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的《评王岳川与吴国盛对'技术官僚'的评论》于6月8日发出后，访问者已逾千，并有人留言。网友一心（6/10/2005 4:25 AM）的留言中有这样一段：

“姑不论“中国文化”有什么值得发现，怎样发现，如何输出，且看王岳川鼓吹“发现东方”，输出“东方文化”的心理就很阴暗：揭开其花花绿绿的伪装，他不过是不满“技术官僚”走红，“成为了中国发展的核心和希望”，希望“人文科学出台”，让他“这样真正的人文学者”取“技术官僚”而代之成为“中国高层的领导人”。（他所谓的“人文科学”、“人文学者”仍然是不明确的概念，在此亦姑不论之）如果他这样谬误百出的“人文学者”成了中国发展的核心和希望，甚至成了高层的领导人，那将是中国的又一次灾难的开始。

    一心先生看问题很深刻，可能抓到了问题的实质。不过我以为王教授能把他想到说出来，倒是表明他是坦率的，完全可以讨论。倒是有些人没有把这些话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实际上却一直在造这方面的舆论，值得注意。

    我说的就是一些所谓“科学文化人”鼓吹的反对“科学主义”，他们开代表会，发宣言，特别是利用大概是有他们的成员的媒体，不放过一切机会宣传他们的观点，这就是今天的中国，四处弥漫着科学主义意识形态，中国的科普和科学教育，都是在培养科学主义，甚至过去许多问题也是因科学主义而产生，直至追溯到“五四运动”，请赛先生进来，成了产生科学主义的根源。看到他们这些东西，开始直感到纳闷，中国过去几十年是出现了许多问题，如大跃进中的问题明明是违反科学规律造成的，当时许多科技工作者因为按照科学原理去认识事物，说了实话而被插上白旗；早一点，黄万里先生在三门峡建坝问题上的遭遇，更是清楚。可是这些居然都可以说成科学主义造成的。更奇怪地是，明明是科学家提出不可滥伐森林，他们却可以将森林的破坏。说成是因为伐木工人相信了科学！

   虽然早就有人指出：“在近代和现代的中国，提倡科学，提倡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来研究社会发展和人生问题，提倡发展科学技术，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从根本上说，都属于推动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思潮，不管这些思潮及其代表人物在对科学的理解和诠释上有没有过怎样一些不够成熟和不够全面的地方。我不赞成拿出一顶“科学主义”的帽子，对这些主张科学、提倡科学的思潮加以贬低和指责。”（龚育之,对科学技术发展的人文思考 ）《中国文化报》,2002年1月29日,第3版）但此后批科学主义在自称为所谓“科学文化人”的卖力推动下，闹得更欢了。

    长期以来，我对一些人为什么要如此卖力地批所谓“科学主义”一直困惑不解，一心先生也许抓住了根本的所在。当然不见得是那一位文人真要想去当国家领导人，但确实是反映了一种旧式文人的失落。王岳川教授表达得比较直率，吴国盛教授比较含蓄，但他对科学技术专家的抵触情绪则是很强烈的。譬如他在2000年4月 19日北大文化节和学生对话时说“正象不能把科学做为一种修辞，科学精神也不意味着价值评判。科学精神不一定都是好东西。”“我还愿意提出一种大家可能最不赞同的科学精神：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从效率的观点、从目标管理的观点、从操作的观点看，这确实是可以接受的。在我看来，又恰恰是科学精神所赞许的。[故事：从草地上踏过，三角形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科学与人文的对话，吴国盛个人主页）

    发表出来的应是一个提纲，从他准备讲的故事可以看出，这位吴教授是如何挖空心思去丑化科技工作者头脑机械僵化，一点人文精神也没有。其实抄近道，走直线，不学科学也知道，而知道应该保护绿地，不可随便去践踏，倒是亏得有了科学。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是政治家、军事家和人文学者的语言，因此会有“兵不厌诈”， “政治斗争无诚实可言”的说法。而科学目的只有一个，求真。高尔基赞之为绝对的世界精神。所以竺可桢先生要说：“科学精神是什么？科学精神就是‘只问是非不计利害’。”而按照吴主任的说法，赵高为了达到他垄断权力的目的，指鹿为马，也是符合科学精神了，岂非咄咄怪事。所以一心先生说王教授“鼓吹“发现东方”，输出“东方文化”的心理就很阴暗。”我以为不倒不见得是那么回事，用在吴教授身上倒比较恰当。
    当然，究竟别人是怎样打算，不可妄测，但我倒没有一心先生那种担心，因为中国人在经历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后，不可能再回到半部论语治天下时代了，用诗人的幻想或哲学的玄谈来治国应该已一去不复返，而只要以经济为中心，一心一意搞建设，无论何种专业出身的人，都不可能不讲科学。

    我认为值得关心的倒是，一些夸夸其谈者，当代的赵括，趁人才青黄不接和社会浮燥之风盛行之际，到处去推销他们的私货并可以得手，这才是现实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