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凤英“唱腔设计”案不了了之?
——“4. 26”抒怀，兼评许如辉（水辉）案之五
(许文霞)
………………
现在的节日是愈来愈多了，旧的不说，新的就有元宵节、清明节、“4.23”读书日、“4.26”保护知识产权日、端阳节、“9.10”教师（孔子）节……。我近年比较关注“4.26”，原因诸位明白。去年4.26日，曾草就一篇；今年“4.26”，因忙于它事，未能及时抒怀，眼睁睁当日交了白卷。如今“4.26”早已结束红五月翩然来临，不过还是不敢奢忘，延至今日，总算逮着时间行抒怀。“4.26”这项以中国为倡导国之一的盛举，在中国推行，很有特别意义，也颇讽刺意义。法律健全的国度，侵权行为几乎绝迹，所以维权律师甚少，法官清闲得可以，更不需全国性大张旗鼓地宣传“4.26”。中国则不然，远的不说，“保护知识产权日”已作为国策，举办了八年八届，而这之前之后的伪劣产品，扫眼望去，横在货架上，十数年依旧，巍然不动。法律都管不了侵权，这“4.26”究竟还管多大用处？ 所以从今年起我已不再看好它！
“天增岁月人增寿”，宣传力度虽不及侵权势头，但还是有一则消息吸引了我，也算是增寿之余兼增识。上海二中院在“4.26”前夕，宣判了4起涉外案件，法国“梦特娇”品牌获赔20万到50万不等。由此及彼，我猛想起该院还有一起案件怎么不见判决？那就是喧腾多年的黄梅戏名伶严凤英后人状告中唱上海公司侵权案。
哲人曰：“守住自己的底线，就是守住起码的做人尊严；维护个人的权益，就是维护国家与社会的整体权益”。无可非议，严凤英案就是在维护她的权益，不论输赢，都是在为国家法制的健全作贡献。严案之所以引起我特别关注和跟踪，因为该案与我父亲许如辉戏曲音乐案如同一辙，案中冒出索要“唱腔设计” 权。
许、严两案一审，诉状年份（2005年）相仿，开庭地点（上海）相仿，庭审日期（2005/12 和2006/2）相仿，被告之一（中国唱片上海分公司）则相同。
于是乎，中国唱片上海公司很为焦头烂额，委派两位代理两边应付。严凤英后人争夺“唱腔设计权”，中唱的辩点是“要唱腔设计权就是要作曲权，而作曲权归作曲所有”。在我们的庭审场合，该厂代理则振振有词“唱腔设计权归演员所有，不归作曲”。当我们从网上搜得中唱厂两种托词、乌龙答辩，顿感滑稽而愤怒，这不是自打嘴巴，自相矛盾么？去年9月18日，许如辉案沪高院二审结束后，我们曾问该公司代理，你们用迥然不同的辩法，应付作曲和演员，关于“唱腔设计”，贵厂究竟什么观点？该代理哑口无言，后表示，听法院判决。我现在方恍然大悟，许如辉案中，中唱上海公司为什么从来没有答辩书，原来怕说词不一，授人以柄！
差不多的案件，不一样的走向。去年年初，许如辉案一审败诉，侵权劣迹斑斑的的汝金山居然不侵权？许如辉原告变被告，胜诉的是什么告也不是的杨飞飞？判决书大肆渲染她的“作曲才能”，大段书抄“什么是沪剧”，掩耳盗铃喧宾夺主偷换论题颠倒黑白打混战，实在是中国知识产权案中最不忍卒读的判决书。中唱上海公司明明有“编者、曲者、唱者”的历史记录，偏偏使用许如辉5，60年代作品，就是不署许如辉作曲之名，本质是降低成本、唯利是图。许如辉案进入二审，严凤英案则停留在一审，中唱上海公司代理人去年9月18日透露，将于9月21日宣判，我们拭目以待，可惜到年底也没有动静。今年又是4个月头过去了，严凤英案还是没有结果。演员赢了？作曲输了？和解了？撤诉了？还未判决？不了了之？——多种可能，但没有一种结果。
没有结果就是结果，至少黄梅戏作曲家时白林毫发无损，那是确切的，他在安徽快乐并忙乎着，各种成就奖接踵而至，电视台采访不绝如缕，有关部门已为他举办多次作品演唱会。又见某黄梅戏网站，在首页专辟两大块列，一列是演员名册，另一列是幕后功臣名录，很有历史厚重感。黄梅戏界还突出“严风英，王少舫，时白林”三人对黄梅戏的杰出贡献。地不杰但人灵的安徽，处事颇有人性味，真是尊重戏曲史，尊重戏曲幕后功臣！读着这些来自安徽的消息，怎不让人舒心，舒畅，舒坦、舒服？早知今日，当初我真该动员父亲到安徽去！因为相比之下，上海实在是差远了，精明的上海一点不精明。