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李慎之先生逝世五周年，时间早已远去。我与他既不是深交，也不是同辈，只是因为他的言谈风貌光照后人，尤其是他一篇《国庆独语--- 风雨苍黄五十年》感动过无数人，有一件事至今难忘，我想应该公示于众，以告慰崇敬他的读者。

    李先生晚年萌生了口述自传的想法，但这要有一些化费，虽然为数不多，但对一个两袖清风的长者来说，也是一项额外的开支。这时有个朋友对我说，有一个李先生的崇拜者愿意提供资助，不要任何报偿。这个朋友50年前在新华社工作时，曾经奉命监督李先生劳动改造，虽然并没有过分为难李先生，但为此他一直心怀内疚，总想有所报偿，因此就这机会引来了邹先生。

    记得那是在一个秋天的午后，从广州出差来的邹先生来到我家，丢下一万元托我转交，我说，李先生住处不远，我带你去见见他，他说不用了。我说: “那我代表李先生谢谢你。”他说:“ 不! 你应该代我谢谢李先生，是他的文章使我看到了共产党的希望。”就这样，他连地址也没有留下。其实闻讯要予以资助的不止他一人，我的老同学复旦大学教授汤纲，多次提出可以资助李先生出书，都被李先生谢绝了，唯有这素陌平生的邹先生，是我说服李先生收下的，因为他一句“谢谢李先生”，也使我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5 年前，李先生去世后我写过一篇悼念文章《不是谢幕，是序幕》，发表后收到一些年青人的来信，我就其中一些共同性的问题作了回答，5 年了，有些问题尚未过时，因此照录如下:

丹冰:

    看到你的来信，就有一股想说些什么的冲动，这可能在我心底早有与隔代人相互沟通的愿望，虽然我每周上班都与年青人交谈和争论，但学术问题与两代人经历的体会并不一样。

    怎么说哩! 我与李先生相比是晚辈，但比其你们来就是前辈。我是处在上下两代人的中间地带，中间也是中介，所以我很想在老一辈革命者与新生代之间做个媒介和桥梁。这是因为我看到老一辈与新一代之间理解问题的差异，或者说我体会到老一代的苦闷、辛酸和无奈，这是不容易为年青人理解的，若能充分理解这种境遇和心态，才能真正了解我们所处的时代。

    我这样说，是因为看到网上有人批评李慎之是圣人的说法，在这以前也看到对周总理的责难，这些都不无道理，但这都是在当今环境中的质疑。殊不知，在社会大变革之际，隔代如隔山啊! 有一则传闻说，李敖对一个大陆的知识分子说: “我敢在总统府前骂李登辉，你敢在中南海门前骂毛泽东吗? ”使他哑口无言的回答是:“我敢到台湾骂李登辉，你敢来北京骂毛泽东吗? ”其实，毛泽东早已断言鲁迅若活在建国后的大陆，不是下牢狱就是沉默，不可能有第三种选择，鲁迅历来被认为最有硬骨头精神，连最有骨气的中国人也只能不成功即成仁，又有谁能超越其外哩?

    “圣人”是早已消逝的词汇，到21世纪又召回这一用语，只是用来表述此乃人中之杰，这样极品式的歌颂，只为一个非常简单的理由: 敢于说真话。说真话算什么圣人?!这在哪国、哪代也只是普通的道德操守，任何一个教徒都要以说真话为虔诚的起码原则，可在这里竟然成为圣人，又有谁能理解呢?

