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之先生的反對袁世凱獨裁帝制和對推翻北洋軍閥的功績
陶元珍

　　胡適之先生之反袁，並不自袁進行帝制始。宋教仁被刺，癸丑討袁之役失敗後一年，適之先生曾把宋案證據剪貼在日記裏。先生於民國三年二月記道：「偶檢故紙，得宋教仁被刺案內應夔丞家中搜得之證據若干件。念此案今已不了了之，他日青史終有公論，吾故以此諸件黏於左方。」(《藏暉室劄記》卷三第四九條「宋教仁被刺案中之秘密證據」商務本胡適留學日記第一冊頁二零零——二零一)這些證據，總題作「應夔丞秘密證據之一部分」，共四十三件，都是從上海《大共和日報》上剪下來的(留學日記第一冊頁二零一——二二一)，真是有心人！這就是在反對袁世凱的獨裁。適之先生所保存宋案證據之多，祇有李劍農先生的《最近三十年中國政治史》可與伯仲。當適之先生在美國留學的時候，劍農先生正在英國留學。劍農先生是湖南省官費生，因反袁之故，官費被袁的爪牙湯薌銘所取消。劍農先生抗不回國，每月用費減至最低限度，房膳四磅、購書一磅。女房東嫌錢少，厲行減少膳食的供給。劍農先生忍飢苦讀，怡然不顧。兩先生高風亮節，隔洋輝映，後來成為好友，非無故也。(劍農先生於袁世凱死後歸國，在上海主編《太平洋雜誌》。適之先生曾由美寫寄不少文章交該刊發表，及返國，一到上海即訪晤劍農先生，是為兩先生的第一次會見。後來劍農先生的《最近三十年中國政治史》於民國十九年出版，適之先生曾特買八部送人。)
　　適之先生在剪貼宋案證據之同月，曾先後得到宋教仁案唆犯應夔丞被刺死、趙秉鈞被毒死的消息，就斷言是最高層的教唆者殺以滅口。先生記道：「昨見日本報紙，知應夔丞在京津汽車中(元珍案：此『汽車』係指火車而言。)為人槍斃。此雖快心之事，然吾恐殺之者即使應殺宋遯初之人，今茲殺應以滅口耳。」(劄記卷三第四九條留學日記第一冊頁二零一)又於同月十九日記道：「頃見日文報紙載一月十九日應桂馨出京，(元珍案：應桂馨即應夔丞)在京津火車中被人用六寸長短刀刺死。」(劄記同卷第五零條「應桂馨死矣」留學日記第一冊頁二二一)(元珍案：應確係被刀刺死，被槍斃係誤傳。)又於同月二十七日記道：「英文報載直督趙秉鈞二月廿七日暴死，人皆疑為被人用毒藥暗殺。此案之詭譎，可謂極矣！兇手武士英死於上海獄中，應氏死於火車中，今趙氏復以毒死。繼趙氏而死者誰耶？」(劄記卷三第五一條「死矣趙秉鈞」留學日記第一冊頁二二二)李劍農先生說，應夔丞死後，趙秉鈞曾用電話向袁世凱詢問究竟，袁厲聲答稱：「總統殺他！」趙嘆息云：「今後尚有何人為總統盡力？！」電話立時被袁掛斷，不幾天趙也死了。當然趙應武三人都是袁害死的，適之先生對袁並沒有冤枉。
　　民國四年八月裏，適之先生得到袁世凱恢復帝制，美國學者古德諾贊成袁稱帝的消息，曾用英文寫成兩篇論評，以反對袁世凱帝制並駁斥古德諾的謬論。先生於是月十八日記道：「報載袁世凱將復帝制，美儒古德諾(Frank J. Goodnow)贊翊其說，不知確否？昨下午紐約《外觀報》(The Outlook)以電相告，謂其社中記者將據報載消息立言，並詢余意見。余為作短文論之。」(劄記卷十一第六條「論袁世凱將稱帝」留學日記第三冊頁七四一)此文題目為《China and Democracy》(中國與民主政治)，全文即附劄記此條後(留學日記第三冊頁七四一——七四八)，大概是發表後將報紙剪貼的。