在上海，历史是可以随便抹杀的，一些占着位置仗着权力霸着舆论工具者，不断地提供空间，放大“流派”的作用，而且尽用些“假、大，空”的话语，把一些50年代要靠扫文盲，教识谱提高文化素养的演员，捧到比编剧、作曲的位置还高。他们绝口不提编剧，作曲对“流派”的贡献，相反制造“唱腔是演员自己设计”的假象。我可以断定，这个群体中，从官到民，没有人读过《著作权法》。须知《著作权法》明确规定：“使用片段，要署上原作者名”；“改编作品，须征得原作者同意”。当然你不懂《著作权法》也无妨，你准备赶尽杀光编导曲，随你的便，为青年演员计，老一代流派真能承担“编导曲”，并不是坏事，花些银子，自编自导自曲几台大戏也不是不可以，问题是至今没有一出哇？大概来生之年也不会有一出的。口无遮拦地表白“这段唱腔吸收了这个调，那个腔”，已惹得一位不耐烦的沪剧作曲家要考考她们了：“好，我给你一个月时间，你给我写一段唱腔出来。不要说一个月，我给你一年时间，你也写不出！” 某流派1979年对我父亲说：“水辉同志，你是否整理一下《为奴隶的母亲》曲谱？” 连自己唱了几十年的段子也整理不出，还谈什么“唱腔设计”？忘恩负义之余还不忘糟蹋戏曲作曲：“你们又不在写歌剧”。我倒要反问：“你们鬼使神差在唱歌剧？”据内幕消息，有些演员涉嫌收受贿赂作伪证，有的涉嫌侵吞作曲家的报酬而作假证，其艺德比严凤英女士差远了。
所以，某甲自称作家，他一定要拿出作品，不然就是在辱没文学门第；某乙夸口会作曲，会唱腔设计，她就得写出曲谱，提供总谱，否则“诸如沪剧这样严肃的剧种还成了什么东西？”
同是一本大戏的作曲家，黄梅戏时白林先生毫发无损，沪剧界许如辉先生就该全盘剥光？这、这、这，不是太岂有此理了吗? 倘若许如辉两审判决有误，我们一定拿中唱上海公司严凤英案是问！
严风英女士艺术成就，璀璨致远；她在文革中的悲惨遭遇，我深表同情，但本文是讨论案例，无法感情用事。法律规定，谁主张谁举证，严凤英方索要唱腔设计权，时白林就得追加为被告；要赢得官司，还需过四关：“事实关、证据关、程序关和适用法律关”。根据《民法通则》，从发生侵权行为算起，只有20年司法保护期，故演员欲告作曲“侵权”，要注意诉讼时效，越快越好，越早越好！许如辉案和严凤英案，都受这条法律制衡。许如辉案冒出个什么告也不是的“杨飞飞”，判她胜诉，已是天大笑话，再对照《民法通则》，她即使今天递交状纸，起诉许如辉，对不起也过了诉讼期，你50年前在做什么，为什么不告？即便皇天开恩，让你告，你也不能瞎告的，得有凿凿证据；庭审时，你还得提防许如辉后人出点偏题难题，考考你的“唱腔设计”，否则“作曲家”岂不是太好当了，象冬日的雪花满天飞舞？时白林至今没有司法烦恼，他的作曲权没被挖去一块，说明严凤英后人追讨唱腔设计权失败。至于中唱上海公司把一笔款子送到严府，那是严凤英的表演权得到《著作权法》保护，我为之叫好。
严风英后人诉求唱腔设计不了了之，说明中国司法史上还是没有判例，法官可随心所欲、把早有历史定论的许如辉作曲署名切割活剥，洗劫一空；前荒唐判决“墨写的谎言，掩盖血写的事实”，实在是欺人太甚，天谴人怒，老父在世岂能罢休？
如今我们为老父维权已进入白熾化，没有理由中途而废。倘若他的戏曲音乐遗产在我们手中丢失殆尽，那才是不屑子孙，千人戳鼻，万人唾骂！某些法官欲把我们逼向死角，那好吧，我们没有退路，誓与你们抗争到底！
今年4月1日，新的《民事诉讼法》实施行了，内规定，凡符合15种情况之一，就可提出再诉，且不收诉讼费。我点算了一下，很高兴地告诉诸位，许如辉案一审判决，至少10条雀屏中选，诸如“程序出错，发现新证据，对方提供伪证，当事人不能自行收集证据而法院没有收集”等等。古人何文秀《算命歌》曰：“自己的命儿算得准”，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垫底，我对彻底推翻老父许如辉案荒唐判决，信心饱满。老父失去多少，就要偿还他多少；若不然，请开放传媒公开答辩，用证据和法律来说服我！