    是的，在中国说真话之难，难于上青天。这不单单是出于对严刑峻法的畏惧，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不怕死的中国人也不少见，重要的是有各种理论，消解你说真话的愿望和信念，一种可怕的精神慑服，使你自我瓦解。

    人们往往从品节上评论中外人士的差别，比如说布鲁诺受到宗教裁判，宁死不屈，当他遭受火刑时，仍然高呼:“ 你们烧死我，地球仍然在旋转! ”在中国很难找到一个像布鲁诺那样，为追求知识而献身的勇士，但却可以找到很多为道义、民族而英勇就义的英雄豪杰，所以个人的品节不单是性格，更是一种信仰。

    一般来说，宗教和科学容易开发出个体的超越性，因为上帝是凌驾人类之上的力量，不受人间约束；科学是探索未知的世界，它可能受到人类的干预，并不受人世的支配，自然规则远比社会规则更为深不可测，不是人类所能左右的，可人们为什么又去孜孜以求? 靠的是信念。信念是比生死存亡更高的意识，具有此种情怀，才有不畏死的行为。传统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宗教和独立的科学精神。宗教是出世的，中国的佛教和道教都被儒家化了，他们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入世情结，为现实的人情世俗所左右。科学在古代中国主要表现在技术层次，靠的是经验积累，师徒传授，缺少独立自主的科学精神。在中国只有道义能超越生死，这道义是以伦理为本位，伦理又是以家、国、民族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家庭、国家和民族都是复数，是群体，个人只有附着家、国和民族，才是有价值的存在。个人附着群体，那群体就消解了个人的意识，以群体的价值为个人的价值。因此人与人的差异，除了背景、环境、生理不同外，大多是性格特征，在价值观念上不外乎儒、佛、道三家，佛、道很少进入主流的意识形态，儒家则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的最高境界，这种价值观主导中国数千年。持有这种人生信仰的，根本不可能出现为了说明地球绕太阳转而献身亡命的有志之士，这是古代中国不能产生布鲁诺的重要原因。关于这点我在《公私观念与人文启蒙》一文中就中国人缺少个体意识的传统，作了初步的分析。

    在群体价值消解个体意识的土壤中，很容易滋长脱离实际和造假的作风，而且还以“义正词严”的姿态出现，包括撒谎者本人。有些不讲真话的人未必有品质问题，因为在政治运动中撒的谎，往往是受到党国利益的驱动，自己也可以原谅自己，诸如顾全大局；个人事小，公家事大；公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不要只看一个指头，要看到九个指头云云，只要持有这种理由，说了弥天大谎，也可以面不改色心不跳，不必受到良心谴责，这种状态很难有个人的自悟，也没有诚信可言。所以中国不讲诚信是群体道德的缺失，是在“正义”掩盖下的非正义行为，这是制度的塑造，并不完全是个人责任。试想，当一个人的内心有这“道义”的驱使，周边有超强的压力诱导，其结果只能是彻里彻外的投降，而且还心甘情愿。

    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有一部《欧阳海之歌》在中国发行三千万册，这是按真人真事写作的记实小说，作者如实写出欧阳海出身贫困，哥哥被国民党拉了壮丁，本人当过乞丐的经历，可在审查后，传出江青的指示说，怎么能写他哥被拉壮丁？这不成了反动军人的家属! 乞丐也不行，这是游民不是贫农! 小说写他临终时对生命的依恋，也成了修正主义。接受这批示就不得不篡改历史，而且有理可据，振振有词。办雷峰展览也是如此，雷锋那件皮夹克，上了撤，撤了上，反反复复，不以事实为根据，一切按宣传需要而转移，为了表现他艰苦朴素，非撤不可。小事尚且如此，大事大谎者不知有多少。从上到下提倡这种风气? 弄虚作假怎能不弥漫全社会。

