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部落
北京部落

Saturday, November 3, 2012

十月中,来到古巴哈瓦那。之前想的是穿越中美洲。我和太座先从加拿大飞墨西哥南边的坎昆。坎昆是我们的中转站,从这里去中美洲的危地马拉、伯利兹、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哥斯达黎加和巴拿马比较方便。看地图时我修改了计划,先去哈瓦那,这里与哈瓦那只有一小时飞行距离。

到坎昆时,是晚上七点多钟。气温30摄氏度左右,有些闷热。网上订好的出租小巴已在机场外等候。小巴接客人去不同酒店,每人收8美元。若叫出租车去酒店,至少需要40美元。司机核实我们身份后,便拉我们去酒店。车上没别的客人。看来,小巴这趟生意赚不了什么钱。

酒店在市中心,在一居民区的巷子里。这地方我在网上查过,用谷歌地图查过,看上去很破很真实。人在外,我不住五星级酒店,一是住不起,二是看不到实情。五星级酒店一般远离当地居民,远离当地社会。在异国旅行,很多人图享受,吃的要好,睡的要舒服,看的是被开发的景点,还要有导游带着。我是另类,不图星级酒店、不图享受,不喜欢有导游的旅行。导游书不建议去的地方,我偏去。哪治安不好,我偏去。

机场离酒店有半小时路程。到市中心时,司机找不到我们订的酒店。这也难怪,因酒店一般都在主要大街上。我订的酒店在居民巷子里,名叫Hotel Hacienda de Castilla,没名气。司机打电话求助,一边听指挥一边找路,最后在一漆黑巷子里找到了酒店。下车,付司机小费,进酒店登记入住。一切顺利。

酒店是无星级的,但不便宜,约五十美金一晚,还不包括早餐。酒店三层楼,凹字形,中间的天井里有一个游泳池。说它是游泳池是抬举它,因它比澡堂池子大不了多少。站在天井中央,看见周围客房的灯都黑着。看来没什么客人。我们的房间在三楼。房间不大,有电视和空调。因旅途劳累,匆匆洗个澡,就睡下了。

第二天醒后,淋个浴便出门找饭吃。出门前看看表,是当地时间七点多。酒店餐厅已开门,但那“大陆式早餐”(continental breakfast)实在倒胃口。只能到街上去找吃的。酒店在居民区,没卖饭的。居民区都是平房,有的人家在窗或门上开个洞,卖些饮料和零食。地图上看,市中心的图伦(Tulum)大街就在附近,有四条街远。于是我们往那边走。一路上看到的是肮脏、凹凸不平的街面、破烂的民居、装着铁栏的门窗、到处乱窜的野狗和露宿街头的流浪人。巷子路边停了不少汽车,多是低档车。这里的情况真实!这是坎昆的真实的一部分。无论在哪,人们都能看到美丽和丑陋。美丽也许是真实的,丑陋肯定是真实的。美丽往往是乔装打扮的,丑陋往往是不修边幅的。在我看,世界各地的美丽或装扮的美丽都是一样的,都国际标准化了,如星级酒店的服务和商业化景点的服务。我更喜欢看丑陋,因丑陋更接近真实。

走出居民区,来到了图伦大街。根据地图,沿着图伦大街往南走不远就是长途汽车公司ADO车站。我们顺着图伦大街往南走,看到街两旁有不少饭馆,但都没开门营业。早上七八点钟,应是早餐生意最好时间,饭馆却关着。我一向认为,仅从早餐营业时间就可判断这个城市的人的是否勤奋。我不能说坎昆人懒惰,至少坎昆这条大街上饮食业者不会做生意。

走到长途汽车站时,见到正在营业的便利店,车站外有三个露天早点摊子。三个摊子卖的基本一样,同样的还有在食物与食客间不知疲倦飞舞唱歌的苍蝇。我们选了一相对干净的摊子,点了墨西哥玉米卷(taco)和中美洲式的粽子(pollo tamale),然后像墨西哥人一样用摸过钱的脏手抓着吃。

吃完后,打听飞哈瓦那的事。这类事在网上就能搞定,但我常用的expedia和travelocity网是美国公司。因受美国的禁运约束,美国公司不能提供去古巴的网购服务。网上到是有很多其它订票网,可我从未用过,不敢在不熟悉的网站涮卡。还是用老方法,在长途车站找旅行社。我们去了三家旅行社,最后选定一家,用一个多小时办好第二天去哈瓦那的手续,包括机票、签证和在哈瓦那的酒店。从坎昆到哈瓦那,每日有两班飞机,一是墨西哥航空,一是古巴航空。原想订墨西哥航班,可起飞时间在晚上十点多,只好选下午起飞的古巴航空。我为这一选择后悔不已。这是后话。