公正不阿的判决，既维护该维护者的权益，也挽救了一个曾经犯错的灵魂；颠倒黑白的瞎判，则是在摧毁中国传统文化和正派文人，姑息养奸，为虎作倀，助长社会邪气歪风，国家道德规范以汝之名而沉沦，其后果，将延绵不绝衍生出挺而走险的鸡鸣狗盗……。记得四年前我参加老父案第一场庭审时，曾对列队进场的法官们仰视着，无限的肃然起敬，莫名尊敬和由衷信任；不过对不起，这种感觉，现在已荡然无存。老父案的败诉，使我再也不会轻易把我一颗滚烫的虔诚之心，投向尚无口碑的陌生法官。法院是国家的公器，法官是人民的公仆；法官判案正确，是傲人的，也是理所当然，就象农民种稻，工人织布一样平常，本不必“三呼万岁”，跪地叩谢，不过中国的冤案实在是多，诸如高莺莺案……，进京告御状的冤民前仆后继，蔚为大观。我宁可相信他们都有委屈，而不是刁民在与国家故意捣蛋；巧得很，新疆官府第X把手与我的看法竟不约而同，他说百份之八十以上的访民是有道理的，所以访民不断地在呼天号地：“包公、况钟、海瑞，回来吧，再世吧！” 看到一幅幅目光滞呆、长期喊冤的社会最底层上访图片，挺纳闷的，有关方面为什么不快刀斩乱麻解决问题？古有芝麻七品官曰：“当官不为民着想，不如回家卖红苕”，现代人还不如古代人？当今中国急需令人敬畏的大法官，这是积千案不出差错而荣升的大法官，好法官。曾在电视上领略过欧美、香港大法官几宗大案的判词，或引经据典，或复述《圣经》，三言两语，言简意赅，道德劝诫，鞭辟入里，黑白分明，无懈可击！控辩双方的媒体陈述机会相当，相信事后亦是服判的。大法官出，阳光耀，和风煦，国运昌，访民绝，我的“4. 26”文章也就封笔。“不想当将军，就不是好士兵”，大法官成为楷模，小法官才会朝大法官奔去……。不过，晋升之路虽然均等，但诸如广东东莞区法院主审法官（判决书写得一塌糊涂，连原被告都搞错，已被调离法官宝座）……，他们的机会如何呢？借用我的本家，清华法学院许氏章润大教授的《判决书写给谁看》长话短说吧：他们不配！
（2008年5月9日上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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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如辉与上海流行歌曲
—— 一个人的流行音乐史迹追记
（许文霞）
（《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08年1期，第1至15页）
(许如辉, 1910-1987)
文 摘： 本文根据最新挖掘出来许如辉写于20世纪30年代的100余首歌曲，13部器乐曲，上海《申报》和播音杂志的密集报道，以及新发现的许如辉珍贵手稿，再度梳理许如辉早期流行歌曲创作历程。内容包括第一首歌是《四时吟》；子夜乐会的来龙去脉；最早自费出版的12首歌；益智社驻社作曲家；写歌曲的同时，创作了《还我河山》，《新胡茄十八拍》，《壮志千秋》等中国民族乐曲和交响乐曲；1935年是许如辉音乐创作的丰盛年；代表作《永别了我的弟弟》有260余位歌手演译，唱遍整个30 年代。
关键词： 许如辉，播音团，流行歌曲，子夜乐会，益智社，民族交响乐曲。
………………
2002年夏季，我自加拿大再度回国，寻觅父亲许如辉的音乐作品，首站就是香港。在香港流行歌曲收藏家唐剑鸿先生寓所，平生第一次听到父亲所作、包括《永别了我的弟弟》在内的6支歌，仿佛时光倒流，真是百感交集。抵上海后，埋首图书馆，查阅了以客观公允著称的民国老《申报》[1]，以及同时期的音乐和电影刊物。我不仅身临其境感受到歌曲流行之风的掀动，新发现父亲流行音乐佚作近60部（总计百余部）；及器乐曲11部。 且进一步确认，父亲的作曲生涯始于1926年歌曲创作。他的歌曲后来之所以流行，是因为无线电产生，电台播音团崛起的缘故。进入30年代后，除了歌曲，父亲还十分活跃于乐曲、戏剧和电影领域。《永别了我的弟弟》至少有260余位歌手演译，唱遍整个30年代，至今余音绕粱，诚为名曲。 离国前夕，又意外在上海旧居发现父亲遗留的大量手稿。确切地说，这批手稿，是一位心底纯洁、淳厚善良的作曲家，慑于皮鞭与棍棒的淫威，历时４年的“文革交代”。尽管是“文革手稿”，现在看来仍相当珍贵。它所记述的年份和事件，涵盖了现代中国音乐史各个阶段。细读父亲文稿，更发觉与我搜索到的历史文献记载不谋而合。历尽磨难的作曲前辈，出于无奈对自己全盘否定的字里行间，传递的恰恰是无法否定的历史真谛！这正是我续写“许如辉与中国早期流行歌曲”的缘由。
一．第一支歌是《四时吟》