    说真话的是什么后果，有时是祸患无穷啊! 我有个品学兼优的同班同学，安徽人，大跃进中回家探亲，发现他一家活活饿死了5 个人，只剩下2个嗷嗷待哺的小孩，但他是纪律性很强的复员军人，回校后并未声张，只向组织作了汇报，并私下向同学要了一些粮票，就这些横遭批判，变成内控对象，毕业后发配到边远地区。六十年代近代史所有个出名的才子沈元，他在北大读书期间因为翻译了赫鲁晓夫报告被打成右派开除，摘帽后因为一篇出色的论文被调到研究所，在那个年代他是唯一在人民日报整版发表学术论文的青年学者，名气很大。文革期间遭了殃，被近代史所扫地出门，到街道又被赶走，投奔亲戚，没人敢收留，他无家可归，吃住无着，为了活命投奔苏联大使馆，被抓回，定成叛国罪，发回本所讨论，全所同仁一致通过给他以极刑，包括当初赏识他的黎澍。后来我到所后，私下打听，发现有许多同情者，但当时没有一个人敢为他说话，可见许多人是违避良心的。这怪他们吗?不! 文革中我在信阳农村干校劳动，才知道三年困难时期这里饿死上百万人，有的全家死绝，到了易子而食的地步，令人惊诧的是，事态发展到这一步居然没有发生动乱。事实并不如毛主席所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极端的高压中，是无人反抗的，信阳也有不怕死的，至多也是准备到北京告状，但走不出县界，就作为反革命被处治。后来因为李先念回家乡蔡县探亲，发现邻县信阳的灾情，才被纠正。据官方统计在这时期全国饿死的有二千万人，民间统计有三千万，比八年抗战死的人还要多。

    暴政猛如虎时百姓是噤若寒蝉的，这是中国的民族性，我起先认为这与中国文化传统有关，并就这个问题请教过李先生，他的一句话真可谓言简意赅，他认为，是制度造就民族性，这是很有道理的。

    在这种情况下，说真话怎能不成为道德的最高品节哩! 这是中国的国情，不会为外国人理解，也不会为现代年青人理解。有一次朋友聚会，有一位年青作家当着许多学者的面指责说:“ 你们这一代人太没有骨气了，难道就不会辞职? ”这句话问得我们是哭笑不得。

    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可怕的是人的异化，其中最可怕的是自我异化。在1959年的交心运动中，人人都把最切已的隐私全都晾出来交给党，比天主教徒向神父忏悔还彻底，因为宗教并不要求你说自己没有的东西，可交心运动，要把自己说得最坏、最丑，还要公示于众，才是对党的最忠心。因此你说你自己坏，我说的比你还要坏；坏得还不够，那就再添油加醋，要知道这不是对别人，是对自己，是自己给自己贴小字报、大字报，就这样在年青的大学生中展开了一场践踏自己的竞赛，弄得人人面目全非，最后连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我有一个同事甚至编造出在朦胧中想谋害毛主席的一闪念，把自己妖魔成罪大恶极的反革命来显示忠诚，发疯一样地扭曲自己，真是不可思议，后来我成为他专案组的成员，才弄清真相。自己坑害自己，人成为非人，后人又怎能理解这鞭入骨髓的精神戕害啊!

    中国人为什么这样疯狂地践踏自己和同类，这也许是后人永远不理解的谜团。不进入这特定的历史境遇，感同身受这一代人的苦难和精神残缺，又怎能找到答案？

    圣人不是天生的，李先生也是。他本名李忠，参加革命时化名李慎之，名为心声，由此可见，他是以谨慎言行的自勉投奔共产党的，并没有天生的反骨。他也软弱过，被打成右派后，一度想自杀，有时他对着镜子伸出舌头，恨不得一剪子把这惹祸的舌头剪掉。这样的苦痛、惶惑、动摇，是由于全身心地献身他信仰的事业，而又被他追求的信仰无情地抛弃。所谓的“错误”是他遵循党的教导说了一点真话的结果，那足以使人遭受灭顶之灾的右派帽子也是他崇拜的毛主席一手钦定的，这怎能不为一颗赤子之心所痛苦。

    众所周知，他的再次被贬，是因为说的一句话:“ 我不在刺刀下做官! ”这时正当国家用人之际，他也不是没有晋升的可能，只要稍示悔意，完全可以再上青云，可他抛下这句话后就义无反顾，直至被封杀，依然为忧国忧民殚精竭虑，披肝沥胆。

