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天风雨看潮生
我在加拿大

Friday, September 5, 2008

看过《水浒传》的人都知道武松有两次杀人的经历。第一次是杀西门庆和潘金莲,第二次是血溅鸳鸯楼,杀了蒋门神、张团练和张督监一家。施耐安对武松的这两次杀人经过描写的都十分精彩,特别是血溅鸳鸯楼,描写的更是惊心动魄,脍炙人口。但仔细分析一下可以知道,武松这两次杀人的动机和思想基础却是完全不同的。第一次杀西门潘金莲的动机完全是为了替兄报仇,而且一开始他并没有想自己去直接杀人,而是先找到了西门庆、潘金莲、毒害其兄的证据,告到县衙,企图通过正当的法律途径解决。无奈由于县官受了西门庆的贿,拖着不办,而拖着不办的理由又非常正当:捉贼要见脏,捉奸要见双。武松只是拿到了杀人的物证,而没有捉到双,证据不全,县官拖着不办的理由也充分。在这种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武松才决定自己执法,杀了西门庆和潘金莲。但是,武松杀人后并没有逃跑,而是提留着两颗人头去到县衙自首。武松是懂法的。他知道杀人要偿命。他甘愿接受这样的法律制裁,只是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县官对他进行了从宽发落,仅判了他个流放。就凭武松的武艺,如果他想半路逃跑,别说两个押送的衙役,就是再多几个恐怕也挡不住他。但是武松没有这样做。不仅如此,半路住了孙二娘的黑店,孙二娘劝他杀了两个押送的衙役逃跑,上山落草,武松也没有答应,而是甘愿到孟州监狱去服刑。为什么?因为这时的武松还是相信政府、相信司法的。可是到了孟州后,由于替人打抱不平,遭到了官(张督监、张团练)黑(社会的蒋门神)勾结的陷害,这时他不再相信政府、相信司法了,于是便上演的惊心动魄的血溅鸳鸯楼的一幕。他杀人后并没有马上一走了之,而是在墙上写下了“杀人者打虎武松也”,留下了自己的真名实姓。这不仅说明武松是一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更说明从现在开始,他再也不相信政府、不相信司法了。他要向腐败的政府、腐败的司法公开宣战。

从武松的两次杀人事件联想到今天的群众上访、暴力抗法,特别是杨佳杀警事件。人们就不难想到,人们为什么要上访?因为他们有冤情在当地得不到解决,他们上访说明他们还是相信政府、相信司法的,他们相信上级领导能还给他们一个公道。他们为什么最后要暴力抗法?因为上访并没讨回公道!杨佳为什么要杀警?说他在上海警察并没有受到迫害,能让人相信吗?如果他真的没有受到迫害,能对上海警察抱有如此深仇大狠吗?他能冒自己也会被判死刑去杀警吗?除非他是一个患严重精神病的人,而从他杀警前的精密策划来看,他又绝不象一个精神病患者,杨佳是懂法律的,他知道杀人的后果是什么。

人们常说的两句话“水能载舟,也能复舟”,“兔子急了也会咬人的”,值得当权者深思警惕啊!杨佳最后要被处死,这大概不会有其它结果,杨佳自己也清楚。处不处死杨佳我认为已不是问题的核心。问题的核心是当人民不再信任政府,不再信任司法,那时不管你采取什么样的高压手段,要想保持社会的稳定,恐怕难啊!

陈奉孝
二00八年九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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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August 31, 2008


前几天在网上看到一则消息: 8 月 26 日, 有好几百个访民聚集在四川省高级法院门口,要求法院院长接见。警察到场维持秩序,没有发生暴力冲突,只是哭声、骂声、抗议声、口号声响成一片。访民们高 喊:"打倒腐败法院"、"打倒土匪法院"、"严惩犯罪法院"、"严惩黑法院"。有人甚至高呼:"难道非要我们上访人员变成人肉炸弹,才能解决问题吗?"

" 难道非要我们变成人肉炸弹,才能解决问题吗?"读到这个出于激愤的惊心动魄的呼号,我感慨万千,不禁想起了一个多月前发生在上海的杨佳袭警事件。

去年 7 月 10 日 傍晚,杨佳骑着一辆租来的自行车,在闸北区普善路口被警察拦下,他们说杨佳的自行车是偷来的。杨佳被带到芷江西路派出所经过五个多小时的扣押审问,查明自 行车不是偷来的,便把他放了。杨佳因扣押时被殴打致伤,多次到闸北分局上访,闸北当局曾派两名警务人员到北京杨佳家中,承诺给予一定的赔偿,了结此事,杨 佳没有同意。在事情没有妥善解决的情况下,杨佳在今年 7 月 1 日独闯上海闸北分局,制造了 6 名警员被杀、 5 人受伤的流血事件。

面 对这个不该发生的悲剧,最可取的态度是总结教训,避免再发生类似不幸事故。上海当局应该在追究杨佳刑事责任的同时,查清导致杨佳袭警杀人的原因,接受教 训,改进工作,消除产生恶性事件的条件。但是,从近两个月的情况看来,事情完全朝着与人们的善良愿望相反的方向发展。上海当局不但不认真彻查导致惨案的原 因,反而采取种种违法手段,掩盖事实真相,欺骗舆论,欺骗公众。具体事实有:

(一) 关押证人,制造假象。悲剧发生的第二天,杨佳的好友郏啸寅在网上发布《上海袭警事件内幕》,揭露杨佳去年被上海的派出所扣押时曾遭到殴打,以致丧失性功 能,因此才多次上访,要求惩办有关人员,取得相应赔偿。郏啸寅第二天就被警察关押,过了几天,上海检察院第二分院以涉嫌诽谤罪批准把郏正式逮捕。

郏 啸寅究竟是揭露真相还是诽谤警方。两相比较,我宁可相信郏的揭露。事件发生后许多网民指出:是什么样的深仇大恨促使杨佳采取如此残暴的手段来进行报复?警 方否认刑讯殴打,显然是谎言。但是,一般的殴打拷问只能伤及身体四肢头部骨骼,怎么会有丧失性功能的后果呢?巧得很,我在昨天《北京晚报》第 16 版的"新闻点点评"里,发现了一条摘自当天《新京报》的消息:" 2007 年 6 月 30 日至 7 月 2 日, 长春三名干警指使四名在押人员向市民张庆嘴中灌盐,并实施殴打、掐睾丸等虐待行为,致其死亡。"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在专政部门的刑讯逼供种种手段中,还 有着"掐睾丸"这类旷古未闻的残酷方式。长春的张庆因被"殴打、掐睾丸"而死亡,杨佳有没有受到类似的酷刑而丧失性功能呢?我认为至少是很有可能的。中国 人的传统观念里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杨佳是个温顺的孝子,因酷刑而致"无后",自然无法忍受;投诉上访又得不到妥善的处理和合理的赔偿,这才铤而走 险,犯法行凶。追根溯源,是警方的刑讯逼供和未能妥善处理,导致杨佳行凶杀人。事实上,警方对于派出所的酷刑使杨佳丧失性功能是是十分清楚的,所以才有两 位警官到北京寻求和解的过程。如果杨佳在上海派出所仅仅受到一般的盘问审讯,两大警官会不远千里,纡尊到北京杨佳家里去解决问题吗 ?

被 关押的知情人不止是郏啸寅,还有杨佳的母亲王静。事发当天下午,上海警方便派人到北京慧忠里杨佳住处,以"协助调查"的名义,把王静带到大屯派出所,从此 下落不明。杨佳的亲属委托北京忆通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李劲松向北京市公安局、上海市公安局,闸北区人民检察院、闸北区人民法院举报王静失踪,可能是被绑 架,要求侦讯查处,当然不会有结果。既然是"协助调查",完全可以冠冕堂皇的进行,为什么要采取绑架式的关押隔离方式呢?除了害怕她说出事实真相之外,恐 怕再也找不出别的解释了。

(二)违规操作,为杨佳指定官方的辩护律师。杨佳父亲委托北京雄志律师事务所熊烈锁等律师为杨佳的辩护人,熊律师等在 7 月 15 日到上海,却见不到杨佳,也不能查阅有关案卷。 17 日 下午,检察院约见熊等,出示杨佳的笔录,内称:他只接受他母亲为他聘请的律师,其他律师均不接受。这种拙劣的把戏,明眼人一看便可看穿。首先,杨佳的笔录 是真是假,大可怀疑。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刘子龙律师就对这个问题提出五点疑问,都是上海警方无法辩解的。其次,即使杨佳笔录是真,也是在杨佳和他 母亲被警方严密控制、丧失人身自由、不能与外人接触的情况下出现的。在警方一手操控下演出的这幕丑剧,除了说明警方的卑鄙之外,还能说明什么?

那么,警方为杨佳指定什么样的律师呢?据网上报道,此公大名谢有明,是闸北区政府的法律顾问。这就怪了,杨佳袭击的是闸北分局,怎么会聘请被袭者的法律顾问来做自己的辩护律师呢?据《广州日报》 7 月 8 日 报道,这个谢有明说:"像杨佳犯罪情节这么严重,一般来说,在量刑上几乎没有什么疑问,不出意外的话,估计是死刑。"作为杨佳的辩护律师,他居然在法院审 理之前就宣判了杨佳的死刑,这是完全违背律师的职业道德的。与其说他是杨佳的辩护律师,不如说他是闸北分局的代理人;与其说他要为杨佳辩护,不如说他是在 配合警方。为杨佳指定这么样的律师,充分暴露了上海闸北当局掩盖事实真相的卑劣用心。

闸 北警方用这种瞒天过海、掩耳盗铃的手法,关押证人,操控律师,妄图遮尽天下人的耳目。这样不仅很不光彩,而且也很危险。上海近几年经济发展迅速,但社会不 稳也在不断增长,且不说东八块几千拆迁户的呼声和郑恩宠的冤案,早已在上海以至全国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就在杨佳袭警案的前后,见于网络报道的就有:( 1 ) 6 月 12 日,一位姓周的女士因拆迁问题到杨浦区政府上访,遭到区政府人员殴打,打后被带到派出所接受训话,到晚上 11 点才被允许到医院验伤。她向媒体投诉后,《上海法治报》记者林宇丹和摄影记者翁磊于 6 月 27 日到杨浦区政府采访,也被区政府的 6 名保安围殴,翁磊在暴雨积水中被拖走一百多米。( 2 ) 7 月 2 日,上海一名年轻瓜贩因西瓜被收缴,持刀冲进城管中队,将城管队长和一名警察砍伤。( 3 ) 7 月 17 日下午,金山区富茂农贸市场有 3 名市管人员被一名摊主用尖刀刺伤。( 4 ) 在此之前,崇明岛上曾发生袭警事件,一名警察遇害。官民矛盾如此紧张,是缓解矛盾还是加剧矛盾,考验着上海的领导人。在官民矛盾中,主要矛盾在官府一方。 只有官方彻底改变与人民对立的阶级斗争思维,放弃对人民权利的侵害,改变动辄对人民施暴的惯性,才能缓解矛盾。上海当局处理杨佳案的方式,不是在解决矛 盾,而是在加剧矛盾。杨佳袭警事件不是偶然的,它是官民矛盾尖锐化的反映。如果官方不努力缓解矛盾,反而加剧矛盾的话,那么,就像成都的访民说的那样,出 现"人肉炸弹"也不是不可能的。杨佳和"人肉炸弹"之间,并没有绝对的界限,两者相距只有一步之遥。希望当政者对这个问题能有所认识,有所惕厉。

特别需要指出,从杨佳到"人肉炸弹"的危险,并非为上海所独有。遍布全国的维权运动,暴力镇压的惯性,使全国各地都弥漫着有可能爆发的着火点。成都 8 月 26 日 的群发性事件,就是多年积累的。据有关报道,四川省高院近几年判处了大量冤假错案,不服终审判决的申诉案就达四千多件。四川如此,其他省市恐怕也差不了多 少。遍布全国的有冤无处可诉、上访又遭镇压的访民,都有可能发展成为杨佳第二,甚至成为"人肉炸弹"。这也许有点危言耸听,但我认为把问题估计得严重一 些,可以引起从上到下的重视,更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特别是各级领导人,都应该有这个警觉,认清官民矛盾的严重程度,转变观念,从老百姓的角度来考虑为官 之道,正确处理已经形成的冤假错案,消除发生恶性事件的条件,把构建和谐社会的理想,真正落实到最能破坏和谐社会的要害上。

从杨佳到"人肉炸弹"只有一步之遥,手握权柄的人们,警惕啊!

