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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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下海外流浪二十多年,看到过许多国人靠吃“中餐”获得人文学科硕士博士学位。这里说的吃与食物无关。

      海外求学时,许多学人文的国人研究生总是拿中国当饭吃,做论文时题目常离不开中国,包括文化相近的台湾、香港、新加坡等华人社会。即便不研究上述地区,他们也常在海外华人里面找饭吃,如研究海外华裔移民问题,华人子女教育问题,等等。他们靠吃“中餐”拿到了硕士博士学位。查一下人文科论文索引,吃“中餐”的硕士博士很多,不知其中比例有多大。若有好事者统计出来,说比例有百分六七十,我不吃惊。

      吃“中餐”拿到硕士博士学位后,一些人留在海外,一些人成了“海龟”。

      留在海外的,开始在当地社会谋职。别看都顶着洋帽子,谋职并非一帆风顺。东碰西碰,许多人最后又选择回来继续吃“中餐”。运气好的在大学谋到职位。为保住教职,不断写论文,仍拿“中国”开涮。在海外,这些教授成了中国问题专家,有时受访解答当地媒体提出的有关中国方面的问题。在海外,他们是中国问题的专家,不是所居住国的社会问题专家。他们时不时拿中国说事,很少研究所居住国的问题。即便有,也有“偏中”倾向,如拿所在国的华人问题说事。

      留在海外的,除了教书的外,其他国人流入各个领域。有的给别人打工,有的给自己打工。无论给谁打工,他们中仍有很多在吃“中餐”。为政府打工的,如在海关、移民和社工部门,所服务的对象许多是不谙洋文的华人。为公司效力的,所服务的客户许多是华人。为自己打工的,如经营进出口贸易的,来回所倒腾的货物不是从中国来,就是往中国去。离开中国,似乎就没饭吃了。

      回国的“海龟”,有些在学校谋得教职,之后不再吃“中餐”,而改吃“洋餐”。教书的,混个教授应不难,运气好的,教职官职两不误,其中许多成了某某国家(曾留学之地)的专家。他们靠吃“洋餐”成了专家。更精明的“海龟”吃起了中外“混合餐”,美其名曰:比较研究。有的“海龟”中外两边跑,在中国吃“洋餐”,到外国吃“中餐”。

      有些“海龟”进了官府。在官府,混一官半职不难。他们虽不必像教授那样靠吃“洋餐”生存,但其在海外靠吃“中餐”获得的洋帽子给他们带来名利。中国官场里一直有崇洋风气,洋帽子贵于土帽子,尽管近些年洋帽子大幅度贬值。有了在海外吃“中餐”的经历,这些“海龟”仕途更顺当,据说因他们留过洋,掌握了国际语言,拥有开阔视野和国际化的思维。是真是假,无数据佐证。

      未去教书做官的“海龟”,也不再吃“中餐”。有的在公司谋职,有的当了买办,有的自己当老板。无论在哪个领域,他们都发挥着各自优势。因是“海龟”,他们有语言优势,被人看成了解国外问题的专家。这是道听途,需要学者核实。

      在海外,在下经历过从留学、移民到谋职的全部过程,完成过人文科和理工科的学业,能理解国人在海外求学的艰难。其实,学人文的国人,在海外吃“中餐”的现象早就存在。往上可追溯到一百多年前的清朝。在早年留洋后来名气很响的学人文的国人中,有许多是靠吃“中餐”获得学位的,包括林语堂、胡适、费孝通。

      写这篇短文,不是看低吃“中餐”的国人留学生,而是指出这现象。现象之所以产生,在下认为有以下原因:

      一,这些留学生离开中国不久,对中国问题熟悉,至少比绝大多数导师熟悉。因此,许多人选择吃“中餐”作为获取硕士博士帽子的捷径。再说,导师一般也不反对这些国人吃“中餐”。更为重要的是,拿中国开涮的论文也许易被通过,或易被蒙混过关。

      二,在陌生国度,选适合自己的研究题目不易。无从小在当地长期生活经历,这些国人不可能对当地社会有深入了解。为尽快获得学位,许多人走“弃难择易”之路,即吃“中餐”之路。对这些人来讲,这是最适合、明智选择。      

      三,也是最主要的,是国人有限的语言能力。曾看到过许多托福考得很好的国人,口语和书面语水准远不如本地中学生。这些用洋文拿到了洋硕士博士们,洋文水平其实十分有限,学位论文的润色或是由导师,或是由本地土生朋友完成的。

      总之,语言一关是人文留学生无法逾越的障碍。除非天才,一个人对语言的悟性不是来自书本,也非来自后天的训练,而是来自从小融入当地社会的生活及经历。遗憾的是,经历是无法弥补。已过语言学习的最佳年龄的留学生,无论如何努力,对非母语的语言永远产生不了悟性。

posted on Monday, April 5, 2010 12:07 AM #东拉西扯 #人在他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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