    他从五十年代的傍徨到九十年代的坚定不移，经过了信仰的动摇、幻灭和重新组合，以半个世纪的风霜刀剑，写就了这篇《风雨苍黄五十年》的传世之作，充分表明，他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有一件事，你也许不知道，他曾经是那样坚决表示“不在刺刀下做官”，这是非常难得可贵的，为此被罢了官。时过十年以后，有一次他对朋友表示，他对当局的断然措施也是有同情的，否则国家可能会大乱，改革也可能会毁掉。这似乎不像他说的话，他也从未在这问题上做过检讨，但这确是他的心里话，在高压的情况下不屈服的，为什么在疾风骤雨之后却作了这样的反思?其实李先生并不为过，彭德怀是个硬汉子，可他向毛泽东做检查是诚心的；顾准是自由主义的先行者，但他多次表白自己拥戴社会主义，以至有真假顾准之说；张志新难得可贵，可她是以毛泽东思想批判文化大革命；不少老干部在文革中被整的死去活来，还口口声声拥护这是冲击灵魂的大革命，这就是中国特色的共产党员! 党的兴亡盛衰已与他们的生命融为一体，不管当初有多么强烈的反叛精神，最终仍然以党的利益为重，党的利益一旦被高度抽象化，那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解释，最终也使党的利益异化，这种价值的悖论，经常报以党性强，识大体、顾大局的表彰，消解有可能发生疑问，最终连怀疑也无从产生。

    政治道义的言词不管说得多么美妙，如果没有个体只有群体，那就有可能通向专制主义，所以忠于党的都有可能在不同程度，不同时段上接受专制主义。自我往往就在这泛化的道义中萎缩而至泯灭，这是共产党员的悲哀，也是民族的悲哀，因为从传统的公私观念到党的以大局为重，都是以公灭私，在这方面是一线相通。从这里可以理解不屈服于压力，不是共产党员的梁漱漠，晚年出的书却表示衷心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党，这是以群体为本位的中国社会，必然导致的结果。民主制度是以个人为本位，但有群已界限，有公民教育和公德，并以法律为保障，首先保护每个人不受侵犯，也不侵犯别人，这就保护了社会的整体性。整体利益是以个体利益为基础，立私为公也为私，奉公不克私，得到公私两利。晚年李先生说他要为个人主义翻案，这是他对这问题的新体察，有人指责李先生说过，三十年后还要加入共产党，反对你那个“共产党”。其实这才是李慎之的本色，真正的党内改革派。所以从这意义上说，李先生并不能说是自由主义的思想家，但可说是自由主义的首席发言人，是他首先在改革大潮中举起自由主义。在当代中国，自由主义尚无立足之地，所以自由主义者就以李先生为领军人物，这是时代造就的错位。

    有的朋友对我的《思想者不老》颇有微词(1)，认为刘大年学术思想是左的，也整过人，有什么值得称赞的。其实我主要是想写出老一代学者的治学精神，虽到垂暮之年仍然笔耕不辍，这种精神在当前尤为可贵。要知道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的时代，你整我，我整他，他又整你，整得人们团团转，又有哪个人前不整人，哪个人后不被人整? 文革期间流传一首顺口溜说: “表不完的态，站不完的队，写不完的检查，流不完的泪。”真实地再现了一代知识分子的痛苦和无奈。然而，不管铺天盖地的运动是多么雨骤风狂，不管时代和境遇给知识分子留下多少创伤，他们都在学业上孜孜以求，在一个求知世界里忘情地跋涉，这就值得为后世留下他们的剪影。至于学术观点的分歧和差异，这不该是评价的标准。即使有人整过人，只要不是品质问题，都应该给予宽容和谅解。其实，若用现在的眼光看那个时代，会发现人人都标榜自己是左派，不论是大左、小左，在主观上大多数也是真诚的，这是传统观念和党长期薰陶的结果，凡人常态又哪能超然物外。