2008 年 8 月 30 日
五柳村2008年8月30日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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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June 9, 2008

   今年是李慎之先生逝世五周年,时间早已远去。我与他既不是深交,也不是同辈,只是因为他的言谈风貌光照后人,尤其是他一篇《国庆独语--- 风雨苍黄五十年》感动过无数人,有一件事至今难忘,我想应该公示于众,以告慰崇敬他的读者。

    李先生晚年萌生了口述自传的想法,但这要有一些化费,虽然为数不多,但对一个两袖清风的长者来说,也是一项额外的开支。这时有个朋友对我说,有一个李先生的崇拜者愿意提供资助,不要任何报偿。这个朋友50年前在新华社工作时,曾经奉命监督李先生劳动改造,虽然并没有过分为难李先生,但为此他一直心怀内疚,总想有所报偿,因此就这机会引来了邹先生。

    记得那是在一个秋天的午后,从广州出差来的邹先生来到我家,丢下一万元托我转交,我说,李先生住处不远,我带你去见见他,他说不用了。我说: “那我代表李先生谢谢你。”他说:“ 不! 你应该代我谢谢李先生,是他的文章使我看到了共产党的希望。”就这样,他连地址也没有留下。其实闻讯要予以资助的不止他一人,我的老同学复旦大学教授汤纲,多次提出可以资助李先生出书,都被李先生谢绝了,唯有这素陌平生的邹先生,是我说服李先生收下的,因为他一句“谢谢李先生”,也使我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5 年前,李先生去世后我写过一篇悼念文章《不是谢幕,是序幕》,发表后收到一些年青人的来信,我就其中一些共同性的问题作了回答,5 年了,有些问题尚未过时,因此照录如下:

丹冰:

    看到你的来信,就有一股想说些什么的冲动,这可能在我心底早有与隔代人相互沟通的愿望,虽然我每周上班都与年青人交谈和争论,但学术问题与两代人经历的体会并不一样。

    怎么说哩! 我与李先生相比是晚辈,但比其你们来就是前辈。我是处在上下两代人的中间地带,中间也是中介,所以我很想在老一辈革命者与新生代之间做个媒介和桥梁。这是因为我看到老一辈与新一代之间理解问题的差异,或者说我体会到老一代的苦闷、辛酸和无奈,这是不容易为年青人理解的,若能充分理解这种境遇和心态,才能真正了解我们所处的时代。

    我这样说,是因为看到网上有人批评李慎之是圣人的说法,在这以前也看到对周总理的责难,这些都不无道理,但这都是在当今环境中的质疑。殊不知,在社会大变革之际,隔代如隔山啊! 有一则传闻说,李敖对一个大陆的知识分子说: “我敢在总统府前骂李登辉,你敢在中南海门前骂毛泽东吗? ”使他哑口无言的回答是:“我敢到台湾骂李登辉,你敢来北京骂毛泽东吗? ”其实,毛泽东早已断言鲁迅若活在建国后的大陆,不是下牢狱就是沉默,不可能有第三种选择,鲁迅历来被认为最有硬骨头精神,连最有骨气的中国人也只能不成功即成仁,又有谁能超越其外哩?

    “圣人”是早已消逝的词汇,到21世纪又召回这一用语,只是用来表述此乃人中之杰,这样极品式的歌颂,只为一个非常简单的理由: 敢于说真话。说真话算什么圣人?!这在哪国、哪代也只是普通的道德操守,任何一个教徒都要以说真话为虔诚的起码原则,可在这里竟然成为圣人,又有谁能理解呢?

    是的,在中国说真话之难,难于上青天。这不单单是出于对严刑峻法的畏惧,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不怕死的中国人也不少见,重要的是有各种理论,消解你说真话的愿望和信念,一种可怕的精神慑服,使你自我瓦解。

    人们往往从品节上评论中外人士的差别,比如说布鲁诺受到宗教裁判,宁死不屈,当他遭受火刑时,仍然高呼:“ 你们烧死我,地球仍然在旋转! ”在中国很难找到一个像布鲁诺那样,为追求知识而献身的勇士,但却可以找到很多为道义、民族而英勇就义的英雄豪杰,所以个人的品节不单是性格,更是一种信仰。

    一般来说,宗教和科学容易开发出个体的超越性,因为上帝是凌驾人类之上的力量,不受人间约束;科学是探索未知的世界,它可能受到人类的干预,并不受人世的支配,自然规则远比社会规则更为深不可测,不是人类所能左右的,可人们为什么又去孜孜以求? 靠的是信念。信念是比生死存亡更高的意识,具有此种情怀,才有不畏死的行为。传统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宗教和独立的科学精神。宗教是出世的,中国的佛教和道教都被儒家化了,他们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入世情结,为现实的人情世俗所左右。科学在古代中国主要表现在技术层次,靠的是经验积累,师徒传授,缺少独立自主的科学精神。在中国只有道义能超越生死,这道义是以伦理为本位,伦理又是以家、国、民族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家庭、国家和民族都是复数,是群体,个人只有附着家、国和民族,才是有价值的存在。个人附着群体,那群体就消解了个人的意识,以群体的价值为个人的价值。因此人与人的差异,除了背景、环境、生理不同外,大多是性格特征,在价值观念上不外乎儒、佛、道三家,佛、道很少进入主流的意识形态,儒家则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的最高境界,这种价值观主导中国数千年。持有这种人生信仰的,根本不可能出现为了说明地球绕太阳转而献身亡命的有志之士,这是古代中国不能产生布鲁诺的重要原因。关于这点我在《公私观念与人文启蒙》一文中就中国人缺少个体意识的传统,作了初步的分析。

    在群体价值消解个体意识的土壤中,很容易滋长脱离实际和造假的作风,而且还以“义正词严”的姿态出现,包括撒谎者本人。有些不讲真话的人未必有品质问题,因为在政治运动中撒的谎,往往是受到党国利益的驱动,自己也可以原谅自己,诸如顾全大局;个人事小,公家事大;公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不要只看一个指头,要看到九个指头云云,只要持有这种理由,说了弥天大谎,也可以面不改色心不跳,不必受到良心谴责,这种状态很难有个人的自悟,也没有诚信可言。所以中国不讲诚信是群体道德的缺失,是在“正义”掩盖下的非正义行为,这是制度的塑造,并不完全是个人责任。试想,当一个人的内心有这“道义”的驱使,周边有超强的压力诱导,其结果只能是彻里彻外的投降,而且还心甘情愿。

    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有一部《欧阳海之歌》在中国发行三千万册,这是按真人真事写作的记实小说,作者如实写出欧阳海出身贫困,哥哥被国民党拉了壮丁,本人当过乞丐的经历,可在审查后,传出江青的指示说,怎么能写他哥被拉壮丁?这不成了反动军人的家属! 乞丐也不行,这是游民不是贫农! 小说写他临终时对生命的依恋,也成了修正主义。接受这批示就不得不篡改历史,而且有理可据,振振有词。办雷峰展览也是如此,雷锋那件皮夹克,上了撤,撤了上,反反复复,不以事实为根据,一切按宣传需要而转移,为了表现他艰苦朴素,非撤不可。小事尚且如此,大事大谎者不知有多少。从上到下提倡这种风气? 弄虚作假怎能不弥漫全社会。

    说真话的是什么后果,有时是祸患无穷啊! 我有个品学兼优的同班同学,安徽人,大跃进中回家探亲,发现他一家活活饿死了5 个人,只剩下2个嗷嗷待哺的小孩,但他是纪律性很强的复员军人,回校后并未声张,只向组织作了汇报,并私下向同学要了一些粮票,就这些横遭批判,变成内控对象,毕业后发配到边远地区。六十年代近代史所有个出名的才子沈元,他在北大读书期间因为翻译了赫鲁晓夫报告被打成右派开除,摘帽后因为一篇出色的论文被调到研究所,在那个年代他是唯一在人民日报整版发表学术论文的青年学者,名气很大。文革期间遭了殃,被近代史所扫地出门,到街道又被赶走,投奔亲戚,没人敢收留,他无家可归,吃住无着,为了活命投奔苏联大使馆,被抓回,定成叛国罪,发回本所讨论,全所同仁一致通过给他以极刑,包括当初赏识他的黎澍。后来我到所后,私下打听,发现有许多同情者,但当时没有一个人敢为他说话,可见许多人是违避良心的。这怪他们吗?不! 文革中我在信阳农村干校劳动,才知道三年困难时期这里饿死上百万人,有的全家死绝,到了易子而食的地步,令人惊诧的是,事态发展到这一步居然没有发生动乱。事实并不如毛主席所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极端的高压中,是无人反抗的,信阳也有不怕死的,至多也是准备到北京告状,但走不出县界,就作为反革命被处治。后来因为李先念回家乡蔡县探亲,发现邻县信阳的灾情,才被纠正。据官方统计在这时期全国饿死的有二千万人,民间统计有三千万,比八年抗战死的人还要多。

    暴政猛如虎时百姓是噤若寒蝉的,这是中国的民族性,我起先认为这与中国文化传统有关,并就这个问题请教过李先生,他的一句话真可谓言简意赅,他认为,是制度造就民族性,这是很有道理的。

    在这种情况下,说真话怎能不成为道德的最高品节哩! 这是中国的国情,不会为外国人理解,也不会为现代年青人理解。有一次朋友聚会,有一位年青作家当着许多学者的面指责说:“ 你们这一代人太没有骨气了,难道就不会辞职? ”这句话问得我们是哭笑不得。

    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可怕的是人的异化,其中最可怕的是自我异化。在1959年的交心运动中,人人都把最切已的隐私全都晾出来交给党,比天主教徒向神父忏悔还彻底,因为宗教并不要求你说自己没有的东西,可交心运动,要把自己说得最坏、最丑,还要公示于众,才是对党的最忠心。因此你说你自己坏,我说的比你还要坏;坏得还不够,那就再添油加醋,要知道这不是对别人,是对自己,是自己给自己贴小字报、大字报,就这样在年青的大学生中展开了一场践踏自己的竞赛,弄得人人面目全非,最后连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我有一个同事甚至编造出在朦胧中想谋害毛主席的一闪念,把自己妖魔成罪大恶极的反革命来显示忠诚,发疯一样地扭曲自己,真是不可思议,后来我成为他专案组的成员,才弄清真相。自己坑害自己,人成为非人,后人又怎能理解这鞭入骨髓的精神戕害啊!

