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李锐在接受亚洲周刊记者毛峰的专访时说：「我万万没有想到，耀邦同志与我的这次谈话，竟成为他生命的绝响。」

李锐告诉亚洲周刊：「在这次谈话中，耀邦对我说『如果中央重新给我作一符合实际的结论就好。没有，也不强求，去见马克思也是安然的』。所以，耀邦逝世后的第四天，我就在悼念耀邦的中顾委支部会上将带有耀邦『政治遗嘱』性质的『要求重新结论』提出来，希望正式转告中央。但却石沉大海，一沉就是整整十六年。所以，这次中共中央能够在人民大会堂公开纪念胡耀邦，也是顺应民心民意之举，对实现耀邦最后的心愿多少是一种安慰。」

李锐说：「那次谈话是在一九八九年的四月五日，没想到十天后耀邦突然就走了。我知道他是带着十分委屈的心情离世的。你想想，一个不图自己任何私利，倾注全身心血和才智为了自己的人民、自己的国家富裕强盛起来的人，一个平反了千万冤假错案的人，最后自己却被泼上『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污泥浊水，在非民主化的所谓『民主生活会』压力下黯然下台的领导人，其悲其怨是可想而知的。」

李锐回忆道，「那天我应邀到耀邦家中从下午二点一直谈到晚上九点半。晚餐时，他还特地为我做了家乡菜，我俩吃得都很香。健谈的耀邦辞职后，半年多一直闭门谢客，但那天他谈兴甚浓……他与我谈了十个有歧见的问题，可以说基本概括了他主政时遇到的主要问题。其中『资产阶级自由化』成为耀邦被迫下台的主要问题。但实质上，下台『导火线』则是耀邦八六年在政治局会议上公开表示『赞成小平带头退下来』，被邓认为耀邦要『树自己』。耀邦对我说，事实上这事（小平全退、他半退）是小平亲自约我到他家中商量决定的。耀邦认为，在许多分歧中他并没有什么错，执行的是改革开放的正确路线。所以，他希望党中央还历史的本来面目，给他一个符合实际的新结论。」

李锐认为：「在中共历届党的领导人里，胡耀邦是最得人心的。他是党的良心、社会的良心，是一个真正能够革故鼎新、推动历史前进的先锋……回顾中国共产党和我们国家所走过的历程，能够从『红小鬼』中产生一个领袖胡耀邦，应当是中国历史的一种幸运，也是中共的一种安慰。」李锐说，胡耀邦十四岁就参加革命，历经长征、抗日解放战争，是从「红小鬼」进入中共领导层。历经过革命磨练的他，最终抓住了中共和毛泽东屡犯错误的症结：皇权专制统治加斯大林式的无产阶级专政，造成运动斗争不断，冤案如山。胡耀邦组织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决战「两个凡是」，主持平反近三十年来的一切冤假错案，这是中共历史上的创举。不完成这两件大事，中国就无从拨乱反正，也打不开改革开放的新局面。

李锐说，胡耀邦更伟大之处在于从深层次上突破中共在理论思想和组织上的局限，提出不仅要经济体制上的全面改革开放，还必须要在政治、文化、教育等体制方面进行同步改革，尤其是政治民主化。胡耀邦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的自由、民主、科学、求实、开放、文明和富裕的体制，来代替那种专制、迷信、僵化、封闭、落后、野蛮、贫困、被异化的体制。这一思想，在胡耀邦最后一次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指导方针的决议》中已阐述得非常明确、完整，这是中共中央文件中从未有过的历史性开拓。遗憾的是，这些政治体制的设想尚未被付诸实施，胡耀邦就被迫下台了。

李锐说：「这说明，我们党、我们这个惯于实行秦政的国家，要真正实现民主是多么艰难。改弦易辙，谈何容易。」

八十八岁的李锐仍然「骨头如故作铜声」。他说：「我们这些从『一二九』运动和延安嶱洞走过来的耄耋之人，都是受五四精神的薰陶，追求自由民主而投身革命的。几十年来，虽历经磨难，未变初衷。我们寄希望于后来者，相信他们会把民主发展的接力棒传下去，一直传到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那一天，而这一天才是真正纪念耀邦、告慰耀邦最后心愿的一天。」李锐说，他在耀邦逝世那天夜里写了一首悼诗，其中最后一句就是：「活在人心变永生」。
网友推荐 五柳村2005/11/15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