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洲是一位杰出的军官，几十年难得一见的将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还没有见到过能够如此卓然不群地独立思考、如此锋芒毕露地指点是非的军人。他在军队建设、战争理论、治军方略等方面，都有许多超前创新的独特见解。读他的讲话和文章，不能不被他豪气干云的远见卓识所吸引，不得不折服于他词锋如剑的凌历气势。在他的思想里，交织着文学家的浪漫主义和军事家的明察洞见。他的讲话和文章警句迭出，如：“武力不是维持国家利益的最有效手段。”“权力的唯一目的，就是追求更大的权力。”“大陆内部的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是两岸关系发展的关键。”“满清已经垮台近一百年了，但反封建的使命依然方兴未艾。”“只要农业不真正地走向市场，农村就无法融入现代社会。”这些精彩的论述，俯拾皆是。网上出现许多对他表示敬仰甚至崇拜的文章和贴子，绝不是偶然的。

但是，刘亚洲的见解也不是无可非议的。他主张政治体制改革，高举民主的大旗，提倡反封建，受到很多人的欢迎。有人甚至提出“中国民主化的希望在军队”，还危言耸听地说什么：对于刘亚洲等的改革要求，“我们不声援他们、支持他们，就是犯罪。”（陈泱潮）我却感到刘将军谈论民主有点言不由衷。特别是同以下的言论对照，更察觉到他的民主改革主张的苍白、空泛，甚至虚伪。

首先是他对八.九镇压的赞许。那次学运的两大主题，是反对腐败，深化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实现民主政治；镇压的最大成果，则是腐败恶性泛滥，政治改革停滞。这已经是洞若观火的事实，而刘将军竟然夸赞暴力镇压的功勋；对于屠杀要求民主的青年人的暴行，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一个真诚呼唤民主的人，会这样判断那次“政治风波”吗？

其次是对十三年的颂扬。“政治风波”之后的十三年，是腐败遍地、盗贼横行、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十三年，改革停滞，个人崇拜却大行其道。十六大以前虽然动员全国宣传机器，大肆鼓噪十三年的辉煌成就，但掩盖不了政治专制、思想禁锢的事实。刘亚洲歌颂“十三年的辉煌”和“繁荣昌盛”，对某人更是吹捧不遗余力，《大国策》甚至以其语录开篇。他如此推崇反民主，怎么会真心实意地致力于民主化呢？

再次，“三个代表”的提出，表现了提出者为自己树碑立传的用心。它在理论上似是而非，实践上有害无利，其要害在于抵制民主潮流，维护专制制度，而刘将军却说：“‘三个代表’的思想，也许可以称作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这种口吻，何异于无耻政客、御用文人，哪里像是要求实现政治民主化的改革者呢？

第四，刘将军说：“今天中国的人权状况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作为军队的高级将领，他不会不知道城乡有成千上万的人因为土地被占、房屋被拆而流离失所，求告无门；不会不知道十多年来冤假错案的积累惊人，监狱里、看守所里、精神病院里关押着许多无辜的公民；不会不知道《南方都市报》的冤案，还有因为替老百姓仗义执言、维护公民权利而被判刑的郑恩宠、朱久虎；更不会不知道，人权包含着人民的自由权利、民主权利。说“今天中国的人权状况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无异于说“今天中国是有史以来人民最自由最民主的时期”。请问刘将军，这是事实吗？

第五，刘亚洲将军一方面提出变“为民作主”为“由民作主”，同时又说要“励精图治，巩固我们党的执政地位”。谈到美国时说：“民主的理念已经深入到他们的生命中，血液中，骨髓中。这样的民族，他不兴旺谁兴旺；这样的民族，他不统治世界谁统治世界。”在刘将军的心目中，民主的目的是“巩固我们党的执政地位”，甚至是“统治世界”，而这个目标恰恰与民主背道而驰。