    中国人为什么这样疯狂地践踏自己和同类,这也许是后人永远不理解的谜团。不进入这特定的历史境遇,感同身受这一代人的苦难和精神残缺,又怎能找到答案?

    圣人不是天生的,李先生也是。他本名李忠,参加革命时化名李慎之,名为心声,由此可见,他是以谨慎言行的自勉投奔共产党的,并没有天生的反骨。他也软弱过,被打成右派后,一度想自杀,有时他对着镜子伸出舌头,恨不得一剪子把这惹祸的舌头剪掉。这样的苦痛、惶惑、动摇,是由于全身心地献身他信仰的事业,而又被他追求的信仰无情地抛弃。所谓的“错误”是他遵循党的教导说了一点真话的结果,那足以使人遭受灭顶之灾的右派帽子也是他崇拜的毛主席一手钦定的,这怎能不为一颗赤子之心所痛苦。

    众所周知,他的再次被贬,是因为说的一句话:“ 我不在刺刀下做官! ”这时正当国家用人之际,他也不是没有晋升的可能,只要稍示悔意,完全可以再上青云,可他抛下这句话后就义无反顾,直至被封杀,依然为忧国忧民殚精竭虑,披肝沥胆。

    他从五十年代的傍徨到九十年代的坚定不移,经过了信仰的动摇、幻灭和重新组合,以半个世纪的风霜刀剑,写就了这篇《风雨苍黄五十年》的传世之作,充分表明,他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有一件事,你也许不知道,他曾经是那样坚决表示“不在刺刀下做官”,这是非常难得可贵的,为此被罢了官。时过十年以后,有一次他对朋友表示,他对当局的断然措施也是有同情的,否则国家可能会大乱,改革也可能会毁掉。这似乎不像他说的话,他也从未在这问题上做过检讨,但这确是他的心里话,在高压的情况下不屈服的,为什么在疾风骤雨之后却作了这样的反思?其实李先生并不为过,彭德怀是个硬汉子,可他向毛泽东做检查是诚心的;顾准是自由主义的先行者,但他多次表白自己拥戴社会主义,以至有真假顾准之说;张志新难得可贵,可她是以毛泽东思想批判文化大革命;不少老干部在文革中被整的死去活来,还口口声声拥护这是冲击灵魂的大革命,这就是中国特色的共产党员! 党的兴亡盛衰已与他们的生命融为一体,不管当初有多么强烈的反叛精神,最终仍然以党的利益为重,党的利益一旦被高度抽象化,那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解释,最终也使党的利益异化,这种价值的悖论,经常报以党性强,识大体、顾大局的表彰,消解有可能发生疑问,最终连怀疑也无从产生。

    政治道义的言词不管说得多么美妙,如果没有个体只有群体,那就有可能通向专制主义,所以忠于党的都有可能在不同程度,不同时段上接受专制主义。自我往往就在这泛化的道义中萎缩而至泯灭,这是共产党员的悲哀,也是民族的悲哀,因为从传统的公私观念到党的以大局为重,都是以公灭私,在这方面是一线相通。从这里可以理解不屈服于压力,不是共产党员的梁漱漠,晚年出的书却表示衷心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党,这是以群体为本位的中国社会,必然导致的结果。民主制度是以个人为本位,但有群已界限,有公民教育和公德,并以法律为保障,首先保护每个人不受侵犯,也不侵犯别人,这就保护了社会的整体性。整体利益是以个体利益为基础,立私为公也为私,奉公不克私,得到公私两利。晚年李先生说他要为个人主义翻案,这是他对这问题的新体察,有人指责李先生说过,三十年后还要加入共产党,反对你那个“共产党”。其实这才是李慎之的本色,真正的党内改革派。所以从这意义上说,李先生并不能说是自由主义的思想家,但可说是自由主义的首席发言人,是他首先在改革大潮中举起自由主义。在当代中国,自由主义尚无立足之地,所以自由主义者就以李先生为领军人物,这是时代造就的错位。

    有的朋友对我的《思想者不老》颇有微词(1),认为刘大年学术思想是左的,也整过人,有什么值得称赞的。其实我主要是想写出老一代学者的治学精神,虽到垂暮之年仍然笔耕不辍,这种精神在当前尤为可贵。要知道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的时代,你整我,我整他,他又整你,整得人们团团转,又有哪个人前不整人,哪个人后不被人整? 文革期间流传一首顺口溜说: “表不完的态,站不完的队,写不完的检查,流不完的泪。”真实地再现了一代知识分子的痛苦和无奈。然而,不管铺天盖地的运动是多么雨骤风狂,不管时代和境遇给知识分子留下多少创伤,他们都在学业上孜孜以求,在一个求知世界里忘情地跋涉,这就值得为后世留下他们的剪影。至于学术观点的分歧和差异,这不该是评价的标准。即使有人整过人,只要不是品质问题,都应该给予宽容和谅解。其实,若用现在的眼光看那个时代,会发现人人都标榜自己是左派,不论是大左、小左,在主观上大多数也是真诚的,这是传统观念和党长期薰陶的结果,凡人常态又哪能超然物外。

    在那种大张旗鼓地整人运动中,过后也有人留下内心的不安,但这也是在环境变化后的心情。改革开放后第一任中国检察院检察长关山复,文革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哲学社会科学部的第一把手,在干校中他对我们说过,土改时他是东北一方土改的负责人,杀了许多地主,现在想想,有的也不该杀,那时的情况就这样,抓到地主,召开群众大会,在会上一呼,该不该杀? 大家喊杀,立即镇压,不用经过法律程序,就像李自成起义一样。从他的言谈神色中我感受到他的隐隐内疚,类似这种心情的也不在少数。

    李慎之先生也说过一件事,他对郭沫若在文革中的表现不满,认为有些事不可原谅。可他听说,文革中郭老的儿子被抓,郭夫人要求郭老向周总理说情,郭老没有听从,可天天抄录他儿子的日记,直到他儿子被迫害致死,也没有说一句求情的话。李先生为此深有感触地说,他要用多大的毅力抄录儿子的日记来排解内心的苦闷,作为一个父亲,这是刻骨铭心的伤痛,由此他理解并原谅了郭沫若。对于郭老这种行为,你尽可以指责他愚昧、盲从、虚伪,可知道在他心目中有一个比他儿子更重要的党国利益压在他的身上,这并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也不是胆小怕事所能解释的。1999年姬鹏飞的儿子出卖国家利益,受贿二千多万,事发被判死刑,姬出面要求以自己的功劳减少儿子的罪责,被拒绝后自杀,这种行为又哪能与郭老相比,所以李先生原谅了郭老。

    走近那个时代,设身处地为其人其事想一想,还能选择什么路,也许可以心平气和地理解他们。其实刘大年的内心也不平静,我听他女儿说,晚年的他经常陷在矛盾和烦恼中,我想这可能是他追求的信仰与现实的冲突而带来的痛苦。只不过中国没有忏悔的传统,制度也不允许他这样一名老干部擅自表态,一个人为了所谓顾全大局,宁可牺牲自己的儿子,像这样的老革命、大才子都这样,一般人又能怎样! 只有理解他们竭尽真诚的心,才能感受这刻骨的痛苦和无奈。

    我们有幸生在梦魇已逝的年代,但我们能理解这一代人旷古未有的悲哀吗?

    善待这些无告而忠诚的一代人,这是我由衷的想法。

    刘志琴
                                             2003.6.15
原载《炎黄春秋》2008年第6期

 注:(1)《思想者不老》是悼念已逝的刘大年、徐旭生、杨向奎等老一代学者的散文,有微词的多指刘大年曾经错误地批判了一些学者。值得指出的是,刘大年生前编辑著作目录中特地收入他在1957年和1966年批判荣孟源和吴晗的二篇文章,他说:“这两篇文章的观点是错误的,但它们确实是我写的,是我个人历史的一部分。”不讳避曾有的错误,坦诚地面对过去,是很难得的。

五柳村2008年6月6日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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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条“理由”和“含泪劝说”

四川这次特大地震,灾区的大部分学校的教学楼都倒塌了,上万名学生被压死在瓦砾堆下,而大部分党政机关大楼却安然无恙,这引起了全国人民的一片质疑声和责骂声,更引起了死亡孩子家长的愤怒。他们举着死亡孩子的照片游行上访,要求追究不法建筑商和教育系统有关领导的责任。德阳县委书记为了劝说死亡孩子的家长们不要上仿而向他们下跪。四川教育厅为此还公开宣布了教学楼倒塌的五条原因(我把它称为五条“理由”)。先看看这五条“理由”:

一、这次地震首先是超过了预计强度,学校校舍抗震难以抵御如此强烈的地震。

二、灾情发生在上课期间,集体伤亡人数比较多。

三、学生上课时集中在教室,楼面负荷大,疏散时又集中在楼梯间,这些走廊、楼梯相对来说是建筑比较薄弱的,所以造成了一定的损害。

四、根据四川省教育行政部门提交的材料,四川省倒塌的相当多的校舍建筑时间比较长,校舍陈旧落后,这也是导致部分校舍垮塌的重要原因。

五、学校的建筑在抗震方面本身就存在着设计方面的先天性缺陷。

这五条“理由”实际上连一条也站不住脚!

一, 这次地震首先是超过了预计强度,学校校舍抗震难以抵御如此强烈的地震。为什么党政机关的办公打大楼能够抵御如此强烈的地震?这岂不证明了在盖党政机关大楼与盖学校校舍时的设计标准的不?日本是一个多地震国家,每次地震的发生,人们都到学校去躲避,而我们国家地震中倒塌最严重的却是学校,这是为什么?

二, 灾情发生在上课期间,集体伤亡人数比较多。地震时党政机关大楼中的大小官员难道不是也在办公?

三,学生上课时集中在教室,楼面负荷大,疏散时又集中在楼梯间,这些走廊、楼梯相对来说是建筑比较薄弱的,所以造成了一定的损害。大部分党政机关大楼的会议室的面积比一间教室大的多,有的可容纳上千人开会使用,楼面的负荷要比一间教室的负荷大得多。在党政机关大楼中办公的党政官员绝不比在一幢教学楼上课的学生少,他们在遇到地震疏散时难道不走楼梯间?他们为什么很少伤亡?这岂不证明了党政机关大楼的楼梯间与教学楼的楼梯间在设计时有很大的差别?

四, 根据四川省教育行政部门提交的材料,四川省倒塌的相当多的校舍建筑时间比较长,校舍陈旧落后,这也是导致部分校舍垮塌的重要原因。在倒塌的学校教学楼附近就有不少楼房的建筑时间比教学楼还要长,为什么没倒?为什么一撞2004年刚建的教学楼却一垮到底,而且是粉碎性倒塌?要游行上访的正是死在这幢教学楼中的学生家长们。

五, 学校的建筑在抗震方面本身就存在着设计方面的先天性缺陷。这岂不证明了党政机关的办公大楼在坑震方面的设计没有先天性缺陷?

