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6月8日电 综合台湾媒体消息，受弊案困扰、面临罢免的陈水扁今天在其个人电子报上大骂泛蓝阵营，指泛蓝六年来完全无法接受大选失败的事实，“只因为个人选举的恩怨与政党的竞争，让台湾社会饱受动荡，政府运作不断的空转内耗，人民更付出沈重的代价”。(阿扁不思悔改大骂泛蓝)
在海外，我看到陈水扁还有这样一段话，“不能众口铄金，或靠政党的多数就随便入人於罪，或推翻人民的选择，否则就是中国文/革公审的翻版”。是将当前台湾 民众对与他相关弊案的揭露和他所应负的责任的追究，比拟于“文/革”，(据东森新闻及美国之音记者张永泰6月8日自台北的报道)以为可以用来阻挡民众进一步的揭发与追究。
用这是“文/革”作为挡箭牌。我想当因四十年前中国大陆上发动的那场失去理性的运动，给人留下的印象是 太深刻、太恶劣了，心存恐惧，一听这就是文/革，或许有些人会不再说话。
有趣的是，陈水扁这种心计和逻辑，在方舟子《新语丝》揭露学术界的腐败现象时， 早就有人使用过，不过在别的界似乎少见，也许是那时的受害人以学界为多的缘故。如王友琴女士查出，北京大学有63人 在1966-1976年间非正常死亡，其中大部是学者，教授。而据我所见，倡“这是文/革”说以抵制批评者，最早也是出现在据称是北京大学的科学传播中心的论坛上，将方舟子 比拟为姚文元，科学时报的两记者做的特别报道中还保留有“科方文元”的称谓。被方舟子起诉并败诉的野鹤 ，2003年3月起在《探索与争鸣》杂志连续三期连续发表的《关于方舟子现象的反思与断想》 ，更明确地把方舟子的学术打假与文革等同起来，称“只不过将那一套搬到网上，将舞台扩展到了国外。” 还有个身份不明的[直言了]女士（据她的博客自我介绍为女性）， 也在2004年4月喊出了“科研学术应严禁方舟子‘打砸抢’”的口号。他们的逻辑是，腐败是动不得的，动了就要大乱， 对比一下陈水扁今日的言论，真是何其相似乃尔！
其实这并不奇怪，因为尽管陈某人不肯说自己是中国人，但实际上还是中国人， 脑子里都装有祖传国粹，君子有三讳，刑不上大夫，百姓不能对拥有特权者说三道四。所以尽管两边的情况不相同，但在用“这是文/革”来抵制舆论监督这一点上，会想到一块儿去。
为什么？因为今天的中国，无论海峡那一边，封建等级特权的体制都已结束，特别台湾还时时以民主典范自居，怎能公开说出自己有拒绝舆论监督，限制公民言论自由的特权呢。四十年前中国大陆出现的那一场失去理性的运动， 正好被拿来作为挡箭牌。
不过野鹤、[直言了]们的活动，虽已有几年，并没有人把他们当回事，国内经历过文革的人毕竟还很多，不会信他们那一套。
这回是司履生教授真名实姓指控魏于全院士的论文中有假，特别是人民日记者赵亚辉、武卫政、杨 健、王乐文做了调查，发出《揭秘学术打假:七问"论文迷局" 》后（2006年04月13日04:28），震动太大了，于是又想到用这是文/革来抵挡，有 人在虹桥科教论坛上发帖称：
人民日报试图发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很好的事. WWWW 04/26 13:18
这可能是个从内部搞垮中国的大阴谋,不要掉以轻心 cheny 04/26 23:15 ；
只要整得知识分子的心散了，中国就完了，可能会分崩离析 （cheny）（均见于虹桥科教论坛）
或说反话，或从正面攻击，甚至将今日之人民日报与1966年的人民日报混为一谈，那个[直言了]也跑出来大喊“文革在继续……”( 2006-05-25 08:53:34)
