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如下:

摆在我面前的这部《胡耀邦传》，是张黎群、张定、严如平、唐非、李公天五位同志，历时十五年，几经修改写成的一部反映胡耀邦一生心路历程和坎坷经历的著作。在本书即将付梓之时，作者邀请我为之作序，我感到非常高兴。

    我之所以很愿意给这本书写序，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这本传记的主人公不是别人，而是耀邦。耀邦不是一个一般的人，这并非因为他曾经担任过中国共产党内的最高职务——党的总书记，而是因为他是“中国共产党的革故鼎新的时期的领袖人物中最具变革精神、最具民主思想、最具性格魅力的一人”（见《胡耀邦传》第一章），是因为他经历了我们党半个世纪历史进程中的成功与坎坷，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是因为他的光明磊落、从不弄权谋的思想品格；还因为他最终的悲剧结局引发了人们在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政治方面深刻思考。耀邦离开我们十五年多了，但是有关他的书在大陆却一直受到来自宣传部门的严格控制，难以出版。尽管有四卷本的《怀念耀邦》在香港出版，汇集了一些耀邦在各个时期的同事、朋友、战友、部下对他言行的回忆性文字，但是总体来讲关于耀邦的书出版得还很少，特别是系统、全面介绍耀邦的传记性书籍至今还没有见到，远远不能满足人们对耀邦本人和耀邦所经历的政治时代和社会环境更全面的了解和把握的愿望。我想这本书的出版将使海内外读者有机会更加深入地了解耀邦的一生。
    其次，我和耀邦之间拥有一种“同志加朋友”关系。回想我第一次听别人提到胡耀邦的名字还是1938年在南昌。而第一次看到、并且注意到他，则是中1939年9月6日在延安举行的国际青年节大会上，当时耀邦和我两人都是主席团的成员，不知那时他注意到我没有。我和耀邦真正成为朋友则是在1975年邓小平复出，和“四人帮”斗争的那个时期。那时我们两个人都在邓小平领导下工作，在以后的“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又都是受批判的对象。一次耀邦对我说他和我是“难兄难弟”。1977年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后，耀邦领导和组织了平反冤假错案，积极推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他的事迹虽然人所共知，但是我是历史见证人之一。在这之后的十多年的时间里，在和耀邦的关于马克思义理论的探讨过程中，在对他担任党的最高职务后的所言所行的观察中，在他辞去党的总书记之后的互相勉励中，我感觉到自己和耀邦之间是观点相近、性格相投、彼此关心的“同志加朋友”，而且耀邦不是一般的朋友，而是我在党内将近七十年中相交最为亲近和敬爱的“同志加朋友”。
    第三，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我感到这部《胡耀邦传》本身是一部难以多得的好书，应该推荐给关心耀邦、关心当代中国问题的朋友们。说这本书写得好，不但因为书的内容丰富翔实，作者做了大量的认真仔细的调查研究，掌握了许多第一手的资料，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它不是简单的事实罗列，而是写得十分透彻，它可以使读者了解到历史的真实情况；它未为尊者讳更未为恶者讳，保持了历史的独立性和尊严。就我本人而言，读这本书的过程，不仅对当时的历史事实有了更细致的了解，同时引发了许多思想和情感上的共鸣。特别是在看了“生活会之变”这一章之后，经过几十年政治运动风风雨雨的我，深切地感到世情是如此之险恶，难怪为当时光明磊落、以自己的真诚度人的耀邦始料所不及。就是在今天，事情的可怕的程度，还使我心潮难以平静。