名眼人一看,这五条所谓的“理由”完全是在为有关当事人,特别是教育系统有关的当事人应服的责任进行开脱,这不引起死亡学生家长的愤怒才怪呢!这五条所谓的“理由”很可能就是引起死亡学生家长要游行上访的导火线。

再谈谈余秋雨先生的喊泪劝说。余先生喊泪劝说死亡学生家长不要游行上访,不要给政府添乱。且不说,游行上访是宪法规定公民应有的权力。先看余先生是怎么说的。余先生说“校舍建造的质量,当然必须追究,那些偷工减料的建筑承包商和其他责任者,必须受到法律严惩。我现在想不出在目前这种情况下,还会有什么机构胆敢包庇这些人。”余先生的胆量可真不小。你怎么敢保证没有什么机构胆敢包庇这些人?从这些年来揭露出的贪腐案件来看,背后包庇的人还少吗?余先生难道真的不知道?陈良宇在上海为害十多年,为什么不敢公开审理?余先生你敢说过去比陈良宇更高一层的官员没有人包庇他?

余先生还说“因为,无论怎么说,这次大灾难主要还是天灾。当然也有未倒的房屋、幸存的学校,但这有多方面的因素,不能仅仅从一个角度来论定。已经有好几位国际地震专家说,地震到了七点八级,理论上一切房屋都会倒塌,除非有特殊原因,而这次四川,是八级!”请问余先生,未倒的房屋、幸存的学校未倒的特殊原因是什么,余先生你能回答吗?

余先生又说“堰塞湖的问题是悬在几十万人头上的凶剑,卫生防疫问题也急不可待,灾区上上下下所有的力量还在气喘吁吁地忙于救灾,人口大幅度流动,一切都处于临时状态,因此,确实很难快速腾出手来处理已经倒塌的校舍建筑质量的法律问题。”的确,当前救灾是第一位的。难道为了救灾,法院、检察院就会放下本职工作不管,全都去救灾?如果真是这样,灾区甚至全国岂不乱了套?

余先生再说“你们受灾以来的杰出表现,已经为整个中华民族赢来了最高尊严。你们一定不会否认,这些天来,无论是中国的各级政府、军队、武警、医生,还是全国各地和世界各国的救援者、志愿者都尽心尽力、令人感动。只有当这些里里外外的多重力量不受干扰地集合在一起,才能把今后十分艰巨的任务一步步完成。因此,你们要做的是以主人的身份使这种动人的气氛保持下去,避免横生枝节。一些对中国人历来不怀好意的人,正天天等着我们做错一点什么呢。”的确,我们的军队、武警、医生,还是全国各地和世界各国的救援者、志愿者都尽心尽力、令人感动,令人敬佩。可是死亡学生家长游行上访要求追究不法建筑商和有关党政官员的责任不应该吗?这算是横生枝节?余先生你是这样认为的吗?

另外,余先生在开头就说“昨天从海外一些媒体看到,灾区一些家长捧着遇难子女的照片请愿,要求通过法律诉讼来惩处一些造成房屋倒塌的学校领导和承包商。从画面上看得出,警察们正用温和的方式劝解,但家长们情绪激烈。由此,那些已经很长时间找不到反华借口的媒体又开始进行反华宣传了,诬陷性的说法有四点:
  
    1、 是天灾,更是人祸;
  
    2、 官方宣布,这事法院不受理;
  
    3、 五个境外记者拍摄这种场面时被公安“短时间拘留”,询问他们的身份;
  
    4、 难道地震真使中国民主了吗?”

请问余先生,新中国的哪次天灾不是与人祸有关?当年长江大水灾,朱容基总理在长江大坝上骂“这是豆付渣工程,王八蛋工程”,你不记得了?你能证明官方宣布法院受理了吗?

请问余先生,一些海外媒体指出地震发生前后中国政府处置不当之处就是反华了?“反共反华”这确是冷战时代经常出现的字眼,余先生是否还存在冷战思维的残余?执政党、政府、国家是三个不同的概念,余先生真的不懂吗?你难道认为反对政府和执政党的错误就是不爱国,就是反华?“华”与中国政府和共产党的区别可就更大了。“华:不仅指大陆人民,还包括港、澳、台以及全世界的华人,指出中国政府和共产党的错误的人,特别是海外媒体难道连海外华人也反吗?

五个境外记者拍摄这种场面时被公安“短时间拘留”,询问他们的身份。余先生你有证据五个境外记者没有被短时间拘留吗?

难道地震真使中国民主了吗?对这次地震中国媒体的报道空前开放难道不是好事?任何一个国家由独裁体制走向民主体制,媒体的开放是第一步。余先生难道认为中国永远不应该不可能实现民主吗?这岂不与中央的说法相悖?

另外,以上四条可是境外媒体报道的,中国媒体对这次地震的报道虽然空前开放,但以上四条可没有报道,你把这四条公开出来,不怕涉嫌“泄密罪”或与境外反华媒体相呼应吗?

余先生的政治嗅觉是十分敏锐的。文革期间投靠四人帮,成为四人帮掌握的《学习与批判》刊物的重要成员之一,成了一位文化打手,做了不少见不得人的事,文革后却没有任何一点忏悔之意。沉寂一段时间后,又以文化名人出现,写了不少诸如《文化苦旅》之类的散文集,再后又以专家学者的身份点评青年歌手大奖赛,被指出许多硬伤后,再次稍微沉寂一段时间,现在又出现了。余先生是不是看到媒体又要收紧,中国政府从全国调了五千特警赴四川灾区,从中悟出了什么?但是余先生请不要忘了,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文革时期的中国,今天的人民也不是文革时期的人民了。若从文化根底来讲,余先生恐怕比郭沫若老先生还差不少,但其心理之阴暗,恐比郭老甚矣。余先生,恕我不恭了。

陈奉孝
二00八年六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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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February 20, 2008

《千秋功罪毛泽东》出版前后
——辛子陵在《炎黄春秋》新春联谊会上的发言
(2008年2月20日)

各位前辈、各位同志:

首先我给大家拜年。祝大家身体健康,为国珍重,老有所为。

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向同志们汇报一下《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的情况。这本书能够写成和出版,首先是改革开放30年,党一直坚持解放思想所造成的政治大气候、大环境;其次是极左派打着毛的旗帜全面否定改革开放对中央所造成的压力;第三是得到李锐、谢韬、朱厚泽诸前辈的支持和指导,使我能够心明力定地把这件事完成。特别应该提到的是,去年2月杜导正社长以极大的政治魄力把谢老的序言在《炎黄春秋》发表,震动朝野。尽管有不同看法,甚至是激烈反对意见,但许多没有公开讲话的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开始换脑筋,从另一个角度思考国家的前途和出路问题。这个意义就很大。

改革开放一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一些严重的问题。主要是不能有效地遏制贪污腐败,分配不公导致两极分化,引起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中央的对策是:在加大反腐力度的同时,运用国家手中巨大的财政力量,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全民福利,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这被称为“胡温新政”。

“胡温新政”遇到了极左派的严重干扰。极左派要利用群众的不满策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其领军人物马宾(此公是个部级干部)2005年5月15日给中央领导人写信,批评胡锦涛“抛弃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背叛了无产阶级专政。……莫名其妙地提出一些没有阶级性和革命性的口号和主张,例如什么‘以人为本’、 ‘和平崛起’、‘和谐社会’、‘小康社会’等这些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的东西”。极左派把马宾的文章、讲话汇集成一本小册子,正在网上炒作。开篇第1页公然提出:要“彻底为毛主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平反昭雪。” 在第21页说:“ 必须造反,必须坚持毛泽东思想,遵循毛主席革命路线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马宾还告诉他的追随者们:“要认真准备,打好‘战则必胜’的基础,要好好研究形势,周密制定计划,防止破坏和搞内战。”(第199页)他们已经进入了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准备行动阶段。

《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出版的。一切都比我预期的顺利。去年7月在香港举行国际书展,隆重推出本书,邀请我去参加开幕式,我顺利成行了。8月《明报》和香港大学举行民主社会主义座谈会,邀请谢韬和杜导正同志参加,也没有受到阻挠,他们在会上都作了有分量的发言,中央表示满意。本书有两篇序言,李锐序言是政治性的,谢韬序言是理论性的。李序的题目是《功劳盖世,罪恶滔天》,这在中国是石破天惊的话,是对正三七开(三分错误,七分功劳)的否定,为重新评毛定下倒三七的基调。现在中央没有邓小平、陈云那样的人物了,没有人敢定这个基调,借重于德高望重的李锐同志,是一种恰当的做法,中央特邀李锐同志列席十七大,是对倒三七基调的肯定。这些巧妙的做法都是很有深意的。有人说这八个字的评语把毛泽东的功劳说低了,我说不低,“功劳盖世”,都“盖世”了,怎么能说低呢?问题是他的错误、他的罪行比他的功劳还大得多,两者相抵,功劳就成了第二位的了。本书出版后,供不应求,辗转复印,已经传播的相当广了。四川大学拿到一本书,一下子就复印了130多本。人民大学一位教授买到一本书,自费复印50套,分赠亲友。我给中央机关一位老同志送书去,他正在看复印本。我问您哪里得到的?他说办公室发的。
 
《千秋功罪毛泽东》第一版很快卖完了。第二版改为注释版,加了几百个注。据说外国学术界很重视注释,没注释他们认为是文学,是随意创作的,不是严肃的历史。注释版可望在“五一”前后上市。同时正在筹划出外文版。

本书的初步传播,对遏制以反对改革开放为目的的毛泽东热已经起了作用 。    

最近几年每逢毛的诞辰和忌辰,极左派都要组织大型活动向中央示威。据国务院办公厅2005年9月13日《简报》记载:这一年北京、上海、天津、重庆等18个城市,都搞了纪念毛泽东忌辰的活动。参加人数由二百多人至一千七百多人。纪念活动的主题是:改革开放复辟了资本主义制度,号召在中国大地掀起一场革命风暴。

2005年9月10日,天津极左派举办了“缅怀主席、革命不息”的主题集会,极左作家魏巍在会上朗诵诗歌《让革命烈火燃烧吧!》集会结束时,魏巍带头呼口号:“毛泽东思想万岁!打倒腐败堕落的政府!” 到场列席观察的中宣部官员曾多次出示警告:会议已超越了界限。主持人则播放文革中的语录歌《造反有理》以壮声威。

2005年9月9、10两日,延安极左派搞纪念追思会,近一千二百人参加。有离休的省委书记和大军区政委一级高级干部携带家属随员出席。与会者情绪激动地大骂邓小平是彻头彻尾的无产阶级叛徒。会场外还朝天鸣枪,表示要展开武装斗争。 《争鸣》杂志的评论是:“朝野毛派谋造反。”

而去年毛诞辰,只昆明、郑州、北京等三四个城市搞了纪念活动,参加的人最多三四十个,不那样嚣张了,反对中央的调子也降了许多。

这样一比较就可以看出这本书产生的影响。以毛的空想社会主义为旗帜、阴谋聚众造反的政治野心家,最怕中央公布毛的错误,最怕群众了解历史真相。只要把毛时代的真相告诉群众,把群众争取过来,大大小小的野心家就孤立了。五十岁以下的两代人是在神话和谎言中成长起来的。在他们的脑海中,毛泽东时代是一个“共产主义天堂”,改革开放引进了资本主义的“污泥浊水”,把天堂污染了。一些言辞激烈、对现状不满的青年想法就是这么天真。我们不能苛责受极左派影响为数不少的青年,因为这正是我党多年误导造成的。要解开他们的心结,只有把毛时代的真相告诉他们。那些受蒙蔽的年轻人,一旦了解历史真相,定会幡然醒悟。寒假前,政法大学两位研究生给我打电话,说是一定要见我。他们到我家第一句就说,“看了《千秋功罪》这本书,知道以前受骗了。”中央越软弱,极左派越嚣张。重新评毛的时机和条件成熟了。

