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统独之争到制度之争
杜光

陈水扁春节在台南家乡讲话，宣布三项诉求：一是今年制定“新宪法”，明年举行“新宪公投”；二是以台湾的名义申请加入联合国；三是考虑废除“国家统一委员会”（以下简称“国统会”）和“国家统一纲领”（以下简称“国统纲领”）。

提出这三大诉求的意义，首先是全面抛弃陈水扁自己在2000年和2004年的就职演说里表白的“四不一没有”，即：不会宣布台湾独立，不会更改国号，不会推动“两国论”入宪，不会推动改变现状的“统独公投”，也没有废除“国统会”和“国统纲领”的问题。而春节讲话却把“四不一没有”变成了“四会一废除”。这表明陈水扁已经突破了统独的底线，一意孤行地推动“法理台独”。一旦实现了这三条，离宣布台湾独立就不远了。

其次，春节讲话的意图，十分明显是为了巩固台独阵营，扭转绿营的颓势；同时也是要激怒大陆，挑起反弹，以恶化台海局势；再则是向美国表白台独意志。本以为这是一条“一石三鸟”的妙计。孰料三点诉求发表后，引起蓝营的强烈谴责，绿营却反应平平；大陆更是冷眼沉默以对；美国则通过书面声明和记者招待会，表明美国仍然恪守“一个中国”的政策，批评陈水扁企图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图谋落空，不得不让陆委会主委吴钊燮和外交部长黄志芳出来打圆场，说这不过是一种考虑，并不是就要实施。这些饰辞，说明陈水扁已经从春节讲话后退了。

第三，进一步，退一步，是陈水扁的一贯伎俩，但这次却和以往不同，“四不一没有”是统独的分界线，越过这条线，也就打完了手中的台独王牌，即使退回来，也不会再有好牌可打了。台独从理论思维到策略构思，都已经图穷匕见，黔驴技穷。陈水扁的春节讲话，标志着台独宣示的临界点，也意味着台独由全盛趋于没落的开端。在陈水扁在任期间，台独势力还会声嘶力竭地喧闹，但已经丧失了掀起大浪的势头。进入后陈水扁时代，台海关系的统独之争将为制度之争所取代。统独之争，既发生在大陆和台湾的独派之间，也发生在台湾内部的统派和独派之间，而制度之争则只发生在两岸之间。两岸争论的主要内容，将不再是统一还是独立，而是统一于什么制度，统一于民主还是统一于专制。

第四，“国统会”和“国统纲领”已被雪藏多年，“国统会”自1999年以后就没有开过会，“国统纲领”也很少被人提及。它在台湾很多民众的记忆里似乎已经消退了。现在陈水扁宣布准备废除，顿时在人们的心头重新燃起对“国统会”和“国统纲领”的兴趣，提升了人们对统一的期待。春节讲话取得了适得其反的效果。

建立“国统会”和制定“国统纲领”，是李登辉1988年执政以后的一大手笔。1991年3月15日公布的“国统纲领”指出：“中国的统一，在谋求国家的富强与民族长远的发展，也是海内外中国人共同的愿望。海峡两岸应在理性、和平、对等、互惠的前提下，经过适当时期的坦诚交流、合作、协商，建立民主、自由、均富的共识，共同重建一个统一的中国。”纲领规定统一的目标是“建立民主、自由、均富的中国”。它提出统一的四大原则：“一、大陆与台湾均是中国的领土，促成国家的统一，应是中国人共同的责任。二、中国的统一，应以全民的福祉为依归，而不是党派之争。三、中国的统一，应以发扬中华文化，维护人性尊严，保障基本人权，实践民主法治为宗旨。四、中国的统一，其时机与方式，首应尊重台湾地区人民的权益并维护其安全与福祉，在理性、和平、对等、互惠的原则下，分阶段逐步达成。”这个 纲领性文献还就统一的进程，提出近程、中程、远程的设想，从“以交流促进了解，以互惠化解敌意”开始，直到“共商统一大业，研讨宪政体制，以建立民主、自由、均富的中国。”

