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儒家的抱负

    2004年10月，王蒙等人在人民大会堂鼓捣了一个　《甲申文化宣言》，大意是主张要重新评估和重建文化传统，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另四人是语言学家许嘉璐、科学家杨振宁、国学家季羡林、哲学家任继愈）。

    最初猜测这事或许能炒出不小的动静，结果却是一阵风，就轻飘飘过去了。不过，与那个主张恢复“文化传统”的宣言密切相关的“新儒学”话题一直未断也是事实。

    事实上，在十多年前，“新儒学”姿态比今天的动静更是强劲得多。记性好点的大概还记得“儒家文明将整合全球”这样的说法吧。

    我委实不知这样的自信是从哪里来的，但许多人都知道，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种“自信”成为全民族的“信仰”也非绝对不可能，就像中国人曾深信自己肩负着“解放全人类”的重任一样，虽然历史证明这是专制社会制造出的一个弥天大谎。

    “儒家文明整合全球”是不是大谎？在十年前，这是个问题，现在情况有变，表述也得变一变了。

    如今“复兴儒学”虽然又是阵阵喧哗，但背景色却已然大变——各种社会矛盾冲突的急剧激化表面化，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的现实，在这个背景下，“整合全球”的牛音消失是必然的，“自救”的味道益浓却成了必然。

    “只有某某主义能够救中国”，这话我们曾经多么熟悉。现如今在几个狂热的“儒教徒”的嘴里，几乎可以改成“只有新儒教才能救中国”了。

    这历史真是奇妙，五四运动以“打倒孔家店”为救亡的一面旗帜，还不过一百年，儒学颇有“我胡汉三又回来了”的味道，反过来又想扮起“救世主”了。

    说起来，在中国的历史上，土生土长的学问中，敢以救世之学自吹自擂的也只有儒学。最有代表性的宋朝理学家张载的那几句大言：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儒家信徒的这种“天大抱负”的确有传统，而且这传统几乎从未中断过。直到鸦片战争爆发，这传统才开始崩解，五四“打倒孔家店”，的确给了儒家传统重击，但真正掘了儒学祖坟的却是毛。毛有一句名言：“破字当头，立在其中”，文革结束后，有人写反思文章隐晦地说，这个讲法不辩证。我想这不是腐儒之见，便是装傻，其实毛的每一破都是有所“立”的，用林彪的讲法就是“大树特树”，谁说有破无立。

    在毛时代，儒家传统遭到被连根拔起的命运是必然的，可是中国儒教徒们现在说起“复兴”来，通常要大谈“五四”的影响，对毛的作用却是绕着走的。虽然济世的大话仍然不时有，却绝无张载的牛B劲头了。

(二)、从“秩序”的角度审视一切学说

    构造任何一种较为完备的“社会学”或政治学学说，都有或隐或显的利益动机。这种理论若出自统治集团或御用之手，更不用说。

    此外，这类学说都必然要涉及“社会秩序”问题，曾经控制中国几千年的儒家学说就是典型完备的有关社会等级秩序的理论。我们确实无法想象秩序全无的社会，但对秩序的作用，对一个社会应该有什么样的秩序，看法却可能大不相同。

    从“秩序”的角度观察一切政治学或社会学说，很多事情就比较容易看得清楚，也说得清楚。从生活的经验还可以推知，社会越动荡，有关“秩序”的学说就越发达。

    所以，判断“盛世说”是不是胡说，看看与“秩序”有关的言说是否繁荣就能窥知一二了。所以，如果我们看到一边是喋喋不休的“盛世”颂，另一边声色俱厉的警告“稳腚压倒一切”，就清楚了大半。

    宏观的情况如此，微观领域亦然。

    比如城市交通如果顺畅，就鲜有构建“交通秩序”的争论；反之，拥堵严重，争论必然激烈；而在大多数论战中，占上风的通常是能左右舆论和法规政策的强势集团。它有时可以强大到这样的地步，就像沈阳市政府几年前推出的野蛮地方交通法规──“撞了白撞”，以保证“有车阶级”的权益。至于特权车呼啸而来，高音喇叭的严厉喝斥：闪开！闪开！靠边!靠边！更是国人常见且非常典型的与“秩序”有直接关系的细节。在克拉玛仍大火中，两百多学生被烧死，这惨剧中有个令人发指的背景，那就是“让领导同志先走”。想想看，它和特权车的威风是不是一路货？想想看它与泰坦尼克海难逃生中的秩序有何不同。

