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放弃对日索赔是大错

  秦伯益

战败国要赔偿，尤其是战败的侵略国要赔偿，这是国际通例，天经地义。近代史上饱受战败后赔偿之苦的中国，在付出了极大牺牲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后却放弃了对日索赔的权利。60年过去了，我们不妨回过头去审视一下放弃对日索赔的结果到底是好还是不好，这一举措到底是对还是错。

我认为，战后60年中日两国关系发展的事实说明，放弃索赔的结果是不好的，因而这一举措是错误的。尽管今天来讨论这个问题，就索赔本身来说，已没有现实意义，甚至有点不合时宜，但在欢庆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对这一举措的得失作一点分析，对这一举措背后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理念作一点反思，总结一下历史教训，应该说还是有意义的。

日本对中国发动的战争是彻头彻尾的侵略战争。战争中日本军国主义动用了人类战争史上最残酷最野蛮的手段，给中国造成了3500万人死亡，财产直接损失按1937年美元价值计算，是1000亿美元，间接损失是5000亿美元。战后，缅甸、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柬埔寨、老挝、越南、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蒙古等受害国家都从日本得到了相应赔偿。即使没有与日本交战的“中立国”，如瑞士、西班牙、瑞典、丹麦等，也因他们在中国和东南亚的财产损失得到日本一定数额的赔偿，损失最大的中国却放弃索赔，这真是咄咄怪事！

当然，也有国家放弃索赔的，主要是几个大国，美国就是带头放弃索赔的。美国很清楚，战后国际格局马上就要变化，美苏两霸争雄的冷战局面即将拉开帷幕。美国急需在亚洲寻找一个像欧洲的英国那样的盟友。国民党腐败无能，靠不住，共产党又倒向苏联，其它亚洲国家都较弱小，相比之下，只有日本最合适。美国放弃对日索赔，正是为了获得整个日本。美国也确实如愿以偿了。战后美国独家控制日本，日本从朝鲜战争时为美国提供后勤军需物资起，到近年来向伊拉克出兵，美国从日本得到的好处远大于可能从战争索赔中所能得到的。苏联放弃索赔的原因也很清楚，二战时日本没有打到苏联去，要索赔也赔不到多少。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后拿走了很多日本在东北的物资、武器和工业设备，数量不菲。英、法都没有与日本交战，本来就没有多少索赔的理由。中国凭什么要跟着那几个国家走，放弃索赔？这实在是没有道理的事。

关于对日索赔，国民党蒋介石放弃在前，共产党毛泽东放弃于后。蒋介石放弃索赔的原因基本上已经公开了，毛泽东放弃索赔的原因基本上没有公开。

蒋介石放弃索赔的原因：一是和日本做政治交易，要求日本拒绝向共产党缴械投降，由国民党去受降。二是屈从于美国的压力，当时美国要尽快帮助日本恢复，蒋介石不敢不听美国的，于是1952年在台湾正式宣布放弃对日索赔。

毛泽东放弃索赔的原因至今没有公开，因而民间有多种版本的猜测和传说。其中多数传说我是不相信的。如说，日本脚踩国共两边，表示国共双方哪一方要他赔偿，他就帮另一方打这一方。其实日本投降后已受国际监督，解除了武装，根本不可能参战。况且毛泽东当时正成竹在胸，胜券在握，雄视天下，信心百倍，敢于和头号强国美国叫板，决不会怕一个刚刚战败的日本。又如说，毛泽东曾说过，共产党的成功要感谢日本侵华提供的机会，因此就放弃索赔了。毛泽东说话常多哲理和幽默，狂放张扬，经常想人之所不敢想，道人之所不敢道。共产党的成功是由共产党革命的性质、广大工农群众的支持、国民党的腐败等综合因素所决定的，不论日本侵华不侵华，共产党战胜国民党这是必然的结果。又如说，国民党已经表示放弃了，共产党就不好再要了。这也不对。解放后中国政府宣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国民党的放弃索赔对共产党没有约束力。为此，1951年周恩来已经公开申明中国政府不承认要各同盟国放弃对日索赔的《旧金山和约》。以上各种传闻，我认为都不符合毛泽东的性格特点和行为方式，也不符合当时毛泽东的心态和对国内外形势的总体把握。

有一种说法比较可信，这是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周恩来的一次讲话。就放弃索赔的原因，周恩来说：“毛主席说，赔款要不得，要了赔款会加重日本人民的负担。虽然半个世纪以来日本欺负我们，现在平等了。我们和日本人民友好，才能使他们起变化。” 富于诗人气质和浪漫情怀的毛泽东对战后中国的发展盲目乐观，出于当时所谓的国际主义精神，将巨额赔款如鸿毛一掷，希望这一善举能赢得日本对中国关系的变化。这种可能性倒是存在的，但60年来的实践结果却事与愿违。

近代历史上日本侵略中国，中国战败求和时的赔偿情况是：1874年日本入侵台湾，向清王朝勒索了白银50万两。1895年甲午战争后，日本逼中国赔款白银2.3亿两并强占台湾。1901年日本作为8个侵略国之一，从中国总赔款的4.5亿两白银中分得了6000万两。被侵略的中国战败后尚需如此赔款，侵略者日本战败后却免予赔款。两相比较，如此大的反差，不禁令人唏嘘！公理何在？再者，中国“以德报怨”，得到了好的结果吗？没有！