第二天,我们到长途汽车站乘机场专线大巴,在车站遇到一澳洲人。澳洲人也去机场,与我们商量一起乘出租车去机场,车费分担,省时便宜。我们接受了他的建议。

到机场时,办理登机台前已有百十来位旅客在等候,工作人员还未上班。旅客有两大类:古巴人和外国人。从旅客带的行李看,能看出谁是古巴人。古巴人行李多,许多人带着大包小包东西,有一个旅客手里还提着一大包卫生纸,有几十卷。此景似曾见过,在二三十年前的中国大陆。那时华侨或出国回来的中国人,坐飞机时也是手里也拎着大包小包东西。在队伍中,还碰到自北京的四男一女,像是中层官员。他们英文和西班牙文都不会讲,由一个从墨西哥城来的华人导游领着。

排队时,无意间听一旅客说航班晚点11小时。这消息很快在队伍中传开,大家有些不安,因这未核实的传言有可能打乱他们的旅行计划。我离开队伍,在机场内找到古巴航空办事处。在那里,一工作人员在工作。我和工作人员开始困难的交流。一个是只会几句简单西班牙语的我,一个是英语十分有限的古巴人。一番口舌加手语后,我最终明白航班晚点11小时,原因不明。后来才知道,古巴飞机三天两头发生故障。晚就晚了吧,起飞推迟总比飞机从天上掉下来要好。

等我回到办理登机手续台前,看见有两位工作人员在向旅客们解释什么。一个旅客用英文跟我说,飞机晚点11小时。航空公司要把我们这些旅客拉到一家酒店等候。

一个多小时后,来了两辆大巴,把我们拉到坎昆酒店区一个叫 Imperial Las Perlas酒店。到酒店时,已是下午两点多。旅客被分别安排到各个房间。古巴航空工作人员说,航班起飞时间定下来后,他们会通知我们。现在大家先休息或吃饭,饭免费。我们把行李放到房间,便去餐厅吃饭。餐厅是个伸入海中的草顶木屋。远处望去,像个茅草垛子。那天海风很大,风压弯了海边的棕榈树。餐厅木桩结构在大风中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餐厅供应的是自助餐,墨西哥口味,饭菜还算丰富。我们的邻桌是在机场见到的那几个北京人。听到那女人问同事没有人带榨菜。看来这里的菜很不对她胃口。

饭后,只能在酒店周围转,因要随时准备返回机场。时间走得真慢。熬到晚上七点多,肚子不饿,还是去了餐厅,纯粹是打发时间。晚饭后来到酒店大厅,在那里用手机上网时偶然听到有人用英文议论说我们的航班已被取消,少部分旅客可搭当晚飞哈瓦那的墨西哥航班。听到这传言后,我立即派太座回房间取行李,为可能发生的事做准备。几分钟后,古巴航班的工作人员在大厅证实,古巴航班取消,有十位旅客可乘当晚墨西哥航班飞哈瓦那。大厅里的几个旅客立即在古巴航班工作人员面前排队,我排在第三名,太座这时也赶到。十个名额很快被后来的旅客填满了。

酒店门口停的一中型面包车载着我们十位旅客驶向机场。到机场时,机场大厅的时针已指向晚上十点,离起飞的时间不到半小时。除了我们这十位旅客,所有旅客都已登机。登机手续和安检一切从简,我们很快登上飞机。我们刚在飞机里坐稳,飞机就开始滑行,很快就冲上天空,飞向前途不明朗的哈瓦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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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August 23, 2012

每年回北京探亲,尽量躲开夏天,为的是躲避火热的北京。

夏天的北京太热了,热得一天洗几遍澡身上还黏糊糊的。以前我不怎么怕热,现在也许不再年轻,怕热了。夏天回北京看父母,只要我人在家,家中的空调使用率会大幅度增加。只要我一出门,空调多数时候会被父母关上。他们宁可受热,用毛巾一个劲儿擦汗,也舍不得开空调。我跟他们说了多次,室温过高时,像他们上了年纪患高血压的人易中暑和犯心血管病。他们一句“热不死”或“空调会吹病的”就把我噎回去。其实他们不怕吹病。子女带他们出去旅游,酒店的空调他们会整宿开着,也不嫌吵,也没把他们吹病。还是钱在作怪。据说,人越老越抠。

现在许多人抱怨,北京比以前热多了。其实不是。以前的北京的夏天一样热。赶上个皎阳似火的日子,烈日烤蔫了树叶花草,热得树上的知了(蝉)不停地叫着“伏天儿”,热得马路上柏油路面变软。大热天里,大人热得不想动窝,小孩照样在太阳底下跑着、跳着、叫着。孩子们其实也热,但敌不过玩得欲望。那时的北京城里不像现在,昆虫比较多。那时的孩子不太懂得爱护自然,什么昆虫都抓,比较熟悉的应是蜻蜓和知了。闷热天或傍晚前蜻蜓最多,雨前和雨后也很多。抓蜻蜓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用一个类似捞鱼的网扣空中飞的蜻蜓,另一种方法是用一头带粘胶(用自行车内胎或酒瓶盖内的胶皮垫熬制)的竹竿去粘落在树枝上的蜻蜓。粘蜻蜓的方法也适合粘知了。知了一般都爬在比较粗比较高的树干上,粘杆要很长才能够到树上的知了,有时人还得爬树才够得着。现在北京城里因污染严重已看不到蜻蜓了,知了可能不在乎污染,还一个劲儿地在树干上叫着“伏天儿”。不过人们在街头已见不到粘知了的孩子了。

