入到这个国家领导阶层的人，都应该兼有人文与科学的素养。基本的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是必须有的基本要求。但在中国，确实有点特殊。因为古时的中国，没有科学，或黄老之言，或孔孟之道，只要得其道，就可以无所不为。直至科学从西方引进后也是如此，开矿山，练海军，修铁路都得由这些掌握“形而上之道”的人去当家，科学和技术是形而下者，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只不过是供驱使的料。近几十年说法有过更换，但实际上仍是由人文，有时还有诗人的浪漫来指挥一切，诚如竺可祯言：“中国思想从来最占有势力的是诗人与文豪”，出现“今日的技术专家治国”，自然有人会感到失落。然而这是历史的选择，因为从“半部论语治天下”，到红宝书一句顶一万句，大家都为此吃够了苦头，只是科学真正在国家生活中起了主导作用后，短短二十多年间，日子才渐渐好了起来。可是有些人就看不惯了。利用改革过程出现的问题大做文章，诿过于科学和技术，简直成为他们的时尚。

    比起来，王教授虽然使用了“技术官僚”一词，倒是实话实说，似无他意；而吴教授虽避开了使用“官僚”这两个字，但他们“科学文化人”的反科学主义，究竟要走向何方？不能不予以更多的关注。

陶世龙，2005年6月9日于加拿大之Frederict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