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民主國的出現，不僅是當時抗日義舉，也係動搖滿清政權的革命行動。在清廷的全權代表李鴻章與日本簽訂馬關和約，割讓台澎與日本之後，台省人民毅然拒絕割讓，繼續作抗日的奮鬥，使清廷割台專使李經方僅能與日本方面接收台灣的第一任台灣總督樺山資紀在船上作紙面的交割，仍待日軍費力進攻，始達到其侵佔台灣的目的。這一方面表現出台省人民對日的英勇不屈，他方面更表現出其對滿清政權的深惡痛絕。本來一個政府平時政治不良，使人民長處水深火熱之中，已久為人民所憤恨，一旦對外作戰遭遇空前的失敗，喪權辱國，割土資敵，當然愈發激起人民的怒潮。橫被割棄，身受切膚之痛的台灣省同胞，更是不能忍受了。台灣於繼續抗日之外，並成立台灣民主國，這便是不服滿清政府統治的表示。所以，台灣民主國之出現實係對滿清政權之革命。由於南明鄭氏之以台灣為抗清基地，清廷取得台灣之後還是多年不能順利統治，台省同胞隨時作反清的鬥爭，父子祖孫代代相傳，民族意識深入腦海。因清廷在甲午戰爭中的措施乖方，並簽訂了屈辱的馬關和約，其憎惡滿清政權的情緒自更熾烈。台灣民主國之成立，與孫中山先生之首次革命(乙未廣州之役)，恰在同年，可說是具有同樣重要性的。

　　但台灣民主國亦有其重大的缺點，第一是反對滿清政權不夠徹底。作為台灣民主國第一個大總統的唐景崧，便念念不忘他與清廷之間的「君臣之義」，他於就任台灣民主國大總統接受大總統印綬的時候，還穿着清廷的朝服，望闕九叩首，纔北面受任，大哭而退。就任之後電告清廷，還說甚麼遙奉正朔，永作屏藩，雖另定年號，但年號為永清，仍是不忘清朝之意。景崧於清德宗光緒二十一年五月初一就大總統任，即在是月中因前方戰事吃緊，於正吃飯時匆匆放下筷子，假扮商民，帶著清廷原給他的台灣巡撫關防，由台北跑到淡水，搭上德國商船內渡。基隆前敵營務處高爾伊寫信給景崧，勸他死守台北，依次轉進台中、台南，節節抵抗，勿遽內渡。景崧不聽爾伊的話，還是逃走了。景崧逃走以後，台省同胞遂於六月中公推駐守台南的名將劉永福接任民主大總統，永福卻一次二次三次地辭謝，終於沒有就職。他於七月初四日答覆日總督樺山資紀來書，仍自稱「大清國欽差幫辦台灣防務記名提督軍門閩粵南澳總鎮府依博德恩巴圖會劉永福」(劉氏答書及樺山資紀來書，均見劉氏幕客吳相林今生自述。)並未用台灣民主國的名義，這比唐景崧更不如了。永福本曾投奔太平天國餘黨吳元清，卻對清廷所給官位念戀不捨如此，實在令人可惜，反不及唐景崧的態度來得比較堅決了。唐劉均不是台灣本地人，以巡撫總兵的高位，為台灣同胞所擁戴，其態度這樣拖泥帶水，真使新興的台灣民主國為之黯然減色。唐景崧逃走，把一百兩重的台灣民主國大總統銀印丟得不知下落，大概是怕清廷加罪於他，所以不敢帶回大陸去。劉永福總算比唐景崧支撐較久，他於八月末纔由台南到海邊搭上英國船。唐劉二人本係老搭檔，劉永福前在越南率領黑旗軍與法兵鏖戰，聲威顯赫，唐景崧便曾親自至永福軍中為之策劃，唐氏著有請纓日記以記其事。不過後來二人之間卻有了很深的隔關，所以在台灣，唐劉二人並不能精誠合作，這亦是台灣民主國的致命傷，可說是台灣民主國的第二個缺點。

　　唐景崧劉永福都是被擁戴的象徵，倡議成立台灣民主國的是台省名流邱逢甲氏。邱逢甲字仙根，又字仲闕，台省彰化縣人，祖籍廣東。自幼勤苦讀書，十三歲便入學做了秀才，繼在筱雲山莊及海東書院讀書，以詩文鳴里中，未幾聯捷中舉人，成進士，留京受兵部主事。嗣還台做崇文書院山長，名望甚著。及清廷割讓台灣與日本，邱氏大哭說，我早知有今天。台灣是台人所自有，我們不能自棄呀！於是首倡台灣自主之說，登高一呼，全台皆應。群推邱氏草定臨時憲法，台灣民主國由是成立。唐景崧被推為大總統以外，邱氏亦被推為副總統兼大將軍，台灣民主國的制度即邱氏所制定，藍地黃虎的國旗也是邱氏所創製的。邱氏於唐景崧、劉永福二人間的不一致苦心調停，唇敝舌焦，繼之以泣，可惜終於無效。景崧離開台北逃走之後，邱氏還收拾散亡，繼續與日軍作戰，其奮鬥不屈的精神，是值得令人佩服的。

　　邱氏後來內渡回到廣東祖籍，自號倉海君，念念不忘收復台灣。所賦詩有「親友如相問，吾盧傍念台。」及「百年如未死，捲土定重來。」之句。由於邱氏對滿清腐惡政權的憎惡，終於參加了中山先生領導的革命陣營。邱氏在清末當選廣東省諮議局議長，對革命事業暗中贊助不遺餘力。及辛亥革命爆發，廣東軍政府成立，邱氏復代表廣東，參加臨時參議院，並照料北伐粵軍。他登掃葉樓詩有「掃胡如掃葉」之句，充分流露出忠精耿耿的心情。當年台灣民主國的建立，原係抗日救國的義舉，而不是一種分離運動，由於邱氏之參加整個中國的革命陣營，愈發使台灣與祖國打成一片。美麗寶島雖在日人統治之下，省同胞固無日不望重回祖國懷抱。距馬關和約不過五十年，國軍終於渡海受降，光復台灣。邱氏捲土重來的預言畢竟實現，可惜邱氏早己齎志以殁，不能及身親見了。

　　連橫《台灣通史》卷三十六列傳八有邱氏的傳，末了「景崧未戰而走，文武多逃，逢甲亦挾款以去，或言近十萬云。」連氏此言把邱氏說成貪污之流，亟應加以辨正。在台灣淪陷之年，連氏歲數不大，又未在民主國擔任任何職務，見聞並不親切，其謂邱氏挾款以去，所據當係無稽之談。而且邱氏是台灣民主國的副總統，在萬不得已必須離開台灣時，手邊如有公款，自應一齊帶走，難道還能留下來等日軍接收嗎？唐景崧劉永福內渡之後，久把台灣置之腦後。邱氏則念念不忘台灣的收復，手邊公款亦必悉用之於光復台灣的事業，決不會據為私有的。連氏於傳中輕用「挾款以去」語，好像邱氏是捲款潛逃，未免近於曲筆。元珍於民國十六七年肄業成都大學文預科時，承國文教師白屋詩人吳碧柳先生芳吉把邱氏的《嶺雲海月樓》特選印散發，讀後於邱氏為人甚為景仰。以後看見連氏此傳，心裏甚不痛快，特為辨正，台省耆賢應有同感。碧柳先生亦係愛國詩人，摹本久失，此文無從質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