    在那种大张旗鼓地整人运动中，过后也有人留下内心的不安，但这也是在环境变化后的心情。改革开放后第一任中国检察院检察长关山复，文革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哲学社会科学部的第一把手，在干校中他对我们说过，土改时他是东北一方土改的负责人，杀了许多地主，现在想想，有的也不该杀，那时的情况就这样，抓到地主，召开群众大会，在会上一呼，该不该杀? 大家喊杀，立即镇压，不用经过法律程序，就像李自成起义一样。从他的言谈神色中我感受到他的隐隐内疚，类似这种心情的也不在少数。

    李慎之先生也说过一件事，他对郭沫若在文革中的表现不满，认为有些事不可原谅。可他听说，文革中郭老的儿子被抓，郭夫人要求郭老向周总理说情，郭老没有听从，可天天抄录他儿子的日记，直到他儿子被迫害致死，也没有说一句求情的话。李先生为此深有感触地说，他要用多大的毅力抄录儿子的日记来排解内心的苦闷，作为一个父亲，这是刻骨铭心的伤痛，由此他理解并原谅了郭沫若。对于郭老这种行为，你尽可以指责他愚昧、盲从、虚伪，可知道在他心目中有一个比他儿子更重要的党国利益压在他的身上，这并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也不是胆小怕事所能解释的。1999年姬鹏飞的儿子出卖国家利益，受贿二千多万，事发被判死刑，姬出面要求以自己的功劳减少儿子的罪责，被拒绝后自杀，这种行为又哪能与郭老相比，所以李先生原谅了郭老。

    走近那个时代，设身处地为其人其事想一想，还能选择什么路，也许可以心平气和地理解他们。其实刘大年的内心也不平静，我听他女儿说，晚年的他经常陷在矛盾和烦恼中，我想这可能是他追求的信仰与现实的冲突而带来的痛苦。只不过中国没有忏悔的传统，制度也不允许他这样一名老干部擅自表态，一个人为了所谓顾全大局，宁可牺牲自己的儿子，像这样的老革命、大才子都这样，一般人又能怎样! 只有理解他们竭尽真诚的心，才能感受这刻骨的痛苦和无奈。

    我们有幸生在梦魇已逝的年代，但我们能理解这一代人旷古未有的悲哀吗?

    善待这些无告而忠诚的一代人，这是我由衷的想法。

    刘志琴
                                             2003.6.15
原载《炎黄春秋》2008年第6期

 注：(1)《思想者不老》是悼念已逝的刘大年、徐旭生、杨向奎等老一代学者的散文，有微词的多指刘大年曾经错误地批判了一些学者。值得指出的是，刘大年生前编辑著作目录中特地收入他在1957年和1966年批判荣孟源和吴晗的二篇文章，他说：“这两篇文章的观点是错误的，但它们确实是我写的，是我个人历史的一部分。”不讳避曾有的错误，坦诚地面对过去，是很难得的。

五柳村2008年6月6日收到

五条“理由”和“含泪劝说”

四川这次特大地震，灾区的大部分学校的教学楼都倒塌了，上万名学生被压死在瓦砾堆下，而大部分党政机关大楼却安然无恙，这引起了全国人民的一片质疑声和责骂声，更引起了死亡孩子家长的愤怒。他们举着死亡孩子的照片游行上访，要求追究不法建筑商和教育系统有关领导的责任。德阳县委书记为了劝说死亡孩子的家长们不要上仿而向他们下跪。四川教育厅为此还公开宣布了教学楼倒塌的五条原因（我把它称为五条“理由”）。先看看这五条“理由”：