夏天是蚊虫茁壮生长的季节。以前的北京夏天蚊子特多,尤其到了晚上。城里,挂蚊帐的人家很少。人们靠点蚊香或摇芭蕉扇驱蚊。蚊子多得时候,大人无法睡得踏实。小孩子贪睡,顾不得蚊子叮咬。醒来时,浑身是被叮的包。痒了,用手挠挠,最多抹点花露水或清凉油。那时为驱蚊虫,街道“小脚侦缉队员”有时会给各家发敌敌畏或六六六粉。驱蚊虫在统一时间进行,都在晚上。晚饭后,各家留下一人负责在家里的犄角旮旯喷上敌敌畏或点上六六六粉,之后关灯关门也躲出去。因药味大,许多人跑到胡同口外,或者更远的地方。很久以后才知道,敌敌畏和六六六粉早就在国际上被禁止了。网上说,这两种药因化学性质稳定,难以降解,却很易通过食物链在人体内蓄积,残留期可达五十年。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身体里很可能还有 “小脚侦缉队员” 那时发的毒药残余。

北京的夏天太热了。现在在家洗澡方便多了,只要你舍得花水电费。以前,对普通的北京人,洗澡很不方便。住在四合院里的人用脸盆盛水,用毛巾擦澡。男人方便些,穿个裤衩站在院子里,拿盆水或拿桶水从头到脚冲澡。女人洗起来麻烦些,得躲进屋里擦澡。小孩子懒,不喜欢洗澡,一般是在大人逼迫下,赤条条站在院子里,站在大洗衣盆里,任由大人摆布。

夏天里,游泳最解暑,也很愉悦。许多小孩不喜欢洗澡,但喜欢游泳,至少我是。以前的北京城里能游泳的地方不多,对开放的有什刹海游泳池、什刹海天然游泳场、陶然亭游泳池、工人体育场游泳池。什刹海游泳池离我家最近,我学游泳就在那里,那时七八岁。去游泳是和同学或胡同里的小伙伴结伴去,没大人带着陪着,不像当今被宠坏的孩子。我算小的,大点的孩子十一二岁。我们学游泳没人指导,都是看会游泳的人怎么在水里比划,然后自己跟着模仿。我一夏天喝了不少游泳池的水后,就把泳学会了,而且考下来深水合格证。对一个七八岁孩子,这绝对是可臭显摆的事。深水合格证是进入深水区的凭证,它证明持有人具有在规定的时间内游完两百公尺的能力。有了深水合格证后,我的胆子变大,游泳范围不仅局限在游泳池内,开始转战北京各个禁止游泳的水域,如筒子河、北海、八一湖。在筒子河里游泳次数最多,因我家离那里最近。两三年后,我的胆子变得更大,敢爬到十米跳台“燕飞”跳下。

现在的北京,夏天一热起来,各家电扇吹起来,空调响起来。以前的夏天,除了芭蕉扇和折扇,一般家庭没其它降温工具。扇子轻巧环保,既能祛暑降温,又可遮阳驱虫,可我从小不喜欢扇子,宁可出汗,也不用扇子。扇子有一大缺点:它需要人力才能生风,摇扇人手停下来,凉风也停下来。摇扇是为了让人凉快,摇扇又让人出汗,所以我认为从古到今摇扇的人们一直在做无用功。咱又没皇帝的命,身后没人给摇扇。听说扇子是咱们中国人的发明。有考古癖的人赶紧核实,核实后赶紧去申遗,省得又让韩国人抢了先。

暑天,没皇帝命的人也有凉快的办法。以前的北京,许多男人光着膀子在院子里胡同里出来进去,小男孩光着屁股在胡同里玩。别以为光膀子光屁股是老爷们和小孩的特权,女人一样敢光膀子。我见过上了点年纪袒胸露乳在当院洗衣做饭的女人。这里说的“上了点年纪女人”包括三四十岁的女人。年龄越大,光膀子的机率越高。同那个时期的女人比,当今同样岁数的女人太“保守”了。今天,这样岁数的女人敢当着街坊四邻光着上身绝对是大新闻,兴许会被好事者用手机拍照后晒到网上。

光膀子兴许是早辈传下来的习俗。北京话“膀爷”出处应源于此。不是所有北京男人都爱光膀子。我就没光过膀子。一是父母禁止我光膀子,二是我自己也不愿意。那时年龄虽不大,但也知美丑。我身上除了骨头就剩下皮了。如果我那时浑身是“块儿”(肌肉),我肯定是个小“膀爷”。光膀子有其理由。想想看,酷暑时节是光膀子或赤条条凉快,还是让衣裳捂着凉快?明显是一丝不挂最凉快。现今,光膀子在北京被视为陋习。北京一些居民光膀子,除了与居住条件有关外,也与居民的背景、文化素质和生活习俗有关。我的印象是:光膀子与文化素养有着紧密的关系。我就不在这里仔细解释了,说多了会有歧视某些人的嫌疑。北京人光膀子也许还有另一原因:省衣裳,也免去了用搓板洗衣裳的累事,更不用缴水费。

