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与导向
——纪念“双百方针”五十周年
章立凡
[舆]众人的
[舆论]群众的言论
[舆情]群众的言论和态度
[宣传]对群众说明讲解，使群众相信并跟着行动
摘引自《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宣传工作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这句话，在媒体上出现大约有十五六年了。领导习惯使用，群众也耳熟得很，但耳熟是否“能详”，至少我不太清楚。最近出于研究毛泽东五十年前所倡“双百方针”的需要，翻了一下《现代汉语词典》，查到了以上的词条。
舆论既然是“群众的言论”，就不会是“一家之言”，需要的首先是倾听。舆论具有多样性，可以有正确的，也可以有不完全正确的，甚至是错误的。舆论往往不全是受用受听的话，所以才有“忠言逆耳”之说。如欲将舆论变得适合某种需要，才会以“导向”来加以规范。但被“导向”规范了的“舆论”，是否具有可信度和实际意义，则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
毛泽东曾说：
我们在人民内部，是允许舆论不一律的，这就是批评的自由，发表各种不同意见的自由，宣传有神论和宣传无神论（即唯物论）的自由。一个社会，无论何时，总有先进和落后两种人们、两种意见矛盾地存在着和斗争着，总是先进的意见克服落后的意见，要想使“舆论一律”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只有充分地发扬先进的东西去克服落后的东西，才能使社会前进。……我们的舆论，是一律，又是不一律。在人民内部，允许先进的人们和落后的人们自由利用我们的报纸、刊物、讲坛等等去竞赛，以期由先进的人们以民主和说服的方法去教育落后的人们，克服落后的思想和制度。一种矛盾克服了，又会产生新矛盾，又是这样去竞赛。这样，社会就会不断地前进。有矛盾存在就是不一律。克服了矛盾，暂时归于一律了；但不久又会产生新矛盾，又不一律，又须要克服。1
毛泽东这段话，是1955年在为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而写的一篇文章中出现的，他主张“不许反革命分子发表反革命意见”，同时主张“在人民内部，是允许舆论不一律的”。
1956年4月28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在讨论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时，陆定一、陈伯达等建议在科学和文艺事业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立即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 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正式提出实行“双百方针”。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指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并重申“双百方针”，强调“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2
应该说，毛泽东关于舆论“一律又不一律”、使社会不断前进的矛盾对立统一法则，是很高明的哲理，而“双百方针”则是其在学术文化领域的实践，可惜他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阐释和实践的。历史已经证明，将胡风等人打成“反革命集团”是一个错误，而“双百方针”在提出仅仅一年之后，就被1957年的“反右”运动所中断，令毛泽东耳边“不同的声音”越来越少，历经“大跃进“和庐山会议，“揣摩学”盛行，人人讲假话，学术和文化日趋僵化，国家政治生活变成了“一言堂”，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历史大倒退。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3
毛泽东逝世后，通过对真理标准的讨论和对“两个凡是”批判，我国的言论尺度走向宽松，特别是胡耀邦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对“双百方针”的贯彻是比较好的，出现了毛泽东所主张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其间虽有“清除精神污染”之类的寒流，但为时短暂，“宽容”仍是社会主流。
后来出现了“舆论导向”的提法，“导向” 是一种技术思维，具有人为的规范意义。通过定向的技术操作，屏蔽掉相当比例的信息，使发表的言论适合预定的尺度和方向，比较便于管理，领导的耳根也因此清净了许多。但其中的弊端在于：舆论的监督功能弱化了，不同的声音听不到了，一些社会矛盾被掩盖了，反过来又会影响领导决策的科学性，降低执政能力。
社会是个有生命力的活体，预定的“导向”却难免有偏颇，不见得一贯正确：“大跃进”时的豪言壮语这里就不提了，“阶级斗争为纲”，在整个“文革“期间都是一种“导向”，最终被证明不是“一句顶一万句”的真理。如果服从“两个凡是” 的错误导向，也不会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
那么，坚持“正确的导向”不就万事大吉了吗？也不见得。“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曾是极有号召力的主张，但贫富差距拉大引起的社会失衡，使公众重新怀念共和国成立时“共同富裕”的社会理想；“教育产业化”前些年是社会的主流话语，如今是连教育部都不敢认领的“无头案”；“拉动内需”的口号在当时看来也很正确，但无数“政绩工程”和公款消费也乘机搭了便车，给经济资源造成极大的浪费，于是又提出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国策……
千万别将所有的工作失误，都推给“摸着石头过河”（这句话本身是没有导向的“导向”）；我们早已惯见以正确的名义犯错误，以维护正确的名义坚持错误，以难免的名义粉饰错误，以纠错的名义标榜自己“一贯正确”……
陈云提倡“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但“导向”往往被理解为“领导指出的方向”，如果要群众按“导向”说话，小领导按“导向”上报，大领导按“导向”理解，就难免陷入一种相互欺骗的戏剧性怪圈，令“大跃进”年代的“假大空”死灰复燃，破坏执政党“实事求是”的光荣传统。
举例来说，媒体宣传“发展才是硬道理”，本来无可厚非，但生存同样也是“硬道理”。多年来，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是发展权与生存权之间的尖锐矛盾，虽已冰冻三尺，以往却不在“舆论导向”之内；直到一位农妇斗胆向温家宝总理说了真话，才引起中央的重视，采取措施着手解决。这类民生问题也因而成了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并进一步扩展到整个“三农”领域。又如“非典”初起时，从卫生部到地方当局都封锁消息，大唱太平歌词，后来有舆论“出口转内销”，形成国际压力，才使这一重大疫情曝光并得以控制，并使相关制度进一步健全……
以上事例都说明：事先规范化的“舆论”，难免会失去群众言论的本义，而趋同于宣传。有“导向”的“舆论”不一定是真舆论，真正的舆论往往不受“导向”左右，却并非没有可能影响“导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有关政策的调整和纠正，往往都有舆论监督的介入，而不是“舆论导向”的产物。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是封建时代的执政经验，但也不无可借鉴之处。毛泽东更在1945年就宣布找到了跳出“历史周期律”的方法：“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今天的民众要尽公民的责任，就应该行使宪法所赋予的言论自由权利，畅所欲言地讲真话。
要跳出历史的“周期律”，就需要接受舆论监督，而不是监督舆论。在通讯、互联网发达的信息时代，要想封住所有“出气孔”，如同鲧治水，近于无效劳动，后果还可能适得其反。听说中宣部成立了一个舆情局，倘若它能够博采舆情作为执政党决策的参考，对于转变机构职能来说，倒是一个极好的立意，执政党将会因此获益。
执政党要贯彻自己的大政方针，利用媒体“对群众说明讲解，使群众相信并跟着行动”，是完全必要的，但这属于“宣传导向”。如果出于“稳定压倒一切”的惯性，按照“宣传导向”克隆出“舆论导向”，就有可能因防民之口而闭塞视听，甚至连自己都被“稳定”压倒。
本文所说的只是社会文化的一般常识：宣传就是宣传，舆论就是舆论，媒体的功用可以是耳目喉舌，但舆论绝对不应被定位于工具。将“舆论导向”改称“宣传导向”，庶可实至名归。
在“双百方针”出台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将舆论工具化的思维早已过时。违反了自己正确的东西，就难免重犯历史错误，不利于学术文化的繁荣和社会的民主法制建设。执政党的宣传与社会的舆论，可以互动但不可互代，可以并行不悖而又相得益彰。宣传与舆论的互动与制衡，才是促进社会和谐不可或缺的要素。
2006年1月5日初稿
同年2月28日修订于风雨读书楼
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06年六月号
五柳村2006/06/19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