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大还是中宣部的权大？
杜  光

法大还是中宣部的权大？这是一个荒唐的、愚蠢的问题，但它所反映的事实却令人愤慨而又无可奈何。上世纪的八十年代，人们曾经讨论“党大还是法大”？理论上谁都承认法的最高权威地位，但在实际生活中，谁也否认不了党大于法的现实。从《0℃》停刊事件里产生的“法大还是中宣部的权大”的问题，也处在理论与实际严重背离的状态。

《中国青年报》的《0℃》周刊创办于1995年1月，近11年来，它通过对人们生活的生动细致的描述，全面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的现实与变迁，讴歌真善美，鞭挞假恶丑，因而受到各界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但由于它的笔触深入社会矛盾的方方面面，不能不揭露现行制度的缺陷，这就引起了那些依仗现行制度而获取特殊利益的特权阶层的不满。2005年内，周刊就曾多次受到中宣部等有关机构的训诫和警告，如6月1日发表《平型关战役与平型关大捷》，11月30日披露武汉大学教授周叶中的抄袭丑闻，12月7日刊载胡启立的《我心中的耀邦》，都受到中宣部的责问。今年1月11日，《0℃》第574期发表了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的文章《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以下简称“袁文”），终于引发了“停刊整顿”的灾难。

为什么“袁文”会触犯文化专制主义的禁忌呢？明的说法见之于1月24日共青团中央宣传部的决定，它斥责“袁文”“极力为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罪行翻案，严重违背历史事实，严重违背新闻宣传纪律，严重伤害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严重损害《中国青年报》的形象，造成了恶劣的影响，中央有关部门提出了严肃的批评。”但我阅读“袁文”，事实恰恰相反，“袁文”是在谴责八国联军暴行的前提下提出问题的。它引证了大量史料，揭露了义和团敌视现代文明、盲目排外、滥杀无辜的行径，抨击了政府官吏勾结义和团烧杀抢掠的罪恶，以及慈禧太后的愚昧专制。对于这些直接导致八国联军入侵的重要史实，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却只字不提。“严重违背历史事实”的，是历史教科书和团中央宣传部自己，而不是“袁文”。

历史是每个民族的宝贵遗产，它的可贵之处在于可以让后人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如果掩盖史实，歪曲历史，就起不了历史应有的作用，反而会误导人民，贻祸后代。在八国联军入侵的问题上，我们不能只宣传帝国主义的暴虐而掩盖封建专制制度的罪恶，这样无助于从中吸取教益。我们一直谴责日本政府不能以史为鉴，在历史教科书里歪曲历史事实，却很少有人反思我们自己有没有以史为鉴，我们的历史教科书有没有歪曲历史事实。“袁文”在充分运用史料和严格的历史研究的基础上，对八国联军侵华的背景和战争经过进行梳理分析，有力地澄清了历史真相，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是一篇很有价值的学术论文。这样一篇十分优秀的作品，竟然被认为“严重违背历史事实，----”，真教人哭笑不得。

《0℃》被勒令停刊整顿的深层次的原因，在于“袁文”关于“狼奶”的隐喻，触怒了文化专制的捍卫者。作者认为：我国现代史上三大灾难——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的根源，就在于“我们是吃狼奶长大的”；目前正在使用的历史教科书的严重倾向表明，直到现在，“我们的青少年还继续吃狼奶”。

“狼奶”是一个比喻，它的含义，我理解是指占主流地位的意识形态，如阶级斗争、灭资兴无、反帝反修、无产阶级专政等等。长期以来，我们的报刊教科书一直灌输着片面的世界观历史观，在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掩盖下，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宣传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反对资本主义文明，维护专制制度，以致造成几代青年的精神扭曲、理性迷失。“911”事件发生时，我国有些人竟然为恐怖主义暴行欢呼叫好，就是这种意识形态教育的典型后果，也是“吃狼奶长大的”最好证明。