前不久,谢韬同志转给我一份材料,是前广东省军区政委江锋的夫人苏毅写的一篇读后感。这位86岁的老干部用工整的硬笔书法写道:

辛子陵同志这部巨著以及谢韬、李锐二老所作的序言,我求知如渴,废寝忘食,总算初读了一遍。深感这部著作揭示了我过去几十年来从未听到上级传达的关于毛泽东主席大致自建国以来连续不断操作他的权术欺诈伤害同他几十年同患难,共生死,对他忠心耿耿的老战友的种种不可告人的恶行。更重要的是:这篇巨著使我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创建的政治经济理论中哪些论述是经过历史的检验证明不符合历史发展需要的,是错误的,因而已被他们推翻、否定、抛弃了的;哪些是他们晚年予以肯定并经欧美许多国家几十年的实践,充分证明是正确的。……彻底打碎了毛泽东留下的所谓‘反对修正主义’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两道唬人的紧箍咒。

由于长期的所谓“正面教育”,有些青年人连文化大革命把国民经济推向了崩溃的边缘都不信。我到政法大学与一些研究生和青年教师座谈,跟他们讲了一件真实的事情。

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1974年4月,联合国召开第六届特别会议。我国派出邓小平率领代表团去纽约。什么都安排好了,突然想起去联合国不能用人民币要用美元。紧急下令全国所有银行将美元收罗起来。找出来多少钱呢?找出来三万八千元美金,这是当时中国全部的外汇储备。邓小平带着中国国库中美元储备的全部家当,率领代表团到了纽约,住进一家酒店。交了房租,扣除吃饭等日常生活的必要开销,出现了堂堂中国代表团给不起服务员小费的尴尬事情。后来邓小平团长把他的全部个人经费作为小费给了酒店的服务员,他回家只给他的孙女带回来一块巧克力。现在我们的外汇储备是多少呢?一万二千亿美元。超过日本,世界第一。一个国家外汇储备不够政府官员出一趟差,你们说文革是不是把国民经济拖到了崩溃的边缘?大家听了很信服。我发言完了,谢谢。 

五柳村2008年2月20日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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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January 29, 2008

“放下包袱,开动机器”这句话是毛泽东在一九四四发表的一篇文章“学习和时局”中讲的一句话,意思是要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放下思想包袱,积极投入到革命斗争来。的确,一个人如果背着沉重的思想包袱,工作上是打不起精神来的,工作是做不好的。对于一个执政党及其领导人来说,情况当然也是如此。怎样才能放下包袱呢?当然首先就要承认错误,找出犯错误的根源并以实际行动改正错误,否则包袱是放不下的。如果一个人或者执政党犯了错误,却千方百计找各种借口淡化或掩盖错误,那他(它)只能会重犯错误,甚至犯更大的错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中后期就是如此)。共产党的历届大会中都提出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胡锦涛总书记更在十七大的述职报告中提出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大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可是有关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总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这是为什么呢?我想一个重要原因恐怕就是因为作为执政的共产党不愿意将自己背上的几个沉重的包袱放下来造成的。

毛泽东独掌大权二十七年犯下了许多严重的错误(甚至罪行)。例如,过早地进行了农业合作化和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反胡风事件、反右、“大跃进”、反“右倾”、“文革”等等。可是对于这些严重的错误共产党至今连一个也没有进行认真的反省。三中全会虽然否定了“文革”,但却把主要罪责推到了“四人帮”身上。实际上大家都知道。“四人帮”不过是毛发动“文革”的一个工具而已。在审讯“四人帮”时,江青就曾公开说过“我不过是毛主席的一条狗,毛主席叫我咬谁我咬谁”。她倒是说了一句大实话。对于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也只承认是扩大化了,并没有错。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以上的右派都打错了,也改正了,还坚持说是“扩大化”了,这能让人接受吗?这能说的过去吗?二00七年是反右五十周年,不少幸存下来的“右派”三番五次地向中共中央及其领导人写信,要求给右派彻底平反,补发二十多年的工资,可是中共中央对此却装聋作哑。如果说这些“右派”提出的要求不合理,你应该公开指出来;如果说他们的要求虽然合理,但现在因为某种原因暂时还不能执行,那你也应该公开加以说明呀!要知道,这些写信的幸存的“右派”都是七多岁的耄耄老人了,他们都是通情达理的。他们这样做的目的绝不是单纯为了几个钱的问题,而是从考虑国家民族的前途出发,要求共产党正视已往犯下的这些严重错误,以实际行动改正这些错误,从而带领全国人民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自由民主富强昌盛的国家。

上述这些错误,虽然毛应负主要责任,但严格来讲,这应该是整个党犯下的错误,因此后任领导人有义务有责任正视这些错误,以实际行动改正这些错误!王利群先生在“百家讲坛”的电视节目里说“历史有两种,一种是历史事件的原貌,原貌是不能复原的,这叫第一历史;另一种是后人写的历史,里面难免有写史人根据自己的观点和偏好,对史料进行取舍,这叫第二历史。”但是当事人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下的历史应该是第一历史,这是不能否认的。由于共产党犯下的上述一系列错误而身受其害的当事人不少还都健在,他们也都在写下个人的经历。历史是抹杀不了也篡改不了的。历史绝不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在互联网已充分发达的今天,谁想掩盖篡改历史,企图让人们淡忘历史,不仅是徒劳的,更是愚蠢的。我衷心希望共产党及其现任领导人能诚心实意地面对过去犯下的错误并以实际行动改正错误,卸下背上沉重的包袱,从而真正作到解放思想,将改革开放的大业向前大大推进一步,给中国人民带来一个美好的明天。

陈奉孝
二○○八年元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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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October 21, 2007

前两三天,有三位朋友先后在电话里告诉我,印售被查禁图书的陈昭和他的女儿已于前几天被拘留,几百近千册图书被没收,罪名是非法销售盗版图书。有关部门正在调查取证,这三位朋友所在地区的派出所分别找他们谈话,询问他们从陈昭那里购买图书的情况,准备作为起诉陈昭的证据。派出所的警察还告诉他们,陈昭已经承认近几年从中获利约20万元,已构成犯罪。朋友们知道我也曾在陈昭那里买过书,所以通报这个情况,让我有个思想准备。

我已经作好了应对派出所询问的思想准备。我想告诉他们,这个事件的实质是当局以查办经济犯罪的名义,推行文化专制主义。并且准备向他们指出:陈昭父女的作为是文化专制主义的产物,正是当局推行的文化专制主义,为他们提供了印制盗版书获利的机会。他们的实际行动,为民众提供被文化专制主义查禁了的文化精品,为社会的思想启蒙和健康发展作出了贡献。但是,我这里的派出所却没有派人来找我。这反倒使我感到,我有必要把我准备应答警察提问的话公之于世,公开陈述我对这个事件的判断和态度。

近几年来,由于文化专制主义的加剧,许多很有学术价值或有丰富历史资料的书籍无法在境内出版,不得不送到香港或国外出版,而印出来后又不能在境内发行,从境外带进来则往往被海关没收。这是某些高品位著作在文化专制主义淫威下的第一种境况。第二种境况是,有些学者自费印刷,不作为正式的出版物,只是馈赠亲友留念或同好交流,也往往遭到没收的命运。如在五十年代曾经风行一时、脍炙人口的《把一切献给党》和《革命家庭》等佳作的作者何家栋,去年10月病入膏肓时,家人和朋友为他编印了《何家栋文集》上下册,希望能在他去世前让他看到自己的文集出版,得到最后的安慰。不料就在这个时候,印刷文集的印刷厂被突击查抄,印好的《何家栋文集》全部被抄走。第二天何家栋就去世了,怀着遗憾离开人间。第三种境况是已经正式出版的书籍,发行后被中宣部组织的新闻检查官挑出这样那样的问题,于是下达禁令,不许发行,如三年前曾经畅销海内外的《往事并不如烟》,今年初曾一度被禁、网上反应沸沸扬扬的八本书。

由于长期以来的愚民政策和蒙昧主义(这是文化专制主义的衍生物),我国在社会文化和思想理论领域仍然十分落后,迫切需要一个新的启蒙运动。在这个新启蒙运动中,我们除了应该吸取古今中外的优秀文明成果外,还需要对一百多年来的近现代史、特别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经验教训,进行梳理、反思,从中得出规律性的认识,以指导我们前进的方向和路径,走出“摸着石头过河”的困境。为此,需要大量展示历史真相、探讨科学真理、具有真知灼见的文章和著作,以开启民智。许多有良心的学者、思想家,正是本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意识,投入“两真”(真相、真理)的研究和论述,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写出很有价值的著作,却无法正式出版,或虽然出版却仍遭查禁。但这些著作既承载着真相真理的内涵,自然为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所需要,人们一有风闻便到处搜求,于是就有了这一类盗版书的出现,它适应了社会大众的迫切需要,推动了新启蒙运动的进展。

与那些时下流行的畅销书的盗版书不同,处于上述三种境况下的著作的盗版书是被专制主义逼出来的。广大知识分子和公务员、青年学生都需要这一类书,因为可以从中了解历史真相,开启蒙昧,探求真理,修养悟性,而文化专制主义却严加查禁,这才为这类盗版书提供了机会。它是盗版书,是非法的;但它有利于民众的开智启蒙,有益于社会的健康发展。从这个意义出发,我赞赏陈昭的所作所为。他翻印销售上述三类书,违反了工商管理法规,触犯了文化专制主义,却对社会的健康发展作出了贡献,即使受到处罚,也是虽罚犹荣。就我个人来说,他为我提供了一些值得一读再读的好书,我应该向他表示感谢。

一个民族的健康发展需要多元文化的滋养,把文化和理论思想定于一尊,扼杀高品位、有价值的学术著作,势必带来低品位、低级趣味的文化作品和文化现象的大肆泛滥。当年在沦陷时期的北平,日伪统治者只供应混合面,老百姓吃不到到窝头和大米白面;今天我们的文化专制主义者也是只让民众听一种声音,报刊上只能发表那些千篇一律的颂歌谀词,使广大民众严重缺乏精神营养。陈昭父女向民众输送富营养的精神食品,多少可以弥补社会的这个缺陷。这是贡献还是罪行?问题不是十分明显吗?

更值得称道的是,陈昭父女对维护宪法的尊严,也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前述三种境况的著作被剥夺了出版和发行的自由,这个举措是违反宪法的。陈昭父女以印售盗版书的非法方式,维护了宪法规定的出版自由。这种畸形的现实,是当前畸形的法制现象的反应。执法者以非法的罪名刑拘公民,自己却犯了违反宪法的罪行。推行文化专制主义的新闻检查官们无论用什么藉口,都不能改变他们违反宪法的事实,只不过他们可以以权掩罪罢了。在这个事件里,违法的首先是文化专制主义的推行者。他们违法在先,陈昭违法在后;他们违反的是国家根本大法,陈昭违反的只不过是部门法。要克服老百姓的违法行为,首先要追究执法者的违宪行为。

至于陈昭没有在工商局登记,那是事实,但登记了就可以销售这些被查禁的盗版书吗?还能为社会作出这些独特贡献吗?他们父女二人四五年来辛勤劳作,提心吊胆,才挣到20万元利润,每年不过四五万元,能说是非法暴利吗?