在海外似乎有了点效果，惊动了在美国的华人学者傅新元先生，担心 中国学者面临文革大字报的威胁。（见自然杂志对中国学术打假的述评引用的材料） 也许是受到傅先生的影响，这家英国出版的杂志，也在其社论《发现中国的造假行为》中说：“在中国近代史上，当局经常滥用自下而上的指控以迫害政府的敌人。这在文化大革命中更是如此，当时只要贴一张大字报说某个人是一个“资产阶级分子”就能够毁掉他们的生活。无辜者有被心怀嫉妒的对手或被政府打成“伪科学家”的危险，这使得中国不端现象更为混乱。”，还发表了文/革时期拍摄的大字报墙照片以烘托气氛。（2006年6月1日 ）
从这些话就可以看出，这位《自然》杂志社论的执笔者，乃至傅先生，对文/革不甚了了，仅仅就大字报而言，就没有搞清楚是怎么回事。正好本人，尤其是我的夫人，在那个年代遭遇过不少大字报，特别是她在清华园内被大字报攻击的程度，我看不亚于蒋南翔先生，打倒她的大标语每个字是用四张大字报纸拼成的，我看到时也就蒋校长等少数几个人获此待遇。因此我想 比他们更有资格来作出评价。就我的感觉，那时的大字报和今天新语丝上的学术打假，泾渭分明，截然不同，根本不是一回事。
那时似乎谁都可以贴大字报，“自下而上的指控”，实际上 是被当地的有权力者控制的，全国则受控于一人。并非群众可以自由发表意见，不符合他们的意图，大字报的作者就会挨整，不准你发言，剥夺你的人身自由，判刑直至判死刑的都有，这叫做“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是中国言论最不自由的时期。 我本人自1966年6月末被工作组操纵的大字报打为“三家村的黑伙计”后，就失去公民应有的权利，无处讲理，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完全恢复正常。按我本来的性格，赞赏鲁迅的《费厄泼赖应当缓行》， 如有对我谩骂诬陷者，必定还击，真要是平等辩论，我是敢于和他们辩论的，但在那个时期能允许你去辩论吗！
使用大字报整人也不是1966年在开始有，侯仁之先生曾告诉我，马寅初先生在北大当校长时就住在他家旁边，一天早上起来，突然发现马家周围都贴满了大字报，是批他的新人口论开始了。一夜之间就贴满了大字报，只能是精心策划的统一行动，那里是什么自下而上。我的夫人在清华园也曾不只一次在一夜之间获得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开头或者说是有些人的派性作怪，后来则无可回避的 是在清华掌权的迟群一伙的有组织有领导的行为。我自己经历的一事即可为证。
1973年8月，中共开十大，迟群的副手谢静宜当上了中央委员，迟群什么也不是，后来在清华传达十大时，他 借此机会大发牢骚，在这个会上，迟群讲话的时间比九大代表传达所用时间还多，此时清华已有了一批工农兵大学生，听出了问题，出了张大字报《第八个是领导》，用这个标题是因当时正好放了个阿尔巴尼亚的电影“第八个是铜像”， 迟群的报告讲了七个问题，骂了许多干部，惟独没有讲他自己的问题，所以给他补上一个领导的问题，用了这个标题，主要揭露和批评了迟群的作风，包括那次讲话。由于好久没有新电影看，“第八个是铜像”这部电影轰动一时，这个标题很吸引人，当然更重要的还是因为摸了老虎屁股。一时校外来看的人很多，特别是高校的，但仅仅一天多这大字报就被刘鸿文等几个人写的 内容空空洞洞的大字报盖掉，大小正好和《第八个是领导》一样，，明显是专为盖住它而急急忙忙写出来的，这个刘鸿文本是整德坚那伙人中的一个小头目，此时又投靠了迟群，因此我心中特别恼怒，便在他那大字报上写了批语，指出他们做得不对。