    我认为对于耀邦这样一个一生信奉马克思主义、对中国改革开放做出重大贡献、顾全党和国家大局、无私奉献、思想品德高尚的人，受到的一些待遇是非常不公正的。回想1989年4月耀邦溘然逝世后，我看到党中央给胡耀邦的悼词稿中故意不写他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至今我仍很不以为然。在共产党内，当一个党和国家领导人去世后，在讣告中给不给“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评价，是一件大事，党的高级领导去世后通常都会冠有这样的定语。就我记忆所及，康生死时就获得了“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称谓。周恩来去世时，毛泽东却不让称他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次又没有称胡耀邦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究其原因，无非是因为耀邦在生活会上受到过批评。对此我曾经有一次发表了不同的意见，新华社《内部参考》把我的意见反映中央。邓小平知道后似乎有点生气，说，我死了以后也不要叫我“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死了以后要不要称他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另一回事，但耀邦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2004年3月，我去长沙浏阳耀邦故居，看到了耀邦去世的时候穿着的一件破旧的汗衫，情感上受到很大的触动。这件汗衫已经相当地破旧，就是我这样穿着马马虎虎的人，也早就淘汰了。可是我们党的总书记就是穿了这样的汗衫走的。耀邦一的清廉是有口皆碑的，从这一件汗衫上就很自然地显示出来。作为一个党的高级领导人，这样的品德是十分可贵的。在我们大力提倡反腐倡廉的今天，耀邦的精神是我们所有身处领导岗位上的干部应该学习与效法的。这是对于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兴旺至关重要的一件大事。
    也就是在那次去耀邦故居时，我产生了一个心愿——在他的家乡建立一个耀邦的铜像。这样做的目的是让人们更好地记住耀邦、纪念耀邦、学习耀邦。当地的同志们给我们看了他们准备整修耀邦故居的规划。在那个规划中，原来的故居保持原样，周围另辟一片绿地，其中有一个位置是给铜像留出来的，据说经费还没有落实。我想这不应该是什么问题，在社会上一号召，就会有许多人愿意捐助。据说在耀邦故居，还有一所耀邦中学，我没来得及访问，但我想起应该先发动大家为耀邦中学图书馆赠书和捐款。在那里还可以搜集和陈列与耀邦同志有关的资料，使那里成为胡耀邦研究的一个中心。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把耀邦的思想、品德、精神在人们中间，尤其是年轻一代人中间更好地流传开来，发扬光大。
    记得巴比塞曾经写过一本书，名字叫《从一个人看新世界》。这让我联想到可以从耀邦一个人看中国，可以看到中国的历史，从而也可以看到中国的今天。从这个角度来说，《胡耀邦传》这样一部书的出版，按说应该是一件喜事。然而，这本书被迫只能在香港出版的事实又无法让人轻松地面对。联想到耀邦所受到的种种不公平的待遇，我心中的压抑和愤恨难以自控。耀邦虽然在职务上是党的第一把手，但始终没有掌握党的最高权力，最后还不让他体面地下台。不论从政治道德还是为人上，他都无瑕疵可议。下台后，他仍然积极工作。可是这样的伟人，关于他的书在大陆出版却受到严格的控制！大家可以想一想这究竟是为什么？我想无非是因为人们对耀邦太敬爱了，对耀邦的逝世不得不深思。加之耀邦逝世后不到两个月就发生了“六四事件”，使得一提胡耀邦有些人的神经就紧张起来了。1976年的“四五事件”也同样发生在天安门广场，两个事件、两种结果。胡耀邦去世已经十五年多了，有些人的神经也应该放松放松了，这对他们自己也有好处。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能够做到？
    纪念耀邦，让更多的人了解真实的耀邦，了解他的情感、他的经历、他的贡献、他的思想言论、他的精神境界，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为了这个目的，前年我在和朋友们的一次聚会上，提出了应该在2005年11月20日胡耀邦九十岁诞辰那天，举行一次“胡耀邦思想的学术研讨会”，邀请对耀邦有研究的学者和各界朋友参加，畅谈大家的研究成果和感想。我希望这个学术研讨会能够开得很成功。《胡耀邦传》在这个时候出版，能够起到为“胡耀邦思想学术研讨会”提供完整资料的作用，使我对研讨会的成功举行有了更大的信心。
                                             二00四年九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