父亲(许如辉)谱写的第一支歌曲已查明，是《四时吟》。《四时吟》创作的确切日月不详，年份是1926年，父亲时年16岁。因种种原因，这首歌被搁置了下来，实际推向社会的时间，比他于1929年结集出版的《搁楼上的小姐》、《永别了我的弟弟》、《夜月之歌》等歌曲要晚些。《四时吟》于1934年1月2日，由百代公司灌成唱片，夏佩珍演唱，子夜乐会伴奏。
父亲谱写歌曲的初衷是很单纯的：第一，迎合欧风东渐，中西文化交融之潮流，以大同乐会所学知识，施展音乐才能；第二，摆脱贫困，维持生计。
他在自传中写道：
“我在 1926 年春[2 ]参加上海《大同乐会》学习音乐后， 生活一直是依靠我的舅父徐士文的。在自学自修的基础上，开始学习写歌曲，第一首试作叫《四时吟》，仿照“四季春调”的形式，写了春、夏、秋、冬、四段咏景的唱词，配上一段曲调。我拿到《大同乐会》，约几个会员，演奏给郑觐文听，请他帮助指点。郑觐文认为这些东西属“下里巴人”，不能登大雅之堂，并不支持我。
当时我有个想法，这些东西总比那些“哥呀，姐呀”的东西要好些。我还想找个机会出版。但出版要有关系，要有门路。最后我打算自己化钱印成单页的曲谱来公开发行，但又没有钱付印，这件事就搁了下来。” （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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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如辉与上海流行歌曲---- 一个人的流行音乐史迹追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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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智修，号经宇，曾用名坚瓠，浙江嵊县人，生辰年月待查，1947年病逝上海。
钱智修是中国著名国学大家，博古文学家，东方学派思想家。前清末年（1910）毕业于复旦公学，曾与于右任、陈寅袼同窗。在学时，他就以“国学国文湛深，文章洛阳纸贵”赢得尊敬，并被上海多家进步报馆争揽为特约撰稿人。复旦公学毕业后经校长高梦旦推荐，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兼国文函授主任。1920年7月接任杜亚泉，任《东方杂志》主编，长达12年，是该杂志有史以来任期最长的主编。钱智修在宣扬西方学术思想之余，捍卫东方传统价值，提倡中西文化调和，写过《功利主义与学术》、《现今两大哲学家学说概略》、《消极道德论》、《倭伊铿与欧根》，《布洛逊哲学之批评》、《近代社会主义》等重要著述。他在《东方杂志》发文总计207篇。
1925年他还曾主编和出版 [東方雜志“五卅事件”增刊]。
钱智修还是一位著名的翻译家。西学东渐后，他是最早以编译形式，将“林肯、拿破仑、达尔文、苏格拉蒂”等西方伟人，以及“柏格森、倭伊铿”这两位西方生命哲学家介绍到中国的学者。他也是第一位把西方心理学家佛洛依德学说引进中国的编译家，时1914年。
1932年商务印书馆被日寇大火烧毁后，钱智修应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之邀，赴南京任监察院秘书；1937年抗战爆发，从南京撤退、途经安徽宣城、抵达重庆，同行的有他的妻子谢阿娥和一子一女，及远房亲戚——我的父亲许如辉（上海明星影片公司作曲）；在重庆，钱智修继续在歇马场附近监察院任职，1945年随监察院迁回南京；1947年元月病故上海。
现寻找钱智修后人。
钱智修的一儿一女，年龄当在85岁到95岁之间，如有江浙同乡，学者教授，政府官员，亲朋好友知其下落，敬请转告或提供线索。不胜感激！联系信箱为：
xrhweb@hotmail.com or bianjizu@yahoo.ca 许文霞收。
（ 2008年5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