后来我再去大字报区，就见到矛头指向我和德坚的大字报出来了一大片，突出的是“陶德坚的狗丈夫跳出来了”，用以说明阶级敌人在清华园活动的严重形势，要那些出迟群大字报的人不要上当。原来迟群在 《第八个是领导》出来后召开的一次全校大会上，讲了这件事，没点出我的名字，而是说，“在清华，那个写批语的坏人，谁人不认得你嘛！”那大字报区是有人监视的，我写了批语，很快就报告上去了。对此我也有估计，所以我批的话 有分寸，他们并拿不到把柄，只能说你这人是坏人。他们还派人去找地质学院的党组织，无奈此时地院的工军宣队已不灵了，原来的院长高元贵已复出主事，我所在单位的总支和支部也基本上恢复了原状，他们对我都有多年的了解，而且对迟群一伙早就反感，因为他们只能无所收获而返，想整我也没有搞成，于是迁怒于德坚，在总结他们“批林批孔”的大会上 ，把德坚揪出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作为他们批了几个月所取得的“伟大战果”，随后发配德坚到团河农场去被监督劳动，（这里本是公安部的一个劳改农场，不知何时归了清华大学）但我在地质学院却仍安然无事，为此我心里难过，由于我一时的不忿，又一次给她带来了灾难，德坚倒是不在意，说农场的工人朴实，对她很好，每天干活吃饭， 松心；不象在清华园内，那些专案组的知识分子，恶心。 （德坚遭遇大字报的情况，在她写的《风雨人生》的枪打出头鸟；沈孝宇事件 ；被戴上“现行反革命”帽子等几节中 有更多的记述。）
我对这些事写的多一点，是看到不仅今天的年轻人不知道那时的事情，像傅新元先生这样的中年人也不大清楚，现在记述那个年代历史的书难出，很少，出得来的，又常不 见得符合历史原貌，所以能被人拿来按自己的需要说事。譬如对当时的大字报有真实的了解，就决不会把网友在新语丝上揭露学术腐败，看成是科学家受到文/革大字报威胁 。
不过，《自然》杂志的社论虽然有对文/革大字报认识不准确的问题，但他说：“在中国近代史上，当局经常滥用自下而上的指控以迫害政府的敌人。”是抓住了大字报成为整人工具的关键，虽仍有不准确的地方，如不见得是自下而上，还有“政府”一词用的也不准确 ，须知政府包含有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内还有许多部门，不讲清楚，谁都是政府，甚至某个管教人员也常被劳改犯称之为“政府”；而这些“政府”之间并不是什么事的处理都是一样的，某个地方政府认为是“敌人”，中央政府 可以认为是 同志；这个部门认为是毒草，那个部门可以认为是香花，都是常有的事，前面说的“第八个是领导”的大字报事件中，我和德坚的遭遇差别如此之大，即其表现。所以不能笼统说政府如何如何，而要具体分析。我以为，如改为“当局经常滥用自下而上的指控以迫害当局的想整的人”就准确了。这个当局 并不一定是政府，各个单位的当权者就是那个单位的当局，他们是实在的，有人权、财权、物权还有学术权，要发挥文/革大字报那种整人的功能，他们可以做到，而方舟子加上新语丝的众多网友则都做不到 ，因为这些权都没有。
我看这些人未必不明白，为什么还总要拿文革来说事，并装出一副可怜相，无非是想利用公众厌恶那场运动和同情弱者的心理，用以抵挡对他的揭露与批评。回过头来看看陈水扁的表演，就很清楚。好象受了委屈，实际上能动用当局的资源去整别人，在台湾就陈水扁有这条件 ，他可以秋后算帐。
很高兴看到徐匡迪院士在高票连任中国工程院院长后表示，欢迎媒体继续监督院士行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媒体公正、客观的监督和讨论，对院士行为有着良好的警示作用。媒体对院士群体行为的关注，应该当作一种现代社会文明、开放、民主的象征和手段。（徐匡迪：媒体监督对院士行为有警示作用 2006年06月09日 ）说得好！中国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