刘将军一再强调自己讲真话，但从以上的一些事实来看，他关于民主的话语里有多少真诚，实在不敢盲目相信。

刘亚洲将军认为“中国真正的精英和真正的改革者，有一大部分在军队里。”因此，“中国的民主化和法制化进程，军队都会参加。”如果说，前一句话有些夸大的话，那么，后一句话就未免有些危险了。军队是拿枪的武装队伍，它的职责是抵抗侵略，保卫祖国，而不是干预政治。刘将军的所有讲话文章，没有片言只语谈到军队国家化，却大讲要参与中国的民主化法制化进程。我认为，这并非因为他对军队在国家的地位及民主法制建设缺乏了解，而是因为他的本意就是要突破传统的军队职责的范围，干预政治事务。而以刘将军对民主的理解，他会把中国的民主化法制化带向何方，实在难以乐观。以目前的军队状况来说，从军人干政到军事独裁，路途并不遥远。“党对军队的领导”把整个军队的运作置于重重黑幕的笼罩之中，使军事政变更容易酝酿。只有实现军队国家化，把它放在国家机器的严格管理和监督之下，才可能避免那个不幸的前景。

也许是由于浓厚的浪漫主义气质，刘亚洲在讲话和文章中常常越出常识和逻辑的规范，或以偏概全，攻其一点，或极而言之，片面夸大。这对于文艺作品是完全合理的倾向，在理论分析时却是公认的大忌。如：“西方文化是制造天才的文化，中国文化是扼杀天才的文化。”“西方的历史是一部改恶从善的历史，中国的历史则是一部改善从恶的历史。古代西方什么都禁，就是不禁人的本能；中国什么都不禁，就是禁本能。”“中国不可能有思想家，只有谋略家。”“西方的自由化导致民主，东方的自由化总是导致暴乱。”“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讲是没有历史的。”“中国在发展中需要一个敌人，才有机会发展成为世界第一流的国家。”如此等等。理论论证需要严密的逻辑，而且要以事实为根据，没有充分的调查研究便轻下断语是很不严肃的。

刘将军缺乏严谨的学风，还表现在引用事实或数据的过于轻率。如有人指出他在《谈美伊战争》中把指挥伊拉克战争的汤米*弗兰克斯将军，同海湾战争中指挥第七军的弗雷得里克*弗兰克斯将军混为一人。这里还可以举出一个例子。他在《甲申再祭》一文中说：“明成祖时曾进行一次人口统计，全国人口为六千万，明末为一亿。满清入主中原后，到清世祖时又进行了一次人口统计，全国人口只剩下一千四百万人了，锐减了百分之八十多。”在这些数字里，大部分都是错误的。（1）明成祖在位22年（1403—1424），每年都有人口统计，而不是只有一次。（2）这22年的人口平均数是5316万（万以下均略而不计，下同），最多时曾达六千余万，大体符合刘将军所说的数目。（3）明末人口，天启元年至6年（1621—1626）有四年的人口统计，平均数为5165万人，与刘将军所推算的一亿人相差甚大。（4）清世祖顺治8年到18年（1651—1661），每年都有人口统计，也不止一次。（5）顺治9年、11年、12年的统计数字都是1400余万，这个数字同刘将军说的倒差不多，但这是丁口数，不是人口数。丁口是指能够胜任赋役的成年男子，如按五口之家有二丁计算，1400万男丁应有3500万人口。（6）与30年前的天启年间相比，顺治年间减少了一千六百余万人，即减少将近三分之一的人口，而不是百分之八十多。

带着这种粗疏浮躁的学风，一旦从政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那是很难预料的。王怡说：从刘亚洲将军那里“看见赵括的影子，闻见何新的味道”，似乎不无道理。如果刘将军把他那出色的聪明才智专心致志于军事科学，一定会对我国的军队建设作出巨大贡献。至于政治领域，我看还是不要涉足为好。
    2005年8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