一、这次地震首先是超过了预计强度，学校校舍抗震难以抵御如此强烈的地震。

二、灾情发生在上课期间，集体伤亡人数比较多。

三、学生上课时集中在教室，楼面负荷大，疏散时又集中在楼梯间，这些走廊、楼梯相对来说是建筑比较薄弱的，所以造成了一定的损害。

四、根据四川省教育行政部门提交的材料，四川省倒塌的相当多的校舍建筑时间比较长，校舍陈旧落后，这也是导致部分校舍垮塌的重要原因。

五、学校的建筑在抗震方面本身就存在着设计方面的先天性缺陷。

这五条“理由”实际上连一条也站不住脚！

一， 这次地震首先是超过了预计强度，学校校舍抗震难以抵御如此强烈的地震。为什么党政机关的办公打大楼能够抵御如此强烈的地震？这岂不证明了在盖党政机关大楼与盖学校校舍时的设计标准的不？日本是一个多地震国家，每次地震的发生，人们都到学校去躲避，而我们国家地震中倒塌最严重的却是学校，这是为什么？

二， 灾情发生在上课期间，集体伤亡人数比较多。地震时党政机关大楼中的大小官员难道不是也在办公？

三，学生上课时集中在教室，楼面负荷大，疏散时又集中在楼梯间，这些走廊、楼梯相对来说是建筑比较薄弱的，所以造成了一定的损害。大部分党政机关大楼的会议室的面积比一间教室大的多，有的可容纳上千人开会使用，楼面的负荷要比一间教室的负荷大得多。在党政机关大楼中办公的党政官员绝不比在一幢教学楼上课的学生少，他们在遇到地震疏散时难道不走楼梯间？他们为什么很少伤亡？这岂不证明了党政机关大楼的楼梯间与教学楼的楼梯间在设计时有很大的差别？

四， 根据四川省教育行政部门提交的材料，四川省倒塌的相当多的校舍建筑时间比较长，校舍陈旧落后，这也是导致部分校舍垮塌的重要原因。在倒塌的学校教学楼附近就有不少楼房的建筑时间比教学楼还要长，为什么没倒？为什么一撞2004年刚建的教学楼却一垮到底，而且是粉碎性倒塌？要游行上访的正是死在这幢教学楼中的学生家长们。

五， 学校的建筑在抗震方面本身就存在着设计方面的先天性缺陷。这岂不证明了党政机关的办公大楼在坑震方面的设计没有先天性缺陷？

名眼人一看，这五条所谓的“理由”完全是在为有关当事人，特别是教育系统有关的当事人应服的责任进行开脱，这不引起死亡学生家长的愤怒才怪呢！这五条所谓的“理由”很可能就是引起死亡学生家长要游行上访的导火线。

再谈谈余秋雨先生的喊泪劝说。余先生喊泪劝说死亡学生家长不要游行上访，不要给政府添乱。且不说，游行上访是宪法规定公民应有的权力。先看余先生是怎么说的。余先生说“校舍建造的质量，当然必须追究，那些偷工减料的建筑承包商和其他责任者，必须受到法律严惩。我现在想不出在目前这种情况下，还会有什么机构胆敢包庇这些人。”余先生的胆量可真不小。你怎么敢保证没有什么机构胆敢包庇这些人？从这些年来揭露出的贪腐案件来看，背后包庇的人还少吗？余先生难道真的不知道？陈良宇在上海为害十多年，为什么不敢公开审理？余先生你敢说过去比陈良宇更高一层的官员没有人包庇他？

余先生还说“因为，无论怎么说，这次大灾难主要还是天灾。当然也有未倒的房屋、幸存的学校，但这有多方面的因素，不能仅仅从一个角度来论定。已经有好几位国际地震专家说，地震到了七点八级，理论上一切房屋都会倒塌，除非有特殊原因，而这次四川，是八级！”请问余先生，未倒的房屋、幸存的学校未倒的特殊原因是什么，余先生你能回答吗？

余先生又说“堰塞湖的问题是悬在几十万人头上的凶剑，卫生防疫问题也急不可待，灾区上上下下所有的力量还在气喘吁吁地忙于救灾，人口大幅度流动，一切都处于临时状态，因此，确实很难快速腾出手来处理已经倒塌的校舍建筑质量的法律问题。”的确，当前救灾是第一位的。难道为了救灾，法院、检察院就会放下本职工作不管，全都去救灾？如果真是这样，灾区甚至全国岂不乱了套？

