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为教育革命网2005年7月25日站长手记,标题是五柳村编者加的.
已故马一浮先生一直为世人所敬重，梁漱溟评价其为“千年国粹，一代儒宗”，熊十力说他“道高识远”；他一生著述不多，比较代表性的作品是《泰和宜山会语》，是抗日期间他应浙大校长竺可桢之邀，为浙大学生在战火纷飞的时代里讲解儒学人生和儒家价值观而辑成之讲稿。时下正是儒学热、传统文化热高涨之时，这些高喊文化复兴的所谓儒家人物或者文化保守主义者，真该好好看看马先生的书。一定会是当头棒喝。
比如大家都挂在嘴边的横渠四句教“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马先生的解释浅白而又深刻。为天地立心，简而要之，“于人心一念之善见之”，“人心之善端，即是天地之正理。”
这里蕴含着一个重要的道理：任何价值要能在世间确立，总需得有人实践。比如“不偷”这样的一个价值观，只要有一个人，能在其他人都伸手偷之时，明确予以拒绝，这个“不偷”的价值观就能得以树立。可惜，今天如中国这样的世间，多的是那种边喊边偷的人，而少的是真正落实价值的实践。
儒家的“学问”毫无疑问要彰显的是一套价值，而非仅仅是书斋里的知识。要为天地立心吗？很简单，你心存善端即可。根本不需要你用玄妙、神秘的方式来解释它。这样的儒家文化明白的很。而且心启善端，还得诚心诚意，容不得侥幸，要有“君子慎独”般的严格，要“至诚无息”，要“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所以，儒家学问首先求的是人们要先自己真诚的做好人，只要做到了，就是为“天地立心”，孔子说，“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作为价值体系，它需要的是实践和担当，而非仅仅停留在言说上。而且，儒家认为，做好人的境界是无止境的，“及其至也，察乎天地”，“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当然，在最高的好人境界里和最低限度的好人境界之间，有着各种过渡状态，所谓“行远自迩，登高自卑”，儒家推崇的是这样的一个顺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自己做好人开始，再逐步在周围的各种关系中扩散。
在这样一个自内推外，从自身到社会的过程中，儒家的志气和抱负是“为生民立命”，马先生的解释是“令天下无一物不得其所，方为圆成”。这句话如何理解呢？他又引用横渠《西铭》“凡天下之疲癃、残疾、孤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来明万物一体之义，并进而用朱子的话说的更清楚：“立命，谓全其天之所赋，不以人为害之”，“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只要天下还有人死于非命，陷于不义之地，因而未能保全和自由发展天之所赋，那么“仁人视此，若疮痏之在身、疾痛之切肤，不可一日安也。故必思所以出水火而登衽席之道，使得全其正命”。
这是多么伟大的抱负啊！就像美国的戴布兹所说的，“While there is a soul in prison I am not free”，只要还有灵魂被监牢束缚，那么我就不自由；儒者的气象也该是如此，而且表现的那么真切，天下人的天性被残害时就像他自己患病一样，难以安心。当滔滔者天下皆是也时，对于天下苦难的担当，儒者更是抱着“鸟兽不可与同群”的精神，知其不可而为之。
相较这种儒家气象，那些争道统的儒家，那些只会在文化领域里谈文化的所谓当代儒家人物，真该无地自容。“为往圣继绝学”，对他们来说，只是意味着获取一种解释权力，一种钦定正端的霸权。而儒家所要求的当下立心启善端，要求为天下苦难担当的本意则焉曾被理会，又如何能不衰绝？
在马一浮先生那，为往圣继绝学，首先是一种信心，“人皆可以为尧舜”，“有为者皆若是”，每个人都可以开启自身的善端，并进而为天下万物担当苦难，“圣贤份上事即吾性分内事”，“圣人处此,更有何道”，这样的担当和知行合一，才是为往圣继绝学啊。
可以想象，昔日那些儒家圣贤如果活到今天，一定会为“往圣绝学”成为一门神秘的立国之学而目瞪口呆。今日吵吵嚷嚷的儒学家都在用自己的密码解释这些绝学，而且为谁的解释更好、更道德争论不休。
其实，儒家经典里早就说过了，道德的好是无止境的，如果纠缠于此类问题，只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何况，问题的核心根本不在于谁更好，问题只在于实践。对于社会而言，永远不怕多立几个好的道德价值体系，社会怕的永远是出现坏的价值体系，所谓礼崩乐坏，人心陷溺。
对于那些吵嚷嚷挥舞着用各式各样密码解开的儒家学问要为“万世开太平”的所谓儒家人物，马一浮先生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就做过非常尖锐和毫不留情的批评：“侈谈立国而罔顾立身，不知天下国家之本在身，身尚不能立，安能立国？”
70年过去了，马一浮先生的话言犹在耳，今日文化复兴热的舞台上充斥着的却依然是这样的一群未立身便要立国的人物。他们要求天下人都要把家当国，可是他们自己却轻巧的把国当家。他们挥舞着文化道统的大旗，可是对于当下正在日益积累的社会苦难却视而不见，更遑论担当？接触现代文明后的古老中国，多少年来所传承的主流传统文化名声这么臭，怕这些人物是逃不了干系吧？
所幸，碔砄不可以为玉，蝘蜓不可以为龙，真正儒家文化传统还是通过儒家人格流传下来了。如马一浮先生这样的醇儒所描述之儒家文化作为价值观，实践的结果必然是一种严于道德自律，勇于社会担当的儒家人格。这样一种儒家人格所代表的儒家文化从未缺失过。时至今日，依然是老百姓判断褒扬身边人物的一个尺度。无论时代如何眼花缭乱的变化，儒家人格待人接物上的诚恳、信义以及在天下大事上敢于忤逆强权、坚持己见的品德，从未被中国社会真正遗忘过。
在公共领域里的担当方式，中西方的区别非常大。西方人参与公共事件时一般都把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区分的非常清楚，而中国人则不是，中国人常常用毁家杼难的方式承担对社会的道义责任。这种方式要惨烈的多。可是如阳明先生所说的“人须在事上磨,方立得住”，这种方式恰是典型的儒家人格担当方式。它对人的要求高多了。
可笑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百姓身上的苦难那么深重，可在那些所谓儒家代表人物身上几乎看不到一点点担当的影子。相反，倒是那些并不鼓吹传统文化，甚至反感传统文化的人们，在实践着某种儒家人格。这大概可以算是当下关于传统文化争论里最奇特的现象了。
无论怎样，号召人先自己心生善端做好人，然后为天下担当苦难做好事的文化，没有什么不妥。问题关键在于这种号召不能带有强制性，不能剥夺人们选择如何作好人的自由。历史上，儒家名声就是败坏在这一点上。和今天一样，这种败坏的危险也在于有那么一些儒家人物把儒家文化变得如此神秘，把一种需要实践的价值观变成文化话语，以致需要儒学专家来解释。而一旦需要解释，就会开始出现各种解释体系，于是紧接着就出现所谓正统和异端之争。
象这样展开的一条传承传统文化的路径实在值得警惕，因为它不单会葬送作为价值体系的儒家文化，而且还将对一切无辜的人们构成一种切实的危险：他们的选择自由可能会因为所谓正端而被剥夺。
其实，儒家义理里何曾追求过一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儒家讲求的是“自明诚”，也就是一种教化的方式来推行它的主张。而且马一浮先生云“只闻来学，未闻往教”，这和今天这些儒家人物到处推行道统的做法相比，在儒者气象上的差别何啻霄壤！
身尚不能立，安能立国？要弘扬儒家传统文化吗？那就担当当下苦难，实践出一种儒家人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