往下讨论前，我想有必要首先分清我们对作为日本军国主义社会基础的右翼势力及其影响所及的日本政府和对进步的日本和平人民的态度。我们没有因为谴责日本右翼势力而影响对日本和平人民的友好，我们也不必因为与日本和平人民友好而对谴责日本右翼势力有所顾忌。下面我批判的都是日本右翼势力及其影响所及的日本政府，丝毫没有针对日本和平人民的意思。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当时要日本赔偿是完全合理合法的。只要索赔，那么，赔款理由中自然会清楚地列出诸如三光政策、南京大屠杀、掠夺矿产资源、强迫劳工、慰安妇、奸淫烧杀、细菌战、化学战、偷抢文物、奴化教育、倾销毒品等种种罪行。这些罪恶的事实就会以白纸黑字公之于世，存之于档。即使从人道主义出发，在赔款数额和赔款时间上给予从宽，但赔款所据的罪行事实将永远作为正式国际文件保存下去，铁板钉钉，无人可以簒改。这也就不会为后来参拜靖国神社、修改教科书等继续作恶者留下余地。计不出此，却从国家总体上放弃，在民间局部上索赔。这完全是本末倒置，自取其辱，无异既放虎归山于前，又与虎谋皮于后，世界上哪有这样愚蠢的外交？民间索赔由日本现政府裁决，日本现政府是过去日本政府的延续，被告和法官是一家人，这样的官司能求得公正吗？2003年第四期《抗日战争研究》中记载了从1995年到2003年23起民间索赔的结果，至今，只有福冈劳工案和南京大屠杀受害人李秀英两起案件得到了远低于索赔金额的象征性赔偿，其它统统驳回。

我们希望和日本人民友好，从而与日本的关系起变化。结果变化了吗？没有！放弃索赔，没有了陈述日本侵华罪行的正式文件的约束，日本政府就可以肆无忌惮地祭奠重要战犯的亡灵，一再参拜靖国神社，纵容篡改教科书，呼唤日本军国主义复活，蒙骗日本国内人民。以至现在很多日本青年已经不知道他们祖先的罪行，反而觉得中国纠缠不清，揪住不放，还攻击中国进行反日宣传，鼓吹“中国威胁论”。几代以后，这种情绪只会有增无减，我们原本希望中日两国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善良愿望正走向反面。

向侵略者索赔是一种教育手段。侵略国人民可以从赔款的痛苦中尝到自己政府侵略政策的恶果，从而提高加强和平的意愿，提高监督政府不再重蹈覆辙的自觉性。中国放弃索赔，日本人民少了一份切肤之痛，对日本人民提高反战意识没有什么好处。至于对军国主义者放弃索赔，只会使他们觉得打人有理，打了白打，更增加嚣张气焰。这就像对罪犯不判刑，只会导致更多的犯罪一样。

日本民族文化一向崇尚“大和魂”、“皇国论”、“武士道精神”。对中国儒家文化“以德报怨”那一套是不会领情的。现在日本最亲的是美国，最敬的是美国，最怕最服的也是美国，而恰恰是美国以两颗原子弹在瞬间杀死了最多的日本人。日本是崇尚“力”的国家，藐视的恰恰是中国的一套仁德之举。在日本人眼里，中国放弃对日索赔，是软弱的表现。就像一个小孩子被大孩子打了一顿，大人出来制止了，小孩子只敢悄悄走开，连要大孩子“赔个不是”都不敢。中国自以为体现宽容仁恕的大国风度，换来的却是再一次被日本军国主义者瞧不起。

周恩来还曾说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列强对德国索赔过度，导致德国的复仇情绪，继而又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因此不能要日本赔偿。这个解释也不恰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因自有其深刻的政治、经济、军事因素，岂能只归之于复仇情绪？纵要避免复仇情绪，可以少赔慢赔，但不能不赔。赔与不赔，这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敏达如周恩来，怎会不明？周恩来的解释只是一种掩饰或托词，一种无奈。

毛泽东在对敌斗争中历来都很坚决。毛泽东曾经以很辛辣的口吻调侃过“宋襄公之仁”，也奉行“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信条。毛泽东在反对蒋介石的斗争中是丝毫也不留余地的，即使对自己革命队伍内部的政治异见者，毛泽东也从不手软，但在战后那个特殊形势下却放弃了对日索赔。不论有什么理由，在对敌斗争和敌对性的外交斗争中谈什么“国际主义”和“以德报怨”，客观上都是一个错误。

战后日本以科技立国，利用从中国掠夺去的矿产资源发展经济，迅速成为世界一流经济大国。中国却陷入了“左”倾空想共产主义的错误，内斗不休。经“文革”十年，中国经济已濒临崩溃边缘。以至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时，日本人均GDP已超过10000美元，而中国却不到200美元。当初中国慷慨地放弃赔款，后来却又委屈地去接受日本的经济贷款。政策上的失误是任何政治家都无法在人民群众面前自圆其说的。

正像本文开头所说，今天谈这个问题，就索赔本身而言，已经没有现实意义了，甚至有点不合时宜。重提旧事，是希望中日两国人民都不要忘记这笔难销的铁账！因为战后，尤其是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的猖狂鼓噪和日本政府的一些不良行为已经引起亚洲地区的某些不祥感，事态的发展很难预料，令人担忧。中国要从根本上摆脱日本军国主义的阴影，唯一途径就是自己强大起来，只有当中国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科技上、文化教育上全面强大起来了的时候，才是中国真正有国家安全的时候。

作者：秦伯益，江苏无锡人。中国工程院院士、军事医学科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1955年毕业于上海医学院医疗系，1959年在苏联获医学副博士学位。长期致力于药理学与毒理学研究，取得多项成果，获得国家多次奖励。

五柳村2005/12/13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