离开胡同生活好多年了,北京没剩下多少胡同了,“膀爷”也快随胡同一起消失了。夏天到北京旅游的人,应去胡同里看看“膀爷”。我敢保证您能看到“膀爷”,我不敢保证您能看到袒胸露乳的女人。

我从小在北京长大,进过无数座四合院,在几个大杂院里住过,条件一个比一个差,邻居都是干体力活的,多数籍贯是山东或河北乡下。院里没地方乘凉,因空地都被居民用各种物件侵占了,包括炉子、蜂窝煤、煤球、水缸、垃圾桶。乘凉时,人们拿个板凳或马扎跑到胡同里坐着。晚饭后,出来乘凉的人最多。一条胡同里,这边人扇着芭蕉扇东家长西家短地聊着,那边人光着脊梁喝着劣质茶讨论国内外大事。大人在胡同里乘凉,小孩子在胡同里乱窜。人们常常聊到睡觉时才往各家走。

北京的胡同本是走人走车的地方,不知何时成了人们乘凉的地方。过去在胡同里乘凉的多是普通人,他们没有在独门独户的四合院里葡萄架下乘凉的福气,那是权贵阶层的特权。现在胡同里多数家庭装上空调了,跑到胡同里乘凉的人越来越少了。现在的胡同状况与以前大不一样,似乎变得越来越窄了,来往穿行的陌生人越来越多,到处是胡乱停放的汽车、三轮车和自行车,到处是狗屎狗尿的痕迹,胡同里有的房子的后山墙被开了门窗变成了商店饭馆,胡同两边墙上挂满了不断往外排热风的空调的室外机。在这样的胡同里,拿个马扎出来乘凉胡吹乱侃,应该不是明智的选择。

想念北京,不时想回去看看,却总是躲着北京的夏天,因那里太热了。这不能怪北京的气候,只能怪我不再适应北京的炎热夏天。北京的夏天伴我长大,教会我认识自然界的一些规律和昆虫的一些习性。北京的夏天子培育出我的冒险精神,塑造了我以后几十年不断在世界各地冒险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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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June 11, 2012

五月底从阿拉斯加回来。不是去旅行,因为没爬山,没滑雪、没涉水,没野营,没打猎。去阿拉斯加,是休息。我和部落婆是坐邮轮去的,在那里没看到什么,除了海水、海岛、山峦,当然还有鲸鱼。我们只在阿拉斯加海边停了几次,因此不算旅行。

阿拉斯加太大了,是美国面积最大的州,占美国领土近五分之一,不过多半地方没人烟。按人口算阿拉斯加是美国最小的州,总人口刚过七十万,首府朱诺的人口只有3.1万人。阿拉斯加是美国的飞地,因它与美国大陆本土是断开的。美国大陆本土人要想进入阿拉斯加,须先穿过加拿大领土,除非走水路或乘飞机。

阿拉斯加东南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育空地区相连,西面与俄罗斯隔白令海峡相望。阿拉斯加曾是俄罗斯的属地。1867年,美国政府买下阿拉斯加。当时的政敌及众多民众反对这笔交易,说阿拉斯加是一文不值的冰盒子(icebox)。负责这笔交易的的国务卿苏华德(Seward)一意孤行,用720万美元买下这个大冰盒子。交易后,苏华德遭众多美国人臭骂,说他花冤枉钱做傻事(Seward‘s Folly)。后来证实,在这笔跨国地产交易中,苏华德最精明,政敌和民众都是大傻B。交易后没多久,阿拉斯加发现金矿。美国人蜂拥而入,都想做发财梦,其中包括一些中国人。随着淘金者的涌入,“相关”商业也随之跟进,包括酒吧、饭馆和妓院。当今阿拉斯加的有点历史的大大小小城镇都是淘金时期留下的遗迹。

淘金热早已过去很多年。除了金子,阿拉斯加还有许多值钱的东西,包括石油、天然气、水产、木材和各种矿物资源。旅游业也是阿拉斯加资源。我们这趟邮轮之行就是帮助阿拉斯加人旅游业的 。

坐邮轮的多是老人、行动不便的人、不愿忍受旅途劳累的人或者是懒人。了解自然界,最好方式是徒步。骑驴、骑车和开车就差多了。坐邮轮看世界是最蠢方式,也最不长见识。因时间限制,这次去阿拉斯加只得选择最蠢的方式。去阿拉斯加走陆路最好,可以看到沿路的美丽壮观的风景。最好步行,其次是登自行车,开汽车是最后的选择。对我,这次坐邮轮去阿拉斯加不算旅行,算是换个睡觉和休息的地方。此行没打算看什么,实际上也看不到什么。

曾数次乘邮轮,这是两年内的第二次乘邮轮,可以说从订票到选航线有了点经验,几分钟就把船票搞定。五月底,我们爬上世纪号(Century)邮轮。邮轮公司叫"名人"(Celebrity)。邮轮从温哥华港出发,沿途停靠阿拉斯加的冰峡(Icy Strait Point)、首府朱诺(Juneau)和凯奇坎(Ketchikan),全程八天。世纪号不大,旅客两千,船工八百多。船长是希腊人,其他船工来自不同国家,以菲律宾和印度人为最多,也见到几个中国大陆船工。