余先生再说“你们受灾以来的杰出表现，已经为整个中华民族赢来了最高尊严。你们一定不会否认，这些天来，无论是中国的各级政府、军队、武警、医生，还是全国各地和世界各国的救援者、志愿者都尽心尽力、令人感动。只有当这些里里外外的多重力量不受干扰地集合在一起，才能把今后十分艰巨的任务一步步完成。因此，你们要做的是以主人的身份使这种动人的气氛保持下去，避免横生枝节。一些对中国人历来不怀好意的人，正天天等着我们做错一点什么呢。”的确，我们的军队、武警、医生，还是全国各地和世界各国的救援者、志愿者都尽心尽力、令人感动，令人敬佩。可是死亡学生家长游行上访要求追究不法建筑商和有关党政官员的责任不应该吗？这算是横生枝节？余先生你是这样认为的吗？

另外，余先生在开头就说“昨天从海外一些媒体看到，灾区一些家长捧着遇难子女的照片请愿，要求通过法律诉讼来惩处一些造成房屋倒塌的学校领导和承包商。从画面上看得出，警察们正用温和的方式劝解，但家长们情绪激烈。由此，那些已经很长时间找不到反华借口的媒体又开始进行反华宣传了，诬陷性的说法有四点：
　　
　　　　1、 是天灾，更是人祸；
　　
　　　　2、 官方宣布，这事法院不受理；
　　
　　　　3、 五个境外记者拍摄这种场面时被公安“短时间拘留”，询问他们的身份；
　　
　　　　4、 难道地震真使中国民主了吗？”

请问余先生，新中国的哪次天灾不是与人祸有关？当年长江大水灾，朱容基总理在长江大坝上骂“这是豆付渣工程，王八蛋工程”，你不记得了？你能证明官方宣布法院受理了吗？

请问余先生，一些海外媒体指出地震发生前后中国政府处置不当之处就是反华了？“反共反华”这确是冷战时代经常出现的字眼，余先生是否还存在冷战思维的残余？执政党、政府、国家是三个不同的概念，余先生真的不懂吗？你难道认为反对政府和执政党的错误就是不爱国，就是反华？“华”与中国政府和共产党的区别可就更大了。“华：不仅指大陆人民，还包括港、澳、台以及全世界的华人，指出中国政府和共产党的错误的人，特别是海外媒体难道连海外华人也反吗？

五个境外记者拍摄这种场面时被公安“短时间拘留”，询问他们的身份。余先生你有证据五个境外记者没有被短时间拘留吗？

难道地震真使中国民主了吗？对这次地震中国媒体的报道空前开放难道不是好事？任何一个国家由独裁体制走向民主体制，媒体的开放是第一步。余先生难道认为中国永远不应该不可能实现民主吗？这岂不与中央的说法相悖？

另外，以上四条可是境外媒体报道的，中国媒体对这次地震的报道虽然空前开放，但以上四条可没有报道，你把这四条公开出来，不怕涉嫌“泄密罪”或与境外反华媒体相呼应吗？

余先生的政治嗅觉是十分敏锐的。文革期间投靠四人帮，成为四人帮掌握的《学习与批判》刊物的重要成员之一，成了一位文化打手，做了不少见不得人的事，文革后却没有任何一点忏悔之意。沉寂一段时间后，又以文化名人出现，写了不少诸如《文化苦旅》之类的散文集，再后又以专家学者的身份点评青年歌手大奖赛，被指出许多硬伤后，再次稍微沉寂一段时间，现在又出现了。余先生是不是看到媒体又要收紧，中国政府从全国调了五千特警赴四川灾区，从中悟出了什么？但是余先生请不要忘了，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文革时期的中国，今天的人民也不是文革时期的人民了。若从文化根底来讲，余先生恐怕比郭沫若老先生还差不少，但其心理之阴暗，恐比郭老甚矣。余先生，恕我不恭了。

陈奉孝
二00八年六月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