劄記同卷第二零條「闢古德諾」是先生於同月廿九日所記的。先生記道：「前作文論袁世凱將稱帝及古德諾贊成此議之風說，顏之曰《China and Democracy》意有未盡，復作一文，專論《古德諾與中國之頑固反動》(Goodnow and Chinese Reactionism)。古氏在此邦演說作文，均言中國人無共和之程度，其說甚辯，足以欺世。又以一國名宿也(古氏新被選為約翰霍布鏗大學校長)，故其言為人所深信，於我國共和前途殊有影響，不可不辨；故乘此時機作文攻之，以投《新共和國週報》(The New Republic)，不知能登出否？」(留學日記第三冊頁七六八)此文沒有附在後面，大概還是登出來的，適之先生捨不得拆散，故爾未貼。古德諾這個人，就是楊度等奉袁世凱命成立籌安會抬出來的洋招牌。梁任公先生作《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一文反對帝制，提到古德諾，曾憤慨地自嘆「我睛非碧，我髮非黃。」適之先生以二十四歲的青年，毅然把籌安會的洋招牌摔下捶碎。同時在美留學的那樣多中國留學生，有第二個人能像先生這樣辦嗎？！筆者於民國四十九年十二月十七日晚間參加北大校友會，慶祝校慶及適之先生華誕的聚餐會，曾向適之先生提到他的反帝制論文，並勸他把自己用英文寫成的文章搜集在一起，編為文集，先生很同意。這是筆者和適之先生最後一次談話，以後於民國五十一年二月廿六日到殯儀館致弔，所能看見的祇是先生的遺體了！
　　適之先生在袁世凱死的次日得到袁的死訊，先生於是日(民國五年六月七日)記道：「袁世凱死於昨日。此間華人，真有手舞足蹈之概。此真可謂『千夫所指無病自死』者矣。……袁氏之賣康梁，其罪真不可勝誅矣。二十年來之精神財力人才，都消耗於互相打消之內訌，皆戊戌之失敗有以致之也。……袁氏之罪，在於阻止中國二十年之進步。今日其一身之身敗名裂，何足以贖其蔽天之喜乎！」(劄記卷十三第十三條「死矣袁世凱」留學日記第四冊頁九二六——九二七)這是先生對袁的嚴正譴責。是年，朱經農先生由華盛頓到紐約看適之先生，先生贈朱詩說：「六年你我不相見，一見在赫貞江邊，握手一笑須言，而今你我都少年。回首你我年老時，粉條黑板做講師，更有暮氣大可笑，喜作喪志頹唐詩。那時我更不長進，喝酒往往不顧命，……一日大醉幾乎死，醒來忽然怪自己，父母生我該有用，如此太不成事體。從茲不敢太糊塗，六年海外頗讀書，也曾不飲一杯酒，未能全斷淡巴菰。往事三天說不完，且喜皇帝不姓袁。……」(《嘗試集》)先生這幾年的留學生活，進思修業很猛，與出國前澆除胸中塊壘的才子情懷，自不相同。反袁反帝制成功，心境快暢，「且喜皇帝不姓袁」的詩句，是由袁世凱稱帝失敗，留下前車之鑒，相信中國再沒有人敢像袁的帝制自為，民主國體可得到永久保障了。
　　袁世凱死了，北洋軍閥的勢力依然存在，這些軍閥們雖無像袁一樣稱帝之野心，其獨裁暴政仍承襲袁的衣缽。梁任公先生稱這些軍閥們為袁世凱的游魂，一點不錯，祇要袁世凱的陰靈一天不散，老百姓即一天不安。由於沒有袁世凱作唯一的頭腦，袁下面的人便派系對立，大打特打，更進而派系之中又有派系，混戰一團糟。而且在北洋軍閥之外又新起了若干軍閥，他們本來是反袁的，反北洋軍閥的，卻向袁和北洋軍閥看齊，這種情形在西南各省特為顯著。適之先生於袁世凱死的次年學成歸國之後，看不慣軍閥的害國害民，便藉其在留學時期已開始致力的新文化運動，作為推翻軍閥的正義力量。因為適之先生專心任教寫作，他所致力的新文化運動，很快便得到廣大學生群和知識份子集團的贊同擁護，而大多數人民在軍閥暴政之下困不聊生，眾心思變，軍閥們的力量便經不住新文化運動的正義力量的打擊了。