《0℃》的停刊整顿，再一次印证了“吃狼奶长大的”这个判断。从中宣部的阅评组到团中央宣传部，都无视“袁文”所举的大量历史事实，把“袁文”定罪为“极力为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罪行翻案，严重违背历史事实，-----”这正是“逢帝必反”的意识形态的表现。按照“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的逻辑，腐败黑暗的清王朝，反而成为他们维护捍卫的对象。如果不是“吃狼奶长大的”，能这么是非不分吗？

中央宣传部是中共中央的一个重要的职能部门，顾名思义，它的主要任务应该是宣传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但是，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以后，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广泛传播，出现了数以百计的马克思主义学派，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既有继承，也有自己的诠释；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世界一百多年的发展和所谓“两大阵营”的对峙，提出了许多马克思未曾预见的新情况、新问题，出现了许多阐述这些新情况新问题的科学著作。第三，我国一百多年的近现代史中存在着大量有待总结的经验教训。要宣传马克思主义，就必须正视这三方面的实际，对它们进行充分的探讨研究，吸取其中的优秀成果，并从一百多年来的世界发展和我国的历史实际中找出规律性的认识，从而发现真理，丰富马克思主义。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需要有一个宽松的社会环境。中宣部的首要责任，是为社会创造这样一个自由研究自由讨论的条件，保证每个有志于研究历史与现实的人，都能够不受干扰地专心致志于他们的学术事业，并为他们提供出版发表的机会，在全社会范围内开展真正的“百家争鸣”。这是追求真理的唯一途径，也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最好方式。可惜，在中宣部的历史上，只有1986年朱厚泽主持工作时提出“三宽”（宽松、宽容、宽厚），开创了空前良好的争鸣环境，但还没有来得及推广普及，就被“反自由化”运动冲掉了。二十年来，中宣部始终坚持斯大林主义，在意识形态的宣传管理上定于一尊，凡是违背或批判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和政治见解的文章著作，一律加以封杀。他们以自己的所作所为，证实了他们是不折不扣的“吃狼奶长大”的人。

中宣部的权是从哪里来的？权力的合法性寓于运用权力的合理性之中。任何政治权力，不管它来路如何，只要它能够维护人民的权利，保障人民的利益，促进社会的发展，就能够得到人民的拥护，就具有被人民承认的合法性。中宣部如果能够运用他们的权力来开展百家争鸣，保障人民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那么，不论权力来自何方，都会受到人民的拥戴。事实非常令人遗憾，中宣部是从与此相反的方向上运用它的权力的，它不遗余力地杜绝百家争鸣，扼杀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这样，它就只能被人民唾弃，丧失权力的合法性。

中国是奉行斯大林主义的“三垄断”的国家（垄断所有权，垄断国家权力，垄断真理）。随着改革开放的进展，经济垄断已经有所突破，政治垄断和文化垄断则依然如故。中央宣传部就是文化垄断、真理垄断的执行者。它的权力是“三垄断”的专制体制授予的，这就决定了它为现行体制服务的天性。这个文化专制的权力机构蔑视宪法，践踏法律，引用一批“吃狼奶长大”的角色——毛体制的遗老，组成所谓的“阅评组”。他们专门用斯大林主义的有色眼镜过滤报刊上的文章和新出版的书籍，从鸡蛋里挑骨刺，为中宣部提供打杀的对象。这是文化专制体制里产生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怪胎。

法律应该是为保障公民的自由权利而制定，而专制权力则是天生以剥夺人民权利为己任。所以，专制权力和法律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对立与冲突。党大还是法大？法大还是中宣部的权大？就是植根于这个矛盾的荒唐而又可悲的问题。它们作为问题的提出本身，就隐含着权比法大的现实。“权比法大”，是“三垄断”的斯大林主义体制的必然产物。只有彻底改革经济、政治、文化的垄断体制，才有可能改变“权大于法”的现实。

这是《0℃》事件再一次向我们昭示的真理。
                                                     2006年1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