最后,还有一点似乎不能不说。那些被查禁的书(至于已经写出却因文化专制主义的统制而不能出版的书稿就更多了),不论就其学术价值还是社会意义来说,都是当代书中精品,体现着中国现阶段的优秀文化。借用近几年官方的常用语,可谓“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可是,偏偏是这些“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的著作,却被自称为“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政党所拒绝,所查禁,这是十分滑稽、十分荒唐的。陈昭父女销售这些被查禁的书,毫无疑问是在传播先进文化,却得不到“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当局的支持,因而不得不偷偷摸摸地采用违法的方式,这就有百分滑稽、百分荒唐了。而这个传播先进文化的人,居然还被“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当局拘留抄家,大批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出版物被没收,这岂不是千分滑稽、千分荒唐吗?而这一切都成了“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自我否定,呈现出文化专制主义的真面貌,通俗一点说,是在自己打自己的嘴巴,那简直就是万分滑稽、万分荒唐了。想到先进文化在当代中国的遭遇,真是可笑!可恨!可悲!

马克思曾经说:“治疗书报检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我想对派出所的警察说:“查禁这一类盗版书的真正而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文化专制主义。”

2007年10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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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October 19, 2007

   近来有两篇作品在民间和网上流传,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一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张博树的《中国宪政改革:背景、目标、实施步骤与约束条件》及两个附件。这份“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报告”的主报告有五六万字,两个附件分别介绍俄罗斯、东欧和台湾的民主转型的经验教训,分别有六七万字、三四万字,这就已经是一部沉甸甸的专著了,此外还有十个分报告和一篇附件尚待完成发表,那将会是一部关于中国宪政改革的鸿篇巨著。另外一篇是由170人(绝大部分是离退休干部)联署的致胡锦涛总书记并中央政治局各位委员、十七大各位代表的公开信,全文约三万余字。

   自去年俞可平发表《民主是个好东西》后,网络和报刊上就民主问题展开了颇为热烈的讨论。进入2007年后,《炎黄春秋》第2期刊登了谢韬的文章《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是民主社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就要坚持民主社会主义。接着,2月15日,出现了声势浩大的有3274人联署的致全国人大并报党中央的公开信,强烈呼吁人大做出决议,坚决纠正将国有企业私有化的行为。谢韬的文章,引起了民间和理论界的巨大反响,几个月来,赞赏和讨伐之声不绝于耳。赞赏者和讨伐者壁垒分明,甚至出现短兵相接的局面。张博树的研究报告和170人的公开信虽然没有正面交锋,但实际上也是两种对中国发展路径的不同观点的对立,因此也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注意和关切。理论讨论的渐趋活跃,是值得高兴的。

   2007年的这个现象不是偶然地、突然地出现的,它一方面是前几年甚至是十八年来人们反思探讨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政治改革缺位和经济改革歧途化所激起的理论反弹。这几年来,探讨中国社会前途的民间舆论不断发展,与官方媒体因随舆论导向的指挥棒而表现的千人一面的情况相反,民间舆论却呈现出多种多样、多姿多彩的局面,各种不同观点争相展露。与热中于追逐财富而对社会发展漠不关心的人相比,这些民间舆论的参与者——从毛派到自由派,都是关切民族命运的爱国者,无论他们的观点如何,爱国精神总是值得肯定的。

   近几年理论探讨的日益活跃,是有它的社会背景的。权贵和奸商相互勾结,残酷地掠夺人民财富,普通老百姓的自由权利遭到践踏,贫富两极分化,贵贱等级森严。这种社会现象,使得所有关切国家命运的人士,加深了对历史与现实的思考,并通过各种民间渠道,包括互联网,表达自己的见解。九十年代后半期的几份万言书,曾经反映出毛派人士对改革状况的忧虑和不满。进入新世纪后,由于社会不公的进一步扩展,更加大了这种忧虑和不满。今年9月的170人的公开信,正是他们的忧虑和不满的集中表现。需要指出,从九十年代的万言书到170人的公开信,他们一以贯之地坚持斯大林主义的指导思想,把一切违反斯大林主义的思想言论斥之为“资产阶级自由化”、“资产阶级思想大泛滥”,认为改革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复辟”,主张恢复到毛泽东时代,这自然是不可取的。向毛式社会主义倒退是没有出路的。对照这些毛派言论,谢韬、张博树等人的观点表现了一种前进的取向,尽管他们的见解各不相同,路径选择也大异其趣,但有着共同的主题词,那就是民主、自由、宪政。现阶段的中国,只有向着民主、自由、宪政的方向发展,才能解决贫富贵贱两极分化、社会极度不公等问题,中华民族才有光明的前途。

   但无论是毛派的公开信,还是谢韬、张博树的文章报告,他们都对执政当局寄以希望。这是他们之间的最大的共同点。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执政当局是选择社会发展路径的决定性因素,各种民间力量都希望执政当局采纳自己的见解,自在情理之中。面对纷纭复杂的种种建言,执政当局究应作出何种选择?成为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 一方面,他们坚持改革开放,坚持解放思想,承认民主政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就这个层面而言,他们应当更多地考虑谢、张等人的民主主义主张。但另一方面,他们毕竟是在毛泽东时代培养起来的,思想上充满了斯大林主义的偏见,理论上则为斯大林主义的惯性所左右。这就是说,在他们的思想上,既有民主主义的一面,期望着建立民主的中国,又因与毛派有着同一渊源,而局限于毛式社会主义、实为专制主义的一面。所以,尽管他们志在复兴中华,建设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却不能不深受斯大林主义的束缚:在中国社会发展路径的选择上,摆脱不了毛式社会主义的老思路、老框架,迈不开步子;同时,也无法应对毛派人士的责难。这个困境不但难倒了执政当局,也使体制内的改革派理论家陷入尴尬的境地。他们既难以苟同毛派的理论,又不能超越舆论导向所容许的范围来进行答辩,于是便只好噤声不语。在这种情况下,民间的民主主义舆论就显得更加可贵。

   对于处在专制主义和民主主义夹缝里的执政当局来说,究竟应该坚持斯大林主义,回到毛泽东的道路上,还是抛弃毛式专制主义的理论思想,转向彻底的民主主义?要破解这个难题,其实并不复杂,执政党是坚持社会主义的道路的,而要真正做到坚持社会主义,就必须首先完成民主革命。只有经过民主、自由、宪政的民主主义,才能实现社会主义。但是,不论是对于执政当局,还是普通老百姓,要在思想上、理论上实现这个转变,都是十分困难的。它需要一个探讨思考的过程、自我教育的过程,一个群众性的启蒙运动。而这个启蒙运动的开展,又要求言论和新闻出版的自由。只有言论和新闻出版有了充分的自由,才能为社会发展路径的研究、探讨和辩论,提供广阔的舞台,才能为思想的活跃和理论的繁荣创造更好的条件,提供更多的机会;只有全社会的思想活跃和理论繁荣,才能为执政当局提供更广泛的选择自由和更宽阔的选择余地。新闻出版自由——理论繁荣——正确的路径选择,这是一条合乎情理的发展逻辑。在新闻出版自由的条件下,不论是毛派人士,还是民主主义者,都有足够的机会阐述自己的观点。经过充分的争论驳难,真理就会愈辩愈明;在异彩纷呈的各种社会思潮中,披沙沥金将不是难事,执政当局可以从容研究,选择最佳的社会发展路径。

   各种不同的理论思想在2007年更加活跃,这当然是好事。这个现象出现在中共十七大即将召开之际,客观上反映了人们对执政党的不同期待。当然,希望十七大作出某些重大的政策转变是不现实的;但我们可以期望,十七大至少可以为转变提供可能性和一些基本条件。2007年的理论活跃,预示着即将到来的理论繁荣。面对张博树的研究报告和170人的公开信,我们有理由乐观地展望未来。

2007年10月2日

五柳村2007年10月5日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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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October 18, 2007


          2007.10.18       九月初八       星期四

     早上,路顺来电话,约我到中山公园见面,那是我们老干部活动中心,他给我带去新购到的十期的<炎黄春秋>,他说,头一篇是李锐同志文章<完善党的领导的几点想法>.他说,这篇文章说到我们心坎去了.这本杂志,因限量发行,我去邮局没有买到.老朋友是知音,便给我复印了.我要去取,约定在活动中心见面..

   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也要给老朋友带点新材料去.打开电脑,想复制下我网上的杜光的文章,党内民主是政治体制改革 关键.但打开电脑发现,这篇文章被什么网警删除了.我又打开五柳村,想把李锐给十七大的信复制,一开电脑,也同样没有了.大约不同的声音,全删了.这真是可笑的动作.据说,有多少万人专看网上信息的,不利专制声音的,即不利于党的领导吧.只有一篇写台湾的政治大智慧的文章,叫用一制对两制.我把它下载了.

  我乘上六十六路车去了前门.下车,发现不能直行往天安门广场.用黄带子拦上了,只得转一弯子,过地下通道,待到进入广场里,见门口有不少穿黑衣的警察,两边林立,见我背一小包,要我开开检查,我立即觉得这是对我的不信任,有一种被侮辱的感觉,习惯顺从的中国人都让他们检查了,我也便打开了包,他们翻了一番,我说,你们这样做是谁决定的呢.那警察说,上边命令.对不起你过去吧.

我回看,人民大会堂,可真叫泠清,门前没有人,一条黄带子,把人们远远地隔开了.

我不由得想了很多,想到当年战争年月.....

 步出广场,我到了中山公园,坐在门口的长椅上写出下面的话,记录下我真实的感受,这是会场子外边人的声音.

     我去天安门广场

     警察禁止直行;

     一条黄色的带子

     挡住众多百姓;

     黄带子里,

     空荡荡地安宁,

     人民大会堂前,

     只有萧瑟的秋风.

      

     向前行,进入广场

     警察要我打开背包

     检查里边的内容:

     看有没有炸弹?

     看有没有火种?

     看有没有匕首?

     是怕我老头行凶?

     它视人民为可疑者,

     是害怕老百姓;

     百姓觉得

     如过敌人封锁线,

     这盘查,

     隔开了亿万人的心灵!

      

     广场上有人照像,

     特以人民大会堂为背景;

     上面的国徽如眼睛

     凝望着远远的民众,

     告诉人们:

     一个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

     党的代表大会,

     正在里边举行.

     但愿里边的人

     能听到远远的

      会场外 民众的

     真实心声.....

 

 我见到了老同志,他送给我<炎黄春秋>,我打开一看,乐了,这篇文章,就是那被删除的李锐给十七大的信啊.这篇文章里提出三个方面:

   一,要认真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科学发展观的前提是科学历史观.从战争年代到执政以后,从理论到实践反思"专制体制"的过程及其后果,这仍是我们尚未完成的一项巨大任务.

   二,我以为我党的改革是中国现在所有改革成败的关键,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从高度集权的专制型的政党转变为依靠民主和法治管理国家的现代执政党,这是我们还没有完成的历史任务.

   三,尊重宪法,实施宪法.建国以来修过七次宪法,往往徒具空文.首先开放言论,新闻和出版自由.

   我们当年入党就是为反对蒋介石的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专制统治,为了创建一个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的啊!

   李锐同志,是我崇敬的老前辈.他和我的许多老前辈一样,他的思想是这一代老人的共同理想.但愿这些建国后成长的年轻人中央领导人能认真听听老一代的声音啊.

