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05年6月20日和21日发表的两篇社论《圆明园问题不仅仅是专业判断问题》和《圆明园问题不能忽视价值理性》，一反以往的遮遮掩掩，开始变得实话实说，读起来让人耳目一新。从年初的“敬畏”之争《新京报》开始向何院士发难开始，大家都在盯着那卷缓缓展开的地图，争论着易水到底在秦国还是在燕国。今天这图终于展开到了头，现出了那把两面带刃寒气逼人的匕首。《新京报》的社论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什么生态，什么环评结论，就像辨别地图的真伪一样的无意义，他们对技术、科学、哲学、乃至文化统统不感兴趣，他们玩的是政治。地图不过是个包装，这匕首才是能要人性命的真家伙。
    很好很好，只要承认是玩政治，很多难解的谜团就变得一目了然了。防渗膜是否破坏生态本来不是个问题，国外已经用了40多年，国内也用了20多年，即使不出北京，去香山植物园看看也知道并不存在所谓的“生态灾难”。防渗膜作为推广技术也被写入了节水大纲，就是傻子也不会相信干枯的湖底比有水的湖更有利于“生态”。那么这个政治利益集团为什么要知难而上挑战科学常识呢？从科学的角度看不懂的东西从政治角度却能看出门道，这里用的是两千年前赵高用过的指鹿为马之术。区别鹿和马从科学的角度没什么讨论的价值，却是树立政治权威的不二法门。如果你说雪是白的煤是黑的，别人支持你的见解丝毫不能证明你是权威，但是如果你说煤是白的雪是黑的还有很多人随声附和，则足以证明你有很大的权威性。
    于是乎，当代的赵高在这两篇社论中继续指鹿为马：“圆明园防渗工程说到底不外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圆明园防渗工程是否会对环境、生态、文物造成影响，影响有多大？这是一个专业问题，需要环评报告来回答；第二个问题是，如果有影响，还应不应该铺设？这是一个政策问题，应当由政治过程来决定。”这段话貌似枚举论证，却有意避开了实际出现的情况：如果没有影响，或是好影响远远大于坏影响，那么是否应该铺设？按照社论的说法，“政策问题”高于“专业问题”，政治高于技术，即使不铺膜的结局是既没有水也没有生态，还是不能铺膜。既然如此，还要环评干什么？只是为了找机会获得20万元的罚款吗？
    不过，当代的赵高不如两千多年前的赵高那么幸运，他们面临着一个当年没有的不利因素，那就是科学的存在。赵高能够指鹿为马，得益于在他面前只有昏君和已经归顺他或不敢得罪他的朝臣。如果当时有面向全国的卫星电视直播朝政，恐怕鹿就没那么容易变成马。在DNA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用语的今天，不要说指鹿为马，就是割一块鹿肉冒充马肉，甚至拔一根鹿毛冒充马毛都不是那么容易蒙混的事了。于是乎“马鹿政治家”们毫无例外要对科学恨之入骨，不能置之于死地而后快，也要剥夺其发言权。如果连发言权也剥夺不了，那就把它打入无足轻重的地位。
    由此就产生了这样的高论：“工程技术专家存在知识结构偏狭，‘只有技术，没有文化’的通病，对本专业以外更为重要的社会、伦理、环境生态、文化教育等问题缺乏应有的知识和关怀。”如果现实真的如此，那么驳倒这些工程技术专家应该易如反掌。可惜，在现实的争论之中，我们只看到“人文”出身的伪环保人士在科学技术方面不断爆出中学水平的错误；而“工程技术专家”在“社会、伦理、环境生态、文化教育”方面的水准仍然胜过伪环保人士。
    吕不韦投资政治，把政治看成高收益的买卖。但一切高收益的买卖也都必然伴随着相应的高风险。玩指鹿为马的政治秀也是一样，运气好的话可能从此说一不二，可以左右舆论，晋升为真的“无冕之王”；弄不好却可能连多年积攒的老本也输光，在公众中完全丧失信用。《新京报》原以为可以通过控制舆论建立权威，但毕竟还没有能力一手遮天；出场的重量级伪环保人士屡出破绽弄得颜面尽失，让原来的追随者也为之扼腕。
    《新京报》公开言明是搞政治，也提出了政治理想：“在政治决策过程中，起最后作用的，是利益之间的折衷和妥协，而非数据和事实的运算。也因此，建立相关的利益表达机制，将各方利益引入政策制定过程，才是我们时代的要求。”“政府的决策主要是在存在利益冲突的情形下进行选择，其目的不是求取利益的最大化，而是避免冲突的扩大和升级，以解决分歧，从而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政治原则。”
    妙极了，“数据和事实”不起“最后作用”，怪不得薛野敢于公布假照片，让“听证会”变成“伪证会”。在新京报的政治理想中，只要他们控制了“利益表达机制”，让一些勇于撒谎擅长煽情的人出来“表达”他们的“利益”，哪怕圆明园变成干园，公众的根本利益被最小化也在所不惜。如若不从，就要大闹，制造“冲突的扩大和升级”，绑架民意就是他们的“公平、公正、公开的政治原则”。
    那么“各方利益”又是哪几方呢？答案是“组成包括国家环保局、国家文物局、北京市政府、海淀区政府、专家学者、NGO组织、公众代表等具有广泛代表性的‘陪审团’，对该工程的价值合理性进行评价，并最终决定其命运。”
    既然明说是“利益之间的折衷和妥协”，那么对于到底是谁的利益、什么利益就不得不事先弄弄清楚。其中的政府部门、专家学者、公众代表各自应该代表谁的利益，至少在理论上是清楚的，而所谓的“NGO组织”则要复杂的多。
    其复杂性表现在两方面，一是组织所声称的代表性，二是实际的代表性。
    例如，如果NGO组织声称他们代表“鱼儿”、“狗狗”或“大自然”的“利益”，我们就不得不先弄清楚这些东西有没有“利益”可言？即使它们有“利益”，我们是否应该考虑这种“利益”？即使这些“利益”值得考虑，是否任何一个声称代表它们利益的个人或组织都有权代表它们的利益？这一系列问题都是含糊不得的。
    一个组织的实际利益和价值取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经费来源，那么NGO组织的经费来源是否充分公开透明，使得公众能够有足够的根据来判断他们实际上代表谁的利益，就非常重要了。无论如何，主张藏独的德国绿党和邪教组织统一教会的利益代表是否有资格在我们的决策“陪审团”中占有一席之地，是大有商榷余地的。
    五岳散人网友对方舟子“踢裤裆”曾有微词。如果真是关于“数据和事实”的学术之争，“踢裤裆”确实意义不大。事到如今《新京报》主动言明是搞“政治”争“利益”，那么“踢裤裆”就远远不够了，连裤衩子都有必要扒下来，看看他们屁股上到底盖着谁家的图章，代表了谁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