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在花墙院81栋前的石榴树下，扯着嫩嫩的小嗓子大喊：“二娃子，严敏，快点啊！”又绕过石榴树，穿过菜地去敲一扇后窗：“杨洁，好了没有？
走了，别迟到啦！”
我，杨洁，罗二娃，严敏四个人自打认识，除了吃饭睡觉各回各家外其余时间全是粘在一起的，那叫作什么来着？对了：形影不离。我们都不是出生在这里，俗话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我们都是随着父母流到这个花墙院的。二娃，严敏和我家是81栋，杨洁家在前一栋。我来时大约2，3岁，对大迁徙的记忆恍恍惚惚只有一个：家里满地的鞋子？？
据说花墙院是一所很典型的苏联风格的建筑。高出地面1米的房屋，灰砖灰瓦，厚实的木地板，粗壮的暖气片；高大敦实的十几栋尖顶平房被围在四四方方的镂空花墙内，花墙又被茂盛的梧桐树圈着。花墙院至今仍时常会出现在我的梦境里。我的每一个关于花墙院的梦，都像是早上透过花墙照射进去的阳光:明亮，欢快，还有着甜甜的味道。
我在那待到18岁。童年和少年的散发着甜味的记忆留在了那里，花墙院里的回忆就像每个夏天被太阳照成火红的石榴花，一团一团一簇一簇的填满了我心灵的每一处。
“二娃子，今天一报到就都是学生了，以后你不能再跟我们女生一起去洗澡了啊？！”我这么说，其余两个女孩附和着。罗二娃有点想哭，一脸忧伤，眼泪也快出来了。“好吧好吧，别哭，那再一起去三次啊。”二娃是四川人，家里光头弟兄三人。我们都随了他爸妈这么喊他。二娃长得也非常白净，秀气，瘦弱。从小只跟我们女孩儿玩，过家家，跳房子跳皮筋样样拿手。他爸妈总期望女孩子，在生了罗三娃后打住了。那时候家家户户别的有没有暂且不说，都有成群的孩子，随便敲开一家的门，便会出来半个班的兵力。
“咱们小心，别再掉水渠里了！”我们四个人都背着一样的军用挎包手拉手走出营房大门，进入一片望不到边的玉米地里的小路。路边有半人高灌溉用的水渠。对这里我们不算陌生，院里的孩子们谁不跑出来玩呢？抓昆虫，采野花，我们当中的一个曾经掉了进去，幸亏那时候不是灌溉的季节。这座营房远离都市，远离人群。那时候没有网络，没有先进的电讯高科技。大大小小男女老少被圈在这个自成一体的营盘，像是与世隔绝，但是没有听到有谁抱怨，大家安逸平静地生活着。远处村庄的孩子大多穿的有些肮脏破烂，但是神气却一点不猥琐，男孩儿们总是很厉害地吆三吓四摆出威风的架势对我们院里的小孩。要去上人家村里的小学，不免有些心虚。
“也不知道咱们班有多少老百姓，别太多了，他们身上都有一股炕的味道。”杨洁担心这些不奇怪，她一天到晚无论怎么玩总是干干净净的。我们当中只有她的妈妈不上班在家“吃劳保”，那是一个长的也极干净的陕北女人。家被她整理的很光鲜洁净，我们几个去玩都不敢撒开了疯。杨洁的爸爸每一次出差给她带回来的衣服都让我羡慕不已，虽然我爸爸也偶尔去大城市开会出差，但是，，，现在明白有一个词叫做“品位”。用同样的消费有一些人就可以做出鹤立
鸡群，与众不同的效果。而我们其余三人从长相到穿着就很大众，围着花墙院疯跑一圈回来肯定灰头土脸的。
严敏撇嘴说：“三猴儿他妈说了，还是要把咱们和老百姓混在一起，说是军民团结鱼水情。”严敏也老把我们当了正规军。她说的三猴妈妈在学校当体育老师。
“老天保佑啊，千万别让侯老师教咱们，她太凶了，打起三猴儿来简直要命。”的确有一次侯老师打孩子的时候我看到了，三猴儿嚎叫着被拎着耳朵外加连踢带揣，最后被扔在大操场。侯老师脸红脖子粗的，先狂怒后绝望一脸悲愤地刚转身往回走，三猴儿拍拍身上的土，就冲我们做鬼脸。
那个年代花墙院似乎流行打孩子，一般在期中期末考试过后，通知书拿回家的当口总会听到大人的怒吼孩子的恫哭，或者院里自家门前安静地跪着个把男孩子。我奶奶常会在这个时候从严敏和罗二娃爸妈手下营救出他们俩的哥哥。严家爸妈火气很大，常三个孩子一起揍。为了避免我奶奶的奋不顾身的打搅，又不好跟老人翻脸他们下毒手时在屋里反锁上门。可是我奶奶早已认定天降大任于己，在门外理直气壮不屈不挠的擂们，直到把严家夫妻烦出来为止。严敏的哥哥和弟弟总对着我奶奶抱拳：奶奶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呐！恢复高考后院里连年剃光头，大人们着急呀，恨不得率先把自家孩子打成高考状元。终于，我们的先辈黄卫东在稍后一举考进北大，又被著名物理学家点名官费留学德国。那时候他比“四人帮”“改革开放”更有名，是我们全院孩子的榜样，是明星。
我们几个终于走到学校，找到了贴着“新生报到处”的一间房子，看到一个破旧的桌子后坐着的郭老师，戚小毛的妈妈。郭老师穿着打了三个大补丁洗的发了白的军裤，连我们小孩都能看出她的打扮有点过分，虽说还不是那么富裕可也没到穿补丁衣裳的地步。听说她是为了和农民打成一片，因为她是党员是先进教师，还因为她丈夫是戚师长。
郭老师梳齐耳短发，牙很白，说话音调很高。我每次看到她就觉着看到了电影里的江姐。江姐告诉我们四个：“你们一年级二班不在这里，没教室了，你们去解放村吧。”解放村，安营扎寨的先驱们低估了这支野战部队的繁殖力量，后来不得不在荒地里建起来的一个“飞院”。我们都快要哭了，没教室？去解放村？那学校不要我们了吗？郭老师看出我们的恐慌，用另一种面孔小声说：“你们快去吧，一个班都是咱们院儿里的孩子，这儿农村老师还有意见呢。等这边大哥哥大姐姐毕业了你们就回来，好好学习！”后来是郭老师亲手给我带上的红领巾，带领我们向红旗宣誓。
我们一刻也不敢耽搁地小跑在通往解放村的路上。漂亮，小巧玲珑的杨洁两根粗粗的辫子，上下一跳一跳，她好像生怕被拽回去，跟不喜欢的“老百姓”同班，跑得最快；我连蹦带跑，能感觉到脸蛋在颤动，“红二团”肯定又出现在那里；罗二娃和着自己的步调放声唱着，他的嗓子又尖又细，要是梳小辫穿花衣裳还真像一个女孩儿；严敏的头上明显冒着汗，跟她性格一样又硬又直的两把“刷子”辫儿在抖动，她是我们中间最胖最爱出汗的。跑啊跳啊唱啊，太阳照着我们四个兴奋地小人儿；风吹得路旁的老槐树叶沙沙作响，像是在和我们一起欢唱。
女儿上学了，我也常常想起那条载满欢笑的小路，铺满花墙院每一个角落的那一寸一寸的阳光，还有忘不掉了的童年伙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