    所以，无论面对复兴儒学的鼓吹，还是其他声势浩大的主张，要判断它是什么货色，看看它有着什么样的“秩序观”就是个简明的办法。

    坦率地说，我对当下中国许多地方出现的祭孔（孔子未必可笑）闹剧，还有“儒学大师”郑家栋成了人口贩子一点不觉得有什么可惊奇的，也不认为它有什么分量。按照老马的说法，任何时代的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儒学也好，刑名学也罢，百家争鸣之初，谁能成为显学，最后定于“一尊”，还是要取决于统治者对其利害的权衡判断。

　在“一尊”被确定之前，“儒学”也好或“孔教”也罢，都不妨视之为一种“学术”或“学派”，大可不必欣喜若狂或惊慌失措。所有吹得天花乱坠的学说，只要问它两个问题：一是在这种学说中有着什么样的社会秩序？二是要问它如何实现这样的秩序？

　　秩序的确是极为关键的。黑格尔曾有这样的论断：“秩序是自由的第一要件。”一国若无法律,则此国必无秩序;一国若无秩序,则它的人人民就无自由可言。

　所以，要想建设一个“理想国”，一个全体公民大体能认可的秩序是什么就很重要，然后还要有一个保障这种秩序的机制。当然，我并不否认社会阶层存在是一个长期的甚至是永远的客观事实，也不认为这世上存在着绝对公平的秩序。

　上个世纪有人曾对荷兰的大物理学家洛伦茨说：“无数事实证明，强权一定战胜公理”。

　洛伦茨是这样回答的：“你说的也许确实是普遍事实。但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我决不愿意在这样的社会中活下去！”

    政治家（政客）思维方式倾向于“可能怎样”？

    哲学家（或理想主义）的思考或许倾向于“应该怎样”？

    这是理想主义经常头破血流的原因，也是更多的人被迫接受现实直到不能忍受为止的原因；它还是官场话语会以利害判断为导向，与时俱进到不惜三天两头自抽耳光的原因。

    统治者的秩序意识也不是一层不变的，它的变化并不取决于理想主义者，而取决于大多数人的忍受能力的高低。公众的忍耐力越小，统治者的秩序意识就越强，自我调整的可能性越大；公众的忍耐力越强，哪怕像猪狗一样活着，也能忍受，那么统治者的秩序意识就越弱，原有社会秩序的崩解导致的危害就越严重。

（三）、从“盛世”胡说到“和谐社会”

　　大约是1996年，与司马南闲聊，聊到中国百姓可能的最糟糕的命运，我说：“最糟糕的就是皇帝没赶跑，土匪又来了”。这里的“土匪”泛指公权在地方普遍的私有化。掌握大小实权的人物都可能直接严重地威胁平民的日常生活甚至是安危，比如一个城管制造的民不聊生景象，就足以骇人听闻了。所以，“坐稳了的奴隶”实在是个天才的说法，而能“坐得稳”这就是说形成了一种“稳定的秩序”。所以，这也是当年的《南周》不过是以打“土围子”（地方恶势力）为主要特色，就深得民间拥戴的原因。但即使是打民间的土围子又谈何容易？地方恶势力的日益无法无天，已经天下皆知的事实。

　　二十年代，国民党号召开展“新生活”。老宣讽刺说：你得先让老百姓有活下去的可能，他们才可能有心肝去品味什么叫“新生活”。

　　我注意到“盛世”说出现时，就曾想起过老宣的这个讽刺。比这更早些时候，我还在有关拉动内需要的鼓噪声中，惊奇地看到，在信息技术如此发达的年代，中国又出现了活似“何不食肉糜”（中国的老百姓存那么多钱为什么不花？）的荒唐疑问。

　　其实，“盛世”的胡说即便是有意的粉饰，也是不需要花大力气批驳的。因为是不是盛世，就像秃子头上的虱子。如果一种货色过于掩耳盗铃，达不到粉饰或者说为了缓解的目的，那么“改弦更张”也是必然。

　　如果套用老宣的话讲，对盛世说可以弄出个大大的排笔句：

　　“你要我相信这是盛世，至少也得让民工不被欠薪，不是被逼得四处跳楼、自焚；

　　你要我相信这是盛世，至少农村的孩子也能读得起书；

　　你要让我相信这是盛世，至少也得让三分之一的国民不能因为没钱，生病就只能等死┉┉”

　　所以，盛世说注定是要短命的。果然没几年，它就被构建“和谐社会”说抽了个大耳光。

    但从逻辑上讲，要构建“和谐社会”，一个实在的前提必然是社会不和谐。这提议既然是面对全国的，不和谐必然是全局性的。没有这样的前提，“和谐说”岂不有脱裤子放屁的嫌疑？

