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前，中、俄都是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国家；改革后，中、俄都出现了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这是两国改革前后最大的相同之处。不同之处则较多。
    一. 俄国是先从政治体制改革入手，改革后俄过变成了一个多党制的政治民主化的国家；中国是从经济体制改革入手，政治体制改革基本没动，因此改革后中国依然是一个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国家，这是两国改革最大的不同之处。
    二. 俄国改革前，旧的政治强人已不存在，改革完全是在以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为代表的政治新星主导下进行的，这是俄国改革成功的最大保证。中国的改革是在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代政治强人主导下进行的，而这一代老人继续坚持马、列、毛的理论学说，这就决定了中国无法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政治体制改革。
    三. 俄国改革前，由于实行一党专政的结果，原苏共的大小头头已成了一个权贵特权阶级，社会矛盾已十分尖锐，从普通老百姓到苏共的领导人都已认识到不改革已经不行了。戈尔巴乔夫也曾想先从经济体制改革入手，但已经实行了七十多年的计划经济的病根太深，再加上官僚体制的阻碍，使得经济体制改革难以进行下去，因而转向先从政治体制改革入手，为今后的经济体制改革扫清道路，改革取得了成功，尽管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中国的改革是在“文革”后进行的。由于毛泽东实行个人独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接连不断地搞政治运动，特别是十年“文革”已将中国的经济搞到了崩溃的边沿，已面临被开除“球籍”的危险，因此这就决定了中国的改革必须先从经济体制改革入手，为此就必须首先否定毛泽东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转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体制改革从农业入手，取得了成功，但当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到城市的工业领域，由于没有政治体制改革配套进行，留下了巨大的后遗症，至今难以解决。
    四. 中、俄两国改革后都出现了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但两者之间却有很大的不同。俄国的既得利益集团是伴随着私有化过程产生的。当时实行的“休克疗法”，将国有企业划成股份，无偿地分给企业的所有人员。但由于实行了七十多年的计划经济的结果，一般的俄国老百姓根本不懂得股票是个什么东西，因而廉价卖出，被那些少数有经济脑瓜的人（主要是原俄国的党政官僚）买走。当九十年代后期，俄国的经济开始恢复发展时，这些人成了既得利益集团。从法律上讲，除了极少数靠偷漏税发展起来的经济金融寡头外，这个集团的出现是必然的，合法的。中国由于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配套进行，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各级党政官僚及其子女亲属，利用手中的权力和裙带关系，贪污受贿，权钱交易，变成了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因此说，这个集团是非法的。正因为如此，这个集团千方百计地阻挡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由于这个集团掌握着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媒体等全部资源，因此目前中国难以进行实质意义上的政治体制改革，这便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最大难点。
    五. 中、俄两国改革后，都出现了一股强大的民族主义浪潮，特别是俄国的普京当政后和中国的经济有了飞速发展以后。但这两种民族主义浪潮却有很大的不同。俄国的民族主义是根深蒂固的。俄国从来就是一个不断向外扩张的大国沙文主义国家。苏联解体后，从一个与美国平起平坐的超级大国，一下变成了一个二流国家，这在俄国普通老百姓的心目中产生了很大的落差，普京正是利用了俄国普通老百姓的这种心理落差，执政后采取了一些敢于与美国叫板的政策，树立了自己的统治威信。中国当前的民族主义浪潮在很大程度上是当局纵容煽动起来的，目的是转移国内矛盾的视线。
    六. 从历史上看，中、俄两国虽然都有过封建专制主义的历史，但俄国毕竟是一个欧洲国家。欧洲各国的自由、民主、人权的理念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俄国人民的思想，这是俄国政治体制改革，国家向政治民主化转型所以能取得成功的基础。中国则不然，封建专制主义的历史比俄国要长的多，根子扎的比俄国要深的多。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满清王朝封建帝制，但建立起来的国民党独裁政权仍然是一个变相的封建专制主义政权；共产党推翻国民党政权后，建立起来的政权更是一个比封建专制主义还有严酷的政权。有关自由、民主、人权的言论，长期被封杀，自由、民主、人权的理念对大多数中国人民（除少数知识分子外）的影响比俄国要弱得多，这就决定了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国家向政治民主化转型要比俄国困难的多。现在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也明白，世界政治民主化的潮流是难以阻挡的，正在用所谓“中国特色”来曲解篡改自由、民主、人权的普世价值，借以阻挡政治体制改革。这样下去，迁延时日，社会矛盾将越积累越多，最后爆炸式的国家政治体制转型付出的代价肯定将比俄国的国家政治体制转型所付出的代价会更大。

                                                    陈奉孝
                                                    二○○七年九月二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