   我和老同志想,中共到开二十大的时候,能够完成这种转变,由专制到民主了吧.那时,我和李锐今天的年纪一样,也要九十岁了.

   我想中国的民主进程也许快一点吧.

   我回来时,又经过天安门广场.又要对我的包进行检查,我拒绝.拿出了离休证.他们放行了,一个警察上前对我说,我们也不愿做不得人心的事情,你最好是给胡锦涛写信反映一下.我说我一定要写信的.你们没听老百姓如何说吧.说为什么共产党这样怕老百姓啊!

你们做的不是保卫党,而实际上是在隔离党和人民,是在害党啊,不知是谁做出的这样损害党的决定,我想,胡是不知道的,他不会知道,这样做的效果与我们的愿望相反啊.

    我这才是会场外的声音,不要被那歌功颂德的声音搞得不知民心真情才好.听不到不同的声音才是最可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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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October 1, 2007

反右”运动与民主革命

—— 纪念“反右”运动五十周年

杜  光

中共中央党校原科研办公室主任 

    “ 反右”运动已经过去 50 年了。作为曾经历那个胆战心惊的岁月,最终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受难者,我对这个运动有着刻骨铭心的感受。 20 多年的“右派”生涯使我获得了批判这个违法运动的权利,也背负着总结这个惨痛教训的义务。特别是当我想起那些在暗无天日的劳教场所里被过度劳动和饥饿夺去了生命的成千上万不幸难友时,便感到分外的沉重。我们这些有幸生存下来的人,有责任承受着他们的嘱托,在为他们讨回公道的同时,对这个剥夺了他们和我们的青春和壮志的罪恶行径,作出应有的评判和谴责。为了历史的公正,为了社会的发展,为了民族的前途,为了安慰殉难者的在天之灵,我们应当从这场劫难中提取应有的教训,把这场深重的灾难转化成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遗憾的是,在这个号称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年代里,我们却无法对“反右”运动进行正常的必要的反思和评论。我们不得不面对不许回忆、不许讨论、不许开会、不许发表文章的禁令,以致广大民众不能从广泛深入的反思和讨论中获取有价值的教益。这种违反民众要求、违背民族利益、违宪违法的倒行逆施,使我更加感到有责任来批判与总结“反右”运动。本文拟从民主革命的角度对“反右运动”做一些简略的回顾与透视。 

一、“社会主义革命”造就了封建专制主义 

    要对 反右 运动获得更深刻的认识,就必须把 反右 运动和民主革命联系起来,从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高度来考察。中国的近代史是民主主义呼求不断突破封建专制主义,也不断受到封建专制主义压制和摧残的历史。从戊戌政变、辛亥革命、袁世凯称帝、“五四”运动,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展现出一条民主与专制的矛盾与消长的曲线。与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封建专制主义相比,自由、民主、人权、平等这些现代民主主义理念在中国的传播只不过一百多年。因此,在两者的矛盾与斗争中,民主主义经常处于劣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 50 多年里,这个迹象尤其明显。

    中国共产党自上世纪 40 年代以后的一个时期曾标榜新民主主义,表示要为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1 毛泽东在 1945 年曾信誓旦旦地表示:“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 2 他在同年 9 27 日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问时说:“‘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 3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意味着一个民主主义新阶段的到来。经济上,五种经济成分并存,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具有合法地位;政治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政府机构里共产党外的民主人士占相当比例。这是比较符合于当时的现实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政治经济格局。但是,中国的民主主义社会建立4年,毛泽东便把这个承诺完全弃之不顾了。

    1953 年,中共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同时, 1954 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改组了政府机构,国家副主席和国务院副总理不再让民主人士担任。在文化意识形态领域,通过“思想改造”、批判《武训传》和《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适思想、反胡风等方式,树立起名为马克思主义实为斯大林主义的毛泽东思想之绝对权威。 1956 年中共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标志着我国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开始。” 4 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民主主义阶段的存在。这样的方针完全离开了毛泽东自己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也违背了他向全国人民许下的诺言。

    此后建立的社会制度,在经济上垄断生产资料所有权,政治上垄断国家权力,文化上垄断真理裁判权,在社会领域则垄断公民权利。这“四垄断”的国家性质和社会性质,与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相反却具有封建专制主义的一切特征。看来,通过所谓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并不是什么社会主义,而是封建专制主义;实现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中国,不是从民主主义前进到社会主义,而是从民主主义倒退到封建专制主义。中国从此进入了一个严峻的历史时期,中国人民不得不再一次地面临着反封建反专制反垄断的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 

二、知识分子阶层与新专制制度的天然对立 

   经过所谓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国社会的阶级力量对比起了很大的变化。资产阶级在“公私合营”中被剥夺了生产资料所有权和经营权,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已不复存在,它留在政府机构里的政治代表人物,只是为了点缀过于单调的一党专政而设置的摆设。工人阶级名义上是国家的领导阶级,但由于没有生产资料所有权,实际上仍然处于雇佣劳动者的地位。这个阶级的代表权为共产党所垄断,甚至工人阶级自己的群众性组织——工会,也被置于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前后两位领导人李立三和赖若愚,都因为强调工会的独立性而被免职。至于为解放战争作出了特殊贡献的农民阶级,虽然在土地改革中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土地,但只欢喜了两三年,便被剥夺了土地所有权和“四大自由”(借贷、租佃、雇工和贸易的自由);由于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他们连处置粮食的自由权利都丧失了。当时,农民曾以“大批出卖耕畜、杀羊、砍树等”方式抗争,但无力回天,到1956年底,全国农村入“合作社”的农户已达总农户的96.3%5农民阶级沿着“初级社”、“高级社”(后来还有“公社化”)的道路,从占有土地的自由农民沦落成为雇农(“公社化”后则成为农奴)。

   这样,中国社会在反右运动以前的阶级图谱上,占有显著位置的就只有两个阶级或阶层了。其一是知识分子阶层,它代表着社会的民主力量。在中国近代史上,知识分子是最先接受西方文明的阶层,因而就成了传播民主思想和兴办实业的先锋。解放战争时期,在贪贿腐败的国民党政府和鼓吹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的共产党之间,他们选择了共产党,这是很合乎情理的。建国之初,尽管改造思想和院系调整、镇反肃反等措施曾严重地伤害了他们的自我尊严和文明理念,一系列批判运动,从批《武训传》到批俞平伯,更是挫伤了他们对共产党和政府的信赖,但他们的多数仍然相信并希望党和政府会选择民主自由的发展道路,对民主自由的前途还是满怀期待。这就使他们与那个强大的统治集团及他们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处于既统一又对立的地位。因为新建立的社会制度并不是什么社会主义制度,而是以专制特权和高度垄断为特征的新专制主义制度。如果真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话,那么,民主自由都是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追求民主自由绝不会构成对现有制度的威胁。而封建专制制度则不然,民主自由本来就是反封建反专制的利器,它与专制制度的互不相容是十分明显的。因此,新专制制度一旦确立,便不可避免地同胸怀民主自由理念的知识分子阶层处于对立的地位。

    另一个阶级或阶层便是占据统治地位、并体现着封建专制力量的强势集团,它掌握着全部国家机器,占有了几乎所有的社会资源,领导着强大的军队,还拥有雄厚的意识形态储备。它在民主革命时期以民主自由相标榜为号召,初步建立起民主制度之后,却不等这个制度完善巩固便急急忙忙地发动“社会主义改造”。但历史始终是按照自己的规律行事的。当时中国的生产力发展和社会文明程度,远远没有达到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水平,而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意识形态,却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因此,对民主制度的否定,不论打着什么旗号,都必然会导致封建专制主义的复辟。为了维护这个被他们称为社会主义的封建专制体制,他们警惕地注视着知识分子的动向。因为这个既承袭了古老中华的文化传统,又具有现代意识的阶层,是当时唯一有能量有条件向专制制度挑战的社会力量。只有迫使这个阶层完全臣服于自己,才能巩固、完善建立未久的专制制度,才能维持和扩大作为这个制度体现者的官僚特权阶级的利益。因此,在经济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即铲除了民主主义的经济基础、完成了经济领域的垄断化专制化之后,随即便发动了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即铲除民主主义的政治基础和思想基础,实现政治思想领域的专制化极权化。

   由此可见,在完成所谓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完成经济基础的垄断化专制化之后,这两大社会力量当中,一个要求民主自由,一个执意加强专制统治,它们之间的冲突和斗争势不可免。由于实力悬殊,加上专制集团早就布阵以待,知识分子却堕入圈套而不自知,因此,风云初起之时,这场冲突的胜负便判然分明了。

    知识分子必须独力面对专制制度的格局,是中国民主革命进程的特定阶段的产物。只有到了 90 年代,社会孕育了中产阶层之后,才出现了改变这种格局的前景。 

三、 1957 年的春夏之交:从“帮助党整风”到“右派进攻” 

   当时国际国内的客观形势也促成了两个社会力量的对决。

    1956 2 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会议上作了关于斯大林的秘密报告,随后又先后发生了波兰和匈牙利事件。薄一波回忆道:“波匈事件、特别是匈牙利事件,对毛主席和我们党的震动太大了,仿佛中国也存在这种现实的危险”; 仅仅从 1956 10 21 日到 11 9 日的 20 天时间内,中央常委和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十三四次会议,讨论波匈事件及有关问题”,“往往是通宵达旦,不分昼夜。” 6

    国内情况也值得注意。“据不完全统计,从 1956 9 月到 1957 3 月半年时间内,全国发生数十起罢工、请愿事件,每起人数一般有十多人至数十人,多者有一二百人甚至近千人,共约一万多人;在农村也连续发生了闹社的风潮,如浙江省农村发生请愿、殴打、哄闹事件 1100 多起,广东省农村先后退社的有十一二万户,等等。 7

    在这些国内外政治地震的震波冲击下,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观点。对于这个包藏祸心的方针和观点,善良的人民只看到了它表面的自由化民主化的趋向,所以热心地参与学习讨论,构想着文化繁荣和政治宽松的前景。有的人甚至欢欣鼓舞地认为,中国社会已进入了一个春暖花开的“解冻”时期,于是便小心翼翼地伸出了探寻民主自由的触角。钟惦斐的“电影的锣鼓”、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刘宾雁的“本报内部消息”、流沙河的“草木篇”等等,或在一定程度上揭露和批判了现行制度的专制本质,或呼唤着民主自由。费孝通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则是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施放的政治气球。此文在对知识分子的前景表示了谨慎乐观的同时反映了知识分子对“百家争鸣”的心态:“不肯敞开暴露思想的人还是占多数”; 怕是个圈套,搜集些思想情况,等又来个运动时可以好好整一整。” 8 但总的说来,在国内外新形势的鼓舞下,呼求民主自由的进步力量虽然还是顾虑重重,却已经蓄势待发;而处心积虑要打击、压服知识分子的统治者,也早已谋划布局,张网以待。需要的只是一个足以引起变化的触媒,这个触媒就是“整风”运动。

   19574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人民日报》于51日公布于众。这个指示宣告,要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接着,报刊媒体、大会小会都大张旗鼓地展开宣传,要求各界对党和政府的缺点错误提出批评建议,帮助党“整风”。这才出现了“大鸣大放”和所谓的“右派进攻”的局面。