邮轮集吃喝玩乐为一体,有餐厅、酒吧、赌场、影剧院、健身房、游泳池等设施。邮轮饮食多样,有欧美、中、日、印度、越南、泰国餐,餐厅分自助和点餐类。质量上,点餐高于自助餐,但去点餐餐厅吃饭穿着要较正式,男士有时要穿西装和打领带或领结。餐厅对女士着装没统一要求。餐厅里到处看到袒胸露臂的女人,很多露着半个奶子。

阿拉斯加大部分土地处在北极圈内外,是北极熊老家,怕冷的动物不适合住这里。每年五月底至九月初气温比较温和,是邮轮服务季节,也是旅游旺季。其它月份气温太低,邮轮停航。提醒一下:坐邮轮去阿拉斯加看不到极光,钓不了鱼,潜不了泳,滑不了雪撬,见不到北极熊。去阿拉斯加要看冰川,坐 邮轮看是最差的方式。在北美各地看过很多冰川。乘邮轮看冰川是第一次。这次阿拉斯加之行,冰川到是看到了,其气势远不如其它地方的冰川壮观。

阿拉斯加野生动物如鲸鱼、棕熊和黑熊也是值得看的。去阿拉斯加时没看到鲸鱼,从阿拉斯加返回的途中倒是看到几次,那时邮轮已进入加拿大海域,鲸鱼在邮轮两侧翻腾,似与邮轮比赛。阿拉斯加是熊出没的地方,有黑熊和棕熊。棕熊连根毛都没看到,倒是在朱诺市看到一头黑熊在翻一居民前的垃圾桶。

阿拉斯加的土著文化是珍贵遗产,但游客看到的都是经商业包装的所谓土著文化,如图腾和木屋,听到的是所谓土著神话与传说,是真是假就评解说人那张嘴了。土著人倒是见到不少,但我没看到一个会说土著语的。人们一旦失去讲母语的能力,不可能也没能力保留住他们的传统文化。

八天邮轮航行很快过去了。已记不清在阿拉斯加看了什么。只知道在船上吃睡了八天,在停靠港口被人宰被人拉着完成所谓一日游。收获还是有的,照片拍了两千多张。问部落婆看到什么,她更是糊涂。实际上,坐邮轮能看到的十分有限,邮轮停靠时间很短,少则五六个小时,多则十二个小时。这么短的时间,上岸后所能做的就是找个导游开车在附近胡乱转一下,算是给“到此一游”的游客有个交待。当今绝大多数游客出去旅游时都是在玩“上车睡觉,下车撒尿,景点拍照,回家一问什么都不知道”的游戏。这种旅游是烧钱活动,不是增长知识的旅行。

问我还去阿拉斯加吗?去!这次是休息。下次去不走水路,走陆路,那才是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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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May 19, 2012

加拿大使馆刚出炉的5.16(5月16日实施)新规定,要求所以去中国大陆探亲旅行的加籍人士(包括已入加籍的华人)办签证时要出示大陆居民的邀请函或者机票和酒店订单。也就是说,我回去看我妈时,得出示她邀请我回去看她的邀请信,否则就拿不到签证。这规定真他妈的操蛋!5.16新规定犯了众怒,在加国华人中炸了锅,媒体和网上骂声铺天盖地。

5.16规定出台草率。据说,这规定是中国大陆外交部的规定,全球同步实施。是真是假,我没调查。5.16规定犯众怒是因它不但不给华人提供方便,反而制造麻烦和障碍。另外,在实施新规定前,使馆也没提早发出告示,只在五月八日在其网站上公布了这消息。至于规定中要求的邀请函内容及格式都没提及,令签证申请人无所适从。

一封邀请信伤透华人的心,稀释了他们对祖国的感情。

面对新规定,网上有人支招:造假。不就是一封信吗?随便写一封,签上亲友人的名字不就得了。想想,是这么回事。中国人造假脸不红心不跳,中国人造假世界闻名。我敢伪造一封我妈邀请我的假邀请信,因她绝对支持我,巴不得我去看她。对于那些在国内没了父母兄弟姐妹的人,他们去办签证时怎么办?求朋友写封邀请信?难吗?方便吗?我想人们敢伪造"妈妈的信",他们敢伪造"朋友的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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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April 10, 2012

每年回北京,要遭两次罪,两次都跟空气有关。

头遭罪是要吸入受污染严重的空气。每年回北京,走出机舱立马会闻到空气中的汽车尾气及它的异味。北京空气味道刺鼻,让人有窒息感。汽车尾气易辨,其它异味难辨。到底是什么异味,不清楚,应是不利于人类健康的异味。好在受这头遭罪的时间很短,少则十几分钟,多则一小时,嗅觉就失灵了,窒息感就消失了,我也能像北京人一样畅快地喘气了。看来人的鼻子适应性极强,肺也是一样,能适应肮脏的空气,像空气过滤器的芯片一样过滤北京的空气。过滤芯片脏了可更换,人肺脏了能更换吗?