　　適之先生致力新文化運動從兩方面著手。一方面是提倡語體文，使這種新的利器能為較多的人所利用、所瞭解。民智普及了，面對著惡勢力，自然要抗爭奮鬥。另一方面是傳佈新思想，鼓勵人們對學術、政治、禮教、風俗的一切重行估價，重新認識。李劍農先生說，一種文化運動進而成為政治運動是必然的。因為經過文化革新之後，必要把文化的革新應用到政治方面，以實現政治的革新。五四運動正是由文化到政治的轉捩點。儘管民國八年五月四日那天適之先生已因公到了上海，並不在北京，但五四運動之以新文化運動為背景，則毫無疑問。孫中山先生於辛亥革命發生時方在美國旅行，途中到飯館吃飯，買份報看，纔知道武昌首義的消息，這與中山先生之為革命領導者又何礙呢？致力新文化運動的，當然不止適之先生。曾慕韓先生於五四運動前一年，在日本東京號召留日學生反對中日軍事密約，組織留日學生救國團大舉歸國，進而發起少年中國學會，以致力新文化運動。及五四運動發生，其中堅人物如周枚蓀先生、康白情先生，都是少中的會員。(康先生是筆者的小同鄉，和筆者均是四川省安岳縣人。康在北大讀書時，曾得先祖父雲門公的接濟。)枚蓀先生代表北京各校學生南下促請滬寧各界支援，路過南京，便曾由少中會員左舜生先生協助。五四運動時間的領域，並不僅限於民國八年五月四日那一天，那一天曾慕韓先生也正在上海，慕韓先生於獲悉五四的消息後，在所主持的《救國日報》(留日學生救國團辦的)著論讚揚，隨即趕往北京，贊助一切。能因五四那天慕韓先生不在北京，即說他和五四運動無關嗎？
　　自五四運動發生，中國革新勢力的發展一日千里。國民黨因利乘便，揮軍北伐，俯拾勝利的果實，打倒北洋軍閥，有如摧枯拉朽(剩下的地方軍閥如西南軍閥之類，已無關大局)。這完全是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及接著發展的革新運動所裨予的。李劍農先生說得很公平，他說，清末同盟會所辦《民報》裏章太炎的文章，高等學堂(略等於大學預科，年限還要長些。)的學生還不易讀懂。五四以後，白話文流行，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用白話記錄下來，恐怕高小學生(略等於國校五六年級)也不會感覺到看著吃力吧？這對國民黨的宣傳工作，即有莫大助力。再則五四以後，各校均有學生會之組織，各地均有學生聯合會之組織，其上更有全國學生聯合會之組織。李劍農先生很風趣地說，其時國民黨各級黨部，恐怕還不及那些學生會、學生聯合會組織嚴密吧？適之先生追悼安徽省立第一師範學生姜高琦的詩說：「我們脫下帽子，追悼這第一個死的，但我們要知道，請願而死畢竟是可恥的！」(《嘗試集》)姜高琦係於民國十年六月參加向安徽省議會要求增加教育經費的各校學生請願行列，被安徽幫辦(可說是副督軍)馬聯甲部下的士兵用刺刀刺死的。先生認請願而死為可恥，此即鼓勵青年革命之意。沒有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以及接著的革新運動，能有那樣多有志青年投考黃埔軍校嗎？