　　比较而言，构建“和谐社会”说毕竟还有点面对现实的味道。但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才能构建和谐社会？现实的途径是什么？理论又是什么？

    儒学能帮上忙吗？

　　看过当今一些以儒学专家、儒教徒自命者的文章，虽然不再有张载的牛B气像，但挽狂澜于既倒，一定要帮忙的雄心还是有的。

　　但儒学能为构建和谐社会帮什么忙呢？

（四）、“传统”是个什么东西？

　　在动荡的社会中，出现向“传统”寻找精神武器的情形是自然现象。

　　上世纪初，鲁迅笔下的九斤老太曾说：“一代不如一代”；

　　本世纪初，面对混乱的世相，许多在史无前例的时代坐稳了的奴隶们，“宁做太平犬”的想法也油然而生。

　　在任何动荡不安的时代，在民间都会发现这种今不如昔的心理。这种心理被某种治势力利用是正常的，不被利用才是奇怪的。所以，渴望回归的“毛奴”（他们多是处底层的民众）又大量出现了。而声嘶力竭要为回归进行理论粉饰的一干人，则像儒教徒一样高谈阔论地说着什么“伟大优良的传统”。

    “传统说”在中国是个相当常见的谎言。比方许多人提到北大，动不动就要说“北大传统”。但什么是“北大传统”？

　　事实上，什么是北大传统就已经是个问题了。梳理以往的“北大传统说”，至少有这样一些：一说是科学和民主,二说是蔡元培的“兼容并包”；三说是“自由主义”。还有似是而非“爱国主义”说。我听到的有关“北大传统”最离谱的一个解释是“与时俱进”。

　　一个“北大传统”，浆糊就能捣成这个样子了；其他的“伟大传统”又将如何，比如儒家传统？

　　“传统”这个东西，本是极有意味的研究对象。它既有“神秘”的一面，又有刚性的一面。举个例子吧：古代奥运是不允许女子参加的，也不允许女人观看。这就是古代奥运会传统中刚性的部分。我们说，综观整个古希腊历史，不允许女子参赛观赛是古代奥运会的传统，这一表述不会因为这个刚性的规矩曾经偶尔被破坏而错误。

　　但“北大传统”算什么玩艺呢？它标榜的“科学民主”也好，“兼容并包”也罢，在其一百年的历史中，这些美妙处说法在现实中“传”了几天，又“统”了几天？

　　传统传统，顾名思义，“传统”这东西，不但要有个能被“传”的东西，这个东西还要能“统”，如果不能统，如何称得上是“传统”。

　　再举例说明，比如考古发现一件闻所未闻的伟大作品，它被埋在地下五千年才发现，这文物“传”得是够远了，但它显然没有“统”过，不像四书五经那样，在思想上统治了中国人几千年。

    所以我要说，传统、传统，它的核心是统。是要以“统”为归依的。

　　从这个角度看，不能不说，儒家传统真实地存在过，它不但“传”了几千年，而且一统了朝野江湖的意识形态几千年，获得了唯我独尊的地位。所以说儒家传统就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传统是符合事实的。至于它是伟大传统还是万恶的传统，那是另一个课题。

　　道家在中国也传了几千年，佛教也是如此，但它们都没有取得过控制整个民族精神和行为规范的统治地位，所以没人说中华文明的传统是“道家传统”。

    “传统”的关键在于“统”，对此有清醒认识至关重要。

　　既然是“统”，所以要搞清楚某个传统的真面目，就是要看谁在“统”，谁被“统”。“统”的又是什么。

　　我曾说，在这世上，吃饭拉屎都可以统一，就是思想不能统一。这就算是个人的理想说法吧，中国的历史实际确实不是这么回事。中国人的思想不但“被统一”了几千年，而且这样的“统一”事实上也就是一种绝对的秩序。

　　所以，对鼓吹儒学的还可以这样发问：你们鼓吹复兴的儒家传统，都是些什么“统”？

　　当然，在官本位的中国，所谓的儒家文明复兴，如果不被定于一尊，要想实现这统那统是门也没有的。

　　有意思的是，这篇7月初动笔的文章因故拖了甚久，竟奇迹般地等来天花乱坠的《2005中国曲阜孔子国际文化节祭孔大典祭文》，还有全球性祭孔的消息。

　　看了看那个祭文，居然有“小康初成，大同在梦。欣逢盛世，强国威风”字样，还真不能不惊讶这官祭的皮厚。说起这样的厚颜，倒还真算是有传统的。

（待续） 转自教育革命网，2005-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