我有一“狗鼻子”,对气味异常敏感,从不怀疑自己的嗅觉判断,别人还没闻到的味道我已闻到。我的“狗鼻子”可能与我属相有关。今年春节前又回到北京。走出机舱,我的 “狗鼻子” 立即警觉起来,又闻到熟悉又讨厌的北京空气。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空气中多了一种味道:蜂窝煤在燃烧的味道。这味道似乎比汽车尾气味道还重。太熟悉这味道了。从小到大,一直与蜂窝煤打交道,先从烟熏火燎中学会点蜂窝煤炉,然后用蜂窝煤做饭取暖,也曾肩负家中采购和搬运蜂窝煤的重任。离开中国前,我已用液化气罐烧火做饭,但冬天取暖还是靠烧蜂窝煤。

跟我一起回来的部落婆也闻到了机场空气中的异味,起初不确定是什么,在我的启发下也确定了是烧煤的味道。我们随着旅客往机场大厅走。空气中弥漫的蜂窝煤味道仍未散去。我边走边跟走在一旁的一女旅客搭腔,问她闻到空气污染没有。她说好像有煤球的味道。真巧,又遇到一只“狗鼻子” 。煤球和蜂窝煤形态各异,但化学属性相同。我的嗅觉被再次确认。

通过边检,通过海关,推着行李车走出机场最后一关卡,在那见到了来接机的亲人。见面后大家都很高兴,问这问那,没人提北京的空气质量。走进停车场,部落婆和我分别坐上不同的车。出了停车场,我问开车的姐夫,今年怎么到处是烧煤的味道。姐夫诧异,奇怪我怎么会闻到烧煤味道,说现在都不烧煤了,哪来的烧煤的味道。这话我不信,一年前曾亲眼在北京剩余不多的胡同里看到有人还在烧蜂窝煤,也看到有拉蜂窝煤的三轮车在胡同里转悠。而且,据我所知,冬天时北京许多地方取暖的能源还是靠煤。

车在北京高速公路上行使,很快就到了四环路附近的家,空气中蜂窝煤味似乎消失了。不知是真的消失了,还是 我的“狗鼻子” 适应了家乡的环境。我想是 “狗鼻子” 失灵了。

头遭罪受完后,紧接着是受二次罪。

回北京后,一般在第二或第三天人就会感到身体不适,先是嗓子疼,之后咳嗽,再之后是胸闷,但体温正常。各种中药西药都吃过,都不管用。慢慢地,咳嗽停了,胸闷停了,这过程要持续大概十天半月。然而,嗓子疼始终没有停止。

今年回北京,症状更重些,连续几天咳嗽不止,最后胸闷得让人受不了,只好去了医院。在医院,接受相关检查,包括心、肺、呼吸道和血常规的检查,结果都正常。我告诉医生,我每年回国度假都出现嗓疼、咳嗽、胸闷病状,医生对我的病说不出所以然来,只给我开了几盒中成药,药名记不得了,都是些清肺止咳的。回到家,药还没吃,胸闷感就开始减轻了。再过几天,咳嗽和胸闷都没了,除了嗓子疼。

每次回北京,一般住四个礼拜,也生病四个礼拜,如果嗓子疼也算病的话。具体是什么原因导致身体不适仍不清楚,但我一直怀疑跟与北京空气有关,因为每次从北京回到北美的小窝后,嗓子疼很快就会消失,少则一天,多则两天。

也许有人认为我这人太娇气,那就错了。从小到大,我特皮实,很少生病。即使到了老帮子年龄,我也很少患头疼脑热的病。我这辈子只发烧过一次,不过我母亲否认,说我两岁时偷吃十几个没洗的李子后上吐下泻发烧四十一度。即使加上两岁的发烧,我这辈子只发过两次烧。你可以说我身体不强壮,但不可以说我不皮实。

我每年回北京受二次罪并非个案。许多与我有类似阅历的同学朋友也受同样的罪。我的大学同学有六十多人,有一多半跑到海外生活,在海外的时间少则二十年,多则三十年,许多人回国探亲时都要生病,病状与我的类似。零七年,同学们回国聚会时很多人生病,症状与我前面提到的类似,还有人发烧,甚至住院。聚会后,有一同学在同学网上做调查,问大家回国是否老生病。许多同学们的回复再次证实我的“空气致病论”。

有个医学世家现生活在海外的同学断言,我们这些短期回国的人,得的病不具传染性。这类病既不是病菌也不是病毒引起的,是免疫系统对新环境不适应的自然反应。这种症状被许多医生误认为感冒或其他什么炎症,或被谁传染了。这诊断站不住脚,因这些人在国内咳嗽发烧生病时,与其接触的亲友不会被传染。同学好像说的有点对。我不记得在我回国生病时,跟我天天接触的家人被我传染了。

应该说,我这位同学的“诊断”与我的“空气致病论”都指向国内的环境,即回国生病与国内空气有关。我想,这病应是暂时的,时间长了会好的。回国的海归有很多,只要在国内长期扎下去,病自然会好的。海归如果天天生病,那他们还不早就都逃光了。