　　適之先生於民國元年十一月十日曾稱讚梁任公先生說：「閱時報，知梁任公歸國，京津人家都歡迎之，讀之深歎公道之尚在人心也。梁任公為吾國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國之思想界。……使無梁氏之筆，雖有百十孫中山、黃克強，豈能成功如此之速耶。……」(劄記卷二留學日記第一冊頁一二二)這一段話決非過譽，我們很可借適之先生稱讚任公先生的話來稱讚適之先生自己，祇需將這一段話裏面幾個人名改變一下就行了。至於第一第幾，倒不必計較，其為大功臣則無疑問也。
　　　　　　　　　　　　　　民國五十二年三月十日
　　胡適之先生逝世已一年多了，散見各報紙期刊的紀念文字，大概有上千篇，彙印在一起的專冊也有好幾本，但是還沒有一部完整的適之先生傳記出來。本年三月一日出版的《文星雜誌》六十五期，有毛子水先生的《胡適傳》，雖然篇幅不過近二萬字，至少可當作適之先生的簡傳讀。可惜子水先生顧慮稍多，於適之先生的反對袁世凱獨裁帝制隻字未提，這在適之先生的留學日記中，自記得很清楚，子水先生不會沒有注意到吧。於適之先生對推翻北洋軍閥的功績，子水先生亦欠表彰。至於適之先生與五四運動的關係，子水先生說得有點不即不離，大概近來有人罵五四運動，連帶也罵適之先生，子水先生下筆頗難，用心甚苦，是很值得同情的。其實，五四光燄高萬丈，那管群兒故謗傷！適之先生亦復如此，罵先生的人正如蚍蜉撼大樹，多見其不自量也。本文之作，意在供為適之先生寫詳傳者參考，寫詳傳的工作，自亦非子水先生莫屬。適之先生雖有四十自述、留學日記，文存，專著，以及未刊手稿等傳下來，仍待子水先生以其多年見聞為之貫串。在適之先生成千累萬的學生中，像子水先生一樣，從學甚早，所學略同，而又共事很久的，恐怕沒有幾個人了。猶憶民國二十三年在武大史學系畢業之後，立意到北平進北大研究所，誰知到平之後，研究所忽決定停止招生。承適之先生特許，經過論文審查，入所為特別研究生。次年，經過考試，以第一名考入文科研究所史學部，又承適之先生特為申請獎學金(金額較原設之助學金為多)，從二十四年到二十六年，曾連續選修適之先生所開傳記實習課程兩年，每兩週上課一次。上課並不在教室裏，即在文學院會議室，用開會的方式，圍繞會議桌的四周坐著，由選修同學報告心得，再由適之先生批評指示，這種樂趣是至今還不能忘記的。雖則對傳記的基本看法，與適之先生不盡相同，一向認為傳記是史，與梁任公先生以傳記為人的專史的見解頗為接近，適之先生則認為傳記是文學。如此，不是那些文筆很「美」的「作家」們，即不能寫傳記，連適之先生為自己寫的四十自述和最近毛先生為適之先生寫的簡傳，都要找一位「作家」來重寫一遍了。台北近有一個刊物，名稱好像叫作《傳記文學》，其中的「作品」又有幾篇具有文學的意味呢？對傳記的興趣，確被適之先生提高不少。抗戰發生，離開了北平，在四川安岳家裏休息一年之後，曾於民國二十七年至二十九年間為中央政治學校大學部教中國近代政治家傳記一年、中國政治家傳記一年。三十八年五月來到台灣前，還曾於是年春趕忙為湖大史學系特開史傳學一課，以史傳為名，猶係許多年前的舊觀點。幾十年來，常想創辦一史傳月刊和傳記資料半月刊，始終未能實現。而適之先生已作古人，請益無由，徒增悲感而己。
　　　　　　　　　　　　同月十一日附識
　　　　　　　　　　　　原載《新中國評論》第二十四卷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