    1957 4 30 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召开了第十二次最高国务会议,到会的有民主党派负责人和知名的无党派人士及刘少奇、朱德等人。会上毛泽东向党外人士说明了共产党“开门整风”的目的和意义,希望党外人士对共产党提出批评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 9 在毛泽东亲自推动下,从中央到地方的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的党组织,都奉命举行规模不等的座谈会,动员与会者大胆发言,帮助党“整风”。例如,中共中央统战部在 5 月初到 6 月初的一个月里,连续召开了 38 次党外人士座谈会。其中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座谈会 13 次,有 70 余人发言;工商界人士座谈会 25 次,发言者有 108 人。 10 由于建国以后在“土地改革”、“思想改造”、“三反五反”、“镇反肃反”、“三大改造”等运动中,许多人都受到各级干部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伤害,不但自己有一肚子冤气,甚至连他们的亲属好友也为之不平,所以,在连续的动员鼓励之下,许多座谈会开得热烈而紧张。人们在会上倾诉了自己或亲友的委屈,揭露了一些单位滥用权力、迫害无辜的违法行径,还提出了很多改善工作、避免重犯类似失误的建议。这些发言既是对专制制度的控诉,也表现了对执政者的希望和期待,涉及问题之多、范围之广,空前绝后。

    这次“整风”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为主要内容,而“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根源是封建专制主义,这就使“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行动带有民主主义的色彩。当然,资本主义社会也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但由于他们有权力制衡机制,还有强有力的舆论监督,执政党或行政部门一出现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或主观主义,就会受到有效的制约与监督,不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的损害。而在强化了一党专政的中国,由于权力缺乏制约与监督,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便得以畅行无阻。它们的政治基础就是专制制度。因此,真要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就势必触及一党专政的极权体制。当时,一些民主党派或知识分子对此已经有所认识。例如,民盟中央候补委员陈新桂在 6 月初的一次座谈会上说:“无产阶级专政是个‘根’。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将愈反愈多。” 11 这是很中肯的分析。

    显然,这场“整风”运动从一开始就面临一个无法摆脱的悖论:提出“整风”的原因是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破坏了党群关系,因而影响了新建立的专制制度的巩固;但要彻底解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问题,却必须革除一党专政的封建专制体制。正是这个尖锐的矛盾,一方面使帮助党“整风”的群众运动具有了反封建反专制的民主革命性质,另一方面预示着最终由“整风”转为“反右”的难以避免的结局

    对于这场“整风”运动,有人认为是“引蛇出洞”的诱饵。确实,毛泽东在发布“整风”指示的 3 个月前就说过:波匈事件“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引出了洞”; 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要让他暴露,后发制人”。 12 这一类话明显地表露出他的用心。也有人认为,不能排除共产党真的是要“整风“的可能。毛泽东在 1956 11 15 日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曾明确表示:“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 13

    我宁愿相信前一种看法。如前所述,毛泽东之所以提出“整风”,目的在于巩固他的专制统治。就像“延安整风”是为了批倒批臭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和以周恩来为代表的经验主义、确立他个人的绝对权威那样,在“社会主义改造 完成后提出“整风”,则是为了削弱那些足以影响他的专制统治的“消极因素”,巩固一党专政和他的个人独裁。“整风”一旦开始,势必引出对一党专政的专制制度的批判,而毛泽东自然难以容忍,所以,“整风”只开了个头,有些地区和单位甚至还没有开始“整风”,便转入“反右派”了。所谓的“整风”运动,不但欺骗了知识分子,而且也耍弄了广大党员。它的最大作用便是促成了“大鸣大放”、“右派进攻”。更正确地说,是促进了群众性的民主运动的高涨。

    “ 整风”运动既是民主运动的推进器,也是“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大罗网。说它是民主运动的推进器,是因为许多针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批评,都是在“帮助党整风”的名义下经过再三动员才提出来的。没有“帮助党整风”的大发动,就不会出现这样一个全国范围的民主运动的高潮。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整风”完全是一个“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大罗网,是毛泽东亲自设计指挥的一场歼灭知识分子的大战。这一点将在下面另作探讨。 

四、专制政体的批判者 

   对于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大多数人来说,被卷进这场民主运动是无意识的,不自觉的;自觉地、有意识地鼓吹民主自由、改革专制政体的言论其实比较少。后者主要由两类人组成:其一是认为自己有一点政治力量,试图冲击一下专制政体的民主党派;其二是意识到自己投身于一场民主运动,因而公然宣扬民主自由、批判现行体制的青年学生。这两个在“帮助党整风”的“鸣放”期间最为活跃的群体,构成了这次民主革命的主力。毛泽东是看到了这一点的:“无论民主党派、大学教授、大学生,均有一部分右派和反动分子,在此次运动中闹得最凶的就是他们”。14上述两类人不可避免地成了“反右”运动中受打击最严重的群体。

   在几个民主党派里,知识分子最集中的是“民主同盟”。其成员多为教授、专家,受西方的民主主义思想的熏染很深,看不惯一党专政的专制政体。所以他们在“鸣放”期间提出的意见往往涉及专制政体的本质,令毛泽东如针刺在背。例如,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储安平的“党天下”,以及由曾昭抡等起草、后来被批为“科学方面的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纲领”的“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的几点意见”,都是主张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实现民主政治的小小的尝试。

    毛泽东在为《人民日报》写的“七一”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里,曾形容他们“到处点火可以煽动工农,学生的大字报便于接管学校,大鸣大放,一触即发,天下顷刻大乱,共产党马上完蛋,这就是六月六日章伯钧向北京六教授所作目前形势的估计。这不是利令智昏吗?‘利’者夺取权力也。” 15 其实,章伯钧并未在会议发言中有类似话语,此说是毛泽东强加给章伯钧的。民主党派人士的改革建言一出,在毛泽东看来,就是“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 16 通过“反右”彻底清除了以“民盟”为据点的高级知识分子对专制制度的威胁,消解了知识分子对民主自由的呼唤和宣传之后,不但“民盟”从此一蹶不振,其他民主党派、甚至整个知识分子阶层都俯首贴耳,噤若寒蝉,再也无人敢对专制体制说三道四,更不敢鼓吹民主自由,直到毛泽东去世和“文革”结束。

    青年学生是另一个意识到自己投身于民主运动的社会群体,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是北京大学的学生。有着“五四”运动光荣传统的北大学生从 5 19 日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开始,便掀起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高潮。他们不无理由地把 5 19 日开始的 20 多天的“四大”热潮称为“五一九民主运动”。钱理群曾指出:“北京大学的五一九民主运动是五四精神的继承与发展,在中国现代民主运动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 五一九民主运动”的历史意义在于,它突出地展现了 50 年前那一场为“反右运动”所掩没的民主革命运动的特质。在那些日子里,北大校园内贴满了大字报小字报,数以千计,内容遍及当时人们关心的有关国内国际的所有问题。其中既有感性的热烈鼓吹,也有理性的冷静分析。而最核心的主题便是对民主自由的呼求。

    5 19 日,北大校园里最先出现的是一张大幅标语,抗议剥夺广大团员的民主权利。接着是一张要求设置“民主园地”的小字报和沈泽宜、张元勋的大字报长诗“是时候了”此诗宣称:“我的诗是一支火炬”;“它的火种来自——五四!!”长诗呼唤人们“快将火炬举起,火葬阳光下的一切黑暗!!!”另一张大字报则提出“开辟民主论坛,确保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5 20 日,张贴出来的大字报已有 160 多张。在运动日益高涨的这些日子里,民主自由是最强烈的呼声。有的大字报指出:“是否民主,是衡量一个社会制度好还是不好的标准。”(作者王存心)“任何人都不能也不配恩赐人民以民主,民主是人民自己的。”(作者刘奇第)中文系王国乡在大字报里说:“我们当前的任务正是要为改革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而斗争,首先就是要争取真正的人民自由民主”;“我们要求健全的社会主义法制,扩大民主,保障人权和人格独立,这就是我们斗争的目的。” 17 生物系的蒋兴仁则认为:“美国英国有充分的讨论竞争,有辩论和不信任票,是真民主;我国由党领导一切事务,先已决定,不许反对,没有竞争,是假民主。” 18 北大学生自办的刊物《广场》的发刊词号召大家,“发扬五四精神,去争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文化”;并表示期待着新的文艺复兴的到来。物理系女生燕遁符在大字报“怎么办?”里宣告,作为“五四”的继承人,光荣的北大学生“再次举起了民主、自由和真理的旗帜战斗”;她要求“大力宣扬民主、自由、人道,并且从法律上、组织上、制度上确保人民的民主权利。”谭天荣则在他的大字报“几句人情话”的最后高呼:“自由、民主理性万岁!” 19

   当时,很多大字报在分析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根源时都明确指出:不民主的制度是产生“三害”的根源。例如,物理系岑超南的大字报说:“斯大林的错误,波匈事件,我国三大害,都是偶然的吗?不,都是一个根源:不民主”;“要真正整风,首先要把不民主的制度一扫空!”叶于生也写道:“法制不健全不严肃,民主权利没有可靠的保障,是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产生的温床。”20蒋兴仁更直指共产党就是“宗派主义的鼻祖,官僚主义的根基”。21

    在这些呼唤民主自由的大字报里,值得注意的是,王国乡和燕遁符的大字报里分别提到“斗争”和“战斗”这样的字眼。这说明他们已经初步意识到,这场从“帮助党整风”出发的群众运动,已经超出提批评建议的范围,而成了一场为民主自由而战的斗争。当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许多大字报都像《广场》发刊词那样,把民主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主张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化。这是可以理解的。社会主义在中国只是个虚幻的招牌,它掩盖着封建专制主义的本质;而民主自由却是反封建反专制的武器,争取民主自由的口号不可能针对社会主义,只能指向封建专制主义。北大学生的“五一九民主运动”的反封建反专制特征表明,它是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的一部分。

   不但北大的“五一九民主运动”体现着中国的民主革命进程,而且全国被鼓励和推动起来的“帮助党整风”过程中提出的批评建议,往往也带有民主主义色彩。从对“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肃反镇反”、“统购统销”、“工业化”、“合作化”、“反胡风”,到教育体制、科技体制、人事制度、统战政策、党群关系、官民关系等等各种问题的批判,无不牵涉到一党专政的专制体制。当然,就50余万被划为“右派分子”的知识分子的主体来说,他们主观上还是拥护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他们或主动或被动地提出的批评建议,无一不是希望共产党正视当政以来的种种错误,希望在中国建成一个民主、自由、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社会。

    专制体制是以极权独裁为特征的,它容不得任何力量挑战它的权威。所以,在“帮助党整风”的号召下出现的那些批评建议,都被视为对执政党权威的藐视和对专制制度的侵害。这些批评建议并不反党,只是企图削弱一党专政的专制体制;它们不反对社会主义,因为当时的中国社会根本不具备实现社会主义的物质和精神条件;它们反对的只是假社会主义之名而行专制主义之实的社会制度。无疑。“大鸣大放”、“右派进攻”本身带有反封建反专制的性质,是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的一个重要环节。它是中国人民对经由“社会主义改造”而建立起来的专制制度的第一波冲击。

   19576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这是为什么?》,向全国发出了“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号令,一时风云变色。报刊上随之出现了大量对那些善意批评建议的挞伐。直到10月中旬,毛泽东认为可以收网了,于是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这个文件所提出的6条标准几乎涵盖政治生活的全部领域,只要某人对一些问题有所不满,都可以从这6条中找到相应的条款,把他划成“右派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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