那些从国外回北京后短期内出现嗓疼、咳嗽、打喷涕等症状的人,不要怨天怨地,要怨只能怨北京的空气。到了北京,这两次罪是躲不了的,只能忍着受着。这只是我的感觉判断,没有任何科学数据支持。我相信,如果我在北京多待些日子,比如住上一年半载的,我的灵敏的 “狗鼻子” 就不会对北京空气太过敏感了,也会像老北京人一样畅快喘气了。

北京空气污染严重程度在世界大都市里属数一数二,不过北京管理者不认可。许多北京居民不相信北京官方报的空气质量指数。美国人还跟着捣乱,在他们北京大使馆内安上空气质量监测机器,专跟北京官方监测中心PK,报告美国版的北京空气质量指数,每小时自动更新一次,并将数据发到推特上。据说,从PK数据看,北京官方监测机器老是报喜不报忧,美国的监测机器总是报忧不报喜。我搞不懂那些数据,但我的鼻子我的嗓子告诉我:

北京空气质量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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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March 20, 2012

中国官场最近闹剧不断。先是一个跑到美领馆避难的副市长被中央来人带回北京了,之后就无声无息了。就这事,中国政府的大总管在答记者时说:“目前调查已取得进展,我们将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格依法办理”。大总管说这话时也不知道脸红。他的法律在哪?他的准绳在哪?之后,大总管的一个身兼重庆老大和政治局委员的下属在北京开完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后也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我也相信,这两个被消失的人不是什么好人。但总得给人家说话的机会吧?总得让人们看看你这法律过场是怎么走的吧?没有,什么都没有。没有过场,连两个被失踪的人的家属也被噤声了。

其实,谁都知道,中国是个无法无天的社会。司法程序还没开始,老总已下结论,罪名已授意给下面了。这是潜规则。

对这么的大的无法无天这样的事,民间已经麻木了,所谓的法律人连屁都没放,大家都为了自己的饭碗沉默着。各地官场倒是有不少秀,一个个举起手效忠中央。

中国是个无法无天的社会。她只需要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种音调。在官场混的人,不需向宪法效忠,只需向老大效忠,向镰刀斧头红旗宣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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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March 8, 2012

北京的狗很自由,可以随地拉屎撒尿。北京的狗主人很自由,可以让狗随地拉屎撒尿而不受处罚。北京居民和访客的自由受到限制,没有仰头挺胸走路的自由。走在在北京街头,要时刻注意脚下无处不在的狗屎尿。

我爱狗,却无法忍受狗主人让狗随地拉屎撒尿却不管清理的现象。在北京,从普通居民区到高尚住宅区,无论早晚,到处见到遛狗的人,到处见到拉屎撒尿的狗。应该说,多数出来遛狗的人,遛狗目的就是让狗出来拉屎撒尿。狗也明白,出来就是释放屎尿的。它们在当街、花坛、树坑、墙根撅屁股拉屎,翘腿朝汽车轮胎、树干、电线杆、栅栏甚至人的裤腿上撒尿。对此,狗主人视若无睹,从不干预,更不清理狗的废弃物。我还在居民楼的楼梯里和电梯里看到过狗屎狗尿。到了晚上,走在照明不好的地方,您最好备上手电,因您撞狗屎运的机会会大增。

我每年回北京住一个月。借住的地方在一个普通居民楼区,靠近朝阳区的四环路。一冬日,在借住的小区里,在一个十来平米的花坛内,我看到很多狗屎。我好奇,站在那里仔细数了数狗屎巴橛,数的结果令我吃惊:花坛里有114 橛长短不一颜色深浅的狗屎。

据说,北京市府有明文规定:狗在公共场地拉屎后,狗主人必须立刻清理之。可过去好些年,我每次回北京时,看到的是随处拉屎的狗,没看到弯下腰清理狗屎的主人。市府好像没人管狗屎狗尿的事,市民也没人过问。也许有人管有人问,但在北京时我没看到。据说,北京城里有一些专为狗主人擦屁股的志愿者,去街头巷尾清理狗屎,可我也从来没看到过。

现在北京事儿妈(注:爱管闲事的人)很难找了。我看不惯,想当回事儿妈,却没当成。一日,在朝阳区一大街边等车,看见一只穿着粉棉袄的狗撅着屁股在人行便道上拉屎,半老徐娘的主人在一旁站着看狗拉屎。狗拉完屎后,在光溜溜地上装模作样地扒拉扒拉狗腿,便跟着主人走了。狗没一点歉意,那是狗的自然属性。狗主人没清理狗屎,那也是狗属性吗?