这个纲领的一大优点是以“一个中国”为前提，这就为两岸统一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协商基础。2008年的台湾大选，无论谁上台，都不能忽视“国统纲领”的存在。在台湾未来领导人的施政纲领里，两岸关系和统一问题，将是置于首要地位的议题之一。两岸的争论，主要将是制度之争，如何实现“民主、自由、均富的中国”之争，是统一于民主还是统一于专制之争。如果说，在统独之争中，大陆还可以处于主动的优势地位的话（尽管常有一些变优势为劣势、变主动为被动的蠢事），那么，在制度之争中，大陆却处于被动的劣势地位。我们现行体制中缺乏民主自由和两极分化日益扩大的现实，都足以构成妨碍统一的巨大阻力。对于我们来说，要实现统一，首先而主要的是实现大陆的政治民主化，实现宪法已经明文规定的各项公民自由权利

制度之争，即在什么制度下实现统一的问题，来源于对“一国两制”的理解差异。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指的是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可以共存于一国之中；而台湾和海外舆论则认为，“两制”实际上意味着民主制度与专制制度的对立，这两种制度无法共存于一国。所以，在台湾，即使是主张“一个中国”的统派，也未必赞成“一国两制”。他们不希望在大陆的专制制度还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实现统一，而宁愿争取一个并非“两制”的“民主、自由、均富的中国”。1998年4月2日辜振甫到北京来参加第二次辜汪会谈时，就曾经谈到，未来统一的关键在于大陆的民主化。这个问题在台湾进入后陈水扁时代后，必然会再次被提上两岸谈判的议程。

面对制度之争将逐渐浮现的前景，为了争取主动，扭转劣势，顺利地开展两岸统一的伟大工程，我们应当尽早着手采取有利于统一的改革措施，例如：（一）逐步开展政治民主化进程，既要实行党内民主，也要实现政府机构的民主化，特别是要加强监督机制，分权制衡；（二）平反改革开放以来的冤假错案，严惩冤假错案的制造者，废除劳教制度；（三）放弃舆论统制，推行新闻自由，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功能；（四）继续做好台湾人民的工作，包括民进党人士在内；（五）逐步减少以至撤消沿海的导弹阵地，以消除台湾人民的不安全感；（六）成立官方的“和平统一委员会”，参考“国统纲领”，拟订“两岸和平统一纲领”。

除了采取上述措施外，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重要问题，就是转变观念，切勿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敌对思维，来处理两岸统一问题。统一是两岸人民的共同要求，由于五十多年的分裂和“解放台湾”、“反攻大陆”的对峙，两岸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道路，政治社会制度不同，对于统一也必然会有不同的理解和要求，这一切只有经过交流协商，相互谅解，才能取得共同的认识。千万不能轻率地认为与自己意见不一致的看法都怀有敌意，加以驳斥，拒人于千里之外。上世纪90年代，海峡交流基金会（以下简称海基会）和海峡交流协会（以下简称海协会）先后成立，两岸的联系曾经出现良好的势头。1991年提出“国统纲领”后，1992年8月1日，“国统会”在李登辉主持下举行第八次会议，对“一个中国”的涵义作出规定，明确提出：“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台湾固为中国之一部分，但大陆亦为中国之一部分”。海协会与海基会继1992年3月23日的第一次协商之后，又于同年10月27日至29日在香港商谈，达成“对‘一个中国’的涵义，以口头声明方式各自表述”的共识。但由于我们没有把握良好的历史机遇，总是怀疑对方的诚意，固执己见。汪道涵曾表示“一个中国不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是指中华民国，而是两岸同胞共同缔造的新中国。”但被当局否定。1995年和1998年，海协会两度奉命拒绝谈判。1999年7月9日李登辉即将离任时，在与德国自由之声记者谈话中抛出“两国论”，张揭“两国是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的谬论，终于关闭了两岸谈判的大门。综观这一过程，固然有李登辉屡屡节外生枝的顽固一面，但我们的对策也失之过于僵硬。如李登辉提出“一国两府”、“两个政治实体”，其中既包含着某种程度的台独思维，也有承认“一个中国”的积极因素。我们却不作全面分析，把它批判为“一中两国”、“台独”、“分裂祖国”，1996年甚至以武力威胁对方。这样势必把双方的距离拉得更远，以至无法挽回。这是一个值得认真记取的教训。
                                                  2006年2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