看着那冒着热气的狗屎,我来了气,委婉地问狗主人:狗拉屎后,谁来清理狗屎?狗主人敌视地瞧了我一眼,没搭理我,跟着她的狗走了。我被撂在一边,像做错了什么事,感到特别失败。

有人认为,一城市的素质从狗屎尿被怎样清理就可看出来。在北京,狗屎成患,狗主人不清理,其他居民不过问,因此可以证明北京人素质低,缺乏公德。我不想得罪北京人,也没有数据评判北京人的素质,我更倾向于质问北京城的管理者。

在北美大城市生活多年,见到过一些华裔养狗人,其中有北京籍的。他们像当地人一样,遛狗时总是带着清理狗屎的塑料袋,随时清理。当然,我也看到过不清理狗粪便的遛狗人,但不多。我认为,狗屎与北京人的素质没关系,应与北京政府的管理态度有关系。北京管理者曾自豪地举办过奥运,却不能有效地管理狗的主人。北京管理者能让不同政见者立即消失,却不能有效地让狗屎消失。

我到过世界上许多城市,见过一些狗屎城市,但没见过狗屎密度高于北京的城市。看着北京街头巷尾的狗屎,看着路边汽车轮胎上的狗尿痕迹及不同尺寸不同材质的挡尿板,看着颜色不同的墙根和墙体,看着居民楼梯的狗屎尿,我只好写下本文的最后一句话:北京以前不是狗屎城市,现在变成了狗屎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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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March 4, 2012

每年回北京过年,离开两会的日子很近,今年也是。开两会的人里面有我以前的同学和同事,现在个个人模狗样。

两会期间,北京到处看到胳膊上戴红箍的人。这些人的作用如以前的小脚侦缉队员,现在的侦缉队员都是大脚丫子。一次我走近几个戴红箍的人,仔细看了看他们胳膊上的红箍,上面印的字是:首都治安志愿者。红箍很扎眼,让我想到文革遗风和红卫兵小将。红箍与时俱进了,上面的字是可以不断变化的。

不是中国长大的还真不明白是两会怎么回事。两会,一会是人大,一会是政协。一像皮图章,一桌上花瓶。据说两会是人民代表为人民办事的会,更妥当说法应是权贵的聚会,是既得利益群体的聚会。不然的话,为何不允许人民代表跟人民接触?为何人民代表车子一过,私家车就得让路?

听说有的地方人手不够,有的带红箍的是雇来的。看看戴红箍的人,很少有认真干活的,不是聊天,就是发呆。据说,戴红箍的志愿者不是志愿,也是有点赏钱可领的。贪官污吏聚会,志愿者领赏钱也是应该的,况且那赏钱本身就是从志愿者身上搜刮的。

中国是个奇怪的国家,是公仆拒绝公布个人财产的国家,是公仆不用向主人禀报开支的国家,是公仆吃喝主人最多的国家。

公仆每年开会,开了六十多年,可每次会的支出从未贴在人民眼前。收集这数据不需什么高科技,电脑都用不上,拨下算盘珠子就出来了。听说这数字是国家机密,主人不可以知道的。谁透露出去,谁就犯了泄露国家机密罪。

记得一年前,美国之音记者问两会新闻发言人:两会开销多大?发言人被问住了,不知如何回答,然后跟记者说等他知道答案后会告诉记者的(大意)。发言人之后给没给美国记者答复我不知道,反正我没看到或听到过。会议发言人真不知道两会的开销?也许是吧。这问题应该由中国记者或中国公民问才对,管你丫美国人什么事?两会的开销发言人可不告诉美国佬,但应告诉主人。您说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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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从北京回到北美一角。上班回家,脑子里老是在北京转悠,想着那里生病的亲人,关注那里的人和事。今天上网看北京的电视,看到的是一条学习雷锋的信息。

从小学到大学,“雷锋”一直围着我转,现在又转到北美来了。雷锋又回来了。雷锋,久违了。

用当今语言讲,学习雷锋是一场政治包装秀,是一种炒作多年的愚蠢秀。雷锋“运气”好,被用来当工具。当局忽悠人民学习雷锋,自己却不做好事,在争权夺利。雷锋的特点是做好事,可做好事的人多了去了。以前我在中国的时候,我家里人就老做好事,我的很多邻居也老做好事。他们做好事,不是学习雷锋,是人性善的使然。

如果雷锋的事迹是真的,雷锋算个好人。如果雷锋不知道被利用,那他是傻B。如果雷锋知道被利用却跟着当局演戏,那他太精了。

无论在哪里,当权者喜欢的是没有脑子或盲从的人。用北京脏话说,当官的喜欢的都是一切行动听指挥的傻B,这样他们就可随意巧取豪夺,圈掉你的房产,送子女去西方读书,把妻室安顿在西方的别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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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February 26, 2012

“我靠”是新词,国内很多人用。这词口语里用,书面里用,影视里用,网络用得更多。没听说过?那你肯定落伍了。

不知道“我靠”这词何时出现的,也不知道它具体的意思。从它的读音,看别人使用,到网络解说,我更倾向于这词源于北方或北京方言的解释。

北京口头语“我操 ”是感叹词,也是脏话。 “我操 ” 在有修养、有文化的人的嘴里是说不出来的,改成文明的 “我靠” 后就被很多人接受了,时不时地挂在嘴上。在国内,说 “我靠” 的人也越来越多,街头混混大学教授张口闭口地 “我靠” “我靠”着。

这叫怎么回事?我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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